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苦难

秋风剥啄着树叶发出“哗哗”的声响，一片儿片儿枯黄的叶子嘻戏着在林间和街道的上空飘荡。叶子飘荡的轨迹受着空气和风力的影响，有的叶子眷恋地离开树干在空中盘旋很久很久。不觉中，飘飘洒洒的叶子悄然地融入泥土中。落叶，它们从春天最初的生命孕育到深秋命运的最后归结，其一生恍如先把自己的身体染绿，在经历无数风雨、艰辛、彷徨与苦难后，到了秋季再随着秋风摇身变黄，无声无息地遁去。

当秋叶不再飘飞，那些久远的带着刀劈斧凿痕记的尘封往事，蚯蚓一般蠕动着爬入你的记忆荧屏，摧你打开那一道道电闪雷鸣、险象环生、抑或秋叶曼舞与苦难煎熬的岁月闸门。随之，你的记忆放映机，开始把一幕幕、一场场、一段段珍藏心底泛黄了的挥之不去的影象叠印眼前，引你忘情地咀嚼、流泪、解读……

从巴蜀到东北

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事情。这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刚进入11月，素有西南“火炉”之称的重庆，寒风早已把浓密的树干搜索的光亮亮、满街的梧桐树叶随风在地上打着卷儿滚动着，路上的行人早早地穿上了御寒的长衣。那些行色匆匆的熟人碰面，偶尔打一声招呼就各自钻进屋子里去了，躲瘟神一样躲避着寒气。

我们家是住在杨家坪，这里算是当年重庆市较繁华的地方，靠近西北角有一条狭长的街道，街两边有几家集体合作商店，每日胸挎报兜的报童拖着长长的“卖报了……卖报了……”重庆口音在街面不断地嘶喊着，偶尔几位买报人驻足向报童递过钱，一边接过载有当日新闻的报纸边走边看。这时，报童接过报钱，习惯性地向买报人颌着，用发自胸腔的“谢了……”的川音，表示道谢。过后，寒风中的报童又消隐于行人之中，只有那“卖报了……卖报了……”熟悉的叫卖声响在空旷的街巷里。

我的童年是在听惯了熟悉的卖报声之后，命运注定离开巴蜀之国的。

60年代正值国家三年困难的特殊时期，国民经济跌到贫困的边缘，人民生活受到极大的考验，一部分地区粮食匮乏，吃饭成了大问题。在当时的特殊年景，农村要比乡镇好过，乡镇要比城市好，所说的好的概念，是指能吃饱肚子。人们为了吃饱肚子，四处奔波，有的从繁华的城市逃到偏远的农村，有的放弃干部职位或弃工主动到农村安家落户，为的就是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

我们家就是在特殊的年代，做出了特殊的选择。全家人的命运，就是在父亲做出特殊的选择之后，像秋叶一样从天府之国飘落他乡。父亲原本是农家子弟，凭着几年私塾的底子早年外出闯荡，谋到一份国家建设部驻重庆的重工业工程建设公司工资股长的职位。这算是父亲在家乡人面前的骄傲，这对当时封闭的家乡人看来，他是一棵大树，可以遮风蔽雨，可以支撑一片天地。

深山中的家乡人渴盼着父亲这棵“大树”能枝繁叶茂，把更多的家乡人从农村这座围屋带出，奔向繁华热闹的城市。世事恰恰是不可定向，父亲在因困难时期而导致的城市人口倒流农村这一畸形情形下，瞒着母亲以下乡到东北照顾伯父为由，向组织上递交了下乡务农的申请报告。

那是重庆的冬日夜晚，报童的叫卖声在街巷渐渐退去，父亲怀揣着1943、00元退职补偿金，手握一纸退职准迁令，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缓缓地走进家门。一家老小围坐桌前像往常一样等着父亲下班吃饭，尚小的我们兄妹圆睁着天真的眼睛，直直地望着立在地中央无语的父亲。他先是蠕动双唇，而后动作沉重地慢慢将退职金和退职令放在了母亲的手上。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实惊呆了，一时晕厥过去。我们兄妹不晓其中缘故，一起围将过去，喊着“妈妈……妈妈……”，忙把倒在地上的母亲扶起。她苏醒过来，没有发怒，用慈祥的神情呆望着我们，旁若无人地嗫嚅道：“明天，我们就要走了，离开这里，去很远很远的东北……”。

很快，几天的打理行装后，耿直而倔犟的父亲带着我们全家7口人，怀着能吃饱肚子的原始渴望，乘坐6天6夜的火车，艰难跋涉来到传说“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滴水成冰的黑龙江东南部的梨树镇，长途的火车颠簸，南方人乍到北方地区气候的不适应，一下火车走在乡村的冰雪路上，我们兄妹几人接连不断地摔倒在地，爬起来眼望远处茫茫的白雪，雪野之中偶见零星的几户人家闪着昏暗的灯光，呈褐色的缕缕炊烟被寒气包裹着向天空散去，眼前是一座神秘的村镇，又是承载着我们全家人命运未知的世界。

安顿好新家之后，常来家中的是一位说话瓮声瓮气、嗜好饮酒的老者，父亲引我们叫他伯父，我们就学着样子叫伯父。他是早年从家乡来到此地寻工作的，他与父亲系本家叔辈兄弟，无儿无女，孤身一人过活，好似可怜。父亲带我们过来是欲与他为伴，日后让我们照顾他，有意选择了到梨树镇这个穷山僻壤落户，疏远了故乡，疏远了故乡的长辈和年迈的爷爷。

