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

翻检藏书

闲来翻检藏书，我才发现我的精品图书寥寥……

从一个人的藏书，可以看出他的专业知识，职业，性格和经济状况以及各个时期的爱好这一心路历程。

我的书，读书时的专业书籍和教书时的职业书籍多、畅销书少——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畅销书，也从来不去买什么畅销书；工具书多、传世名作少；理论方面的偏多(其中如马恩列斯毛等著作文革过后是只藏不看的)而实用方面的偏少；过时的多(文革之后改革之初的书居多)行时的少；小册子多大部头少；至于文学书籍则悲剧多而喜剧少，现实主义的多而浪漫主义的少。若要牵强地概括，也可称之为六多六少，此其一。

另一个特点就是杂。举凡小说(长中短篇) 、散文(包含随笔、小品、报告文学、回忆录) 、书信日记、传说故事、诗词谣曲、联语谜语、评论、剧本、歌曲、摄影、集邮、篆刻、书法、画册、养花、健身、药诀等等。倒也五花八门，花花绿绿。

前部分书主要是供我阅读、欣赏、消遣——当然后来我也搞了一点所谓“创作”。后部分实用性的工具书之类，都是我曾经或多或少，或长或短沉迷其中，身体力行过的。如摄影、集邮、篆刻、书法、养花、健身等。

从这些藏书的芜杂，就可以窥见我人生的庞杂无主，碌碌无为了。而我的尝试“创作”，也同样离不开一个“杂”字——什么体裁都想尝试，却无强项。潮汕谚语说：打杂役，赚无食。我的不成器当然可想而知了。

而我曾经产生过的这些兴趣、爱好的更替与半途而废，除了主观上的因素之外，实际上都和经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退(进)一步说，当你还跟不上周围最最普通的人的生存状况的时候，是不可能有闲情去搞艺术或什么爱好的；就是你有这份逸致，你的妻、子、亲、朋也是不答应的，特别是那些没有家学渊源的白丁之族，特别是你身处文化贬值的狭小圈子里和文化沙漠的大环境中……

邂逅名著

我的这些藏书，文学书籍的比例不是很多，而称为名著者就更少了。

在我收藏的这不多的名著中，竟然大部分是处理的折价书。这是一个值得一提而且相当有趣的问题。

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七年间，我在海南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每年都有二次到琼山县城或海口考试。赴考时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节目是逛书店。这期间我邂逅并买下了许多折价名著，只售定价的十分之四。比如《楚辞选注》，《世说新语选》（注释本）、《唐宋传奇选》、《李笠翁小说十五种》、《丁玲短篇小说选》；还有沙汀、萧乾的小说；《人民文学》编辑部编的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的《短篇小说选》，三所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合编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的《短篇小说选》等等；特别是汪曾祺的短篇小说集《晚饭花集》——这本当时仅用五角六分购来的书，十六年来，我经常翻阅，百读不厌，常看常新。我后来的小说创作就是在它的启发下产生的。它的笔法与风格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

回籍以后，我曾一度远离书籍全副身心被经济搅得晕头转向。一九九八年初夏，在曲溪中心市场，有一次经过书摊，因瞥见“一律七折”的字眼而使我驻足。最后我选购了贾平凹的一本散文集。同年秋，又在此选购了五折价的《围城之后》和《元曲三百首》。

一次到榕城办事，抽空进一间书店，发现角落里有处理图书。我又选购了铁凝的处女作小说集《银庙》和《菜根谭》。

二零零零年春，一天放学后，我从曲溪的金溪北路经过，看见有摆在地上的处理图书：一律三折出售。我当时选购了王蒙、冯骥才、陈世旭的小说集和一本“名家精品小小说选”的《探戈皇后》。因身上带的钱不够，只好又把已选出的苏童、王朔、李锐、袁鹰等人的书(小说或散文集)和一本《女性名家名作选》又拣出忍痛割爱——可惜，待我回家吃好午饭再回头去购时。已是人去地空，失之交臂了!

二零零一年晚秋，我在榕城某书店的折价专柜(五折)，邂逅了陈忠实的理论随笔集《陈忠实创作申诉》，现代文学史上的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之名流闻人的回忆、掌故、戏说、杂俎等的《活在微笑中》，轰动世界文坛诉讼案的有关资料汇编《审判

如果是大款，一甩手就一万八千，买几本破书也就用不着如此弹算了。可叹，爱书的人多为穷人，就是写书的人也是穷人居多。

我如此烦琐地列出这些折价书，主要是要说明，也让大家鉴定：这些确实是属于名著之列；为什么名著竟如此之滞销?甚而至于如此之沦落尘埃?有识者可以据此分析我们国民的文化素质。那么畅销的是什么呢?大多是一些看了就扔，看过即忘的文化快餐类的东西，或歌星影星的情史、婚史，或色情文化，或通俗的、媚俗的，以及一哄而起的欺世盗名乱七八糟的炒作等等。精神产品的假冒伪劣充斥市场的同时，那用生命写成的精品难免被人冷落，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最后，我奉劝学生和青年们：畅销的不一定是好书，而处理品中往往却有精品珍品——就怕不识货。所以购书不要听信别人瞎起哄，要有自己的选择和取舍，要有自己的眼光和见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