赵姝梅
网站用户
①
“少时狂走西复东，银鞍骏马驰如风。”这么霸气的场面对于76年前跨马南下的李桂兰来说，一点都不应景。彼时的她正手握缰绳，时而眉头紧蹙，时而咬紧牙关。
这是一段长长的旅途。自山西昔阳通往河南汲淇县的路上，弹孔累累，荒草丛生，被遗忘的深山野路，颠簸不堪。因为长时间赶路，李桂兰的尾椎骨一直在火辣辣地痛，臀部早已磨破了皮，正有鲜血往外渗透。
月光缓缓落下来，散落在历史与现实隐秘角落的星星点点一一浮现了出来，河流、峡谷、瓦砾、石块，山山相隔山山环绕的苍塬古皱和沟沟坎坎。还有那，血肉模糊的尸体，大大小小的坟堆。
惯以置身于这样险境的李桂兰并不感到害怕。况且和他同行的，除了南下河南的丈夫刘德祥外，还有要到太行分区开会的中共昔阳县委书记马兴元、昔阳县人民政府县长陈子万、武委会书记耿起昌及武装部长胡国栋。
烽火连天中，彼此间能够相跟一段路程，总算不寂寞。当时县里给领导同志们配备的交通工具便是一匹马了。为了照顾身怀六甲的李桂兰，几位领导将这匹公用的坐骑让出。
李桂兰新婚不多久。结婚时，她摒弃了传统婚姻的繁文缛节，一没坐轿，二没要嫁妆，三没用媒妁之言，就连一双袜子都没要。马背上的行走，算是对新婚典礼的一次补偿吧！可每走一步对一位孕妇来说却是一种莫大的考验。
马背上载着她和她那毫不掩饰的兴奋与疲顿，驶出昔阳城，向越来越远的方向驶去。
李桂兰，1927年11月25日出生在昔阳县皋落村的一个山沟沟里。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大山深处凿挖出的一眼土洞洞，便是藏身之处了。
八岁那年，李桂兰才走出大山，回到了皋落村。于她而言，风还是一样的大，天还是一样的广，可村子里并没有属于自己真正的家，只好串房檐住，直至1946年土改后，他们家才分到了几间房。
皋落村做为昔阳县乃至山西省的边陲重镇，不但与晋冀两省六县的商业贸易往来红红火火，而且崇尚治学，最不缺乏的就是良好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抗战前这里就有洋学堂，县里第三高小（皋落高小）也设立在这里。
走进女生女子学堂，这是李桂兰所期盼的，也是最为激动的。一年级的任课老师名赵可书，是牺盟会一员，眉目间英气逼人。
当时，代课老师都住在村子里。有事没事的时候，李桂兰会经常跑到可书老师的住处，除了聆听教诲，还希望翻看翻看摆摞在桌子上的那些书，似乎一迈进这道门槛，就走进了一个神奇的大千世界。
《昔阳新生周报》，是由旧县政府主办的一种刊物，旨在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使党的抗日政策渗透到千家万户。初读，虽然大部分的字不认得，也理解不了其中深奥的内容，但，“抗日救国”这四个字，还是深深触动了小小一颗心。
这小妮子，活泼、上进，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拗劲，和一般孩子不具备的果敢与刚毅，对许多新鲜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心，的确令人刮目相看。
友谊从欣赏开始。自此，可书老师会时不时地让小桂兰帮忙传递揉皱了的纸团，或者是将夹有纸条的书本送到指定的地点和指定人手中，甚者传达一个口信，且要绝对保密，利用孩子的身份作掩护。每一次，李桂兰总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也在一次一次的传递过程中去揣摩，去知晓这个世界的一切。
有一次，李桂兰亲眼看到一群人聚集在可书老师的办公室，说什么国家、政治和时代。“那是一个什么都打碎了的时代”。然而，蓬勃在每一个进步青年心中的绿意始终蓊葱，而圆满。
正是在这所学校，在这些人的影响下，李桂兰的世界明朗了起来。
10岁那年冬天，村子里一下子涌进了好多官兵，他们扎着绑腿，有的腰间别着木壳枪，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许多马儿进进出出、进进出出。
李桂兰只当是土匪来了，吓得不敢出门。从大人紧张、压抑的表情和叙说中，李桂兰得知，日本鬼子打进昔阳城来了！这些人是为保护当地老百姓，为抗日而来的，他们是真正的民族大英雄。
真实的残酷真心不懂，直到那一次，日本人大炮、机枪侵略大扫荡走后，皋落村没有一所囫囵院，黑黝黝的四堵墙，房子被轰炸得没了房顶、上盖。看着被日本鬼子摧毁的家园，李桂兰一个人坐在坍塌一地的断瓦残垣间，头发散乱，隐隐啜泣，就像一朵被暴风雨摧残过的山菊花，哀伤中带着深深的不甘和无助。
此后，皋落村隔三岔五就会来一次大动荡，群众的生活秩序已完全紊乱，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真个是国仇家恨，民不聊生。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万众一心，誓灭倭寇！”
......
