婶婶

婶婶，并非我的亲婶婶，却胜过我的亲婶婶。在我们老家，婶婶可称婶娘，也叫二妈。因为婶婶是叔叔的媳妇，叔叔是父亲一奶同胞的弟弟，在家族父一辈的女姓亲缘中，除了母亲就是婶婶了婶婶，并非我的亲婶婶，却胜过我的亲婶婶。在我们老家，婶婶可称婶娘，也叫二妈。因为婶婶是叔叔的媳妇，叔叔是父亲一奶同胞的弟弟，在家族父一辈的女姓亲缘中，除了母亲就是婶婶了。。婶婶可以替代母亲付出爱，可以毫不吝啬地把乳汁献给嗷嗷待哺的我们。我的旁姓婶婶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我的记忆中，婶婶姓姜，一家8口人，孩子一大帮，生活过得澹然。那年老家闹灾荒，我们兄妹饿得眼睛发蓝，尚在母亲怀抱中的妹妹奶水不够，婶婶就把自己的奶水给妹妹一半，每天喂给自己的孩子一半后，就过来到我们家抱起妹妹把乳头放在她的嘴里，让妹妹大口大口地吮着她的奶。渐渐，妹妹吃着婶婶的奶一天天长大，也恢复了体质。为了答谢救妹妹之命的恩人，母亲思忖好久，最后选择了以老家结拜的习俗方式，与小自己两岁的妹妹结为金兰之好。从此，我们兄妹就有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婶婶。

婶婶是一个高高的个头，面庞白皙，一头短发，嘴里常常叼着一支用“关东烟”卷就的旱烟，能唱一口满亮满亮京剧的漂亮女人。婶婶家距我们家只隔一条拐弯的胡同，同在一条狭窄的小街上。街两旁分住着不同的人家。街东面住着一些老户和靠耕田为生的农民，街西面则住着大都在矿井挖煤的一些人家，偶有零星做其他行当的人也在此居住。这便是我自小长大的原乡了。

我家在街西面的街口，与东街的当时所谓繁茂的地段隔路相望，据母亲讲：我家居住的一门三户的大筒子房，日伪时期是一个大说书馆。婶婶年轻时，常到这里听学各种唱腔。解放以后，说书馆改成了民居，我家成了这栋房子的第三任房客。因房子位置在小街居中，又是从前的说书馆，就颇有人气。加之母亲的性情也好说笑，待人热情，所以东街西街的左邻右舍常常会聚集我家谈天说地，扯东唠西地聊天。尤其是到了晚上，家里就更热闹了。婶婶从家只拐过胡同，约5分钟的时间便到了我家。她先是把家务收拾得停停当当，有时会抱着怀里的孩子过来，有时把孩子哄睡就急匆匆地趿拉着鞋跑过来与大家聊一会儿天，唱上几嗓子她年轻时在说书馆偷学的京剧，然后再回家看哄孩子，或再进行打理家务。婶婶这一被别人看作带有神经质的独有习惯，却是婶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了她除了相夫教子的唯一。这个唯一，一直随着她的命运相互缠绕，直至走入苍老。

过去的时日，一天一天地捱着流变，贫穷与苦难也无时不在浸淫着一个年代人的精神底线。人世间没有什么可怕，最可怕的应是人心的飘零和魂的衰破。

婶婶一生命运的悲凉，就是从心开始，从魂而失。婶婶生下第6个孩子以后，家境越来愈窘迫，生活常常陷入困顿。令婶婶身心和精神双重滑坡的是两件事，首件是她的丈夫早逝。丈夫是一个体态高大的男人，性格也较温和，早年患有轻微的肺结核病，随着他长年从事在煤矿井下挖煤工作环境，肺部吸汲了大量的煤尘，肺结核疾病逐渐加重。婶婶分娩不久，他就离世了。母亲见婶婶哭得死去活来，极度悲恸，就赶过去劝慰她，替他带孩子，鼓励她坚强地挺住。这时的婶婶，不再是高高的个头，白皙的面庞，梳得一头黑亮的短发，而是略有驼背，一脸沧桑，头发也间或长出白发零乱着，简直是另外一个人了。母亲跟她说话，她常常呆滞得像一尊睁着眼睛的泥塑立在那里，让人好不伤感。

