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离经岁又经年 ——记明代才女黄娥

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

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黄娥《寄外》

这首诗是黄娥用一生血泪吟成的, 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黄娥的生平。

黄娥，字秀眉，四川省遂宁市人。其父黄珂累官至工部尚书，长期在外或京城供职。其母聂氏，知书识礼，是黄娥的启蒙老师。黄娥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通经史，工诗文，能词曲，擅书札，写得一手好字，且弹得一手好琴。黄娥少时就以诗曲名满京城。

“金钗笑刺红窗纸，引入梅花一线香。蝼蚁也怜春色早，倒拖花瓣上东墙。”这诗是少女黄娥的处女作《闺中即事》。明正德九年（公元一五一四年）,黄娥十五岁,京城上门求婚的风流少年，显贵子弟络绎不绝，但黄娥一再向父亲表明心迹，定要选择一位学识渊博，志趣高尚的郎君。后黄珂有感于朝廷腐败和年事高迈，辞官携家眷回老家遂宁。

黄娥在遂宁忆起京城旧事，拨动琴弦，弹唱了自己新作的《玉堂客》散曲：

“东风芳草竟芊绵，何处是王孙故园？

梦断魂劳人又远，对花枝，空忆当年。

愁眉不展，望断青楼红苑。

合离恨满，这情悰怎生消遣！”

这支散曲很快在京城流传,后状元郎杨升庵读到此曲，对黄娥的才情赞叹不已，倾慕之心油然而生。

杨升庵忧国忧民，上疏劝谏明武宗而未被采纳。正德十二年（公元一五一七年）杨升庵以养病为名回新都读书自娱。不久升庵的原配夫人王氏病故,次年升庵得知聪颖有才、美丽多情的黄娥，年过二十尚未许人，征得其父同意，遣人做媒。黄杨二家交谊笃厚，黄娥对杨升庵也心仪已久，因此姻缘一说即成。升庵备办了丰厚聘礼，亲往遂宁迎娶黄娥。当彩轿到达新都时，倾城震动，人们都争先恐后来看这位“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的绰约丰姿。

婚后，黄娥和升庵住在状元府西端的榴阁。新婚燕尔，正值红榴怒放之期。黄娥展笺命笔，写出了《庭榴》诗：

“移来西域种多奇，槛外绯花掩映时。

不为秋深能结实，肯于夏半烂生姿。

翻嫌桃李开何早，独秉灵根放故迟。

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

黄娥与杨升庵夫妻常谈论政体，忧国忧民。黄娥的公公内阁首辅杨廷和函催杨升庵归京复官。次年秋天，黄娥便陪同杨升庵，告别故乡双双进京，杨升庵任经筵展书官，为世宗讲书，施展抱负。黄娥在京城的官邸里，居家理事成为杨升庵的贤内助，夫妻生活美满惬意。

嘉靖三年（公元一五二四年）二月，杨升庵父亲被迫辞职还乡；七月，嘉靖将杨升庵等一百九十人囚入监狱。杨升庵被连续两次廷杖，“毙而复苏”，最后被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市）“永远充军”。

秋风萧瑟，寒气逼人。杨升庵身披红色囚衣，项系沉重枷锁，带着被廷杖后的创伤，由解差押送出京城。他从潞河登舟南下，连和家人告别的机会也没有。黄娥听到这不幸消息，肝肠寸断，悲愤满腔。她急忙收拾行装，带领仆人，赶到渡口，誓与丈夫同生死共患难。黄娥、杨升庵乘船沿北运河南驶。在黄娥的精心护理下，升庵的杖伤逐渐痊愈。朝廷中奸佞之臣不善罢甘休,他们派遣刺客伺机暗杀杨升庵。黄娥早有提防，着意保护，刺客从京城一直跟到千里以外的山东临清，也没有下手的机会，只好悻悻离去。

船行一月后，黄娥、杨升庵夫妇来到灯红酒绿的秦淮河畔。然后黄娥偕升庵溯长江西上，顶风破浪，途经李太白捉月的采石矶、白居易落泪的浔阳江、苏轼谪居的黄州、屈原行吟的洞庭等处。隆冬时节，船行至江陵（今湖北陵县），那是去滇入川的分道处。杨升庵将从这里起岸，经湖南、贵州到云南。按照规定，罪犯不能带家眷至戍所,此后山川险恶，道路崎岖，升庵也不忍累及爱妻，坚持要黄娥沿长江回蜀。在朔风飞雪中，升庵与黄娥两人执手立于江陵古渡，难分难舍。升庵触景生情，作了《临江仙·江陵别内》：

“同泛洞庭波，独上西陵渡。

孤棹溯寒流，天涯岁将暮。

此际话离情，羁心忽自惊。

佳期在何许，别恨转难平。”

黄娥也填了一首越曲《斗鹌鹑》：

“分手东墙，送君南浦。目断行云，泪添细雨。

载恨孤舟，戛愁去橹。厮看觑，两无语。

当时也割不断那样恩情，今日个打迭起这般凄楚。”

黄娥回蜀途中，心潮起伏，难以安定,写下了《罗江怨·阁情》四首，其一云：

“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

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

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

自此黄娥开始了与丈夫分别长达三十年之久的辛酸人生。江陵一别，黄娥独自回到新都，静居榴阁。黄娥强压悲愤，含辛茹苦，孝敬公婆，教哺子侄，为远谪在外的杨升庵操持家务，排难分忧。

