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审美情趣或许和国家、民族、时代有关?或许和家庭、环境、性格乃至气质有关?
何其芳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史沫特莱说,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洲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怆的东西。
有的人看了一部悲剧,说心情难受了好多天,甚至赌咒发誓以后再也不看这种东西了。殊不知“难受”正是观者受到悲剧力量的感染。观众“难受”时间的长短,“难受”程度之深浅,与这部悲剧艺术力量的大小、程度成正比。“难受”对一个意志坚强胸有大志的战士来说,是量变到质变的催生剂。“难受”迫使人做深刻的思索,深刻思索的结果将使人顿悟从而完成质的飞跃。鲁迅弃医从文的契机,正是在看了“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的悲剧画面以后诞生的。如果没有那次悲剧画面的启示,很可能没有鲁迅的弃医从文,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是另外的一个样子了。因此,可以这么说,有时一部悲剧的力量,小则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大则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某一段历史,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思想……
使人流泪令人愤慨的悲剧,当我们的心灵受到极度震颤之后,体内好似有一股强烈昂奋的热流在涌动,无形中似有一股坚强的力量产生,从而坚定了我们的生活信念。电影《烈火中永生》和《甲午风云》,我是一看再看,甚至在看了四五遍之后,还是觉得越看越有味,每看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启迪;有时弄得我整夜辗转反侧,浮想联翩,这就是悲剧震撼人心的威力了;这也就是爱国主义经典作品的精髓所在。
喜剧当然也是极需要的。百花齐放才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人的精神需求。以我个人来说,对喜剧的兴趣却总不那么浓;特别是那些缺乏深刻内涵的以噱头引人发笑的喜剧,我更是不敢恭维了。这种喜剧虽然很能引来观众的笑声,但笑够以后,总感觉乏力、疲劳。有时与周围的现实生活一对比,似觉更空寂更寡味;何况有时到剧场去,周围的人自始至终笑个不停,我就觉得纳闷,有必要如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哄堂大笑吗?我怎么就笑不起来?笑得一句台词都听不见,不等于看哑剧么?所以对于这一类的喜剧,我自然更增几分淡漠了。
我们之所以喜欢屈原岳飞文天祥邓世昌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张志新……想必是有其内在因素的吧?
一九九九年八月写于曲溪无定庐
(原文原收入作者的散文集《牧童拾得旧刀枪》/华夏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2.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