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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以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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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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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一

常听姐姐们埋怨说:“母亲是最不喜欢煮饭弄菜的人”,而母亲也欣然接受这个事实,她对锅前灶后的生活全然是“痴呆”。对灶台前“流水线”般的操作母亲没有兴趣,也没有灵感,常常搞得是“水泄不通”。以至到了老年,我的母亲都没有一道拿得出手的菜,唯有那一苤老酸菜是母亲的最爱。

近日,母亲病重,一度因为透析加重病情而痛感生命脆弱,稍有些好转,便只想吃碗酸菜饭。母亲对酸菜情有独钟,酸菜是那个缺穿少吃的年代里“吃得起”的菜肴。母亲便用一碗碗酸菜吃完了她的童年,而童年的酸菜却永远的刻入了母亲的心里。母亲说酸菜饭的吃法有很多种,做法也有很多种,而且操作起来很简单,不费时也不费事儿,关键还是用自家的告水(豆浆制成豆腐后留下的液体)腌制的,味道非常正宗。

家中的酸菜是长年累月不断的,母亲把白菜或萝卜菜或青菜放入烧开的涨水里,汆一下后趁热放入盛有酸汤的大盆里,盖上一个并不是“孪生”的盖子,过一天功夫,酸菜就可以上桌了,就算这样放个十天半月,酸菜也不会变味黄烂的。

母亲年轻时,喜欢吃蘸酸菜和凉拌酸菜,而这两种吃法都得有一碗像样的海椒,我们全家都是“海椒虫”,从我爷爷开始,就是一代超越一代的“海椒虫”。听奶奶说爷爷年轻的时候空口吃火堆里烧好的胡海椒,结果到晚上,肚子痛得在地上打滚,可爷爷还是没有停口,全然把“打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过后对海椒的爱是有增无减。我也是如此,在爷爷去世“头七”的时候,回家猛吃姐姐们弄的油海椒蘸水豆腐,过后也是肚子痛得在地上直打滚,把我女儿吓得每次见我手捂肚子低头发愁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又犯辣椒病了?”搞得我哭笑不得。

母亲会在农户手里挑选最霸道、最纯正的晒干的红海椒,买来放置在家中的烤架上或者用油子口袋密封了放在干燥通风的陶屋里。想吃的时候拿出一点红海椒放入柴灰里焐胡,再用火钳把一个一个的胡海椒夹出来,放在擂钵里擂碎,这个擂钵又必须是石头做的,才接“地气”,有大山的灵魂才会更有生的气息,而这个“碎”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感来擂,喜欢吃粗点就擂粗点,喜欢吃细点就擂细点。这样的胡海椒让我们一家人都吃的“横眉竖眼”,可从没放弃吃它的欲望。

母亲到了老年,便只喜欢吃酸菜汤饭了,她说人老了没有用,牙齿开始松动,味蕾开始发霉,吃什么都没有味道,只有那碗酸菜汤饭还是从前的味儿。

母亲也不会女红,比如什么打毛线衣、纳鞋底、做布鞋、剪窗花,好像一切女孩会的她都不会。我记得有一年母亲让我们几姊妹去山上捡笋壳,说是拿回家帮我们做新鞋。我们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到山上四处找寻,把长相好的笋壳统统拿回家,满心期待着母亲的新鞋早日完工。我们几姊妹每天都要询问母亲几次,巴不得母亲马上就把新鞋做好,好让我们欢悦的小脚丫得到“爱”的抚慰。当母亲把一双带了一点后跟的“新布鞋”展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兴奋试穿起来,但我怎么穿就觉得怎么难看。鞋底是旧鞋拆下来的,而鞋面的形状歪巴裂枣的“变异”鞋子,我试穿过了也就一直放在床底,而姐姐们的鞋也好看不到哪里去。母亲便叹气说:“我又没有妈妈教”,我们才又一次深刻的记住了我们的母亲没有母亲。母亲在上完三年级以后就辍学在家务农,整天背着她父亲给他编的大背篼到山上寻觅“宝藏”,要么就是打回一背猪草,要么就是割回一背牛草,要么就是砍回一背柴,手上活儿基本没有人教过她。于是我的母亲就成了一个“野小子”,在与小朋友一起时也是个争强好胜的主儿。一直到母亲成年结婚,都是那个火爆脾气和“一湾人”都惹不起的性格。