小镇虽没有重庆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和南国的旖旎风光，这里却有古朴的民风、俊美的山峦和洒满白砂糖般的白雪。冬季，我们兄妹学着身边小伙伴们的样子打冰车、冰尜、堆雪人、盖雪房……情趣到也怡然，渐渐巴蜀之国的许多往事淡忘了，怨恨父亲带我们到偏远山乡的怨气淡化了，我们融入了这块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第二故乡。只是父亲带我们寻找吃饱肚子的初愿没有实现，全家人依旧过着当年大环境所致的困苦的生活，人们在艰苦的劳作中拼搏、度日，渴望自然灾害所造成的苦难日子，像黎明前的黑暗早早过去。

羁绊中的父亲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在镇卫生队（现改为环卫队）担当5个居民委的卫生清扫工，当时的卫生清扫是人工用竹扫帚、铁锹把垃圾清理一起，再用手推车（一种独轮厢式小车）将垃圾运往荒野外倾到。每日早晨，父亲要自带一顿午饭从20里地以外的家居地翻山越岭赶往工作地点，放下饭盒即到垃圾区清扫一天的垃圾，再用小车一车车地把垃圾运到野外。一天中，只有中午在简陋的工棚里吃饭算是休息，其余的时间就是不停地清运垃圾。到了日头偏西，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子，蓬头垢面地会从原路翻山越岭返回家中。到了家，父亲像航行千里的货轮进入港湾那样放松地歇息了。他洗过脸总是一言不发地直挺挺地躺在炕上休息，有时辗转反侧，像怕别人听到似地轻轻地叹息，隐隐表现出心中的烦乱与不安。

吃罢晚饭，父亲一般会与来串门的邻居攀谈。谈话的内容大多是街头巷尾的新闻趣事，也夹杂着父亲对每件事的观点、看法和判断。谈兴浓时，父亲自然会把他走南闯北的见识，在国家直属部门当干部的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等滔滔不绝的道出，动情处仿佛他是在台上的演讲者，几位邻居是台下忠实的观众听者。时间长了、孙大爷、姜大爷、姚叔等成了父亲的铁杆听众。天一擦黑，冬季天又黑得早，他们放下饭碗一个个鱼贯而入我们家。这时，父亲早已在等待着，他们先是挑选着当日的敏感话题，然后进入谈话高潮，父亲当然是进入高潮的主讲者。父亲的话语不但平和、绘声绘色，也透着睿智和鲜明。他必竟是早年念过私塾的人，又早早走出故乡独自闯荡，见过世面、当过干部，他的许多见解，给人以启发和深思。

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晚上，天黑得很沉很沉，母亲在外屋收拾着家务，屋内大家正听着父亲讲述东北土匪谢文东的轶事。讲着、讲着，时任卫生队的一位副队长慕名破门而入，打破了屋内温和的气氛。副队长扫视一番屋内听故事的人，然后不加思索地冷笑道：“行啊，老赵、早就听说你会讲故事，你把这股劲用到扫卫生上，那多好！你再有学识，也得蹲在这卫生队扫卫生，委屈你了……”。

说完，副队长指着同在卫生队工作的孙大爷、狰狞地冲他说：“你，老孙，以后别再听老赵瞎讲了”。随后，暴狮一般摔门扬长而去。

当晚，大家悻悻地散去。以后，晚上没有人来听父亲讲故事了，父亲越发显得苍老许多，心思更加沉重了。

数月后，父亲被以副队长为首的卫生队造反者批斗，被子乌虚有地诬陷为当过“国民党电台台长”和“坏富农”的双重罪名，遭到政治和人身迫害。

从此，孙大爷、姜大爷、姚叔等，他们再也没有到过我们家，从前的相聚聊天、解闷，化作了永久的回味。

次年夏季，父亲患肝癌绝症，在49岁上逝去。弥留之际，看得出他是带着郁闷、愧疚、自责与不安离去的。父亲咽气的那晚，屋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渐渐雨雾掩埋了许多过去的怨恨。父亲，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当时为了使全家谋到一个能吃饱饭的地方，退职举家搬迁东北，自己委曲求全沦为垃圾清扫工。最终，竟会客死他乡。

夜晚过去，捱到天明，很久不见的孙大爷赶着一挂牛车，姜大爷、姚叔等父亲从前的“铁杆”兄弟赶过来，一同把父亲拉到小镇的东山岗上埋了。出丧时，姑姑从遥远的外埠风尘仆仆地赶来，一路哭唤着父亲的名字。送葬人中没有高贵的官员，只有零零星星平民阶层的好邻居和新婚不久的姐姐、姐夫及腰系白绫尚在年幼中的我们兄妹，母亲在送葬的人群后追赶着，哭得死去活来，惊天恸地……

父亲饱受了人世的酸甜苦辣和委屈，在苦难中无声无息地离去了。父亲的命运及逝去，在我们兄妹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一道重重的伤痕。这道伤痕引发的痛苦，无论何时挥之不去。当时，父亲独断放弃为之奋斗半生而获得的优越职位，只为解决暂时的温饱问题和照顾无儿无女的同宗堂兄而举家飘零东北小村镇，他所做出的决定全家人命运的决断，需要何等的勇气？他是否想到从一名国家干部沦落为垃圾清扫工的落差，将会对人生造成莫大的打击？现在想来，当年全家落户小村镇，是对，还是错呢？无从说清。

