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面条加工房

父亲一生学了很多手艺，曾经是一名没有进过驾校的驾驶员、是一名拿起杀猪刀但不杀生的屠户、是一个没有进过厨师培训班的“厨师”，而现在，父亲又热衷做起了“面条师”。

父亲发现自己年事已高，不太适合再挑战新的手艺，于是放下“屠刀”，改行做起了“老本行”——面条加工小型作坊。父亲把前些年放在小平房里的面条机器捣鼓半天，却发现这些机器已经不听话，到了退休的年纪。可父亲不想破费过多的钱财来买新的机器，于是父亲自己当起了修理工。父亲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面机的“心脏”——马达上，听着马达“嗖嗖”的均速转动声，就知道马达是完好无损、健康无病的，这样的马达“生”出来的面条才有精神。然后父亲用钳子类尖利的东西把“面刀”里余留的“面疙瘩”撬出来，再把“面刀”打上油，放在面机上空转，让面刀变得干净光滑，这样经过面刀的面条才会圆润饱满；带动面机转动的“皮带”则要换上新的，长时间不使用，皮带会粉烂掉，容易“滑带”伤到人。在父亲不遗余力的捣鼓下，他的面机在“失业”多年后，又开始营业。

父亲把面粉放在一个大木盆里，在面粉中间漩出一个洞，把提前准备好的碱水慢慢的倒入面粉，用手轻轻把面粉揉匀，确保每一颗面粉都得到了碱水的滋润，再把粒粒饱满的面粉放入碎面机里再次进行搅碎捣匀，这样的碎面粉才有资格变成凉凉润润的面条皮子。在做面条皮子的时候，一般情况是需要两个人，一个人用一颗圆形的木棍把面皮滚起来，一个人不停的在面机里添置面粉，并用手翻转经过面机碾压堆积在面机出口的面皮。而我的父亲不愿意别人参与，担心习惯了他气息的“面皮”嗅会“异味”会翻脸，就影响了整个面条的“市容”。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才让母亲全副武装了去帮忙。而面皮要在面机里碾上两次以后面条才有劲道，也可以通过调试面机让面皮有厚与薄的区别。因为针对的顾客大多数是农村务农的农民，让他们更加有力气干活，父亲的面皮都会做得厚一些，面条自然也会“经得煮”一些，偶尔打个幌子也不碍事，面条照样成形能吃。而在夏季农忙时节，很多务农人家会选择吃凉拌的面条，这样吃起来既不耽误做活时间，也不至于在炎炎夏日吃个面条都得汗流浃背，所以，在夏季农忙时节，父亲的面条以薄皮面条为主。为了能精准区分出厚薄面条，父亲选择用报纸和卷子来加以标志，报纸拦腰包扎起来的是厚面条，卷子揽腰包起来的是薄面条。这样的区分也为农户购买面条节约了时间，变相也是为农忙人群腾出更多的务农时间。

面条的形状有三种，一种是细刀面、一种是中刀面、一种是宽刀面。这三种的吃法也是有讲究的，一般细刀是用来吃凉拌面的，中刀就是热面，宽刀是豆花面。不过，也有人把细刀煮成干馏面条，放上“山里红”，拌上“红花椒”，则是一道又麻又辣的地道的贵州干馏面条，而豆花面的做法则是更加的地道有味。父亲说：“豆花面的面条最好是‘水面’”，水面也是还没有放在太阳底下晒干的面条，放入沸水中也就是两分钟左右就可以起锅了。我母亲的油海椒、水豆腐加上我父亲的“水面”，一碗“赵宋氏”豆花面便成功面世。而母亲那碗油海椒是我们村出了名的又辣又、那碗水豆腐是母亲做“豆腐西施”的岁月里磨砺出来的。母亲跟我演示过无数次油海椒的制作，我到现如今弄出来的油海椒还是没有母亲的味道。那时母亲的辣椒里只有辣椒、鱼腥草、盐、味精，没有肉粒等，我疑惑是不是母亲没有把最关键的“要点”告诉我。

