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家

我曾经写了我的祖母、我的母亲,但对父亲却还没有专文写他。其实,在我的一生中,与我生活时间最长,接触最多的却是我的父亲。我虽然还没专文写我的父亲,但在一些回忆文章中,却多次涉及到他,比如他反对我读书,焚我的书乃至鞭打我等等。这并非我对父亲心存怨恨,只不过是如实地记下了我少年时代读书的艰难环境。为了避免引起一些误解,我还是要写一写我的父亲的。早在五六年前,父亲逝世十周年时,我就已经写了一首诗悼念他,诗是这样写的:

峣峣者易折

－－怀念父亲

父丧哀年少，母尊挈妹弟。

犁耙耕作活，见者叹其技。

昼耕夜勤做，白手起家计。

中年悲失妻，儿拖女痛弃；

当爹又当妈，忙粗再忙细。

性格赛烈火，嫉恶胜仇魅；

谁敢望项背，凛凛乡人礼。

只知苦撑家，一生缺欢喜。

拼搏六十载，余勇尚可市。

众儿虽长成，还欲仗其济。

忍饥数十春，眼见富渐起。

再干十个秋，再谈养老事。

诊断纸半笺，晴天霹雳至；

此生未服药，铜筋铁骨质；

峣峣者易折，病魔夺其志。

熬煎三四月，力竭瘫然逝。

父老皆唏嘘：痛哉乎泪涕！

父亲少年丧父,下面还有两妹两弟,据说,后来我母亲嫁过来的时候,小叔小姑还要由我母亲给他们洗澡。那时,作为女人的祖母担“八索”穿村过巷,那只能是补贴家用,真正扛起这个家的是父亲。父亲十三四岁时就能“驶牛”,给人当佣工,租地耕种,相当能干,相当勤劳,田园工作,一切农活他都是一流的,做得又快又好。后来在生产队劳动,评工时,一般都把他作为标准,他是最高的,任何人都心服口服——包括和他关系不好的人,他看不上眼的人,也绝不会有丝毫异议。农民,认的就是农活的技术以及干活时的实干劲。

父亲没有文化,他对文化的认识也很简单,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农民的儿子,自然是当农民,当农民,自然是要学会一切的农活,能把农活干好就行,要文化干什么?他让我们几兄弟读书（指上小学），其最终目的就是:能知道自己的姓名怎么写,能基本看懂墙上的一些公告,能记记帐,能算算数,这样就差不多了。他从来就没有想到文化还有其他的什么用途,自然更不会想到利用文化去改变人的命运,起码,他认为这对他,对他的儿子或家庭来说,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父亲十二三岁的时候,就独立门户操持农活,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田园里的一切农活都已经驾轻就熟,样样在行,样样顶尖,令人刮目叹服。后来生产队的时候,队里那些颇有一些文化,精于算计的人,不管是谁,农活不是不如他,就是超不过他,所以他内心里看不起他们,甚至藐视他们,这也可能是父亲认为文化没有多大用处的因素之一?当然,还有当时那个时代,整个国家的大环境的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父亲就经常性地带我去干农活了,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但我自幼体弱多病,根本就不是一个结实健壮的人。我干的活儿,在父亲眼里,自然都不及格,何况,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成年人和他比农活,也是相形见绌,更何况是我了,所以,我在父亲的眼里,大概是很没用的。从我懂事起,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基本上除了呵斥就是嫌讽,我在父亲面前是很自卑的。母亲去世以后,拮据的家庭,使父亲对我的工作要求升级,对我的不满和呵斥也升级,特别是看到我干不好他布置我干的工作,而又喜欢偷偷摸摸看书,对一个完全不像他的不肖之子,他自然是不满意的；不满的积贮,呵斥的升级,自然是要惩罚乃至鞭打了,何况那是一个生活得相当艰难的时代中的一个相当艰难的“家庭”!

父亲嫉恶如仇。生产队里那些投机取巧耍奸耍滑的人或事,他都深恶痛绝,见什么说什么见谁说谁。他又性如烈火,一点就着,所以很多人既恨他,又怕他。他的人缘并不很好,但他的农活技术却谁也不得不承认。在生产队挑水粪的时候,他的粪担是全队最重的,因为他的粪桶是特大号的。父亲最辉煌的政治历史是曾当过生产队的副队长,但时间不长,他自己就辞掉不干了。

父亲心地耿直。我在海南回来探亲,父亲告诉我,碰到以前那些和我家关系恶化的人家,要主动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是长辈要懂得礼貌。父亲是那种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人,也是那种就事论事过后又不藏在心里的人,虽然发生矛盾时有人很恨他,但过后他心里并不恨人家。他只是直来直去,性烈似火而已。