我想，父亲自有父亲的胸怀。他的博爱，宽厚与坚韧的品格，永远值得记取。

孤独中的母亲与孩子

父亲撒手人寰，扔下42岁的母亲和我们兄妹6人，以后的日子变得愈加艰难起来。

世事多舛。一脉单传的父亲逝去，远在故乡的爷爷经不住老来丧子的重击，整日在内屋地上一人来回呆呆地踱着，思念早逝的父亲。不久，爷爷在孤寂的思子心切逆境中西去了。噩耗传来，也是一个雨夜，母亲简单打理一下家中事务，嘱咐二哥在家好好照顾兄妹，她怀揣着家中仅有的15元钱，牵着执意要同母亲去送爷爷的三哥的手，算是代表我们逝去的父亲和年幼的兄妹去故乡赴丧。

母亲到达故乡，与几位姑姑一同将爷爷掩埋入土。母亲在坟墓前长跪不起，哭声撕人裂肺，撼摇山谷。母亲同三哥为爷爷尽孝3天后，及早回转家中，她们带回家中的是故乡人送给我们全家的20几斤米和一串老家特产的独头大蒜，还有苦难人互嘱的一肚子的亲情话语……

没有了父亲，家中丧失了先前的微薄的收入，兄妹6人只有姐姐头一年结婚出嫁，余下3个哥哥和1个妹妹成阶梯式在校读书。这时的家中穿衣、吃饭、交学费成了大问题，大哥学业优异考入市内寄读高中，花费大些，回家一趟母亲就为他多炒几罐咸菜，再带上几斤干粮，算能坚持一阵子。家中的我们4兄妹，好在都在母亲身边，遇到困难都能坚持过去。晚上，吃过饭，做完功课，我们兄妹躺在一铺炕上讲故事，讲着，讲着，大家睡着了，母亲在昏黄的灯下，为我们纳鞋、缝补衣裳，有时到天明。

日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平静地过着。转过年，大哥到了高中毕业、二哥到了初中毕业的当口，为减轻家中负担，两个哥哥在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表现的超乎寻常，他们二人分别去各自学校年级报了名，强烈要求加入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历史洪流之中。不久，两个哥哥佩戴红花光荣地奔赴嫩江平原海沦农场，成为终能吃饱肚子的农场农工。当年，二哥年龄只有16岁，到了农场老农工说：这还是一个孩子。无论别人怎样说，只有哥哥的心里知道踊跃下乡是为了躲避家贫的缘故。

哥哥上山下乡走了，就像长成后飞出窝的两只麻雀，母亲的心被闪了一下。夜晚，看着炕上少了两个熟睡的儿子，他们在遥远的农场怎样？母亲的内心被刀割一样疼痛，常常一人在孤灯下流泪。

两个哥哥走出了家门，表面上看似减轻了家庭的负担。但是母亲多了一份惆怅和牵挂，好像原本一个完整的家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在这边，一半在那边，首尾相望，母亲的心思变得重了，脸上的皱纹多起来，头上青丝染上了白霜，她的神态也变得愚盹许多。

到了70年代初期，贫瘠的梨树镇晋升为区建制，街道居民成立了服装翻新补旧厂。为了贴补家用，继续供家中的三哥、我及小妹妹上学，母亲报名参加了服装厂工作，每天只能挣出8角钱的工资，既使这样低廉的报酬，母亲不顾劳累，一天一天地干着，这必竟是一份收入呀！母亲每日用双倍的付出，换取微薄的报酬，她的心里装的是我们3个尚未成年且急需用钱的兄妹。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母亲第一个月开工资的情景。那天，她脸上挂满喜悦，浓密的鬓发梳扮得整整齐齐，领着我和妹妹去街里供销社买了两个新书包。回来的路上，母亲好像比从前精神了许多，她牵着我和妹妹的手走在街上，不时地与熟人打着招呼，我感受到母亲的自信和传递给我们一种特有的温暖。她挂在脸上的喜悦是让儿女们增添自豪和欢乐。她埋在内心的痛苦与不安，深深地埋藏在儿女们看不见的心底。

母亲是故乡满族村落镶黄旗家庭的女儿（满清时期称格格），因从小善持家道，能刺会绣，又端庄秀丽，落落大方，在17岁上，即被满族正黄旗的赵门娶了过来，与父亲结为夫妻，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早年颇具超前意识的母亲，鼓励父亲并随同其走出封闭的故乡，到外面经风雨闯家业，恪守着以夫荣为荣、家耻为耻、忠贞不渝，吃苦耐劳的家族训诫。母亲这样一位在新旧社会交替时代成长的善良女性，故乡人至今引以为自豪！

参加街道办厂工作后，母亲因做得一手好活儿，缝、补、纳、絮 等各种被服活儿，样样精通，件件得手，深受各种身份的客户喜爱。有的客户为了让母亲挣点钱，就把需要做的衣服或棉被等活儿，晚上偷偷地送到我们家里，让母亲在家私加工多挣钱。对待这样许多好心人，母亲总是笑脸相迎，谢绝报酬。凡是到家送活儿，母亲一律不收取一分钱，以帮忙相待。她常常告诫我们兄妹：凡是有人求我们，我们要诚心诚意帮助人家，不能图金钱……

