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与读书

生病与读书,只要是当代人,总是要经历的。

有的人生病就生病,读书就读书,这是二回事,根本扯不到一起；可有的人,比如我,在某个时候,只有生病了,才有机会读书。

我小的时候,具体地说就是十一岁至十四五岁那个时候,我是很忙的——关于这方面我在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牧童拾得旧刀枪》的第三辑《书里春秋》中已断断续续有过记述了,故不赘。总之,我的时间并不属于我所有,我的时间完完全全是由别人支配的。少年时代我感到最幸福的事情,不是吃鱼吃肉,不是穿新衣服,也不是玩耍,而是可以心安理得地无拘无束地自自在在地看书。这个愿望,在一般情况下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极端奢侈的妄想。这种妄想转化为事实,只有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那就是生病。

身体生病了,但头脑还是属于我个人所有,眼腈也还是由我自己所支配,这种时候我就可以看书,躺着看书。我父亲虽然看不顺眼,但他毕竟没时间守在我的床边。他可能认为生病看书会延缓我的康复,而我的感觉是不仅不会,而且应对我的康复大有促进,阅读使我忘却了病痛,阅读使我充满愉悦,病应该好得快才对。

老舍先生有一篇散文叫《小病》,他认为生小病可以增高个人的身份,能引起家人的关注和重视。以我生病的实际经历,只有使父亲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不满情绪。我自幼体弱多病,一生病,父亲常叨咕:三日风四日雨。他一生无病无痛,但得了一次却就不得了。可我的身体要生病,我也是没办法的。

大了一点以后,也就是十八岁参加正式工作以后,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情况,即有时的生病是为了读书,或者说为了读书而去生病。在那个高喊大干苦干拼命干的年月,在那个两个六点半（早上出工六点半,晚上收工六点半）中午加一班,不要休息日,不要节假日,风雨无阻和天地赌气（战天斗地）的年代,当我们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就只能“生病”,到卫生所去缠着卫生员开一张病假条,就可以躺下睡一天,甚至有时候食堂还有稍好一点的病号饭照顾。这一天就可躺下来看书,让身体休息,让头脑在阅读的愉悦中度过。也有时候是借了一部长篇,人家限的时间很紧,那也就只好通过“生病”,在人家规定的期限内去完成阅读一一因为借书很难。

我在社会上混了几十年,一无所成,只有一点特长——如果这能算的话,那就是躺着看一天一夜的书,从十几岁开始,到年逾半百,这个积习都能保持。

前面说过,我自幼体弱多病,但却最怕吃药。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以前我几乎从来没有一次病是把人家给的药吃完的。只要病有七成好,我就不吃了。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矫正了这一习惯。——更何况拿着微薄的收入却去购贵得让人昏倒的药品,你浪费得起吗?但我却能忍痛,打针我从小就不怕。小时候有一次病得不轻,是我的老叔用一条陶瓷汤匙浇水在我的后脖颈上刮,那个痛,钻心彻骨,比刀割难忍得多了——我曾一次切东西时不小心把自己的指尖切下一小节——已见骨,嚓的一声,一点也不痛。等到血流出来觉得痛时,又可以用力箍压住手指了,也好忍了,何况只有一下。而在脖颈上刮,却是一下连着一下,一下痛似一下,把一种无限疼痛无休无止的延伸下去,痛得实在要昏死过去,我又不敢喊,直把嘴唇咬出了血。直到刮出肿起两个拇指大的褐红色的长条条,才终干被释放。

后来我到兵团医院切除扁桃腺,坐在手术椅上,听着刀子在自己的喉咙里嚓嚓嚓地切割。未做时医生跟我说很简单很快,但真正做起来却又鼓捣了许久许久……他们边切边停,边切边讲解着什么废话,我的感觉告诉我他们并没充分地抓紧时间,气得我在心里直想骂,但嘴巴被人家撑着,刀就在喉咙里搅着,也就只能忍之再忍。手术完了,他们竟然送给我一句话:表现很好。我把涌到喉咙口的骂又咽了回去,疼痛使我终于不敢发声。

不管是较轻的或较重的病,不管是装的病还是真的病,我治病的辅助药物就是读书。当然这些都还属于小病或“假”病这一范围的。若是名副其实的真病,就是扁鹊、华佗也束手无策,更不必说那些充斥市井的擅于吓唬人的庸医了。

因生病而读书,是把痛苦转移出去,交给愉悦。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六日草于龙砂寂斋

(此文发表于2010.12《朝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