左邻右舍都和母亲拌过嘴,不是为了一只鸡,就是为了一块地,不是为一碗米,就是为了一升麦,零零种种琐琐碎碎的破事儿,都会让母亲火急眉毛,与别人闹个别捏,弄出个不愉快。河滩边一块没有主人的生地,街坊邻居种上了小葱小蒜,并搞起了“圈定运动”,母亲也不例外,可她的“圈地”却莫名其妙的越来越少了,母亲逮住时机,发现了“抢占者”,结果母亲就把她的“亲家”变成了“冤家”;隔壁同姓人家向母亲借了两升豆子,在归还的时候,却“克扣”了豆子的数量,母亲发誓再也不和这样的人做邻居,结果多了一个“敌人”;街面上母亲的摊子位置被挪移了一大块地方,本来是两个摊子的位置,现在变成了一个半摊子位,母亲着急的“兴师问罪”肇事者,结果肇事者嚣张跋扈的说起了“诮盘话”,气得母亲拎起近邻的摊子板子扔到马路中间,因此发生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对骂战;最严重的一次扯皮打架是为了“一所房子”,对方仰仗着有人在“北京”,硬是在我家的老地基立起了“参天大楼”。我的母亲不甘示弱,便与对方发生了争执,对方指使一个年轻肥硕的晚辈女人“对战”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哪里是她的对手,三下两下就被摁在地上起不来了,脸上还被砸开一道血口。

姐姐们常常数落母亲的不是,对母亲也是“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总觉得母亲的“烂脾气”把十里八乡的人都得罪完了,又看不上母亲操持家务的笨拙,总是大声咵起说母亲这里没有搞干净,哪里又是脏兮兮的,冰箱也是臭烘烘的。见到母亲总要数落半天,也不管母亲能否接受,就用“机关枪”一样的伶牙俐齿“扫荡”母亲。当母亲不慎摔断了腿,也责备说是母亲一天就知道到处乱跑,这下把腿摔断了,也把父亲摔死了。母亲在被窝里失声痛哭,把所有的罪责都揽到自己的身上,说如果不是她摔断了腿,父亲不会因为担心她而死去,爷爷也不会因为失去唯一的孩子而“气”死。母亲简单的逻辑推理,让我越发的感觉我的母亲真的老了,在失去丈夫的一瞬间就已经老了,那乌黑亮丽的麻花辫已经荡然无存,只有稀疏的白色短发凌乱的飘散在消瘦的面颊上。

母亲21岁的时候嫁给了我的父亲,两个“黄金”少女少男在懵懂的年纪结成了夫妻。母亲生下姐姐以后便与公婆分家过日子,在那个一抓一把灰的年代里,母亲硬着头皮学做生意。母亲的第一单生意就是去电影院卖油糍粑,听母亲说那些歪瓜裂枣的油糍粑销路很好,在电影院一下子就被一抢而空了。母亲尝到了做生意比做农活儿来钱更快的惬意,于是母亲在赶场天的时候,开始营务起了卖红糖凉水、卖苦丁茶、卖饺子、卖粉条、卖包子、卖发糕、卖麻花绞等等生意。母亲把卖红糖凉水、卖苦丁茶的任务交给了我,把卖饺子、卖粉条的任务交给了大姐,把卖包子、卖发糕、卖麻花绞的任务交给四姐,就这样,我们全家都在忙着“找钱”,没有一个闲人了。

母亲开始在村街上做起了“豆腐西施”,无论是干豆腐,还是水豆腐母亲都做得独具一格,也亏了母亲把那胡海椒摇身一变变成了油海椒,还在油海椒里放上白芝麻,而白芝麻已经被母亲用熟油酥得焦香,这样的油海椒配上白白嫩嫩的水豆腐,那简直就是世界第一美味。

九十年代,城乡结合部的“非农”人群们去赶乡场,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去“淘金”,他们以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土鸡蛋、土鸭蛋、土鹅蛋、小黄豆、香糯米、油菜籽等农产品,再以高昂的价格出售给城里人。而母亲的豆花饭就是在这么个一个特殊的年代“开馆”的,母亲把两块钱一碗的豆花饭买给赶乡场的生意人,还免费赠送一碗蘸酸菜。后来,豆花饭涨到五元钱一份,这一份里包括冒尖的一碗饭、一碗清水水豆腐、一碗免费的酸菜、一碗吃完尽倒(长时间地)加的油海椒,有的人吃完还不忘喝两碗告水(豆浆制成豆腐后留下的液体)。母亲说:“那些生意人也是一些苦命人,只是比光扛锄把的老农民好一点儿”。他们为了养家糊口,天不亮就出门,吃上一碗豆花饭就管一天,实在饿了就吃点自己收购的生瓜子或者破壳的生鸡蛋,再喝上一点水算是又吃过饭了。所以母亲的豆花饭都是大碗大碗的饭,加上她“宋家一绝”的油海椒和蘸酸菜,定能吃了肚儿圆。

在那些赶乡场的人当中,我经常看到一个长着酒糟鼻的乡下老人用一个黑色的已经磨损的人造皮革包和母亲交换着钞票。他们的交易每次都是悄悄进行,我出于好奇,便向母亲询问,母亲说:“老人害怕他的儿子媳妇看到他‘偷卖’粮食,二天不埋他”;有时候也有乡下的菜农到散场时把大蒜、香葱、白菜等没有卖完的东西以“随便”的价格卖给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会把他们剩下的菜全部收购;有些时候我也看到母亲会把剩下的豆花渣渣全部舀给进“馆”吃饭的乡下农民,那些不进“馆”吃饭的乡下人也会挤到母亲的大锅前要上两碗告水或者凉水,母亲会欣然的把瓢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舀来喝;母亲也会指着一个穿着破衣烂衫,在提兜里装着巴糊满了鸡屎的鸡蛋的“农民”,让我猜她卖的鸡蛋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第一次听说鸡蛋也有假的,我好奇母亲怎么知道她的鸡蛋是假的,母亲只是神秘地说:“我就是知道”。当我的孩子出生以后,母亲给我一大筐鸡蛋,而鸡蛋在油锅里散开后个个都是金黄色的,还伴有很香的味道,不像超市里的鸡蛋散开后是乳白色带一点点黄,