母亲一生渗透着儒家之道的和善、勤劳、诚信思想，这种思想一直启迪着我们兄妹的成长和处事做人。从那以后，母亲在家收了许多帮朋友的活儿，白天还要到街道厂干活儿，累得母亲自小患得的支气管咳喘病加重了。夜晚，母亲坐在炕上咳喘不止，大口大口地吐痰，有时咳血，整夜不眠。就是在相当恶劣的身体条件下，母亲从未停止过工作，也从未中止对别人的帮助。这样的事，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母亲一直坚持做到我结婚成家进入城市以后，母亲做善事不讨回报的美名，至今在小镇流传。

守望中盼哥过年

秋去冬来。大哥、二哥在农场下乡已两个年头没有探家了，按照规定，下乡知识青年不允许每年探家，满两年后享受一次探家待遇。两个哥哥在农场下乡劳动，经常写信给母亲介绍一些农场的生产劳动、学习、生活情况，结尾总是叮嘱母亲注意身体，不要太操劳，多保重！因为母亲识字不多，每次来信都是由我念给她听。开始我总是一字不落地全文念给母亲听，哥哥写信每次饱浸着恋家掛母之情，悲切切的情绪总是溢于字里行间，母亲每次听着信都要流泪，用毛巾反复擦着彤红的眼窝。听完信，她还要呆呆地向窗外望着，望着，那神态像一尊雕塑之人，直到泪水再次流出来。时间久了，哥哥的信多了，我念信总是把伤感之处有意绕过去漏掉，怕引起母亲再次伤情。我这样掐头去尾念喜歌式读信，后来被母亲发觉了。她感觉信怎么越来越短越来越简单，连嘱托的话都没有，两个儿子不是这样写信的。发现我在信上欺骗了她，母亲就再也没找我念信了。

70年代初期，全国交通业不发达，通讯更是落后。没有什么现代化的直拔电话、移动手机、BP机等，若要互通信息，只能靠传统的书信方式联系。若去邮局打长途电话要排长队，话费又昂贵。平民百姓招架不起。这样，哥哥从农场邮信到我们小镇上，往返一个月只能收到一封信，信息就相对迟缓了许多。一段时间里，母亲总是盼着哥哥的来信，看得出她把农场那边当作家的一部分，这边是家，那边也是家，只是她的一颗心要操持两个家，要挂念两边的儿女。岁月不饶人，繁事摧人老。母亲整年累月地操劳和牵挂，周而复始地用心经营着一位寡母支撑的大家，渐渐加快了她的苍老，脊背明显地弯曲下来，脸庞没了从前的光泽。

转眼，到了第二年末，守望中的母亲和我们在家的兄妹，得知大哥、二哥春节可以探家了，我的内心焦灼起来。一来盼哥早日回来，可以看到两年未见的哥哥。二来我不断猜测着哥哥会给我带回什么好吃的。临近春节，邻居家在外地的下乡青年一拔一拔地往回返，背着当时只有国营农场才有的大袋白面或成半儿的猪肉、大捆的粉条等紧俏物资回到家中，名家各户皆大欢喜，春节有了新的气氛（因为那个年代是票证时代，各种物资匮乏）。

人家的哥哥、姐姐回来了，自己的哥哥怎么迟迟不回来？盼望中我的心里打了一个结。母亲更是焦急万分，一有空儿到张家打听人家儿子是怎么回来的，去王家探听人家姑娘怎么回来这么早？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还未有回来。就在春节的头两天晚上，哥哥在毫无声息中回来了。那天夜晚，是明月，白茫茫雪地泛着银光，寒风微微地把树干和悬在空中的电线吹得“嗖嗖”地发响，小街空荡荡地没有一点声音。不觉中，有人喘着粗气在敲门，惊动了在灯下缝补衣裳的母亲和躺在被窝里刚刚入睡的我们3兄妹。母亲下地后，蹒跚地走到门前，问道：“谁呀？”，只听外面是那熟悉的声音：“妈……我是老二呀……”。母亲忙开门，二哥走进屋里，全身还冒着热气。未等说话，二哥气喘吁吁地开口：“妈，快让老三准备爬犁，我们去小河那边接大哥，东西太多、拿不了了”。

我激棱着从被窝爬起来，望着站在地中央早已疲惫的二哥。二哥没有理睬我，返身出去同三哥一起去接在小河那边看守东西的大哥。不一会儿，寂静的外面由远至近传来“扑通……扑通……”沉重的脚步声。接着，只见大哥背着打裹或长方形的行李，踉踉跄跄地走进屋，母亲忙帮大哥把行李放下，大哥连累连饿一下子瘫坐炕边，脸色苍白，汗水浸湿了他的棉衣。这时，只有母亲细细地望着哥哥那疲惫不堪的面孔，双眼溢出了泪水……母亲的泪水是欣喜，还是疼爱哥哥？我当时全然不知。我只知道大哥、二哥回来带了许多面粉、猪肉、粉条，他们用辛劳汗水为全家带来了温馨和希冀。

后来，得知由于农场工作忙，大哥二哥回来是最后一批青年。当他们急忙把家乡紧缺的成袋的面粉、猪肉、粉条隐蔽地打成行李状后，未来得及向家发电报，就匆匆踏上了回乡的火车（当时铁路不许携带粮食）。几经辗转，大哥二哥在家乡漆黑的小站下了车，他们各自背着“大行李”，一步一滑地往家走，短短2、5公里的路段，在火车上已几顿没吃饭的哥哥背上“大行李”，却走了足足近两个小时。无奈，二哥轻装先回家中告信儿，用爬犁求援运物。

