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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童[陈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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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1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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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批判,理想的教化


现实的批判,理想的教化

——《认罪书》读后的思索

牧童

读完乔叶的长篇小说《认罪书》,也读了有关《认罪书》的一些评论,引起了我的一些思索。思索的结果难免就要说一说。

我认为:《认罪书》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既是对现实的批判,又是对人民的理想化教化。

乔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之前有媒体采访说,也跟您一样,说为什么会对历史感兴趣,我说一方面是对历史有兴趣,但更重要的是对当下生活感兴趣。我其实着笔“金金”这个人物也是从当下切入的。

乔叶的这句话其实是我们解读《认罪书》的文眼,也就是说,《认罪书》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当下生活”。而所谓的历史,是被“当下生活”所牵连而自然而然地被牵扯进去的。

“当下生活”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官员与美女。因为掌控中国社会生活的脉搏和走向的,是中国各地各级的大小官员,他们不但握有管理权,也握有话语权,主宰着民瘼民生。而美女,是社会的花朵:鲜艳夺目,既不能忽视,也不容忽略。因为官员是人(男性为主),人有人性,七情六欲均为人性。君不闻,为了美女,作为君王的男人可以倾城倾国吗?君不闻,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又征服男人吗?君不闻,英雄难过美人关吗?所谓饮食男女,官员代表男性,美女代表女性。

《认罪书》写了一个已婚的中年男人——粱知的官员(卫生局长)与一个年青未婚的美女金金(临时性打工妹)的一段相恋相爱的婚外情。说到这里,我必须引用司马迁的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官员与一个美女的婚外情,尽管是相恋相爱,但在严酷的社会生活法典里,同样只能是有始无终。归根结蒂,就是利益使然。可以这样说,粱知的始爱虽是出于人性,但终弃还是出于利益,虽然表面上似乎受许许多多的客观因素制约。金金的始爱也是出于人性,但由爱转恨而复仇也还是源于利益。

《认罪书》由粱知与金金的感情故事肇始,牵扯出一大堆感情纠葛的“故事群”,其中,钟潮(另一更大的官员)与梅好(另一美女),以及钟潮与梅梅(还是美女)的感情纠葛,殊途同归,都不得不落下悲剧的结局。究其根源,也还是利益使然。这就是“当下生活”:官员与美女,人性与利益的最现实写照。

《认罪书》中,金金五兄妹同母却都异父。为何如此?金金母亲除去表面上与这五个男人的感情纠葛之外,背后的实质其实还是利益。人首先必须生存下去,才有发展的可能。而要生存,能忽略最基本的物质利益吗?我们可以说金金母亲背负着屈辱辛酸,承受着冷眼流言。但为了生存,为了养家,她别无选择。这就必然牵涉到时代意识,时代人性,也当然顺理成章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金金与梁知、以及与梁新的感情,梁知与梅梅的感情,梅梅又与钟潮的感情,梁知继父梁文道与梅好、与张小英的感情,钟潮与梅好以及梅梅的感情,主宰其或成或败的,也无不是背后那条利益的链条。

《认罪书》中的所有饮食男女,个个有罪,包括刚出世的孩子安安——若从个体婴儿来说她是无辜的,但说到底她也是罪恶的产物——而导致罪恶的根源就是人性的欲望。这就是《认罪书》对现实中人性恶的批判。但《认罪书》的目的并不是为批判而批判,它的批判是为了引人反思深思,所以,它设置了救赎的途径。感情既是人性,而又受利益制约,而法律又鞭长莫及,因此只能通过自我反省,呼唤人性美的回归。这就是《认罪书》中理想化了的对人的教化。

“是时候了。我要在这里认知,认证,认定,认领,认罚这些罪。”这是作者借书中主人公金金之口写出的心理独白,也是作者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下生活” 而开出的一张呼唤人性美回归的疗世药方。

统治者统治社会有人治也有法治,但人治与法治均有极限。所以,中国历代统治者往往采用文治武功,儒释道三教合一。而文学是写人的,写人性的,通过塑造人物形象以表现社会生活的,是写人的感情世界的。《认罪书》写了一群饮食男女,写了一群“平庸人的恶”,写了人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人性的一面。但人性中有自私、利己、贪婪的一面,也有急公好义、大公无私、舍己救人、舍生取义等等美的一面。而反省、自省、忏悔也是人性中应当肯定的属于美的一面。

《认罪书》整部小说叙述的核心是罪,写了一群“平庸人的恶”。当然也写了罚,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都不得善终,就连梁知和金金所生的孩子安安,也得白血病一岁多就夭亡。

《认罪书》的叙事者金金是一个自我道德定位不高而心志坚硬,眼光犀利、语言尖刻、一向对自己伤害别人的行为心无挂碍的不羁女人,她在复仇过程中渐渐意识到自己的罪而自省、忏悔,她最后认祖归宗就是开始以实际行动以清洗自己的罪孽。

南丁把《认罪书》比作一幅十字绣:“整部小说读下来,针脚绵密,活做得漂亮,布局很精致”。 李佩甫认为:《认罪书》“它对平凡人的恶进行了集中反映,这是一部具有心理扫荡意义的小说,它扫出了平凡人心中的暗尘。”

《认罪书》对于现实的批判,是典型化的写实手法。张艳梅说:感情的欺骗,道义的践踏,良知的毁灭,良心的丧失,历史的惨痛,伦理的颠覆,时代的乱象,都称得上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由点及面,穿透生活,值得深思。

而《认罪书》所设置的自我反省,呼唤人性美回归的救赎途径。这却是一种理想化了的教化。

乔叶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其实在我们社会生活里面,我觉得有一种琐碎的浩荡,并不是说表面上很浩荡,还有琐碎的浩荡,深入其中。我想探究中国人民怎么这样,我们活得很分裂,很多人的状态很分裂,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知道,找到一个精神的人性也好,或者国民性也好,我觉得有所思考,上述到有一个历史的源头。”又说“谈得更具体一点,比如假药、食物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等等。”

因为在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犯各种各样的“罪”的人,往往自己是自以为是的,也往往自己是不会承认自己有“罪”的,性格、阅历和知识的局限,决定了人的思想观念的不同——就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其思想观念也是千差万别的——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不管是有意识或无意识,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也是社会的复杂性。

对于不善思考的人,对于没受过多少严格正规教育的人,对于没什么知识的人,对于执癖的、一根筋的人,对于精神上、头脑上有缺陷不健全的人,对于心理素质不健康的人,你能寄希望于他们自省与忏悔吗?还有,对于那些良心泯灭的人,对于那些恶性膨胀的人,对于那些趾高气扬、飞扬跋扈、权势炙手可热的暴君,你又能寄希望于他们自省与忏悔吗?

能够自省与忏悔的人,一般都是知识渊博的人才有此可能。自省与忏悔的人,又一般都是弱小者或受挫折者或失败者。要不就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还不胜还的人才会产生自省与忏悔。

当然,作为作家,作为文学作品,在描写社会生活,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是必须表达某些称为中心主题的东西的。以给人们某些希望或启迪的,这就是文学作品教化人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虽然《认罪书》故事中的人物个个不得善终,间接地表现了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特别是设置了太多太多的巧合,但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运用戏剧性及典型化手法,这还是可以的。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草于拾粟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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