秋深了。黄娥好不容易才盼到升庵在滇南“辞家衣线绽，去国履痕穿”的家书，黄娥以深沉、惆怅的思念之情，凄然谱成了长为艺林传诵的《黄莺儿》散曲：

“积雨酿春寒，看繁花树残。

泥途江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流几弯，天涯极目空肠断。

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

嘉靖五年（公元一五二六年），被迫辞职还乡的杨廷和因担忧国事，思念儿子，忧郁成疾，病势危重。六月杨升庵闻讯，乞假回蜀探望病重的父亲。七月当杨廷和痊愈后，黄娥便随同杨升庵，跋涉千山万水，到了云南边陲戍所。夫妻朝夕相处三年，同时饱尝流放之苦，避叛军，防瘟疫，生活极为艰苦淡泊，夫妻互相体贴，常以词曲唱和。黄娥唱道：“休教莺语学蛮声，万里长途辛苦行。迢迢远别情，盈盈太瘦生。”

杨升庵和道：“休教眉黛扫蛮烟，同上高楼望远天。天涯新同悬，故乡何处边。”

三年后（公元一五二九年），杨廷和病故，夫妻双双自滇南返川奔丧。丧事完毕，杨升庵仍去滇南服刑，黄娥只身一人留居新都重挑起家庭重担,至此夫妻极难见面。

暑往寒来，黄娥遥想夫君远在天边，只能对景空叹，飞雁不到，锦书难寄，杨升庵何年才能被赦归来啊！栏杆拍遍，闲愁最苦，黄娥愁肠欲断，声泪俱下，一腔衷情惟有倾注于诗中,她写出了本文开头那首脍炙人口的《寄外》诗,此诗一出，即被时人传诵。此诗用典贴切巧妙，感情真挚，哀婉动人，而又典雅宏深，风韵自然，表达含蓄婉转，读来催人泪下。

花开花落,杨慎和黄娥在相互思念和期待中送走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杨升庵“天禀倔强”，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嘉靖至死也不肯原谅杨慎，天下大赦，嘉靖也特旨不赦杨升庵。明代在位和寿命都较长的嘉靖，他的长寿成了杨慎夫妻的宿命悲剧！两人天各一方，黄娥唯有独守空房。杨升庵被赦还的机会十分渺茫。黄娥由盼望而失望，最后只有自我安慰,她在《寄升庵》一诗中写道：“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不杜鹃！”

杨升庵苦渡三十余年流放生活。根据大明律:罪犯年满七十即可不再服役。可是当白发苍苍的杨升庵七十岁蹒跚归蜀不久，又被明世宗的鹰犬派人抓回云南。杨升庵悲愤至极，不到半年就在一座古庙中含恨死去。

噩耗传来，黄娥虽悲伤万分，但却没有被击倒，她甚至没有哭喊，而是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冷静面对现实,不惜以花甲之年赢弱之身，顽强地徒步赴云南奔丧。走到泸州，遇上杨升庵的灵柩，她仿照南北朝才女刘令娴的《祭夫文》自作哀章，词语凄怆哀惋，此时她才痛痛快快地发声大哭，闻者无不垂泪。时人都认为，相比杞梁之妻（孟姜女）黄娥徒步迎柩更贤淑、更坚强、更悲壮！她再不用无望地等下去……黄娥扶柩、携带杨升庵妾曹氏留下的孤儿宁仁回到了新都老家。

灵柩运抵新都，亲朋好友都主张厚葬杨升庵,黄娥强忍悲恸，力排众议，以简单的丧仪装敛了杨升庵遗体。不久明世宗果然派人来查验，见死去的杨升庵穿戴着戍卒的衣帽静躺棺内，一副服罪样子，也就不再刁难，杨遂免去大祸。众人佩服赞赏黄娥有先见之明。黄娥忆及夫妻一往情深和升庵生前死后的不幸遭遇，悲泣不止。次年冬天，黄娥将升庵附葬在新都西郊其祖父杨春墓左。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一五六五年）十二月，明世宗驾崩，裕王朱载垕穆宗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隆庆。隆庆颁发世宗遗诏，宽赦“议大礼”获罪诸臣：尚在人间者的召用，已故的抚恤，关押在监的开释复职。已死七年的杨升庵被恢复原官，追封为光禄寺少卿，后又谥封为文宪公；黄娥也由安人晋封为宜人。隆庆三年（公元一五六九年），黄娥病故。

黄娥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她博通经史，才情甚富。词曲风格缠绵悲切，有“曲中李易安”之誉。其作品“意境解放，突破藩篱，不为数千年礼教所囿，开吾国女子文学以前未有之局”。黄娥著作十分丰富，《四川总志》记载她“有文集传于世”，而她一生所写的诗、词、曲则更多。但由于丈夫不在身边，黄娥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不仅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媚态柔姿,更不愿子侄辈看到自己情意缠绵，悲愤哀思的文字，所以随写随毁，多不存稿，因此黄娥传世作品并不多,明隆庆以来所刊行的《杨状元妻诗集》、《杨夫人乐府词余》、《杨夫人曲》、《黄夫人乐府》、《榴阁偶存》等是黄娥著作中的幸存者，它已受到后代名人学者的高度评价，是中国女子文学著作的珍贵遗产。在中国文学史上，黄娥是继李清照、朱淑贞之后又一个成就卓著、名垂青史的女诗人。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草于龙砂东寂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