这一年春节，全家过得很快乐。有了哥哥背回来的年货，节日像似很厚重、很精彩，我也紧紧地围着哥哥转，为他们擦鞋、端洗脸水，心里十分崇拜他们，觉得哥哥就是偶像，就是财富的创造者。

一眨眼，春节的爆竹声退去，哥哥就要返回第二故乡——农场。母亲千嘱咐，万叮咛，为哥哥准备了鞋垫和手套。临别那天，母亲早早地起来包好香喷喷的饺子。煮好后，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给我们兄妹端上桌，她却不声不响地躲在外屋偷偷地掉眼泪。热腾腾的饺子是香的，不同的情境中饺子却变了味道，懂事的大哥二哥体味到离别的酸楚，无法多吃母亲亲手包的饺子，草草地下桌，流着泪整理行装，委屈地走出家门。

哥哥走了，妈妈又要难过好一阵子，家中的兄妹就更加想念着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哥哥从农场——家乡——农场，我们兄妹每年都在盼哥——过年——送哥中度过，而在苦难日子中，带着一群孩子的我们的母亲， 心中永远珍藏着对儿女的守望与祈祷！

艰难的推车人与拉车人

时光在漫漫长夜的孤寂中过去了，一晃进入了1974年。

这年春节过后，二哥没有返回农场，而是留在家里，哥哥不去农场能与我们在一起，当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其实，这只是事情的表面。二哥留在家里的真正原因是照顾母亲，撑起家中生活的大梁。因为自父亲去逝以后，母亲操持这个家已经身心疲惫，早年的咳喘越来愈严重。加之家中的3个兄妹正在上学的关键时期，家庭生活苦不堪言，把二哥留在家中这一决定，是母亲经过反复思考后才下的决心。大哥回农场后，替二哥交了一张假病历，算是请了长假在家治疗“疾病”，蒙骗场方。

北方的春天来得较晚，雨水节气过后，依然是寒气逼人，伸不手来。待过了清明节，大地才缓缓地开始真正地复苏，天气也暖起来，人们开始穿上夏日的衣服，身上也有了暖融的感觉。其实，北方的春天很短，一眨眼很快进入夏季，让人感觉不到春日的阳光，这种季节的跳跃，北方人早已习以为常了。

二哥是在跳跃的季节里留下来的，眼看天气转暖出去干点什么才能挣钱呢？当时若在城镇里找一份工作，年青人需要持“四不下”证明，才能被某个单位招收录用，没有留城证是找不到正式工作的，只能屈当“盲流”，或找一些出力的临时工作干（盲流，是70年的特殊产物，指盲目流动的城镇人口）。那么，二哥能找到什么工作呢？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是脱离上山下乡队伍的逃兵啊！找不到工作，就不能改变家庭生活困难的窘境，留在家又有何意义？二哥在举头无路的境况下，母亲凭着人缘好，托一位本家弟弟在街道办，找了一份推小车的临时工作，即用自带的独轮车向各地方推运各种建筑物资，相当是运输队。这种人力运输的活儿，凭每天每趟推运什么物资、里程、数量等多少等来计酬，待月底街道办留成一部分，其余部分才发给推车人。二哥，就这样当上街道办的小车队的推车人。

加入小车队，需要自家有小车。头一个月使用的小车是从邻居鞠家借来的车轮，车架是在姜家借的。因使用人家车轮和车架，二哥在白天推运完规定的物资后，夜晚再去20里地以外的矿井筛煤面（能燃烧的煤粉），把煤面推运回来送给他们，算是折抵使用人家物件的使用费了。这种用劳动汗水换取他人怜悯与同情的做法，当年二哥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内心不知受过多少屈辱，小车同他不知经历过多少次风雨。第二个月开始，二哥用第一个月挣来的65元钱，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新车。从此，二哥有了自己的小车，我们家也有了以小车为标志的固定资产了。

车子有了，临时工作有了，二哥开始拼命地推送物资。下班吃过饭再去矿井筛煤面，冬夜回来把煤面送到事先定好的人家煤棚里，这样受累熬夜卖出的1车相当0、3吨的煤面，只能卖1元钱。如此下来，二哥白天推运各种物资，晚上再去筛煤面卖，加起来一个月能挣90元钱左右。二哥挣得的工资和母亲做被服得的20几元钱，全部用在了我们兄妹的上学和全家人生活最大的一笔开销——买粮。二哥在家没有粮食供应关系，粮店不供给粮油，加上家人每月只能凭证按定量在粮店领购少量的粮油，全家每月的粮食缺口要在80斤左右。就是说，每月要用较大资金去农村偷偷摸摸购买玉米面或粮票，用以补充口粮，解决全家的最基本的吃饭问题。

有粮吃，大家都会聚精会神地做事。母亲把在粮店里领得的20几斤面粉蒸成馒头，优先让在外面受苦受累的全家“顶梁柱”二哥吃。有时粗粮细做，吃玉米馍不好咽，她就用玉米面摊成煎饼（山东的地方食品），卷上菜吃。这种粗粮细做法，使大家大开胃口，每月口粮缺得更多了。以后，母亲就不常摊煎饼了，偶尔摊两次把它锁起来，限时限量吃可以节省粮食。