母亲把没有吃完的豆腐做成臭豆腐,还特意交代姐姐说:“一定要用谷草来隔开”。做臭豆腐的工序并不复杂,但是如果偷工减料,那这臭豆腐就变成了“烂”豆腐,“烂”得不能吃的豆腐。母亲让姐姐准备一个纸盒子,把干谷草用剪刀剪成能放入纸盒子长短的尺寸。把豆腐切成关节大小的正方形或者长方形都可,再准备一碗白酒、一碗红海椒,在海椒里拌上盐、花椒面。首先把豆腐放入白酒里浸一下,再放入拌好的红海椒里来个“牛滚水”,这样装入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每装满一层都要用干谷草来隔开,装满以后便放置于火架上或者火炉旁,有温度的地方才有生长,自然臭豆腐便有生命,才会口感绝佳,百吃不厌。而这“谷”气是庄稼人喜欢的味道,自然也就会深得中国这么一个农业大国的南方人们的喜爱。好多年没有吃到母亲做的臭豆腐了,也无法要求母亲再做臭豆腐,她的站立不稳的双腿快让她失去重心,早已无法完成这并不复杂的发酵臭豆腐的“工程”。

我准备捡拾起这些家常技艺,不光是回忆我的童年、记住我的源生家庭,更重要的是我想做一个“百宝箱”母亲,让女儿有“骄傲”的资本;不想让女儿长大回忆她母亲的时候只知母亲是一个“敬业”的上班族,少了锅碗瓢盆的家长里短、少了灶台前你推我嚷的“五香味”。即是她的母亲一辈子只是平凡尘世里的一粒尘埃,但这滴尘埃却在每个陪伴她成长的日子里开出不同色彩的花来。

我成年以后,母亲长年生病,她放下了她的“生意”,也放下了她的手艺,手中长年累月端是药罐子,120也常常光顾家门。现在一听到120的声音,我总在心里暗念“是谁?又生病了”,而今天早上,在我开车上班的途中,看到一辆120从我的对面飞驰而去,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120上再也不会有你的父亲了”,是啊,不会有了,父亲已驾鹤西去,留下瘫痪在床的母亲一个人数着天数过余下的日子,而120那尖锐的呼叫声,一下子揪出了我的眼泪。

母亲生病住院,循环机械的血透,让母亲疼痛难忍,像个孩子似的嚷嚷着想回家,动不动就眼泪直流。可她的伤腿还不能把她从床上彻底解放出来,疲乏无力的四肢让母亲整日躺在床上。母亲没能送父亲最后一程,也没有最后看父亲一眼,她的“烂腿”让她不得自由。母亲怨恨自己,怨恨自己这双没有力气的“烂腿”。想起父亲用变形的手给自己倒来热水、想起父亲在隔壁剧烈咳嗽的声音、想起父亲给自己搬数药片,我的母亲整夜整夜无法入睡,哽咽的说不出一句话。母亲越来越消瘦,越来越迟钝,姐姐们商议着等天气暖和些了把母亲的棺木打好。

每个人的一生都将随着生命的终结而结束,可明知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但还是忍不住为永别了的、即将也要永别了的亲人而伤心落泪。真希望有另一个真空的世界,真希望如路遥《平凡的世界》里描绘的那样:孙少平在失去爱人田晓霞以后,梦到一个全身绿皮而眼睛高出颧骨的自称是外星人的人对他说:“人死了,只是肉体的结束,而灵魂还在人间游荡,只是你们人类看不到罢了”。我也希望“永别”只是肉体与灵魂的暂时分离,而那些已去的人在我们的三维空间里,用他们的方式过着他们的生活。

我的母亲也是病入膏肓之人,我用这些零碎的言语简单的记录下我母亲的日常生活,只是为了记住那些美好的岁月,记住那些青春涌动的年月。母亲身上显而易见的缺点是她对生活的抗议,对美好生活的呼唤;而那些难能可贵的优点是母亲对生活的挚爱、对人生幸福的追随。虽然在她年轻的生命里,曾经招来乡邻的非议、排挤,可那是她生存的方式,无人能懂、也无人能改写,而她一身的“手艺”,是我们这些子女无法学的。

 

 

后记:此文于2019118日完稿,而在2019119日回家看望重病母亲,母亲就在这个日子里定格了永生,于傍晚时分追随父亲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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