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断壶之十 五 13．东兴“好汉”连载

13．东兴“好汉”

符其实校长支持《银港》办下去，余老师第二学期又编辑出版了《银港》第二期，内容上更充实丰富，版式上更活泼完善，好评如潮，《银港》的影响正在逐步扩大。

此时校园里却吹起了阵阵阴风，什么不务正业呀，主次颠倒本末倒置呀，种种冷嘲热讽，甚至令人抽筋阴痿脑溢血的言论，开始在校园的阴暗角落吹来刮去。阵阵阴风向着余老师袭击包裹过来，他还浑然不觉！因为既是阴风，当然是不会在正式场合公开亮相的。

《银港》里学生的稿件都是经过余老师的悉心指导，多数都是帮学生三易其稿才能拿出来用。余老师自己写稿也好，编辑、审稿、校对也好，余老师都没有得到一分钱的酬劳，他图的是什么呢?从近的说，他想通过刊物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刺激学生的阅读兴趣，希冀给语文教学引进一股活水，以补充调节语文课堂教学中“积贫积弱”以及多数学生迷失在题山题海中的尴尬局面。从远的说，也就是间接地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素质的陶冶。总而言之，他确实真心实意想为学校，为学生做点实事。

若以六小时一个工作日计，以余老师为例，这项工作耗去了他的工作日当在四十个之上。

在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在兼第二职业，搞“隐性收入”的时候，余老师却还在实心实意学雷锋，做无偿的义务劳动。如果没有责任感使命感，没有对事业的执著，事前事后余老师能毫不在乎吗?总之余老师问心无愧，也无怨无悔。

但当余老师被批准请公假去北方参加一个颁奖笔会，学校扣除他的学期全勤奖和缺会的会议补贴的时候，余老师这才知道：原来银中里是多干则多扣，少干则少扣，不干的则不扣! 怪！学校教导处不仅斤斤计较甚至连承诺的公假都可出尔反尔地推翻；而学校总务处对工人却又非常难得地视而不见地放任其自由与“无所事事”！ 实在为银中一大怪事！

余老师想做些好事本也非要人理解，而难就难在他还要承受那无知的误解和恶意的歪曲，乃至冷箭的暗伤。当然，余老师并非圣贤，也非雷锋。他说到底还必须在银中这样的环境混下去，还要去面对他的生存现实，因为他毕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银港中学的行政班子，语数英三大组的组长竟无人加入，体育组的竟有三人是行政人员，这又是银中另一怪。当然，谁都知道宣布参加行政人员只是一个过渡，明年就会正式任命为副教务或副总务、副政务什么的。

银中教音乐、美术的教师都在校外利用晚上、休息日办辅导班，赚的钱是国家工资的十倍乃至几十倍。

对于教师与后勤人员的管理及各种补贴，学校舆论界的精英们不可能视而不见，可是这些“好汉”们为什么都不肯也不敢吱声呢? 余老师认为如果不是他们趋炎附势，欺软怕硬，那就是封建的等级观念在作怪，除此之外，余老师想不出有别的原因。

体育教师当领导，

术科教师赚大钱。

语文教师“驴”（名词动化：拼命干）到死，

校园工人笑眯眯！

这是一首校园民谣，它多少概括出银中校园种种之怪。

刚在牙牙学语的《银港》正在欢蹦乱跳地向学生走来的时候，可惜的是，尚未长大的《银港》，因符其实校长退休了，接任的卫境校长不支持《银港》办下去。它也就寿终正寝了。

卫境，中师毕业，原是数学教师。此人自己宣称，他一生从不看书也不看报，就连办公室他也坐不住。他成天就是在校园里打扫卫生——校园里树木多，南方的树木不比北方，春夏秋冬都有落叶，一年四季天天有扫不尽的落叶，况且还有几千人的学生，产生的垃圾是永远也扫不完的。有时有人进学校要找校长，到校长办公室找不到校长，问了人，说校长在校园里，但找遍整个校园就是找不到校长。后来人家吿诉他：那个打扫卫生的人就是校长。寻找校长的人才恍然大悟，心里嘀咕：怎么叫一个环卫工人来当校长？

不知卫境为什么会被任命为银港中学校长？人们都觉得非常奇怪。后来据知情人透露，卫境曾在外镇与现刚上任的教育局葛局长同过事，卫境去找过葛局长后，就被宣布为校长而走马上任了。

东兴建县之初，干部奇缺。有大批教师都在千方百计想办法调过线，因此，东兴县有一个红头文件这样明确规定:教师过线需通过县委常委会研究通过才准放行。当时教育局又规定：教师过线者中专生上缴教育局五千元,大专生上缴教育局八千元,本科生上缴教育局一万元（这个文件诞生时教师的月薪平均约二百元）。从这个文件看，教育局似乎很重视人才，学历越高价钱越高。但在实际使用中却又相反，余老师以本科学历却曾被调到小学与民师为伍，而有的民师却被调进初中、甚至高中任教。肖清庭们的认识是：叫谁教谁就有能力，或者说他们相信谁，谁就有能力。