这个村庄离李桂兰最近的时候，就是当她置身其中的时候。每次念着贴满大街小巷的抗日标语，隔着厚厚的棉衣，李桂兰都能感觉到自己心跳如鼓。她的心里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深深的恨，同时又滋生出了无限的憧憬和渴望。
②
这是一座藏匿于犄角旮旯的老屋，斑驳的泥皮让人永远也弄不清它的年限和出处。李桂兰一家就暂住在这里。
忽然有一天，家里的客人就多了起来。父母亲忙着烧水煮饭，而李桂兰则被哥哥指派着到门口放哨。
李桂兰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大哥赵富林，1936年入党，太行分区新兵连连长。他不但是一位老红军，更是陶鲁茄的老战友；二哥赵富铭，是一位老八路，刘伯承师部的一名通讯兵。哥哥们爱她宠她，在哥哥们面前，她永远是爱说爱笑的小姑娘。
那些年，李桂兰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坐在门前的石头墩上，紧盯着街上的行人，一旦发现行迹可疑的人接近房子或活动在四周，就会按照事先的吩咐，叩一叩门环或咳嗽几声。时间长了，她就养成了习惯，只要家中一来客人，就会自觉地躲出去，顺手将家门带上。
这些被尊称为“同志”的，大白天还要将家里的门窗关闭得严严实实，并且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出来时，总会将眼角的余光扫向四周，并将帽檐往下扣了又扣。好多次半夜醒来，李桂兰看到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影影绰绰的人影。她知道，他们都是大哥二哥的朋友，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目光坚定，态度祥和，看到她会刮一刮她的鼻子，拍一拍她的脑袋，摸一摸她的脸颊，甚或抱一抱她。那一刻刻，她感觉到了一种宠幸。
渐渐地，李桂兰喜欢上了来往于家里的这些客人。一有时间，她就缠着他们给她讲外面的世界，讲许许多多她不曾听闻过的新道理。
久而久之，李桂兰成了一名小小的情报员。那些年她有着一条粗壮的麻花辫，没少往里面塞重要的情报。大家都夸她机敏、勇敢，比一些男孩子都能干。
时隔近90年之久，李桂兰老人坦言：每一位留在心头的共产党人无疑一团火、一把剑，他们是那样的真诚、热情和谦逊。直至今日，自己的眼前还洋溢着他们的笑脸。他们带给她的，是一生的财富。而哥哥们是她革命路上的引路人，特别是大哥对她影响至深。
1943年，16岁的李桂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皋落村妇救会主任。
自古男主外，女主内。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一个男人可以鸿鹄壮志，海阔天空，女人则是安分守己，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代名词，穷其一生也走不出锅碗瓢盆那三尺地头。从小，她见到了太多命运悲惨的童养媳，她们被迫劳作，寄人篱下。摄于婆婆的威严，一谨小慎微，唯命是从。
在和村民真正接触的过程中，李桂兰深感封建思想对妇女强烈的压制和来自家庭的桎梏远远大于自己的认知和想象，女性的人权、自由和尊严无从谈起。当时，她在想，我必须要做些什么。
到底是深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见惯了狼，见过满地乱窜的黄鼠狼，心底盛开着无所畏惧的山花花。
一场关于妇女放足、剪发和开荒运动在李桂兰的带动下风风火火展开了。
皋落山高路陡，四面环山，是昔阳县第一大村。作为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和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所在地，虽说这里的抗日气氛格外浓厚，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蹂躏和炮弹飞机的轮番轰炸下，还是有一些人步履沉重，表情凝重，从他们游离不定的眼神中，所流露出来的是真实和汹涌着的惶恐不安，如惊弓之鸟。这，越发坚定了李桂兰的决心和信心。