第二件事，就是因小街两侧房屋改造，说书馆需要拆迁。我们家随另外两户人家则在西街邻近另择一个住处。拆迁这个事件的发生，几乎是同婶婶的丈夫离去赶在一个齐头并进的节点上。拆迁前几日，婶婶还到我家居住的老说书馆这爿老筒子房里唱了几嗓子她年轻时在此偷学的也是后来多年常常挂在她嘴上的那段《武家坡》唱段。此后，在我的一生中，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婶婶那字正腔圆的准京剧演员的唱腔声，东西街的夜晚上空也再没有流溢过她的甜润歌唱，两街也从此萧瑟了许多。

婶婶丈夫离世和唯一能使她敞开心怀歌唱的说书馆被无情地拆除，一切变得突如其来和如此暴戾，婶婶在精神上开始走向沉默与孤独。她不知道再该将把心放到何处，她甚至在心里猜忌是什么把她生命中的一个个美好的梦想碾碎，她的京剧唱腔在岁月中从此消逝，她从前对生活保持乐观的笑容也开始渐渐消退。

人在世，需要一种寄托。每个人都需要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栖息地。婶婶在与生命的苦斗和与苦难的抗争中，失去了她萌生在骨子里的那种最原始的精神支撑。这种支撑，就是婶婶在困苦的生活中保持一如既往地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歌唱的愉悦。她把向善待人，当作生命的底色。她把乐观歌唱，当为摆渡困难的揽绳。而现实，却给予婶婶的是一次次无情的命运拷打。

两件令婶婶失望与失落的事件发生以后，婶婶变了，变成一个不愿言语的人了。这时的婶婶，把精力全部用在了身边的6个孩子抚养上，白天去街道的小厂子打些零工，挣回点钱算是全家人的生活费用了。晚上，就是一个劲地洗涮，把孩子的衣服洗了又洗，涮了又涮，熨得平平整整。虽然婶婶无力让孩子们穿上新衣服，但是老大穿小的衣服老二接着穿，甚至是补丁落补丁洗的发白的衣服，婶婶也要让孩子们穿出去体面、干净、利落，她要让孩子们不被外人鄙视，不让别人数落孩子没了爹，没有家的主心骨。

以后的日子，母亲与婶婶见面的机会也少了。两家的孩子都像小树一样噌噌地往上长，需要两个女人精心地施肥培育和呵护，婶婶更是每天劳心劳力，既当爹又当妈，就像一头在田野里不知疲倦耕作的牛。

女人的时间少了。孩子们的时间则多起来。我一有空儿，就拐过胡同跑到婶婶家去找小二玩耍。他长我一岁，常常带着我玩打纸夹、打垄、摔泥窝窝……玩的开心，也把一天天的光阴抛在了脑后。我们就这样天真地玩着、玩着，婶婶在我们小伙伴的玩耍中渐渐苍老起来。她不再是从前那个年轻漂亮、叼着一支烟、乐观向上、唱京剧的婶婶了。孤寂、呆滞、愚顿开始伴随着她。母亲几次看望她，她只是听着她的话在傻傻地笑。笑过之后，她就眼睛直直地望着木柜上面相框里的她和丈夫的那张结婚合影照。再之后，她掩面抽泣一阵，释放着她积储心中的痛楚。

婶婶伤心地哭泣，我只见过一次。母亲每次与婶婶对坐，大都是把我们撵出去玩。只一次扒着窗户偷看到婶婶的哭泣。晚上，我在被窝里天真地问母亲：“婶婶怎么哭了？”

她没答。

母亲越是不答，我越觉得奇怪。于是，我就钻出被窝用眼睛探求地看她。她见我好奇地追问，先是说：“小孩子家家的，别管大人的事！”

再过片刻，母亲见我仍旧把上身探出被窝看着她。她最后还是告诉了我。

听母亲讲，婶婶从小就失去了娘，是爹汗一把、水一把把她拉扯大。婶婶15岁时，就已出落成一个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她除帮爹料理一些家务外，一有空儿就跑到附近的说书馆看戏，偷学京剧唱腔。渐渐，她爱上了京剧，爱上了说书馆，她一张嘴就能唱出十几段传统京剧选段。爹见她总往说书馆跑，迷恋上了京剧，怕她当了戏子（旧时戏子是社会最底层之人，被人鄙视的行当），就一恨心把婶婶嫁给了患有肺结核病在矿井挖煤的丈夫。作人妻后，婶婶守着妇人相夫教子之道，只是有时趁空跑到我家（说书馆原址）唱京剧解闷。丈夫也理解她，让屈嫁于他的婶婶自己去寻找一点生活欢乐。