尽管东兴县委及东兴教育局对过线教师又堵又截, 东兴县第一批调过线的教师也有二百多人。在这二百多人中，有一个姓葛的教师。葛老师原为民师转公办，过线后也不知他干的是什么？反正弄来弄去，不久就到一个镇去当镇委书记，成了葛书记。不久又调到农业局当局长，成了葛局长。又不久他又被调到教育局当局长，虽同是葛局长，但教师队伍人数最多，这正如军队，人少时是营长，人多了就是团长，甚至师长、军长了。总之，教育局长是大大的肥缺，手中掌握着千军万马。

当时，市公立综合中专创建，东兴私立实验中学创建，都公开向全市招聘在职教师，东兴县教育局葛局长说，你们不管谁要去受聘，必须先办离岗手续。能聘上的就去，不能聘上的也都别回来了。

县委机关一个科长的女儿在一个僻远的镇里教书，科长想把他的女儿调到县城任教，他找到县教育局葛局长，最后达成的协议是科长出六万元，葛局长把他女儿调进银港镇。后来，科长凑来凑去只凑了四万五千元，只好向葛局长求情问可否通融，葛局长在这方面倒是说一是一，毫不通融。交易也就此取消。

东兴县组建第一小学时，原本委派一个小学特级教师去当校长，一个年青教师去当教导主任，一切人事安排就绪，只等第二天宣布任命。但仅仅过了一夜，第二天宣布任命时却来了一个大颠倒：原定教导主任却被任命为校长，原定校长却被任命为教导主任。那个时候的东兴县，各种离奇古怪的事层出不穷，人们也见怪不怪。

余老师记忆犹新，他在银港镇教育办属下的学校任教时，就如一只足球在运动场上身不由己地被肖清庭们踢过来踢过去地消遣玩儿；余老师有时更觉得自己有如棋盘上靠边的一只卒子,雄心勃勃不愿意默默呆着老死其位,渴望着动一动。于是如卒子的余老师努力了,于是卒子冲过了界河。动是动了,但却失却了天然屏障的依靠,常常陷于被追逐被清扫的窘境。操纵卒子的肖清庭们闲得发愁时就把卒子移来移去地耍上一通玩儿,当局势稍紧或大军压境时则弃卒子于不睬,一任其自生自灭。余老师觉得这有点像“围城”心态,不动时想动,一旦动起来,却又觉得还不如过去那种不动的状态好——因为卒子毕竟只是卒子呀！想当将军的士兵不一定是好士兵，想前进的卒子也并不一定是好卒子。

肖清庭，银港镇教育办文教助理。此人原为体育教师出身，文革时下乡搞社教时，恰好与一位教育局副局长在一起，后来，这位副局长转为局长之后，就任命肖清庭为银港镇教育办文教助理。肖清庭不愧为体育教师出身，当上镇教育办文教助理后他最大的特色是喜欢运动，年年把镇里的校长、教师运动来运动去——或从此校调彼校，或从彼校调此校。搞得银港镇的校长、教师人心浮动：人人只知道今年在此，不知道明年在哪？有野心的今年思谋着明年去哪，老实的今年担忧着不知明年会被调去哪？所以人人都不去考虑教学的长远规划，或得过且过，或处心积虑教学之外的事情。结果，肖清庭主宰下的银港镇教育办，教育质量倒数总是数一数二。

太史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银港中学是东兴县自学考试考场，穆仁是业务主考，安排鉴考的人员是由他安排的。那时参加鉴考的教师，一天的鉴考报酬是一百元，如果以当时的工资来平均计算，一个教师一天也就是二十至三十元，一百元报酬当然是高的。余老师因与穆仁有隙，所以穆仁是不会安排他参加鉴考的。

穆仁曾大言凿凿地说，在职自学考试，哪有时间看书呢？不偷看又能干什么呢？作为业务主考的穆仁，竟然如此信口雌黄，其觉悟与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银港镇教育办属下原有六所带帽小学——即九年一贯制的学校，二十几所小学，大的学校学生一千多人，小的学校学生几十人，各校的校长经常性地调来调去。调来调去，当然是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校长的称呼虽然没有改，管的人数却变了，实权也变了，利益也变了——上面拨给学校的钱，是按学生人头拨的。银港镇教育办属下大大小小的校长其实也是足球，也在等待着被踢，教师就更不用说了。

大小校长调来调去，教师则听天由命。因为校长的更替，与教师的利益又密切相关。比如，余老师在竹山中学的时候，有一届校长年终结算时，教师少者可领一千五百元，多者可领三千元，平均起来每人也有二千元左右。当时在镇政府打扫厕所的工人春节奖金由财政拨款可得二千元。教师春节财政不拨款，就靠学校年终结算分的这点钱，遇上这样的校长教师就很满意了。也有一届校长年终结算时一刀切，平均每人给八十元。遇上这样的校长教师就当两面派：当面心怒不敢言，背面肆意咒骂。年终结算分得的这点钱，其实是校长的良心钱。

校长调动是在暑假，调出通知下达了，遇上好的校长教师还可意外获得一点利益，比如分一条拉舍尔毛毯，或一只电饭煲之类，因为调出校长不愿意把学校的钱留给下一届校长用。也有的校长调出时，教师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学校的钱都被校长用光了，比如那个年终结算时平均每人给八十元的那位。还有那位为创上等级学校的宋校长，因学校的钱为创上等级学校也被用光了，加上他走得很突然，当然他的调出也不可能给教师留下任何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