那时没有电灯，又兵荒马乱的，一到擦黑，人们早早地就关紧了门，唯恐有什么意外，躲闪不及。为宣传抗日，她耐着性子敲开一家一家的大门，一户一户做工作。一个人夜行在村子里，星星落满了头顶。数不清的野狗绕着她，在她的脚下转着圈地狂吠，乌鸦聒噪的叫声由浅入深，声东击西。
为动员小姐妹们纺纱织布，自力更生；为组织发动妇女给八路军磨面、蒸干粮，为八路军驻军部队洗衣服，缝补衣袜，她率先推起了磨，拿起了针，将双手浸泡在河水里，活跃在穷苦的妇女中间，在26平方公里区域面积内奋力奔走。
为抢救、照顾伤病员，她总是扛着救援物资冲在队伍前面。有一次，李桂兰率众人行走在伤员救治途中，眼过之处皆成废墟。路过一片荒野，一个个土馒头似的坟丘列队分布，有些墓洞大敞开着，依稀可见散架了的棺木和腐烂的衣物；有的被雨水冲刷得窟窿连连，坟草摇曳。每个人的喉间不约而同地响起了一些晦涩的、酸楚的、沙哑的干咳和“咕咚”的吞咽声。拐弯处，横七竖八着一具具尸体。有的被日本鬼子打穿了胸膛，血肉模糊；有的被打碎了脑壳，脑浆迸流；有的眼睛和嘴角淌溢出的血水凝固成了暗红色的血块，狰狞可怕......又一次加大了人们的心里阴影。人群中有人哭了出来，有的双腿发软，双膝跪地，拉都拉不起来，队伍停滞不前。李桂兰强忍内心的悲痛大声说道：姐妹们不要悲伤，日本鬼子欠我们的，总有一天会偿还！受伤的战士们需要我们，大家鼓起勇气，跟我走！”
那年夏天发大水，妇女们下河为战士们洗衣服。山洪来得突然，咆哮着、怒吼着，犹如一头受伤的大狮子，张着血盆大口，欲将人世间一切全部吞灭。为确保姐妹们安然无忧，李桂兰拼了命地在小河上游下游来回奔跑、呐喊，指挥妇女们快速撤退。她的脚被圪针扎破，血流不止，扯下一布衣条条简单包扎了一下。这一路，鲜血将脚下缠绕的杂草藤蔓都浸染成了红色，后来伤口感染，以至于溃烂，各种土方敷治，好不容易才痊愈。期间，她像袋鼠一样弹跳着走路，没有在炕上休息哪怕半天时间。
此外，抓汉奸、割电线，破坏交通道路，造石雷、抬担架、准备军粮军需物资，男同志能做的事情，女同志一样都能做。曾经低眉顺眼，逆来顺受的妇女，挣脱了加注在她们身上的束缚，勇敢地走出家门，走上了复兴民族、保家卫国的艰辛路途，活出了前所未有的洒脱和率真，活成了飒爽英姿的铿锵玫瑰。“我终于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这是她们吐露出的真心话。
此外，妇救会的任务还有宣传婚姻自由、倡导男女平等、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反动家长制等等。
风车转，需要风的动力。在李桂兰不遗余力的奔走和积极呼吁、倡导下，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抗日斗争中来，振臂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抗日热潮空前高涨。
③
1944年，李桂兰调至皋落五区，任妇救会主任，结识了时任皋落五区区委书记的刘德祥同志，并于1945年3月结为夫妻。
刘德祥，乳名刘二孩，1923年4月出生在昔阳县丁峪乡（今孔氏乡）郝家村。10岁那年，因家里拖欠地主的借款和稻谷无法偿还，全家人被赶至十里外的杓铺小山村，靠给地主放牛、种地来维持生活。
刘德祥弟兄五个，他排行老四。12岁即给地主放牛，嵌在他心灵窗口的风景，除了空旷深远的大山，便是那一群群牛了。寒冷、孤单、饥饿、贫穷时时刻刻陪伴着他。
抗日战争爆发后，昔阳丁峪、王寨边远地区率先成为了抗日根据地。刘德祥的家也成了抗日人员来来往往开会、接头、商讨工作的据点。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靠近马路边，又有大丘做掩护，好进好退，以马兴元同志为首的区干部和区基干武装、游击队成员等常常借宿在这里。家里那两盘大炕，最多的时候，满满当当挤着近三十个人。
