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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源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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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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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欢之上/朝颜

悲欢之上

朝颜

 

他胖得理直气壮,手臂永远摆不直,提溜着,像一对标准的圆括号。他抡着那对括号跑到我梦里来,理直气壮地笑话我:“钟校长啊,你抱‘西瓜’啦?”

蓦地醒来,是清晨六点一十分。拉开窗帘,看到窗外的玉兰树浸在晨光里,残存的几片白色花瓣稀稀落落挂在树上,树叶都抽了芽。一种时序更替,物是人非的伤感漫过头顶。

在手机通讯录上,他依然是我的四舅。十年了,我像珍存着一件宝物似的珍存一个电话号码。只是我从来不敢拨通它,我怕听到“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我还怕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取代了四舅爽朗的哈哈大笑:“对不起,你打错了。”

现在,他去了远方,他在梦里说到的“西瓜”已经从我的肚子里蹦出来,长成了一个十二岁的姑娘。只是,他到最后都没有看到“西瓜”迸裂之后变成了什么样。

2003年,应是他最后一次从南昌回到瑞金。其实那时候癌细胞已经不可逆转地钻进了他的肌理,他亦是知道的。但他出现在众人面前,依然是高谈阔论谈笑风生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样子。从我记事起,他仿佛就是一个从来没有悲伤的人。后来我想,一个没有悲伤的人怎么会被病魔带走,而且走得比许多悲伤的人还要早呢?

他活在一些永远笑声不断的片段里。我与哥哥年幼时,家中劳力少,外婆常派四舅五舅来插秧割稻。我什么也干不了,也非得屁颠屁颠地跟到田间地头去。他站在水田里干活,不时拿着畚箕把脸遮住,又倏地打开,喊一声:“家共(方言,躲猫猫之意)。”把我逗得咯咯直笑。插秧时,每扔一把秧苗,他都像掷一个飞镖那样刷地飞出去,嘴里念着“着”,秧苗就划了一个优美的弧线。夸张的动作和诙谐的话语,往往把田间地头村民们的目光全都吸引了过来。日复一日形同苦役的农活一下子就成了快乐的事。

四舅在我家,到了饭点,邻居们就会端着碗围到我家来。四舅一上桌,笑话就一箩筐。比如他会指着一碗菜问大家:“是从上面往上吃,还是从下面往下吃呢?”于是一干人等哄堂大笑。我骄傲了很多年,因为小伙伴们都羡慕我有一个好玩的舅舅。

长大以后,我常常想,他为什么快乐呢?其实他真的有理由不快乐。未经人事便失去父亲,幼时差点被送养,求学之路又艰辛多舛,三番五次被外婆拉回家务农。这其间吃过的苦受过的委屈,岂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尽。可他硬是一坎一坎地跨了过去,还生就一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爽朗劲。

 

十一岁那年,没有人想过要为我过一个生日。因为,我是一个女孩。我的哥哥是办了十一岁生日酒的,请了很多客人,收了很多礼物,我也第一次吃上了甜甜的白木耳炖红枣汤。于是我便盼着自己的十一岁早日到来。

事实上,最后只有四舅记得我的十一岁。他托人捎来一把紫红色缀花边的折叠小伞,还有一套粉红色镶金边的衣服,每粒纽扣上游着两条摇头摆尾的金鱼。天知道它们为我带来了多少荣耀和虚荣,在那个只见过黑布大伞的年代,在那个以捡哥哥穿剩的旧衣服为主的年代。

第一次穿上那套新衣服去上早自习,我迟到了,悄悄地溜进早操的队伍里去,但还是招来了无数注视的目光,包括年轻的班主任。他看着我,一副从来不认识我的神情,窘迫让我羞惭地低下了头。后来我想,一定是这套衣服使我焕发出了从未有过的华丽,让我与众人区分开来,以至于引起惊诧和侧目。我一向衣着土气而破旧,母亲断然不会为打扮我多花一点钱,事实上也没有多余的钱。这套衣服成为我人生中第一次确认自己与众不同的依凭。后来,游着金鱼的纽扣掉落了一粒,跑遍了整个圩场,没有找到相同的纽扣可以替补。我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那个纽扣安在一个不认识的女生衣襟上,它已经完全归属于她。四舅给予我的荣耀和独一无二,以如此奇怪的形式在另一个女孩身上延续。而我则拥着那份对残缺之美的遗憾与珍爱,一直穿到再也穿不得为止。

我对四舅的亲近几乎全凭一种直觉。七八岁的样子,我和哥哥在外婆家度暑假,开学前外婆安排四舅五舅骑自行车送我们回家。两辆旧自行车并排摆在屋前的空坪上,两个英姿焕发的舅舅各扶着一个车把手站定。外婆指着他们问我:“满崽,你想坐哪个的单车?”似乎不用经由大脑思索,也用不着多余的艰难抉择,我一言不发径直走到四舅身后,拉住他的自行车货架。五舅的目光透过厚镜片向我投来,诡异而意味深长地笑。

