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方圆车

父亲没有进过一天驾校，但他却成了名副其实的驾驶员，开着他的那辆两万元钱换来的二手方圆车，在乡村公路上颠簸起了又一个崭新的人生。

在八十年代有限的共享资源时期，赶乡场的人把鸡、鸭、鹅扎堆拴在中巴车的车顶上，人像贴照片一样贴在窗玻璃上或者半边身子悬在车门外挤回镇上或者市里，再把收购的物品换取一个好价钱。而这运输的量大于运输工具的实况，让人们有了发展“私家车”的想法，用手里为数不多的钞票换取半旧新的运输工具，成为了当时“时髦”的追求。而我的父亲就是走在“时髦”前的那个男子，他和他干弟弟合计着到处寻找这么一辆半旧新的运输工具，经过他们“爬山涉水”的寻觅，寻得了一辆柴油方圆车，他们为了能在开车的路途中做个伴，便各自买了一辆。

在那个时候，要家庭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家，才敢有买“私家车”的想法。我的父亲和他的干弟弟买了“私家车”，并不是用于游山玩水，也不是显摆“优裕”的家庭条件，而是用这个“爬地虎”换取更多的钞票。他们把这么一个“大机器”开到公社废弃的修理厂，羡慕的村民都跑到公社修理厂来欣赏这两个“铁疙瘩”，因为这是我们村私人第一次拥有“私家车”。村民们围绕这两个“铁疙瘩”开始议论起来，开着父亲和他干弟弟的玩笑，说：“借你们两个的铁疙瘩拉哈苞谷，要收钱不”，“借你了，你搞得走不，搞得走的话就不收钱”，“我们搞不走，就推起走”，大家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那个刘家的憨儿子“大鼻龙”用他肥大而肮脏的烂球鞋踢了一脚父亲的方圆车，还喃喃自语道：“这个车经事（结实牢固 经久耐用）”，逗得众人又是一场哄堂大笑。父亲随即说：“大鼻龙，整烂了让你龟儿赔个新的”，“大鼻龙”满脸迥异的杵在父亲的方圆车前，碎碎叨叨的不知在念叨什么。

而那个时候，我已经上了中学，知道父亲买了一辆车，也怀着急迫的心情，跑到了公社修理厂。父亲弓着腰站在一个沟槽里，而他的车就停在沟槽的上面，从沟槽里可以看到车的“肚皮”。我走到方圆车的附近，父亲没有发现我的到来，他专注的看着他的车“肚皮”，好像要从“肚子”里再看出个“车崽子”。我围绕父亲的“车疙瘩”转了一圈，看到这个生铁蓝皮家伙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四个壮实而滚圆的黑皮轮胎，车身后那个可以装下两吨煤的车斗高高的立在车头的后面纹丝不动。而我对驾驶室里那个圆形的方向盘发生了兴趣，我定眼从窗玻璃看进去，看到那个小小的方向盘一转动就能拖动这么个大家伙听话的走动，我的心就隐隐的有些激动和有些敬畏，激动这个蓝皮铁家伙是我家的了，是我的父亲的了，敬畏人类聪慧的大脑，能搞出这么一个听人使唤的大家伙帮助人们运输东西。

父亲看到我垫起的小脚，佯装厉声的喊道：“谁的鸭脚板啊！”，我急忙向后缩了一下脚丫子，弯腰喊了一声爸爸。父亲还是厉声的说：“这么冷，赶紧回去”。我看见父亲额头的黑色机油，单薄的袖管里露出褐色的皮肤，看上去好笑但是又没有想笑的冲动，反而有一丝难以名状的东西在心头荡漾。我不违敢背父亲的命令，慢吞吞的离开了公社修理厂，走到修理厂大门口的时候，我扭头向父亲和那个铁疙瘩看去，但他们已经被荒芜的野草遮住了一半的身体。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只有四十来岁，正是一个男人得力的时候，也是家庭负担最重的时候，但无论怎样的生活环境，父亲都会想出一些“怪招”让全家人不饿肚子，甚至过上了“小康”生活。父亲开着他的方圆车来回穿梭在乡村与集镇的路上，每一次乡场过后，父亲的车斗里都装满各种“倒卖”的粮食，有苞谷、有菜籽、有豆子、有麦子等等，这些不容易压坏的东西就放在车斗的最底层，而比如鸡蛋之类的就放在车斗的最上层，而人也是坐在车斗上。我的父亲拉着这么一车“危险产品”，却并不心慌意乱，而是稳稳的握着方向盘，确保安全的把车上的粮和人都送到目的地。在父亲拉货去镇上的时候，我就会搭父亲的“顺风车”，去镇上的中学上课，在颠簸的路上，车厢摇摇晃晃一会就把我送入梦乡，每每这个时候，父亲又会厉声的说：“不要打瞌睡”，我便又清醒过来，坐的直直的不敢动弹。

而我的父亲却从开车这件事情上总结出一个“奇怪”的结论，父亲不让全家人一同乘同一辆车，今后也不让我搭他的“顺风车”，弟弟因为错把油门当刹车，被父亲取消了学开车的资格。而事过二十年后，弟弟才又拾起了开车的行当，而我也早有了自己的“私家车”。

