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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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叫碎片记忆，是因为他离开我们实在太久了。关键他在的时候，我也没有好好了解他。现在留下的记忆不是整体的全面的，而是支离的破碎的。
他现在在四川宜宾柳嘉镇的一片窝竹下，背靠一个两三米高的立坡，上下左右都是耕地，他已经呆在这里快三十年了。我上次回去看他还是五年前，大部分窝竹被人破倒，一些被拉走，一些模七坚八的倒在他的坟头，竹子被拉走前，竹节上的枝桠被剔下原地丢在他的坟前。这颗没人打理和扫墓的坟头在多年雨水冲刷下，显得矮趴趴，杂草间有明显的蛇鼠打过的洞穴，背后的立坡被人用锄头刮得光秃秃的，冬天里为数不多的杂草，被刚下过的大雨冲得整齐划一倒向一边。我和老妈穿过田间地头的小路，满脚黄土，来到坟前，甚至找不到一块空的干的地方放下我们带来的祭品。没被砍倒的竹子，有一些被风吹得从中间折断，竹捎部分搭在坟后的坡上，破开的竹筒里滴滴答答地往下流水……我和老妈一来行程匆忙，二来也没带工具，根本没办法稍微清扫一下，在这种湿漉漉的天气里，甚至为旧坟加一把土都费劲，我们草草点燃香烛纸钱及鞭炮，像往常一样，和爸爸匆匆作别……
爸爸是哪一年生人，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比现在70多的老母亲大五六岁，这么算起来，爸爸应该算民国末年的人。他切身体验了六十年代的饥荒和七十年代的动荡，在那个以穷为荣的年代里，爸爸应该是最光荣的人物之一。
据妈妈说，爷爷是一个织布匠，算个手艺人，但东奔西走之下，也就勉强糊口，且大龄未婚，后来无奈之下买了一个当地江大户家的小老婆，就是我奶奶。据说爷爷买奶奶的时候，肚子里已经有了爸爸，不知道真假。爸爸出生在两间茅草屋里，他在那里生活了近三十年，老物件就是耐用。爸爸后面还有一些弟弟或妹妹，但要么病死、要么饿死，无一幸免。四川乡下当时有句话叫：人多为王，狗多为强，意思是凡事人多才势众，所以兄弟姐妹多的家庭虽然穷，但可以横，正所谓穷横穷横的。爸爸在父母去世后，孑然一身，无所扶依，吃下许多哑巴亏而无可奈何。
爸爸出生不久，奶奶就患上眼疾失眠了，她总是怀疑有人来家徒四壁的茅草屋里偷东西，于是拄着拐杖、颠着小脚，房前屋后的对着空气一阵叫骂，久而久之，不只瞎还有点癫的奶奶就远近闻名了。后来爷爷生病去世，奶奶和爸爸两个人一下凑齐了老弱病残四个字，生活好一个苦不堪言。在这样的条件的下，爸爸还能坚持上完三年学，据说三年级了，还光着屁股上学，无论是穷且益坚，还是光屁股上学中的哪一点都简直不可思议，因此，集体化大生产时期，“文化人”爸爸还担任过生产小组的仓库保管员。
上世纪七十年代，爸爸二十多岁，他显然和所有人一样，不知道如何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除了每天出工挣工分换口吃的，就是在漏风漏雨的茅草屋里守着的瞎母亲过活。他可能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居然可以讨上老婆过上有家有口的日子——其实也不是，毕竟当时的穷困是很普遍和平均的，虽然爸爸在这种平均里有点冒尖的意思，但这种冒尖代表安全。相较而言，赤贫农民比起很多地主崽子，更容易结婚成家。经人介绍，爸爸把老妈娶进了家门，这是一桩门当户对但非你情我愿的婚姻。
妈妈也是众多时代苦命人中苦得出类拔萃的一个，从小死了爹娘，靠着哥嫂活了一条命，显然活是勉强活了，要谈质量就矫情了，挨打受冻和从事超强负荷劳动是免不了的。到了年龄，也经人介绍看了几户人家，老妈看上的，嫂嫂没看上，老妈没看上的，但嫂嫂看上了，比如我爸，也不知道看上个啥。后面经我妈深入的心理剖析，还原了舅妈的丑陋嘴脸：选人家，没什么标准，就是看哪个火坑深，主打一个不能让这个小姑子过上好日子。就这样，我妈被胁迫着，和爸爸成婚了。