母亲那天讲，婶婶如果真的从事了说书唱戏，一定能成为一个名角。可惜命运无情，婶婶过早地嫁于人家，贴误了青春，扼杀了萌动在自己骨子里的艺术细胞。

后来，我想：婶婶的命运，真的如母亲所说苦如黄莲。如果婶婶小时不失母爱，如果不早为人妻，如果真的成为一名“戏子”，还有许多的如果……那婶婶的一生，将会是另一番天地。尤其，丈夫离世和说书馆拆迁后，她生命中的寄托和精神栖息地被彻底毁灭，就像唯一能支撑她人生美好大厦坍塌一样，她再没有了倾吐的去处，再没有了属于自己的世界。

其实，婶婶一生的歌唱，是对世间美好的向往与憧憬，是对生活的咏叹。她每次唱完歌，每次去说书馆，就等于寻觅到了填充饥饿的食粮，就等于找到了服侍丈夫和6个孩子的乐趣。婶婶着实是在用质朴的方式，在点亮起人生希望的灯盏。

五年以后。老家闹洪灾，婶婶的6个孩子正是长身体和上学的时候，一家人生活陷入极度困难，婶婶的身体也开始孱弱。一个四处需要钱的家庭，再靠一个女人打零工挣得的微薄工钱来维持，已显得无济于事。一个个呈阶梯式年龄的孩子们要上学、要吃饭，一家人要生存。婶婶思忖再三，在小街好心人的保媒下，她在44岁上嫁给了东街一个泥瓦匠。

泥瓦匠姓郭，近60岁，人长得黑，大长脸，哧牙撩嘴，佝偻着腰，人们都称他郭黑子。这个郭瓦匠，说是瓦匠，从不干砌砖造房的活儿，专干东家走、西家串的修炕扒灰的行当。当年没有楼房，老家清一色是烧煤的平房，郭瓦匠的“绝活儿”就显得紧俏，也挣一手好钱。郭瓦匠早暗恋着婶婶，婶婶屈嫁给他。郭瓦匠娶了婶婶为伴，乐此不疲，就多干活儿，多挣钱，帮着婶婶拉扯培养孩子，日子过得平淡而勉强。

婶婶嫁给郭瓦匠后，母亲带我过去两次看她。她与孩子们依然住在西街胡同里的老房，只是郭瓦匠搬着行李过来住罢了。母亲见到婶婶，两个女人抱到一起低声饮泣，郭瓦匠溜到一边出去了。许久，她们才松开，彼此对坐看着。虽然她们没有相互说出话来，却在多年相亲相视的眼神中，分别能猜得出对方的心语。妈妈的眼神，是说：妹妹，委屈你了！婶婶的心中，是说：姐姐，我很苦闷！

两个人，就是那样坐着，无语。一直到离开。

最后一次见到婶婶，是四年后。

我就要去外埠上学，妈妈摧促我再去看看婶婶。我打理好行李，一路小跑去看她。

那天，婶婶家长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考在外埠上重点高中，小我的两个弟弟都在当地小学上学，只有最小一个妹妹在炉前熬药。郭瓦匠坐在地上的小凳子上叭答叭答地低头抽烟，婶婶躺在炕上痛楚。她见我来，忙要起身，我急上前去扶住她。我告诉她：“婶婶，我要去外地上学了，不能常来看你，你要保重啊！”

婶婶领会我的话，紧紧握着我的手，一边掉泪，一边说：“你们这些孩子，都考入了外地重点学校，都是有出息的孩子啊！我们当妈的没白付出！”

说着，她一阵咳嗽，看来病得很重。我借再去扶她，细细端详婶婶。她的脸上已布满皱纹，面色暗黄，目光浑浊，丝丝白发爬满她的头。她躺下，还不住地摸挲我的手。我感到了阵阵温暖，是来自婶婶一生的温暖。

告别婶婶。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见到她，也是最后一次叫她婶婶。我去外埠上学不久，她就离世了。我永远地失去了婶婶。

两年后，我考入大学。婶婶家的6个兄妹，有5人先后考入大学。婶婶的一生，用她的青春、无耐、坚毅、豁达和奉献，培育了5个大学之子。

我为有这样的婶婶而自豪！

世事沧桑，时空巨变。我曾多次幻想：何时再能回老家一次，行走在当年的东西街上，谛听从说书馆里飘出来的婶婶的《武家坡》唱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