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断壶之二十六 24．教师节连载

24．教师节

青年离乡中年商调回乡的余老师，商调时犯了路线性错误。揭岭虽是余老师的故乡，但余老师对揭岭已很生疏，特别是对揭岭教育界，余老师可以说一点都不了解。当时想商调时，要自己先联系接收单位，余老师叫一位是中学教师的亲戚打前站，亲戚联系的是银港镇管教育的副镇长。等到余老师来揭岭教育局报到时，教育局副局长对余老师说：你要到银港中学就去银港中学写一页证明来，要到银港教育办就去银港教育办写一页证明来？

余老师回来找银港镇管教育的副镇长，副镇长说，银港镇只管教育办，我们是安排你去教育办的。银港中学不属我们管，要去银港中学，我们要重新讨论。同意去教育办，现在就可以去写证明。

亲戚认为银港镇能接收，人情已经很大，若再要求转去银港中学，怕节外生枝，建议还是去教育办写证明。

余老师当时自己也糊里糊涂，因为他也搞不淸银港中学与银港教育办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利益上的区别，而他知道的是在农场的场部中心小学时，待遇比在场部中学还好。他也只知道反正都是教书、领工资，去哪无所谓，反正都在银港镇。于是，余老师同意去教育办。

等到余老师知道了银港中学与银港教育办的区别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当时那么草率地选择去银港教育办是何等的糊涂与愚蠢！

余老师回乡不久，东兴建县，银港镇成为县城。之后，他才知道作为教师的收入在海南农场与银港镇是完全不同的。

海南农场教师的工资増长与农场干部是完全一致的，而其他收入如节日慰问、奖金等，农场教师也与农场干部一样，而农场学校中各种补贴教师有而农场干部则无。

可是，银港镇教师的工资増长与干部是不一致的——教师经常性被遗漏，而其他的收入如节日慰问、奖金等凡财政拨款的则干部有而教师全无。

东兴县的大小学校，节日慰问、奖金等都要靠学校自筹，学校大的学生多，学杂费收入多，学校小的学生少，学杂费收入少。学校好的还有学生的择校费收入。所以，学校大的学生多的收入好的，教师待遇就好，学校小的学生少的收入差的，教师待遇就差。银港中学与银港教育办虽均属县教育局管，但银港教育办属下的学校，比银港中学则多了一个教育办。对于教师来说，这个教育办的存在非但无利，而尽是弊。从办事来说，多一层机构多一层麻烦，从利益来说，这个机构的利益都要从它管下的学校抽取。而最令人头疼的是它几乎年年要炒校长与炒教师，而银港中学的教师那时是只进不出，是稳定的。

那么，这样一对比，进银港中学与进银港教育办的利弊就非常明显了。

等到余老师了解了这些，大错已铸成，一切已成定局。

而余老师等到晋升职称时，才知道在银港教育办是不能晋升中学高职的——因为银港教育办从来就没有晋升中学高职的指标。

余老师商调初回银港时，肖清庭问过余老师所在村的村书记可否认识余老石？是什么学历？村书记说，认识，高小学历。

余老师十八岁离乡，后来在海南去读师范中文专业，再后来余老师又参加自学中文专科、本科毕业，以余老师当时的学历执教高中是符合国家规定的学历的，是达标的。这些学历都在档案里。当时揭岭揭育局只开一页介绍信，叫余老师到银港教育办报到、分配。

肖清庭根本就不了解余老师的真正学历，村书记更不了解。村书记印象中的余老石是十八岁前的余老石，而余老石又读书十八年（包括读正规学校与个人自学考试）村书记却一无所知。

银港镇管教育的副镇长是部队转业军官，余老师一位亲戚与他是战友。当时，这位亲戚曾对余老师说，副镇长说你是小学教师。

余老师说，是，我曾是小学教师。但我现在的学历必须教高中，他知道吗？糊涂的亲戚哑口无言。

总之，余老师商调时犯的路线性错误，使他后来吃尽了苦头，也使余老师悔青了肠子。其实，回到故乡的余老师，对银港镇可谓是一点都不了解的。

有一次，余老师在一个兵团战友家中坐聊，偶遇一个他的小学同学，后来此人上过高中，不知是否毕业。余老师在闲聊中提到他当时的“干部商调函”如何如何的话，小学同学马上驳他，教师怎么能是干部？教师怎么能叫干部？

余老师知道他根本不了解，就把一些国家规定的以及工人、干部的区别等等说给他听，他不知是听不懂还是根本不相信，只是反复说着一句话，教师就是教师，教师怎么是干部？

余老师知道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也就不想与他废口舌了。

后来的余老师经常想起一件事，他上师范的时候，师范学校的领导经常教育学生，再三再四告诫他们，要体谅教师的辛苦与清贫，要关心教师，更要尊敬教师，要千方百计去挖掘调动教师的积极因素，使他们乐教肯教。可是这些话余老师师范毕业后就再也没听到了。社会上的人一提到教师，都异口同声说“教师好”。“好”在哪里？不是说教师有知识贡献大，不是说他们呕心沥血、献身教育，值得尊敬。所谓“好”，就是不用晒太阳，寒暑假还有工资，不用下岗。活得比教师差的眼红教师，活得比教师好的看不起教师。更有人一提及教师，马上说：教师是天底下最咸，天底下最俭的人。只是从来没人说教师的贡献大。

