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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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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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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飞扬

——原载《昭通文学》2021年增刊第1

周 燕

 

下班走到家门口,就听到母亲在教我女儿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一老一少的歌声撞击着我的耳膜,那也是母亲教我的第一支红歌。我的思绪瞬间像电影一样一下子就沉浸在孩提时代……

我感觉父母爱好广泛乐观向上,郊游、钓鱼、跳舞、看书、写作,还特别有音乐细胞,生活中时时总有音乐伴随,歌声经常在家里唱响,而我从小就受到他们唱的红歌浸染,居然学会了不少歌曲,有事无事都在哼哼唱唱,引得别人侧目,我依然我行我素。可以说,是一首首红歌伴我走进小学、中学、大学,直至工作岗位。

儿时最初的记忆是父母在奶奶家窗户旁高歌,手里捧着厚厚的曲谱,一边唱,一边打着节拍,看上去很投入,一首完了接着又来一首,不亦乐乎。每个周末,他们从遥远的山区学校回到奶奶家看望我,除了嘘寒问暖,还带些竹笋、蕨苔、香椿、天麻、刺老包回来改善生活,还要轻轻地哼着那些我熟悉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啊,亲爱的妈妈》《东方红》《红星照我去战斗》……我曾问过他们为什么会唱那么多歌曲,他们总是昂着笑脸,“因为好听呀,还因为要教给学生呀!”对,他们是老师,学会新歌还要上讲台教学生啊。后来我也经常跟着哼唱,唱错的地方,母亲及时给我纠正。慢慢的,我才渐渐读懂了他们脸上的笑容,他们有机会上学并当上了老师,红歌已经深深地浸入了他们骨髓,那是发自内心对党的感恩啊。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从乡间小路走入城市,再站上讲台挥动教鞭,是党的政策好,是阳光雨露滋润他成长;母亲虽生长在城市,但姊妹多负担重,家庭是贫苦的,生活的蹉跎让她发奋努力,最终成为一名中学教师。父母虽在贫困山区一干就是很多年,山遥路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但他们整天乐呵呵的,并不觉得苦,而是精心育人,爱生如子,捧回了一摞摞大红奖状,他们坚信跟党走,听党话,感党恩,做好教书育人工作,日子就会越来越甜蜜。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村老师十分紧缺,每所学校都有大量的代课教师弥补教师的不足,不多的几个公办老师成了“万金油”,几乎每位老师都会承担几门课程的教学,父亲曾教过语文、政治、历史、体育、书法、美术等学科,母亲曾教过数学、物理、化学、音乐等学科。他们说,那时的老师就是革命的一块砖,随时随地任党搬,学校缺什么学科老师,他们就得会教什么学科,不会讲价还价。加课、补课、辅导早自习、晚自习,没有一分钱补助。父母都没有系统学过声乐,但都上过学生音乐课,简谱不熟就现学,没有音乐教材就自己编,油印歌单发给学生,那时的音乐课唱的基本上都是红歌。

后来,父母在乡村工作十多年后调入了昭通城区中学,学校分配了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宿舍,我终于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宿舍窄窄的,只能放下两张小床和一张办公桌,还是学校配发的。因为爸爸妈妈爱唱歌,节衣缩食买了一台录音机,仅有的几盘磁带都是红歌。我每天放学回家,耳朵里一遍又一遍地听着《我和我的祖国》《洪湖水浪打浪》《闪闪的红星》……那时,我已经是一名中学生了,我从来没有学过那些歌,却也每天跟着哼唱,慢慢也就会唱了。有一天,隔壁搬来了吕老师和他的新婚妻子,他们家也有录音机,我很快发现,他们家的磁带和我们家的不一样,都是我没有听过的所谓流行歌曲。当我有一次哼唱着从吕老师家听来的《十不该》时,母亲严肃地警告我不许唱那种歌,说那种歌不健康,还郑重其事地跑去对吕老师说,孩子放学在家的时候,请吕老师别放他家那些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歌曲,最好大家一起听我们家的红歌。吕老师表示了歉意,欣然同意了母亲的建议,并隔三岔五地和妻子到我家蹭饭,两家宛若一家。我愤愤不平地叫嚷,为什么他们可以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我为什么不行?母亲说,那再买几盘新磁带,总有喜欢的。随后母亲真的就买了三盒“红歌集”新磁带,磁带是新的,歌还是红歌,只是有的歌曲我没有听过,但我喜欢唱,一唱就会。