父亲忙活完了乡场上的活儿，就会去煤山等煤，有顾客等着这一车好煤渡过寒冷的冬天，也有顾客等这一车好煤烘焙烤烟。如果顾客催得急的话，父亲就算多熬几个通宵、多走几家煤场，也要把顾客要的煤如期交上。父亲也会“应人之约”拉点地基石头、拉点建房砖瓦、转运平场泥土、拉点废弃的钢筋水泥；父亲也会临时当起“搬家公司”，拉点旧家居旧电器，抑或拉点“破烂”回收物；父亲也会在农忙季节当起“棒棒兵”，免费给村里人家拉哈苞谷、谷子之类的；父亲也会在卸完货物以后，当起“客运司机”，把赶路的人和背有重物的人拉上一程，也会在无人拉的时候，拉上一车小石子倒在我家那泥巴院坝里；父亲也会当起“及时雨”，他远在外收购烤烟的女婿托人带信要爸爸的方圆车，父亲便“马不停蹄”驾驶他的“铁疙瘩”笑呵呵的帮他的大女婿拉回烤烟。父亲说他最不喜欢拉生猪生牛，这些活物在车斗里折腾来折腾去，他生怕一不小心车就给折腾翻了，我们就没有父亲了，还做出一副伤心抹泪的样子。往往这种时候，我都会拿着母亲擦灶头的帕子去清洗劳累了一天的方圆车，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我都坚持不停的擦洗着，每擦洗一次，就犹如擦亮了我眼前的一抹光、也擦尽了父亲的油污的脸。父亲也会力荐顾客去找他的干弟弟，这样，他们便就可以一同拉货，一同赚钱，也有了一个形影不离的伴。

去年秋季的时候，父亲满脸忧愁的告诉我说：“你的干爹死了”，我看到父亲眼里有一种对死亡无法抗拒的无奈，我为此而心悸乱颤，知道这个高大的身体终将从世间消失，这双已经浑浊的眼睛将永远闭上。我没有接下父亲的话，只是“嗯”了一声，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的干爹也就是父亲的干弟弟不幸患上了肺癌，发现到死亡不到两年时间，就走了。这虽然是别人的死亡，但也是对父亲生命的又一次挑战，看到身边的同龄人要好的人陆陆续续去跟阎王爷报道，父亲心中定是千般滋味万般痛楚。这样的精神折磨比肉体更加残忍，如果死亡瞬间降临，那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当我回忆起这些的时候，我无法遏制住自己的泪水，在他病痛的这十年时间里，我无法从心灵上给予父亲更多的安慰，也没有从物质上给予父亲更多的帮助，我无法想象父亲是靠着怎样的毅力熬过一个有一个春夏秋冬。

后来，在我读初二的时候，父亲用他挚爱的方圆车在镇医院里拉回了他聪慧的三女儿，也就是我的三姐，一个数学“天才”，我们两姊妹都以极高的分数考上镇中学，姐姐升高中，我升初中。刚入初中既新鲜又陌生，一天总是想着回家，无心念书，导致拿回家的数学题怎么也做不起。而此时，只有三姐是“老师”，她随便瞟一眼，便知道如何解答我磨破脑壳都磨不出的“二元一次”方程。我们两姊妹总是交换着回家，因为我们就读的学校离家有十七公里的路程，车费是三元钱一趟。我们都不舍得花钱，因为我们都看到了父母的辛苦。而就在我回家的那个周末，三姐同学坐着摩托车到我家给母亲说：“三姐生病住院了，让家人赶紧过去一趟”。那时，我正在锅里炒青海椒杂，看见锅底有点油，又不停的往锅里倒入海椒杂。这是我准备拿到学校的“口粮”，我用筷子把海椒杂往玻璃瓶里塞，就在我使劲用筷子压平的时候，我的筷子却断了。我和母亲简单收拾一下便坐车去了镇医院，看着平静安详的躺在病房的三姐，我和母亲并没有感觉到死亡在向我那聪慧的姐姐招手。还傻傻的守候在姐姐的病床旁边，等待她的苏醒。可我们等来的却是姐姐再没有睁开眼睛，母亲休克在了医院的长木条凳上。等父亲赶到的时候，已经是夜间九点过了。我和母亲哭成了泪人，父亲和医护人员忙碌的把姐姐安放在父亲的方圆车里，就这样，我们一路颠簸着把三姐拉回了家。从这以后，父亲每次开着他的方圆车，总感觉车背后都有一个低垂的声音在呼唤着他，但他转眼张望时却并没有人在车斗里。父亲被这样的幻觉折磨着，一天心神不灵，开车常出岔子，便决定把他的方圆车卖了。

在无法排解忧伤的这段岁月里，我的父亲一天“游手好闲”，喝酒划拳，动不动就打骂责难不相干的人，把大把的“红牛儿”撕得粉碎。母亲也无法改变父亲颓废的心情，在母亲那里，也是伤痕累累，母亲生养的六个孩子里，已经失去两个。他们就这样意志消沉的不知道过了多久，把家中的老本基本吃光，才恍然大悟。走掉的是少数，还有多数是活着的。

父亲又生龙活虎得唱起了他喜欢的歌谣，还狂喜的说着他要当屠户，当一个不杀生的屠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