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潮汕文学

“海边邹鲁”满天飞遍地落的潮汕地区几乎处处都是文化,举凡潮乐、潮剧、潮菜、工艺品、工夫茶等等总被世人津津乐道；就连农业技术据说也体现了潮汕文化特色；地方文史、潮学研究据说更是硕果累累。潮汕书画名家自然也是人才辈出。但说到文学,却不免令人气丧。

翻开案头的一本二零零一年出版的中大黄伟宗老师的《当代中国文学》,潮汕籍的作家仅有一个散文家秦牧。再一细看, 秦牧出生于香港,幼年时在新加坡,回国后的居住地先后是广西、贵州、香港、广州（后来我在另一本书上查到他曾在澄海、汕头求过学），他在潮汕生活的时间应该很短,除了认这个原籍之外,严格地说他算不上一个纯粹的潮汕人。

关于潮汕文学,著名民俗学家薛汕先生一九九七年四月在《大南山赞歌一一〈山高水长〉序》中（引自《揭阳文艺》一九九八年第一、二期合刊本第六十二页）,有过一段概括性的叙述,为免读者搜捡之苦,特摘抄如下:

潮汕的文学现状,不是很丰满的,过去那么长的时间,几乎没有一部小说产生。我曾多次说过,有半部小说《三春梦》,还有一部不像小说的《长光里》。解放以后,并没有改变多少,将近四十年了,只有王杏元的《绿竹村风云》,延至八十年代,也许是经济改革、开放的关系,才出现了转机。当《三春梦》校订本出版以后, 潮汕的剧团,编了一出“续三春梦”的戏,很受欢迎,后来写成小说,就是黄澍钊、高俊彦的《白玉虎传奇》,在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印行,接着就连续地出现了历史长篇小说《海禁泪》、《韩愈入潮》、《翁万达》、《飞龙人主张琏》等十来部,可是出版十分艰难,约有一半在香港印行,至于在广东出版的,可以说寥寥无几；在北京的,有点“时不再来”之感。这就可以看到文化没有交流,处于孤独的状况。好在风气已初步形成,大约会扔落后的面貌,开拓新的前程。

薛先生这里说的是潮汕小说创作的情况。薛先生这段话给我们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也就是说,新时期以来,潮汕地区的小说创作出现了十来部“平常人”的“平常作”,在当代文学上估计引不起史家的关注和重视；进不了国史之门槛。从“可是出版十分艰难,约有一半在香港印行”,最终毕竟还是让人振奋不起来。“文化没有交流,处于孤独的状况。”这当然是潮汕文学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但我想,这还不是全部,或者说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薛先生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潮汕人,关注着故乡,而且对故乡寄予殷切的期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远离故乡的人在怀念中看故乡,就有镜中看花水中看月的感觉。远观和近琢毕竟是大大不相同的。

时间又过去了七八年,薛先生也已作古了,潮汕文学“落后的面貌”扔掉了吗?我想还是“没有改变多少”。我总觉得,潮汕虽有滋生文学贤人的土壤,但却没有能使文学贤人成长的环境。潮汕的文学贤人只有走出本土才可能成名成家。如果留在本土,这些人不是“夭折”就是流于平庸。一句话,潮汕没有适合文学贤人成长的气候,养分等等条件。这可说是一个奇怪（其实一点也不怪）的现象。潮汕人有东方犹太人之称,外地人都说潮汕人精明,潮汕人特别会做生意,也可以说是“机关算尽”。每个潮汕人的细胞里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精明”的成分存在,生活在潮汕的文化人自然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趋利避弊。这就和文学的无私奉献有悖。这就和不朽文学必须勇于开拓创新直面现实相触。一旦用这种眼光和思维去审视文学及其创作过程,潮汕地区要诞生受人关注的文学肯定是极不容易的。埋在沙滩里的石头,再怎么努力挣扎,想要脱颖而出,哪有那么容易?就是最后露出来了,那棱角也早被磨没了, 表面呈现的是圆滑……潮汕有相当数量的墨客,都从文学起步,最后都销声匿迹转入对书画艺术的追求, 或对地方史志的研究,这就大大值得人们寻味了。

潮汕人在外被公认最讲乡情最团结,这可能是事实。但是潮汕本土却有一句俗语:潮汕无——好兄弟山。也就是说潮汕兄弟总要互相抑制互相压制内耗互斗。文人的相轻,也可能比他处尤甚尤剧。尽管如此,但世俗里的潮汕人却照样从早文化到晚,陶醉在传统的文化包袱里,自鸣得意。有专家学者指出,优秀潮人的事业差不多都是在走出潮汕以后做出来的。这其中当然包括文学在内。

这是十八年前的旧作, 现在重读这篇文章, 觉得基本情况并没多大改变。特志。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于龙砂寂斋、二零二二年八月卅日于无为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