1975年的冬季，是我上初中二年级。这年冬天，梨树附近的小湾沟里新建一座生产石墨的磷矿，需要大量的红砖，梨树砖厂是主要供砖地。这就需要把砖从砖厂运到4里地以外的铁路线旁，再装火车转运到磷矿。二哥所在的小车队务必每日把足够的红砖推运到线路旁待装火车。因砖厂在山下，铁路线在山腰，车子装满红砖一出厂门就是顺一条羊肠小道往山上推，难度可想而知。此时的困难，考验着小车队的每一个推车人。母亲也担心二哥原本瘦弱又倍受煎熬的身体，争强的哥哥没有畏惧，默默地为全家人流着不尽的汗水，身体越来越消瘦下来，看着二哥每天回来无精打采疲惫的神情，我的内心变得恐慌与不安。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加让人痛楚与震颤。

临近寒假的一天放学途中，夜色朦朦胧胧地包裹着小镇，缕缕炊烟在寒气中缓缓地升空。在前边不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姿影影绰绰在我的眼前晃动，这人走走停停，时而蹲在路旁。我怀着猎奇心，快步追上他。只见这人满头是汗，蹲在路边大喘着咳痰，半天没有起来。我凑上前去细细地观看这位可怜人，刹那间，我惊呆了。他 是我二哥，他怎么了？到后来，我搀扶着他，在夜色里跌跌撞撞回到了家中。

二哥是累病的，他只休息了一上午，吃了几片止咳药，就又推砖去了。

几天后，学校放寒假，我对母亲说，要去帮二哥拉车，她同意了。

有了我在前面拉车，二哥推起车来就省了一些劲，心情也好了许多。自从我来拉车，二哥浑身的劲像似长了一样，先前他每车只运100块砖，后来，一点点每车装运150块。我在前面拉车，他在后面娴熟地推车，哥俩劲往一处使，车轮欢快地向前转动着，别人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

推运红砖是纯粹的体力活儿，劳动量大，饭量也随之增大，母亲每天早上都要为我们准备好15至20个馒头，装上咸菜。中午我与二哥在工地休息室共同把带的午饭全部吃掉，下午继续干活。待太阳偏西，我与二哥手牵着手，踏着夜色高兴地向家走去。

待次年新学期开学，母亲早已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和本子。她说，这是用我同哥哥推运红砖挣得的钱买的东西。还有，二哥递给我一支新钢笔。

拉车人长大了

艰难的日子，犹如一片乌云压的在困苦中的人们喘不过气来。善良的人们渴望光明，渴望苦难早早离去。

1976年，大哥被家乡的煤矿招工得以返回家乡，并很快结了婚，组成一个新的小家庭另立门户过日子了。这件事，在母亲的感情中既含着喜悦又夹杂着丝丝感伤，大哥能有了自己的家庭，标志着他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生，又好比羽毛丰满的小鸟离开母亲含辛茹苦经营的巢穴，母亲望着儿子飞出鸟巢的那一刻，心里总是酸酸地不是滋味。回望过后，她还是庆幸儿子，祝福他在蓝天中平安地翱翔展翅。

同年几个月后，二哥因长期脱离农场被以“病返”的名义，辞退回乡。从此，二哥在小镇有了户口和粮食关系，结束了寄人篱下“盲流”的生活。母亲出面托过去给人家做过活儿的好心人帮忙，给二哥安排到煤矿砖厂当出窑工（即将烧制好的红砖运出窑外的工种），这项工作体力消耗大，常常在高温下作业，工资又低。望着二哥不情愿的样子，母亲哀叹地说：“老二呀，你就是这个挨累的命，认了吧，天生与小推车和红砖打交道……”

说着，说着，母亲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数叨着二哥这些年挨过的累，受过的苦，她在心里为自已的儿子呜不平。以后，二哥也草草地结了婚，带着他不幸的命运，搬出去另立家庭了。

哥哥们相继结婚搬出去过日子，家里生活现状依然没有改变，母亲仍是拖着病体依旧在街道厂挣20元钱，三哥辍学过早地在工程建筑队当起临时工，年小的妹妹在读小学。面对此般家境，我一边读书，一边开始为如何减轻家庭负担思忖着，想着想着，我想到可以凭自己的力气，为家庭解决烧柴、烧煤问题。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有入睡，想到父亲去逝世后，家庭陷入的苦难生活和世事变迁，想到母亲拖着孱弱的身子整日劳作，仿佛又听到母亲在长夜里发出的震颤胸腔的咳喘声……那一夜，我辗转反侧，好像长高了许多，如同哥哥一样。

从此，每天凌晨我偷偷地起床，顶着星光在街里的几个炉灰堆拾拣煤核，等天亮了，我就会把一筐煤核用胳臂挎回家到入炉中，看着炉火旺起来，我心里乐滋滋的，为自已能帮助家里出力而喜悦。一个寒冷的早晨，因我常去的几个炉灰堆没有煤核，我只好挎着空筐在十粮店的门前徘徊，踱着脚等待粮店更夫邓大爷出来到炉灰，把希望寄托在能从粮店的炉灰里拣到煤核，以好回家烧炉子。我在外面不断地搓着冻僵的手，捂着耳朵耐心地等着、等着，寒风吹打着脸庞像刀刮一样，无望与抗争在心里生出汩汩流淌的苦水，再望碧蓝的寒空，远处一片寂寥，只有几声犬吠传来，才使得这个寒冷的早晨有了一点生气。待邓大爷把粮店内的大铁炉子生着火，挑着两筐细细的炉灰开门出来，他发现我孤影相吊一人在门外挎着筐等他，浑身挂满了白霜，木讷地伫立着。这时，邓大爷忙撂下担子，把我拽进屋，用双臂搂着我说：“好孩子、好孩子，冻坏了吧！大爷，今天对不起你，炉灰里全是细灰，没有煤核。这样吧，我给你筐里装点煤块儿，好回家烧。也没白挨冻一回”。说着，他提筐要给我装煤。见状，我上前拦住他鞠躬，说：“谢谢邓大爷，我去别处拣吧！”。抢过筐，我就跑出了门外，天色已经亮了起来。

