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些实实在在很不怎么样的文字凑起来付梓,我还想再来饶舌几句。
我曾经非常之崇拜作家,现在也是——这是指哪些写出不朽的传世之作的人。我本没条件、能力、勇气跻身于“舞文弄墨者”——这和上面所说的作家是完全不能等同的——的行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自量力的局面呢?
最初萌发这种创作冲动是一九八七年。当我参加中文本科文学创作课的自考时,我把填空、选择、简答、扩写题完成后,对着那占总分百分之五十的二选一作文题,我一时心惶意乱,斟酌再三,总觉得思路凝滞,迟迟难以下笔;终于选其一,但写了几百字后又写不下去了。不得已构思其二,思路理清,三个钟头的时间已耗去两个半。我豁出去了。急匆匆用速记法拟出提纲,然后狂草。收卷终声敲响时,最后那深化中心的结尾尚意犹未尽,还没包装好,监考老师就把试卷硬抽去了。这是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叫《喜报》,体裁是小说。
我回家后当时又凭印象把它写出来,修改后更名为《盼》。这就是我第一篇文字诞生的经过。
文学创作这门课我总算侥幸通过。后来我想,既然文学创作课已考过,已及格,为了对得起这本合格证,我总该写点什么吧?它终于驱动起我的创作欲望。而完成这个创作冲动的是另一件事:我有一个老乡,年纪大却无力成家。辛辛苦苦养了一群鸡,一个夜里被人偷个干干净净。他知道偷鸡的是连队里的某个人,报了案,但却再无下文。他一怒之下,操刀自杀,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抢救。人活过来了,但在那个公费医疗的年代,因为是自杀,所以那笔医疗巨款却要从他几十元的月薪中扣除。他既无文化又不善言辞,孤身一人,别无亲人。他从一个绝望的深渊又被推到一个失望的峰巅……这件事深深打动了我,使我产生了想用文字为他呼吁,为他喊一声屈的冲动,于是我操起了笔……我写写写,然后托一位朋友拿给一位报社编辑,结果是一篇见报都没有。同学赠我一句话:多练笔,但不要急于发表。这是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间的事了。
后来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国家发生了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变革,所以我这个家庭也不可避免地身不由己地被这变革浪潮卷了进去。我不得不把创作欲、发表欲、文学梦之类的东西都深深掩埋起来……
一埋十年。一次家庭小舟险遭覆没的大厄,使我警醒,促我顿悟。我再次掘出了哪些久违的什么“梦”也“欲”的。
我曾经被人误解,被人诬蔑,被人蔑视,被人伤害。我曾经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找不到有共同语言的人,难觅倾泄对象。我在大庭广众中不善言辞,羞于夸夸其谈。但我需要有共同语言的人,需要倾泄对象。我需要大哭,也需要大笑,更需要大怒,于是我只好借助笔,与纸倾诉,发泄我的一己私愤,写下了这些一己的喜怒哀乐,苦辣酸涩的文字。
当然,我又翻出那一搁十年的旧稿,再涂再改后,又寄出去发表。这本集子里的《节日的联想》、《牛之歌》、《沙头角纪行》等,就都是十几年前之所为。
至于《万艳同悲》,则是我自考本科的毕业论文。《塑造典型揭示题旨》、《精选材巧提炼》、《材料宜精不宜多》、《有果名叫波罗蜜》等,则是我自考中的笔记或练习。其余的都是一九九六年后拼凑起来的杂碎。这次结集,为凑字数,我不顾鄙陋,把它们一股脑儿都收进来;并把在书报刊上发表时被阉割去的文字一概复原,以保留我自己的真实心声。
我非常羡慕那些写文章能一挥而就的人,可我从没有过一挥而就的时候。唐代有一个苦吟诗派,苦吟者的作品得以流传下来,除了内容和艺术上的可取之处,我想可能还有他们的苦吟精神。他们既非神童,似乎也不属才子,与大器晚成好像也无关系,所以只好以苦吟补拙。
我所写的这些东西,其产生过程基本都属“苦吟”而出的,但其水准,却绝对难望“苦吟者”的项背,这里仅仅借其难产作譬罢了。鲁迅说过:我是把别人用来喝咖啡的时间也用来工作的。抛开他的伟大不论,仅凭这一点,他老人家对于苦吟不仅赞同,而且身体力行。但鲁迅毕竟是鲁迅。此刻我想起的是扬雄之言: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壮夫者,大处着眼,建功立业;有一技之长者,也下海搏浪,一展雄姿。唯我辈一无所长者,才操此“语不惊人又不休”之业。
然而,我是什么鸟我不管,我满足于我的不甘寂寞……
二零零二年三月下旬草于无定庐,八月重校、中秋前终校于黑色风暴中心
(原文发表于《牧童拾得旧刀枪》/华夏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二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