战士们的到来，无疑给刘德祥弟兄几个插上了一双双彩色、轻盈、明亮的翅膀。哥几个亲切地称呼时任昔阳县第二区游击队班长马兴元同志为“马叔叔”，经常吵着、闹着要把玩他别在腰间的小手枪。
1941年，18岁的刘德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马兴元同志吸收为“牺盟会”一员，并加入了村基干民兵组织，与之一起的还有双胞胎哥哥刘德桢。这之前，大哥刘德福早已参加了八路军。五年后，弟弟刘德贵也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于1949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随军南下福建，离休前任中共福建省水利管理局副局长。
提及刘德祥，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在任昔阳六区、七区、敌伪统治的第四区、五区分委组织委员、分委书记期间，出色地领导了当地的抗战斗争，一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令敌人闻风丧胆。
张性善同志（昔阳赵壁梨园掌人，1949年南下福建）曾这样形容自己在敌占区所见到的刘德祥：他惯用易容术，常常带着假络腮胡子，穿着日本人的大衣，将真实的自己隐藏得很深，以此来麻痹敌人，伺机作战，一次一次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成功逃脱。
敌人气急败坏，在城门上张贴出悬赏布告：抓住刘德祥，赏大洋500块。
相同的成长阅历，相同的家庭背景，在共同革命思想的共鸣下，李桂兰和刘德祥走到了一起。
婚后不久，夫妇俩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从太行山转战河南。所经路线：河北涉县——河南林县——河南汲淇县，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这一路，李桂兰、刘德祥夫妇经过树林，经过村镇，经过田野、河流和山谷。渴了，饮山泉水；饿了，找些山上的野果子充充饥；累了，在玉茭地里睡一觉。高烧、呕吐、水土不服、野兽围攻、匪徒追堵、挨饿受冻、炮弹轰炸......自不必说，那是一个恐怖的时代，兵荒马乱、炮火连天，连狂风暴雨闪电冰雹也来得突然。
令李桂兰印象深刻的是，南下途中，每当她生病难受寻求援助时，路径县乡的老百姓热情直率的面孔。他们宁愿自己饿肚子、全家人受冻，也要尽己所能为他们俩盛上一碗热汤，留一盘热腾腾的土炕。那一刻刻，她愈发深感自己历经的一切都是值得。
再艰难，也有抵达的路途。
没有猜错，河那边就是心心念念的地方，河南了。
天气已经放暖，他们俩还穿着离家时穿的那身衣服，上面沾满血污，皱皱巴巴，像亟待剥壳的秋核桃，招来了人们的围观。此时，他们混迹在一群蓬头垢面、面黄肌瘦、沿街乞讨的人群中间，如尘归尘，河归于大海。
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建筑物，残缺着，不齐整。置身其中，宛如步入一个巨大的迷宫。浓浓的河南话，浓浓的听不懂。
刘德祥同志很快融入了新环境，赴汲淇县任五区区委书记，李桂兰则继续从事妇救会工作。
当时的河南还是白区，还在国民党统治范围之内。有钱人家住宅外面安装有武器设备，周围设有炮楼，他们和土匪拜把子交朋友，窝藏土匪枪支弹药，可谓有人员有力量。苛捐杂税，抽抓壮丁，敲诈勒索，养虎为患，汲淇劳动人民长期处于军阀混战这样一种状态，暗无天日。
五区位于北岭后，还乡团杨富部就驻扎在这里。匪首杨富，经常带领几十名匪兵活动在各村周围，杀人越货，抢粮抓人、烧毁民房，掠夺牲口，无恶不作为所欲为。此外，原伪军侯如庸部、地方土顽扈全与国民党官兵勾结一起，对根据地不断进行骚扰，斗争形势异常险峻。
刚到区里，李桂兰的主要工作是下乡。白天，她挺着大肚子，奔走在周边村落和乡村，一为了解掌握情况，二是领导群众有力地削弱敌人的有生和残余力量，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晚上，还要教妇女们认字、写字，组织妇女学习文化，培养、物色妇女干部。