邓大爷的好心让我感动，但我不能因为拣不到煤核白白地拿人家送给我的煤呀，这是我从小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的做人行为准则，这种做人准则让我终生享受不尽。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每天早晨都能准时到粮店门前等邓大爷挑灰出来拣煤核。有时炉灰全是细灰，邓大爷就会有意地把上好的煤块儿掺进灰中，再同细灰一起到掉，意欲让我拾拣。这种变相送给我煤的做法，慢慢让我发现。以后我就再也不到十粮店门前等邓大爷拣煤核了。因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隐隐地感到，邓大爷这样做，迟早会因缺煤被粮店人发现的，会给他招来麻烦。后来听说，邓大爷病倒了，再也没有上班，我也再没有见到他……

两年以后，我的身体强壮了，不满足早晨拣煤核了。我就学着哥哥当年的样子，推起二哥当年推过的小车，开始进山打柴禾、去矿井筛煤面，做一些大人做的事情。冬天需要取暖，家里又买不起成车的煤，放了寒假，我就同他人结伴去几十里地以外的矿井矸 石山下拾煤渣、筛煤面。去矿井一般都是晚上去拾筛煤，因煤矿不允许拾拣煤和筛煤面，白天有矿保卫科人员护矿巡逻，若被逮住就要没收车辆，还要经济罚款，学生要送学校处理。这样，为了不被矿上抓住，我们只能在夜晚去矿井，把小车事先藏在树林里，臂挎用柳树条编的筐，打着手电筒偷偷地来到矸石山下拾拣煤渣、筛煤面。一筐拾筛满后，送到小车上的筐里再返回去另拾筛煤面。这样反复10筐才能装满车子上的两大筐（也是用柳树条编的筐、俗称“偏篓子”）。待天亮，一车煤就拾满了，推着车沿雪路回家，一路心情无比畅快，像似得了偌大的成就。

拾拣几车煤后，接下来再会同伙伴们进山打一阵柴禾，也算日子过得丰实。打毛柴，费功夫，柴质又不扛烧。我们就算计着往远处走砍杆子（用斧子砍伐小柞树杆）。若砍杆子，常常冒风险。当地林业部门不允许任何人进山砍伐树木，特组成一支检查队，进山或到交叉路口检查堵截砍伐树木人员。为隐蔽起来偷偷砍杆子，我们采取了晚出晚归战术，即上午9点以后出门进山，携带一顿午饭，晚上7点下山往回推杆子，这样可以避开林业检查员的堵截，也不被抓住处理。

记得那年是在正月十六的一次砍杆子发生的事。上午9点多钟，我把两个玉米饼及咸菜用长条围布包好，系在棉衣下的后腰上，与约好的同伴小喜各自推着小车去“天桥河沟”砍杆子。我们沿封冻的穆棱河道向上游走去，下了河道直奔绵延的大山深处，才到达目的地。临近中午，简单吃了饭，就开始砍杆子，北方的冬季天黑得早，大约下午4点钟，夜幕已经降临，我们装好车，满载着杆子开始下山。因我们走出的路程远，山上的雪又大，体力几乎已经耗尽，“给养”也断了，推着车子行走十分困难，回归的路越走越艰难。当行到“水源地”附近时，我已饿得推不动车子，全身向外冒汗直打哆嗦，眼前冒金星，放下车子仰卧在雪地上，再也不愿意起来。一刻钟过去，眼望四野，一片白雪茫茫。无奈，爬着站了起来，继续蹒跚地推车向前走。一会儿，全身又饿得冒虚汗，只能再放下车，依旧仰卧雪地上。过一会儿，再重新起来，再蹒跚地向前推车。如此重复着，满载着一车杆子向家归。

那天，好像是晚上8点多钟了，镇内许多人家的正月红灯已经高高挂起，悦耳的炮竹声一阵阵地传扬过来，我仰卧雪地上，车子翻倒一边，心里核计着还有多远能到家，只要能站起来就把这一车柴禾推回家，让母亲看看自已的小儿子已经长大了。此时，我惊喜地听到远处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由远至近。我踉跄地起来望去，这人直奔过来，走近一看是二哥。我又惊又喜，两眼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二哥没有多说，他把我放到杆子上，推起车往家走。我躺在装满木杆的车子上，听到二哥推车的轻轻喘气声，阵阵温馨与快乐在心底流淌。到了家，母亲焦急中把早已准备好的热腾的萝卜馅饺子端上来，给我到上一杯热水，好像我是战场上的功臣理应受到款待一样，母亲在一边忙活儿，一边唠叨：“你人还小，别出那么大力，当心坐病。是人家小喜来报的信，你二哥才知道上哪去接你，不然，还不知道你怎么地了呢……”。母亲的话，我似听非听，只顾大口大口地吃着香喷喷的饺子，吃着妈妈的饺子，我忘记了劳累和痛苦。

