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田，您不该如此萎靡

近读摩罗的《巨人何以成为巨人》，感触颇多。“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单位中的全体成员的人文主义素质的多寡，将决定这个国家、民族、单位正气的多寡。

杏田中学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对于教师的教学工作，从课堂教学效果到教案的准备，以及作业(作文)的批改，从单元测试、期中期末会考统考试卷的分析，到各种各样计划、表格及至论文的撰写，从迟到早退乃至旷课，病假事假的扣罚和课时补贴等等——其科学性与合理成份的程度姑且不论，总之学校抓得细而又细，微乎其微；而且每学期都通过对学生的问卷调查以了解教师的课堂教学，学校组织了一个二十几人的庞大值日小组．除了处理当天个别严重违规的学生之外，几乎可以说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教师进行监控。这又有什么呢?都属常规管理呀，不管哪个学校都有，大同小异，不足为奇。而奇就奇在占学校教职员工总数约四分之一的后勤和教务人员，却没有任何一条具体规章对其制约限定，甚至相当大一部分人连具体工作也没有——食堂被私人承包去了，誊写印刷也被私人的复印机、电脑打字一体化印刷机“垄断”去了，据学校有关的行政长官在大会上所说，别说修修补补的小型基建，就连种树种草、清理垃圾学校还要出钱雇人……那些没上讲台的人——不管有具体工作的还是没具体工作的，不管有事的还是无所事事的，都在享受课时补贴，而且这些人拿的课时补贴比一个教九十个学生的语文教师还要多。杏田，您究竟养了多少游手好闲的人，谁又说得清楚呢?总之，杏田中学本身脑体倒挂就相当明显，学历和知识在杏田也明摆着受到轻视，处于劣势。而这种时时处处最切近最直接的比较，又多多少少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教师的积极因素——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这是一种客观存在。

学校一学期究竟开了多少次教职员工会议，每次会议究竟要批评多少人?但有二个是绝对的：后勤教务、保卫人员自学期始至学期终绝对不会受到任何一丁点的批评；受批评的绝对只有教师。而教师中工作量重的受批评绝对要比轻的多，教重点科目的受批评的频率绝对要比术科多；而语文教师又首当其冲受批评的幅度最大，程度最重。

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可能只有天知道吧?我想，作为百科之母的语文，作为高考必考的三科,语文排行第一，学生、家长、社会上的人因为对语文的“重视”，所以对语文的要求自然很高，而当他(她)们的要求和实际产生较大差距的时候，对语文教学，对语文教师的意见自然而然就大了。大多数学生既无时间阅读，又畏写作，却又满心想提高语文成绩，当他(她)们那些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理想无法实现时，他们就归结为语文教师不懂教，教不好一—总之学生在问卷调查中就写出来——问卷调查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怎样问，怎样查；肯不肯下功夫，肯不肯做正确的分析。学生们这些难免主观片面的只言片语，就被学校当做最有杀伤力的重磅炸弹，对准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轰下去；而另一方面又不知不觉地无形中助长了学生从认识上对教师的不理解乃至误解，从表现上对教师的不够尊重，甚至藐视，乃至发难，师生之间的隔阂，若演变成成见，其恶性循环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想起了我上师范时，学校领导和中文组领导不管在大会小会，经常教导我们这些学生要尊重老师，要体谅老师的甘苦，要关心老师的方方面面，要最大限度地挖掘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想办法让老师们把平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这些学生；且常常在学生面前表扬教师的奉献与清贫，使我们从思想深处真真正正理解教师。可是，杏田却反其道而行之，身处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工作最重，管理最严，批评最多，待遇最薄——高三毕业班在课时补贴上虽然学校给予倾斜，但他(她)们毕竟还是少部分，还改变不了教师的基本概况。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学校主力军的教师，他们是最需要关心，最需要支持，最需要理解——教师们的感情有时也是很脆弱的。最应该受到肯定的呀!