连年征战，虫、旱、涝等不可预估的自然灾害，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加上土匪等黑恶势力的敲诈勒索，群众断炊、断粮，举步维艰，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政府组织当地群众开展了生产自救，并给予老百姓以政策上的优惠。当时干部每人每天仅仅十二两小米，十六两为一斤，不达八两。饿了，就到山上挖些野菜或者捋些树叶来充饥。李桂兰身上的百衲衣，白天穿，夜晚当被子盖。
饥饿、劳累，这些自不必说，来自土匪的恐吓和扰乱，令李桂兰夜夜担惊受怕，可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乱世中，谈什么耳鬓厮磨、长相厮守，连见一面都显得那么多余。李桂兰和刘德祥聚少离多。
关于刘德祥的情况，大多是区里的同志们说给她听的：
刘书记赴任后，以区中队为骨干结合民兵组成游击兵团，在边沿村庄形成拉锯局面，在匪徒杨的腹心地带扎下了一把尖刀。同志们斗志昂扬。
刘书记真神勇，只身前往匪窝，一举缴获匪徒枪支弹药无数，消灭了匪徒团的好多个神枪手！
老百姓的庄稼都快被蝗虫吃光了，五区人民在刘书记的带动下开展了灭蝗运动。白天，人们用树枝抽打、撵赶，刨坑焚烧；夜晚，男女老少手举火把，聚集在地里集中消灭。刘书记一个村一个村奔走，一堰地一堰地查看，听说都好几天没睡觉，没吃东西了！
刘书记被敌人围困在山庄里，一位贫农老大妈瞒哄敌人说是她的干儿子，才幸免一难。
刘书记忒厉害了，现在敌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胆战心惊、毛骨悚然，缩在老窝里，不敢随便出动。
......
李桂兰每听一次，她的心就痛一次。
1945年年底，李桂兰亟待生产，刘德祥护送返乡。
河南到山西，一匹马便是返还的交通工具，外加赶牲口的人。随便到哪儿，由河南县委开具的“通行证”就是一封信，每到一个村子里，都有接待站，不管吃喝，只给找住处，外加锅灶。
1946年元月1日，（农历12月28日），李桂兰于皋落村生下一个男婴。由于先天营养不足，再加上在母体中颠簸流离、惊吓刺激，这个新生儿特别特别小。刘德祥对李桂兰说：这个孩子估计长不大，你注意点身体吧！仅在妻儿身边待了20多天，刘德祥便赶赴汲淇县，投身到引向纵深的斗争形势中。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再也没见过自己的儿子！“恩恩”是孩子的外公和舅舅特意给孩子起的乳名。
期间，李桂兰曾收到刘德祥邮寄回来的信件，上面写着：土匪作乱很厉害！我斗争，我在敌战区，我有经验，放心吧！
刘德祥走后，李桂兰掐着指头计算日子。十天、半月，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了，小恩恩都会坐了，还是音信全无。
忽一日，在昔阳县剧团任队长，久未回家的五弟刘德贵一进门便抱紧小恩恩，嚎啕大哭，泪如泉涌。良久，说道：我大哥牺牲了！嫂子，你可不要改嫁！
风吹、门开，天旋地转......
长长的人生路，一段忧郁的独木桥。好在，李桂兰走过来了。解放后，李桂兰在昔阳四区工作。1957年调任武乡公社、铁厂工作。1958年任武乡县妇联主席、法院民事审判员。1964年任晋中灵石县民政局局长。1976年调任晋中一院工会主席。
“总有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吧/光是那么透明、温暖、喜悦......黄昏时，芳龄和姑娘隔着篱笆交谈/他们的喁喁私语/只有蜜蜂才能听见。”是的，这样普普通通的生活构筑于和平之上。
2017年12月26日，90岁的李桂兰老人忆及爱人——革命烈士刘德祥时，泪水潸然，毫无保留。一别，一辈子。再见，再也不见。
愿人间不再有战争和纷乱，灯火可亲、岁月静好，是嘹亮在李桂兰老人心中的一首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