“最咸、最俭”—— 一语道破天机。因为教师穷，没钱不得不咸。因为教师脸皮薄、爱面子，不得不俭。

中国改革开放后，诞生了一个教师节。教师节的出现，决不仅仅是为了表现国家对教师的尊重，这层意义自不待言，主要的还在于提醒社会：要记住教师，尊重教师，提倡并培养尊师的意识。

有了这么一个教师节，社会真的就记住教师，尊重教师吗?也不尽然。而记住教师和记住教师节，则又是两回事了。任何事情都有内容和形式，尊师也然。由于国家设立了一个教师节，因此，有些单位或部门据此也做了一些不同的文章，表面的或实质的，浮夸的或实在的……

余老师在海南农垦时，农场的教师节一贯来都是全场男女老小参加隆重庆祝的。教师节那天，上级领导也都来参加庆祝。白天搞游园活动和书法、美术比赛，晚上各校文艺会演，搞得很是热闹。

但余老师认为，庆祝教师节领导若能静心坐下来听听教师们有什么实际困难、合理要求；切实为教师的生活或教学工作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教师或学校排忧解难，以激励、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使其更好地为培养下一代而尽其才，尽其用，更有实际意义。

余老师近几年发现，尊师其实必须首先从教师本身做起。如果教师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对社会的奉献，那么，谁还会相信教师对社会的奉献呢?

离开海南农垦以后，余老师才发觉海南农垦的人还是比较有民主气，比较有科学气，比较有人文气，一言以蔽之，比较有正气。海南农垦教育系统的领导，学校的领导，可以在公开场合，可以在任何人的面前，大张旗鼓地鼓吹、倡导尊师。敢于旗帜鲜明地教育学生，教师节一定要去慰问教师，探望教师，关心教师。

海南农垦教育系统的领导，学校的领导，他们这样说，这样做，非常之正常，因为他们不这样做，教师们、农工们就不答应，因为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天经地义，水到渠成。

可是，在银港镇，十几年来，余老师从未听到过任何一个学校的领导，敢于开大会动员学生教师节一定要去慰问教师；就是背地里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句类似的认识。

余老师想，这里的教育当权者，缺乏胆量和勇气去这样做。为什么呢?首先银港镇的教师们就都没有这样一种认识——银港镇的所有教师，他们对过这样的教师节也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正常，起码他们心底并没有认为他们是这个节日的主人，应该受到慰问与关心。连教师自己都是这种认识，那就更难怪领导了！因为领袖代表的是群众的意志呀！如若大家都认为教师节教师应该受到慰问与关心，领导自然也就有了认识。有了认识，当然就会有所行动。

所以余老师认为，银港镇的人封建意识成分浓(包括教师在内，这与农村学校多，农民、民师的成分多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以探讨)。

以余老师十几年来的耳闻目睹，银港镇的教师节，从未有过什么隆重庆祝之举，就连张挂一条横幅，粘贴一张标语也从未见过，当然就更没有什么所有教师，所有学生都参加的联欢会之类的活动了。至于各级政府在教师节期间召集个别人开的座谈会和表彰会之类的应时应景之作，那是年年都会有的，因为那是在作秀。可惜，这些距老百姓、距学生、距教师都很遥远，大概也没多少人去关心。

有一年的教师节，余老师偶然碰到一位从农场回来的战友，战友对他说：今天学校放假，左邻右舍的家长们问自己的儿女：不是星期天，不是节日，怎么放假? 儿女们都说：不知道。后来我就想今天可能是教师节。是不是？

余老师笑笑说，你“呾”（说）来“着死”（对极）？

战友说，可是教师节竟然老师的弟子都不知道！太奇怪了？

余老师说，多怪不怪，也就见怪不怪了。

教师的节日不敢让教师的弟子知道? 实在是怪得有点不可思议！

余老师说，因为银港镇的教师都在做贼，做贼心虚，所以只能自己偷偷地暗中庆祝。

余老师在银港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多矣！比如有一些学校，教师节照样上课，也没有一条口号或标语做注释，如“不放假，用实际行动来庆祝教师节的到来”，这些学校为上课而上课。有些学校则到校董会那里搞来一点钱，然后偷偷地分给教师，因为不敢让学生和家长知道。没有校董会或有校董会而校董会不管的学校，就静悄悄地学校自掏腰包发点钱自己慰问自己。

余老师觉得如此“教师节”，不仅可怜，且近于可悲了!

教师们呀，你们是节日的主人，还是节日的奴隶?你们是不劳而获，还是少劳多获?你们是酬多于劳?还是酬不敷劳?其实，想想国家关于这个节日的设立，就什么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