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成年，出嫁的出嫁，外出工作的工作。父亲的面条加工房没有了我们这几个得力的帮手，好像也没有缺少什么，只是少了叽儿哇鬼的吵闹声和胡吃海吮吸面条的“嘘嘘”声。父亲把下好的湿面条挂在小指头粗细的约摸八十公分长短的竹竿上，再一排排的挂到院坝中间的面架上，而在面架下面铺上一层厚油子。因为湿面条通过太阳的烘烤以后失去水分变干变脆，有些经受不起“暴晒”的面条就会挣脱“兄弟们”的队伍，落到地面的厚油子上。有时候那些掉下来的面条母亲还没有来得及捡拾，那些自由的鸡、鸭就先抢占了先机，而被它们“糟蹋”过的的面条，母亲则打发给“猪大爷”。父亲看到已经晾干的面条，就算是冒着烈日也要把面条一杆一杆的收放到切面板上，最多八杆面对组成一组进行开切。父亲把每一杆面上的竹竿都要取下来，而在取面杆的时候，是从底层往上层取，因为每取一次都要用手去压一次面杆挂过面条的“头”部，把弯曲变硬的头部压掉，让“头部”和“身体”保持一样平整。这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父亲用提前准备好的长约三十公分左右的竹片放在面条上，把一杆面条切三刀变成四份。在这四份里，又分头尾和身体。有经验的做面师都会把“身体”平铺在木板上，再把“头”和“尾”一并放在“身体”的里面，并且还要把“头”与“尾”光洁的横切面互相调换着放进“身体”里，然后才把提前放好的折叠成长条约摸十五公分宽的报纸拦腰扎在面条上。

有些时候父亲也会让母亲把剩下的没有碾成面皮的灰面做成“猪儿粑”，这便就成了他们的午餐或者晚餐。有些时候父亲也会特意留下一些湿面条，让母亲做个豆花面来吃，犒劳一下他们一天辛苦的劳动。

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父亲的面条就需要一间烘干房，而刻意占用一间房子做烘干房，对于父亲来说，那是一种浪费，所以父亲就会选择在烤火的屋子里架起挂面架，也会在没有人居住的多年失修平房里架起面架，再放上几炉蜂窝煤，算是给面条除湿增速。但就算这样的面条被烘干了，父亲也会等太阳出来的时候再拿出来晒晒，父亲说：“太阳晒过以后才会有韧性和麦香味”。如果遇到实在没有干好的面条，就算亏本，父亲也不会心疼，他总说：“好吃很重要”。于是，父亲的面条生意越来越好，有拿麦子来兑换面条的，甚至有的人家因为没有麦子拿来了苞谷兑面条，父亲没有拒绝他们的兑换，只说：“麦子有麦子的用处，苞谷还不是可以拿来喂猪大爷”；有批发商提前给父亲预定面条，而一生勤劳的父亲，则会兢兢业业的按照时间规定交上货物。

在一年又一年的辛苦劳作中，父亲用力推磨面粉的手开始变形，出现不同程度的疼痛，有些时候甚至手麻得都无法举起。可我那坚强的父亲也没有放弃做面条的生意，他依然坚持着，依然用他那双勤劳的双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不可能。母亲劝阻父亲多次，让他去医院正式检查一下，可父亲说要趁天气好多做点面条。后来，实在无法拖下去，父亲才去医院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检查结果很是愕然，说是父亲的手腕处“胶皮”磨损，就跟剧烈跑步造成膝盖“胶皮”磨损是一样的，规劝父亲放弃面条加工房，做点不推磨的工作。

父亲听到这样的告诫面不改色，好像这样的疾病是生在别人身上，而非他自己。父亲乐乐颠颠的回到家中，对母亲的劝说无动于衷，依然清早八晨就起来捣鼓他的面机。好几次姐姐们也劝说父亲不要再做面条了，可却被父亲一句话封住了口，“我不做面，一家人吃什么呀？”。是啊，父亲不劳作，一家人吃什么呀？姐姐们已结婚，兄弟也成家，可谁家也不富裕，没有宽裕的钱接济谁。

后来，病魔就犹如魔鬼一样缠着我的父亲，本来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却烙下了终身的疾病，在医院和家之间来回奔跑了近十年的时间，也没有改善日渐恶化的病情。父亲把陪伴他走了几个春秋的面条机器安置到了破旧的角落里，再没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