走到半路上我才知道,五舅的笑里包含着什么。原来四舅的车不是用骑,而是用飞的。

跟定四舅,就相当于被一路的惊险锁定。没骑出多远,四舅已经将五舅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直到影子也不见。起初我是得意的,暗自庆幸选对了人。瞧,我们跑得多快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两个字——“拉风”。但是简易的沙石路哪经得起快速的颠簸,骑得越快,屁股震得越疼,好多次感觉自己就要被震飞。四舅却不管不顾,经常整个身子立起来用尽全力蹬。从石罗岭下行,时遇陡坡急弯,自行车简直像疯了一般往下蹿,而边上就是万劫不复的悬崖。我大惊失色,不迭声地喊:“舅舅,你慢点呀!”他回我一句:“刹车不灵,你抓牢就行。”我没了主意,只得拼尽全力死死地握住货架,没被抛下深渊,真是个奇迹。

下得山坡,五舅却载着哥哥悠然自得地追了上来。他看着面如纸灰的我,又一次意味深长地笑。两兄弟相互调侃,一个说:“你跟得倒是蛮紧。”一个说:“哎呀,还是你跑得快,会飞呢。”多年以后,我一个人骑自行车从石罗岭疾驰而下,飞一般掠过一群担柴火的妇女,掠过一阵又一阵的大呼小叫。同样是刹车不灵,我竟然没有太多的恐惧,有惊无险地顺利下了山。在后怕之余,我心里不免有些许自得,不管怎样,我毕竟是跟着四舅“飞”过一次的人。

 

我曾经以为这辈子都不会看到四舅的眼泪。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一个永远将苦难狠狠地甩在身后的人,他怎么会无助到需要用眼泪表达内心?可是我分明看到有晶莹的液体蓄在眼睛的深处,他的眼眶红红的。彼时,他扶着门框,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送我下楼。

那是2005年的初冬吧,就在所有人都知道他已经时日无多的时候,我撇下刚刚断奶的孩子去江西农大看他。那几天,他大多数时间是爽朗的。虽然已经行动不便,但没有疼痛的时候,他依然高声谈笑,像从前那样把每一句庸常的话说成笑话。他坐在饭桌上吃饭,还把橄榄菜嚼得嘎嘣嘎嘣脆响,仿佛食欲很好的样子。

舅母去上班的时候,屋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四舅开始和我讲他四十余年的人生心得,讲着讲着,他突然问我:“你也是个孩子的妈妈了,还当了副校长,做完一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总结经验的习惯?”我一时愕然。他看出了我的局促,没有过多追问,然后只是将那些工作和生活中的关键节点讲述与我,一一例证一个人从稚嫩走向成熟,需要怎样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

我忽然意识到,这可能是四舅这一生中与我最正式的谈话,也是最后的一次谈话。

一个一穷二白的苦孩子,经历高考落榜,复读考学,再艰难留城,又一路打拼,由一个小民警变成大学校领导,他的一生无论如何堪称励志与传奇。四舅是想把他人生的精华一股脑地传授于我呀。我心性再愚钝,也能体会到四舅的用心良苦。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在此之前,四舅的很多事,我是从外婆和父母的嘴里零星听说,并拼凑起来的。

外公去世那年,村里的好心人是劝外婆将四舅送给他人养的。人选早就有了,至少衣食无忧,人家已经伸出双手准备迎接。幸而四舅好养、易乐,令外婆没有最终下定决心。稍大一些,四舅就可以领着五舅玩耍了。那时兄弟姐妹全都抢着带弟弟,可以不用下地干活。但是没人能争过四舅。因为他会做鬼脸、逗人笑。别人把五舅抱走,他说一声“哭”,五舅哇地就哭了。别人一放下,他说一声“笑”,五舅就笑了。没办法,大家只好乖乖地下地干活去。

小时候,我也是将四舅当成偶像来崇拜的。

寒暑假,四舅穿着军校的警服来我家,一大群小伙伴便围了过来。四舅爱表演,他只需要用一只手臂,就能将我高高地吊起来。然后是比我重一些大一些的孩子,无一例外,像拎小鸡一样拎在手臂上。想来,村里的孩子没人敢欺负我,是不是也因为我有个威武的舅舅。四舅教我最简单的防身术,如遇拳头袭来,左手格开,喊声“防”,右手一拳击出,喊声“攻”。此招我与哥哥操练多年,虽屡战屡败,但从未气馁,直到我们都已长大,不再武斗为止。