公元一九九八年金秋，我受聘到杏田中学任教。这所普通中学，唯一的一间图书室也被腾出来当教室了。

鉴于语文教学中诸多实际性问题，并结合素质教育这一战略角度，我向学校提出创办一份校园文艺丛刊的设想。这个建议开始得到了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大力支持，校长委托我负责编辑出版的具体事宜，并说教师写的稿子我们谈不上什么稿酬，以后看情况可与编辑组人员一起补贴一点茶水费。我请几位教师帮助，组成了一个四人的编辑小组。我们用《杏田》作为刊名，然后向全校师生征稿。

编辑组几位语文教师的教学任务都很繁重——有三位均任教二班语文，学生多者近二百人；另一位教高三毕业班。我们只好利用夜晚、休息日在大量的学生来稿中进行筛选。审定稿件后，由我负责排版及版式设计；然后送出去打印，来来回回校对了四次。这一本薄薄的刊物，耗去了我们二个月的业余时间。十一月底《杏田》试刊号终于呱呱坠地了。

校刊面世以后，学生、家长、上级有关部门以及校外的一些人士都认为创办这样一份刊物对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以及刺激学生的阅读兴趣很有好处，对办刊和刊物的社会反应评价还不错。但它在校内的遭遇却不怎么乐观，可以说受到了冷遇：宣传跟不上，甚至误导；发行上有阻力。本来这也是很正常的问题，问题是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还没有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所以也就没有相应的有效措施的产生。至于《杏田》试刊号本身自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需要完善需要热心善意的帮助。这方面校长倒给我们提了许多具体的意见，而且支持《杏田》办下去，所以我们后来又编辑出版了第二期，内容上比第一期充实了，版面也比较活泼了。但宣传发行上的问题却依然故我。《杏田》象一个不受欢迎的弃婴，没人去正视它；而此时校园里却吹起了阵阵阴风，什么不务正业呀，主次颠倒本末倒置呀，种种有意的或无心的冷嘲热讽，甚至令人抽筋阴痿脑溢血的言论，也在校园的阴暗角落吹来刮去。费力不讨好，编辑组的老师自然想不通。

为了编辑出版这两期《杏田》，我们用了大量的业余休息时间。特别是《杏田》里教师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编辑组的老师赶写的——学生的稿件也都是经过我们的悉心指导，多数都是帮他(她)们三易其稿才能拿出来用。写稿也好，编辑、审稿校对也好，我们至今没有得到一分钱的酬劳，我们也不想去索要这方面的酬劳。我们图的是什么?从近的说，我们想通过刊物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刺激学生的阅读兴趣，希冀给语文教学引进一股活水，以补充调节语文课堂教学中“积贫积弱”以及多数学生迷失在题山题海中的尴尬局面。从远的说，也就是间接地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素质的陶冶。总而言之，我们确实真心实意想为学校，为学生做点实事。若以六小时一个工作日计，以我为例，这项工作耗去了我的工作日当在四十个之上。在物欲横流，一举一动都要讲究报酬的今天——学校里当然也是如此，在社会上许多人都在兼第二职业，搞“隐性收入”的今天，编辑组的老师们却还在实心实意学雷锋，做无偿的义务劳动，四十个工作日该耗费多少精神!四十个工作日该补贴多少钱呀?他们图的是什么?没有责任感使命感，没有对事业的执著，事前事后他们能毫不在乎?总之我们问心无愧，无怨无悔——倒是我觉得带累了他们，心有不安。

对教师与后勤人员的管理及报酬，学校舆论界的精英们不可能视而不见，可是好汉们为什么都不肯吱声呢?如果不是趋炎附势，欺软怕硬，就是封建的等级观念在作怪，除此之外，我找不出别的原因。

当我因吃菜中毒住院而被学校扣去误工费、课时补贴的时候，我绝对没有意见，扣罚制度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可是当我被批准请公假去北方参加一个颁奖笔会而学校却扣除我的学期全勤奖和缺会的会议补贴的时候，我多少有了一些想法：怎么一方面不仅斤斤计较甚至连承诺的都可出尔反尔地推翻；而另一方面却又如此难得地“糊涂”下去呢?多干多扣，少干少扣，不干不扣!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做了好事也不一定要被人理解，而难就难在还要受那无知的误解和恶意的歪曲，乃至冷箭的暗伤。当然，我并非圣贤，也非雷锋——事实上社会上的圣贤和雷锋毕竟不多。我还必须在这样的环境里混下去，因为我无依无靠，势孤力单，所以我只好把那一度膨胀地想“表现自己”的愚蠢想法收敛起来。我对我自己说，你还要穿衣吃饭拉屎撒尿，你还要面对你的现实，因为你毕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可是，杏田，您也不该如此萎靡呀!

一九九九年七月于曲溪无定庐

（此文2001.10被散文华夏文学学会、华夏文学编辑部征文评为优秀作品奖。入编《阳春白雪》/陈崇、荣守礼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09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