童年的许多往事，至今我清晰地记得。它不但是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意志磨炼和人生体味，也是一个人一生中拥有的宝贵财富与希望。

“三家房”的变迁

1965年初秋，滋养黑龙江东南部地区人民的穆棱河水泛滥，梨树地区发生了五十年不见的洪灾，一片片房屋被洪水浸泡倒塌。午夜，人们在撕人心肺的恐怖的警报声中，冒雨匆忙地跑向座落于山岗上的鸡西第六中学校园，躲避洪水的侵袭，一个个教室住满了无家可归的大人和孩子，持家的主妇哀叹着无米之炊，年迈的老人咳喘连连，幼儿望着山下的汪洋扯拽着妈妈的衣襟哀求着要吃饭，教室连着教室，受灾人挨着受灾人，教室里没有灯光，偶尔有一缕烛光在一个教室里跳跃。整个校园死一般沉寂，山岗上没有一点生气。

洪水后，我们家搬入了靠近镇中心的“三家房”。这幢房子临街开门，伪满时期是远近闻名的私立说书馆，走进门是一条走廊，廊两侧是旁开门的3户人家。白天里，大家共走一个门。晚上关上大门，人们各自回到自家的屋内休息，算是分开了。早晨天一亮，各家打开小门互相聊天说笑，大人、孩子们聚到一起其乐融融。俨然一个大家庭。

“三家房”的第一任房主有孙、杨、及我家。后来，孙、杨两家迁走又换了几任房主，只有我家一直居此到拆迁。无论居住在“三家房”的哪一任房主，大家都能友好相处，相互接济，如同一家。孙姓房主是位干瘦硬朗的老头儿，一家7口人住在一个6平方米的房间，晚上全家老少睡在一铺炕上，因老孙头儿系父亲的同事，长于父亲几岁，我们称他孙大爷。孙大爷除了同父亲干一样的清扫垃圾的活儿外，还有一手杀猪宰羊的“绝活儿”。他宰杀的猪羊干净利索，细仔周到，镇内外逢人家宰杀年猪年羊都会请他去给“收拾”。遇到这样的事儿，孙大爷从不推辞，只要时间能排得开，他就提着工具早早地赶到。一般干完“活儿”，人家留孙大爷吃猪肉炖粉条和血肠，还要送他几斤肉带回家，算是付了工钱了吧。在那个票证时代，买肉要凭肉票，况且生活困难，没有更多的钱去买肉吃。孙大爷每次给人家杀完猪回来都要把别人送给的肉分给大家吃。只要他回来，“三家房”里就会飘出香喷喷的肉香。

时间一长，“三家房”里的小孩总盼着孙大爷能多出去几次给人家杀猪。每次孙大爷出去，孩子们都会怜悯地倚门企盼他能拎回更多的肉，因为肉香给大家带来许多欢乐和孩子们银玲般的笑声。美好的时光延续很久很久，以后孙大爷家搬迁到镇外去住了，大家见面的机会少了，“三家房”里的肉香，很少有了。

“三家房”中屋的第三任主人系佟姓人家，夫妇均在镇商业系统工作，那个特殊的艰苦年代，商业工作令人青睐。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购买许多紧俏和便宜的商品，哪怕是一块水豆腐、一条鲜鱼。佟家女主人心直口快，为人豁达，邻家有困难，她主动去帮忙，她工作的镇供销社新进便宜货，他就挨门挨户告诉邻家，一副菩萨心肠。人们都叫她佟婶。佟婶在“三家房”住的几年中，街坊邻居都借了她许多光，她也帮了别人许多忙儿，她与母亲相处甚好，情同手足，母亲常常帮她做一些穿着得体的衣裤，她在晚上串门过来给母亲绘声绘色地讲述白天在柜台里看到的新人新事，二人在昏黄的日光灯下长夜畅谈，有时发出惟恐惊醒孩子们睡觉的轻轻笑声。后来，佟婶家搬迁到镇自动小学附近居住，母亲的笑声也少了许多。

70年代末期，在建筑工程队工作的三哥，通过自由恋爱结了婚，走出家门，另立门户了。次年在许多好人的奔波下，我勉强地穿上了军装，入伍到丹东部队服役，家中只剩下年迈的母亲和在中学就读的妹妹。

4年后，我从部队转业到家乡铁路公安部门工作，陪伴母亲住了两年，在母亲相中和亲人们的串缀下同妻子结婚。以后妹妹也走出了家门，下嫁到外埠有了自己的家，母亲一人执意独居老屋。先前一户贫穷的人家，子女们纷纷走出家门，走出了过去令人难以忘怀的苦难。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兄妹及母亲均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母亲已子孙满堂。

以后，我去看过孙大爷、佟婶及从前帮助有恩于我们家的小镇人，他们大都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见到我，他们眼前浮现出当年那种难以忍受的困苦与艰难，不禁怆然泪下。我曾多次重游家乡老镇，伫立已拆迁了的“三家房”旧址，让思绪像秋叶一样在过去的苦难岁月里飘飞，任秋风卷着落叶扑打我的身体。许久，火焰般的晚霞，映红了西边的天际，映红了锻造我的小镇，映红了我梦中的童年许多往事和母亲沧桑的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