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中秋来临了,我不由遥想起了那以往的节日。
孩提时期,极盼过节。当然是古老的传统节:中秋、冬至、春节、元宵、清明、端午……
过节不但可以放开肚皮,美餐一两顿,而且可以尽情玩乐,不受督责,更有那三亲四戚,来来往往,热热闹闹,自有许多平时所没有的乐趣。最令人神往的当然是春节。
青年时代,离家赴边远的生产建设兵团垦荒种植,也还是极盼着过节。这时期过的自然是新节日:五一、八一、国庆、元旦、还有革命化的春节。
那个时候的星期天经常是不休息的,所谓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年中是“大战红五月”,年末年初是“苦干一百天”,其余的还有什么“两个六点半(早上出工和晚上收工都是六点三十分),中午加一班”等等。夜晚不是开各式各样的批判会,就是学习,提高认识,所谓拉车还要看路。当时我们虽已二十左右年纪,身体发育却还未成熟,又正是贪睡的时期,因此之故,节日成了我们“苟延残喘”的唯一调剂品,使我们从那极其繁重而又单调的体力劳动中暂时解脱出来,借以放松放松神经,美美地睡它一觉。而且还有那更大的享受,能吃上数块肥瘦不分连皮带骨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下的约一指长二指宽的猪肉,把那一吃半年三个月的冬瓜、萝卜干换成一小碗粉丝炒黄豆芽,有时甚至还有些羊肉、木耳之类。此刻就可酩酊大醉,忘却天地间的烦恼。
有时候还可看上一场半场电影,虽然那些电影和现在的相比有天地之别,但在那八亿人走在“金光大道”上共看八个样板戏的年代,这样的电影也寥若晨星。那时夜晚步行往返三十里去看一场电影,在我们是家常便饭。
也可以约上几个同伴,穿山越岭,到那遥远的连队去,找老乡,访朋友,去寻觅一两个能承受内心积愫的对象,互相倾诉,相濡以沫,条件好一点的总是开导、鼓励、安慰、乃至同情那差一点的,从而使双方都获得一点精神慰藉、心理平衡。那时的我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去寻觅精神食粮——书籍。
这时期的盼望节日,比孩童时代的盼节更甚,更强烈。那时我们的一个共同感受是节日太短而周期太长。
后来,不知不觉中,以前对节日的那种种强烈向往缓缓地逐渐淡化乃至消除殆尽了。改革开放了,我也从体力劳动转入脑力劳动了。当然,节日什么时候都是有的,也是需要的,只是内容上已毫无共同之处罢了。
那种“一刀切”的猪肉,对我们已失去了魅力。且不论那些腰缠万贯,天天出入宾馆酒店、挥金如土的大款爷们,就是目前普通的中等家庭,吃的,天天都达到或超过那时节日的膳食水平。夜行三十里去看一场电影的豪兴于我早已荡然无存了,坐在家里要看什么电视节目或录像几乎是随心所欲,更不要说那林立的卡拉0K、歌舞厅、电影院、投影室之类了。我也用不着跋涉百里去借书还书或找倾泄对象,现在的精神食粮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下班后,我总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填补历史遗留给我的知识空白,生怕那些闲人一扯扯上一两个钟头。有时我会不知不觉地惊呼:怎么中秋又到了,国庆又到了,倒叹息节日周期之快速。
现在的过节,仅把它作为一个传统的习俗去完成罢了。
改革,改掉了我们物质上的贫困,革掉了我们精神上的空虚,也改变了我的节日观。改革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充实丰富,多彩多姿。
一九八七年中秋初稿,一九九六年九月定稿于曲溪无定庐
(此文发表于1996.11《源流》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