外婆六十一岁生日,我正在换乳牙。许是缺钙的缘故,两个大门牙迟迟不见长出,像一扇没关好的漏风的门。每个人都在取笑我“切牙耙”,连前来村小监考的天佐老师也为我编了个顺口溜:“秀华,你是一个切牙耙,玩哩一手乌麻麻,考不好就蛮冇划。”彼时我由于试卷早已做完,正在玩一支漏水的圆珠笔,一双手全都黑了。我没有因此考得不好,却开始羞于见人,羞于大笑,羞于露出缺了门牙的嘴巴。

而四舅却拿着照相机,为外婆和一众子女孙辈拍全家福。全家人笑语连连,只有我面色凝重,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我觉得自己笑的样子一定丑陋不堪。没有人知道我内心藏着深重的自卑,因为那两颗漏风的门牙。可是四舅,他只用几个笑话就把我努力坚守的矜持打败了。就在我笑得毫不设防的时候,四舅迅速举起相机,按下了快门。

直到今天,当我重新打开陈封的相册,一一检视那些旧年的黑白照片,我仍然相信,四舅为我拍的照片是最美丽的。是的,我穿着四舅为我买的最漂亮的新衣服,敞着没有门牙的嘴巴,笑得那么天真,那么可爱。这些相片,常常让我重新找到童年的轨迹,相信自己曾经度过如此美妙的时光。

事实上,当我分拣年少时的那些快乐,突然发现,其中有一多半是四舅带给我的。直到他临终之际,我才发现这短短四十余年的一生,他活得并不轻松。只是,他从来不愿意将那些沉重加诸于他的亲人心上。

 

可是最后,他却要将一生的凝重托付与我,包括那从未轻易示人的眼泪。

我依然记得那天寒气逼人,我穿得单薄。在四舅家与他告别,他不断巡睃着那套不大的房子,以期找到一件珍贵的物品,好送我留做纪念。终于,他想到床底下有一套景德镇瓷器。他挪过去,想奋力拖出它,被我先生制止。我与先生一同搬出那箱笨重的瓷器,放在门边。

我们明知道这也许是最后的一次见面,却仍旧说着一些诸如“安心、保重、早日康复”之类的违心话。四舅握着我的手,眼眶渐渐变红。待我拉开门回过头,他的眼泪早已毫无节制地奔流而下。我不敢再说话,怕发出声音的全是哭腔,只好急急转身下楼。

到了楼下,我和先生放下沉重的瓷器,放声大哭。

那套瓷器从南昌运到瑞金,正遇上我乔迁新居的当口,我把它们一个一个取出来,擦得锃亮,小心翼翼地存放在橱柜里。我知道我不会轻易地使用它们,因为我更愿意让它们完好无损地存留于世,就好像我的四舅从来没有离去一样。

我看着它们,就可以想到四舅给我写的信,他让从未到过大城市的我暑假去南昌呆一段时间;想到他在南昌车站接我,一把接过我的行李,大声取笑我的土气;想到他教我打电话,还从单位打电话以抽查我是否会接听电话;想到他携着新婚的美妻从沙洲坝一路步行翻越石罗岭来到我家,他们的浪漫和美满曾让我对爱情充满幻想;想到他给我发的压岁钱,曾经是我生命里的一笔巨款;想到他带给我那么多的荣耀那么多的欢笑……

只是我当初并不知道,他在南昌接我的时候其实已经查出了恶疾;我也不知道,他的爱情和婚姻也曾经历过暗礁险滩;我还不知道,他在与病魔搏斗的十多年间,有过多少次对自我的否定和对生命的厌弃。我只是看到,他的笑,和他带给无数人的笑。

四舅的最后时光,正是旧历年的大年三十,新年钟声即将敲响。那个冬天多么冷啊,整整一个月,母亲第一次穿上了羽绒服,呆在南昌陪伴着他。好多好多的不堪,还有不忍,都由母亲转述。她说,一群四舅善待过的贫困大学生,围在他身边哀哀地哭;她说,四舅却笑,含着眼泪笑,虽然他已说不出话来;她说,那么胖大,那么乐观的一个人啊……

一个人的出场总是伴着欢喜,而退场却裹挟着无与伦比的悲伤。

白玉兰飘落下来,不经意间,时序换了一茬又一茬。如今,四舅住在梅岭,不知道有没有想念家乡的糯米酒,有没有人陪他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有没有最欢畅的笑,被掩在悲伤的深海。

我跌跌撞撞在人世沉浮了三十余载,终究没有将四舅教我的总结经验当成习惯。但是我继承了四舅的笑,无论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是大浪淘沙始见金,我都相信,笑比哭好。我常常觉得,总有一股隐秘的力量,蛰伏在悲欢之上。

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够夺走四舅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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