父亲中年丧妻。母亲逝世时,我们唯一的最小的妹妹才出生四个月,因实在没法抚养而抱到县城古渡口遗弃了,至今也不知所终。而我们四兄弟都还很小,最大的我当时也只有十一岁,所以父亲当时的担子是很重的,既要忙外又要忙里,白天做外面的田园工作,包括生产队的,自留地的,还有向生产队标租土地来种菜的；回家还要做家里的家务,夜里还要缝缝补补——一个烈性汉子竟还要和绣花针打交道!虽然我们也要由父亲指派去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毕竟都还没有自觉性和劳动技能。两年后我小学毕业,就辍学在家做家务工作,再两年,二弟小学毕业,就由他接替我的家务工作,而我则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了,那时我十五岁。大概又过了一二年,二弟也到生产队劳动,家务又由三弟接替。我三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他不但家务干得相当出色,特别是缝补衣服,更不比任何巧媳妇逊色,令人叫绝的是,逢年过节他还会做我们家乡各式各样的“粿”,这却是许多女人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后来我们从海南回来探亲时,妻子想吃菜粿,三弟马上专门为她做了一次,让我们大饱了一次口福。三弟后来去学石匠,也是一学就会,手艺无可挑剔,回来后他又教给他的哥哥（我二弟〕和弟弟（我四弟）。

母亲逝世以后,父亲没有再娶,我们四兄弟都或长或短轮流在家干过家务。父亲起早摸黑,辛勤操劳,终于把我们几兄弟拉扯大了。我十八岁时到了海南,二十四岁时才去读书。当我二十八岁结婚时,我二弟已经是二个孩子的父亲了。在我结婚前十年,包括上学期间一一我是带薪的,年年都要寄钱回家帮助家中度春荒或秋荒,这十年我的工资也只是从二十二元升到三十八元而已。

父亲的人生哲学就是劳动、劳动、再劳动,他这一辈子从少年甚至从儿童时起就一直干到他病倒为止,一天也不停歇地劳动、劳动、再劳动。过年时,正月初一也好,都是如此,因为他既要做饭做菜侍弄食物,而且还要给菜地里的菜淋水,是没法休息的。从我懂事起,我眼里的父亲就是天天不歇地劳动着。

父亲擅长的是劳动,头脑却比较单纯,他没法思虑复杂一点的事理。一个缺乏主见的人难免就较轻信别人的话。当国家拨乱反正,正在逐步落实解决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按当时的有关规定,我的条件可以把父亲的户口转出来,除了每月有二十一斤大米供应,还可以享受合作医疗。我写信动员父亲把户口迁出来,这是明摆着的好事,有利无弊。当时一个居民户口需花一万元才能弄到——须知当时的人月工资只有几十元。这样的一件于父亲于我们家都有利的好事,父亲也无法决断,他不听我的劝说,竟去听信了他人的话,那人对我父亲说,你把户口迁出去了,以后家里的儿子不养你怎么办?一个不相干的人的一句糊涂又荒唐的话,就使父亲拒绝了我对他的照顾——因为合作医疗费或者供应粮自然是由我承担的。

后来的事实是,父亲直到病倒之前,不但根本不用人养,甚至可以说是他一直在养人。我两个弟弟两家的责任田全部由我父亲一人为他们耕种、收割,甚至打好粮食送到他们家里,而且一年到头还供应他们的蔬菜。在父亲已身染绝症而他本人包括我们都还不知道的时候,他照样挑着一百五十多斤一担的菜走了四五里路上市去卖。六十多岁的父亲此时他的劳动,一人还可顶我两个弟弟,像我这样的,三个人也比不过他。

父亲一辈子只知埋头苦干,对于家庭大计上的长远筹划,他是不会的。正是因为知道父亲疏于这方面的思考,所以,我虽然只身在外,却常常为这个家焦虑。

我与父亲之间发生一次最大的分歧,是在我婚后家里闹分家这个问题上。父亲虽然做事缺乏深谋远虑,但他却没有私心也不会偏心,他又是一个认理讲理的人,只要是有道理的能够说得他明白的,他马上就纠正。

从我们发现父亲染病至他逝世,也就是几个月之久,一方面是病魔对他身体全面的疯狂的吞噬,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严重打击。

父亲属牛。他的一生实实在在就像一匹健壮的耕牛,从身体尚未长成时就开始干活了,整整干了五十多年,直到病倒。父亲几十年拼命地劳动,自己对物质的要求就是为了填饱肚子——这个最低要求直到他逝世前,才有几年基本得到解决,但老天对他实在不公,却过早地剥夺了他的生命。除此之外,他似乎没有任何精神层面上的享受了,因为到他病倒为止,我们的经济状况都还没有什么较大的起色,也仅仅是越过温饱线而已。父亲病重时,他的三个儿媳却有两个在坐月子——我妻子和三弟妇。

父亲为我们几兄弟,为这个家操劳了一生,然后匆匆就走了,使我们来不及报答他的养育之恩,想起来使我感到内疚之至。现在,我也只能用这篇文字以悼念他在天之灵!仅此而已。

二零零五年三月八日至十三日断断续续写于揭东横山之阴

（原文原收入作者的散文集《挑灯看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