红歌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伴着我成长。

上初中时,学校组织红歌比赛,我因为受到父母的影响,耳濡目染,会唱老师准备的所有红歌,几百名同学组成的合唱团,而我十分荣幸地被选为合唱团指挥。从训练到比赛,我站在指挥台上,从容镇定,昂首挺胸,打着节拍,指挥大家深情歌唱,那是我学生时代最辉煌的时刻。合唱团选择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星闪闪》两首歌曲,分为四个声部:男生高音部、低音部,女生高音部、低音部。老师们首先告诉我们歌曲的创作背景、表达的情感,每天练习前都给我们讲一两个红军长征、抗战和地下党的故事,让我们聆听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党的事业牺牲的江竹筠、许云峰,抗日战争中面对凶残日寇宁死不屈的赵一曼,还有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故事,激发同学们对共产党的衷心热爱和对革命英雄的敬仰之情。练习时,同学们精神专注、情感丰沛,讴歌党、赞美党的丰功伟绩发自内心激情满怀。那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红歌赛啊。在昭通城老体育馆,鼓声咚咚,歌声悦耳,上万师生聚集一堂,昭阳区许多学校都参加了,师生们深情传唱的红歌响彻四方,激情澎湃。

那次比赛,让我们体会到,革命的历史不曾远去,烽火连天的号角还在吹响,时时触动着我们的灵魂,催生出一种豪迈的精神力量,同学们的血液在歌声中燃烧,释放着源源不断的爱国情绪。

学生时代,学校还不定期组织师生们看《英雄儿女》《洪湖赤卫队》《地道战》等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我们看一部追一部,其中的主题曲、插曲《英雄赞歌》《洪湖水浪打浪》……也时常在我们家里唱响。父母每天交流的话题,除了教学,就是志愿军战士王成呐喊着“向我开炮”、游击队长高传宝足智多谋杀鬼子、女英雄韩英与恶霸地主彭霸天英勇斗争的故事。

父母谈论的话题,有的我当时无法理解,不能引起我的共鸣,我若稍有意见,就会受到他们严肃的批评。耳边是他们讲述的革命斗争故事,脑海中已经勾勒出一幅幅风起云涌的革命历史画卷,仿佛自己身临其境,投身到战火纷飞的年代。在父母的熏陶下,我仿佛看到了,在绣有镰刀斧头的鲜红党旗下,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满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今天,不管是在抗洪救灾的战场、地震灾区,还是在病毒肆虐的抗疫第一线,那句“我是党员我先上”的话总是最让人动容,热血沸腾。面对新冠病毒,我们的战士、警察、白衣天使、社区干部、科学工作者,他们身先士卒,不惧生死,成了一道阻断疫情的防火墙。我们党有这些逆行而上的优秀儿女,为了信仰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舍小家顾大家,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用热血书写了一个个共产党人豁达的胸怀和光辉的篇章,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每每听到《为了谁》《走进新时代》等新的红歌旋律时,都会让我特别亲切,格外舒畅。歌声是多么的优美动听,多么的清脆嘹亮。听着红歌,唱着红歌,我一路且歌且行,顺利完成了学业,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无论是深入村寨采访一个个先进人物,还是编辑一篇篇激动人心的稿子,我都会被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感染而兴奋,从而激励我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

前几年,到威信瞻仰扎西纪念馆,曾听到过那个着红军服装的小姑娘在讲解时唱起“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整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那些耳熟能详的红军歌。歌声在纪念馆里回响,仿佛把我们带到了80年前扎西那个烽火连天、红军整编扩红、与数倍敌人浴血鏖战的艰苦岁月。回到家里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赶紧把那几句歌词找来细细琢磨,领会其中的真谛。流传在扎西的这首歌曲并不长,是陆定一、贾拓夫编写的《长征歌》中的第一段,只有四句歌词,且通俗易懂,很快就流传于莽莽乌蒙的山山水水。长征时期的艰难岁月,红军战士缺吃少穿缺医少药,却不缺歌声。行军要唱,休息要唱,开会也要唱,即便是战火纷飞红军损失惨重的情况下,歌声依然是鼓舞部队的有力武器,更是激发红军战胜困难树立必胜信心的兴奋剂。

红军歌是一个时代的心声,更是典型的红歌,反映出革命老区人民英勇奋战不惧艰难的可歌可泣事迹。歌曲以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在红军中传唱,一股昂扬正气在红军和老百姓中间扩散,扩大了政治影响,鼓舞了红军战士的革命斗志,成了坚持武装斗争的精神动力。

时至今日,听到或者唱响红歌,依然让我心潮澎湃,激情万分。而我也终于明白,红歌之所以脍炙人口经久不衰,是因为旋律动听、朗朗上口,还因为红歌是我们党所开创的辉煌历史篇章凝聚升华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不朽诗篇。

 

作者简介:周燕,昭通日报社主任记者,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每年采编文字上百万字。其作品先后获得过国家级、省级新闻奖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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