妈妈进家门的时候，看到的是两间历经几十年风雨而摇摇欲坠的茅草屋，连门都破在一边，所谓的开关门，就是把门端来端去，多点有点形式主义。家里除了奶奶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没有别的，连多的水都没有一滴，更别说米。黄泥巴垒起的墙上裂开一条条或宽或窄的缝，有些用新泥补上了，有些用其他杂物堵上了，没有处理的地方将外面的阳光透进来一条条一绦绦的，撒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显得有些斑驳。
爸爸和妈妈的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很快，两个姐姐和我相继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我出生前，奶奶去世了，我们贫困如故，但没有加剧，因为动荡结束，土地到户，负担的加重和环境的变好对冲着。
田地承包到户之初，爸爸到处拓荒，在分到的土地基础上增加了不少耕种面积。为了糊口，我们几乎种了能种的所有农物，包括玉米、小麦、油菜、红薯、花生、大豆，水稻，为了换钱，我们几乎养了常见的所有牲畜，鸡鸭鹅，猪牛羊，兔子和蚕。地里种的东西有的为了人吃，有的为了牲畜吃，家里养的牲畜却多是为了换钱，很少自己吃。尽管如此，一直到我有记忆，家里的粮食都不够吃，要省着吃，掺着粗粮吃。经常因为去借口粮而低声下气，还要免费帮别人干活以示感恩。我作为家里的独子，享受到的优待就是:地里没有应季蔬菜的时候，爸妈会去街上买一元钱三个的包菜，炒着给我吃，这些包菜姐姐们也馋，但我吃的居多。
除了吃的，就是住的，随着人口的增多，两间茅草屋显然是不行的，于是爸妈咬紧牙关，四处借贷，修起了三间大瓦房。后面又为方便养猪，在厨房旁边增盖一个茅草棚作为猪圈，这个草棚一直挺到了我大学时期。我记事后，爸妈还把房子扩建过了一次，在原来的基础上又盖了两间住房，一间猪圈，一间茅房，一间杂物间。
爸妈在修房子这个问题上，只求做大，合理性考虑可能会不少一些。杂物间就是一个奇葩的存在，在所有房屋的末端，但没有独立地朝外开门，而是和房间单向连通，要到杂物间，房间是必经之道。这本没什么，但自从这里成了鸡鸭鹅、兔子的饲养场地，睡眠变得有味道起来。鸡鸭鹅只是夜宿于此，白天还得去田里找吃食，于是他们一早就在隔壁嘎嘎嘎、鹅鹅鹅吵个不停，要求我打开房门，借道通行。那些年的早上，根本不需要闹钟，实打实的“生物”钟奇准无比。晚上在领头的带领下，鸡鸭鹅大军纷纷从田里回来，又志得意满地回杂物间，我还得提前给它们打开门开好灯，避免通行受阻，在房间里斗留搞得一地绒毛和粪便。兔子虽是常住居民，但估计看鸡兄鸭弟来去自如，激发了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天性，于是开始以惊人的毅力咬破笼子，挖通墙角逃出生天。其实这些还不算最让人吃惊的，最意外的是两次修的房子高矮不一，中间无法合拢，生生的隔出一条沟……好比从两边往中间挖地铁，没对准，结果挖出了两条，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
爸妈为了这处不完美的住所费了很大劲，每次修房子都要借钱借粮借材料借工具借人力，到最后，欠一屁股实物债、金钱债、人情债，为了还这些债，需要后面很多年来消化。这和我们现在的房贷有点像，需要背在背上很多年。
爸爸是爱护我的，但我不是我爸的种这个传说一直都有，说我妈和山那边的张姓单身汉关系密切，而且我长得和他很像，关键我还认了他当干爹。不可否认，干爹确实对我也很好。
爸爸在我面前从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只是有一次，我去远在一公里外的商店买了东西，回家经过一个孩子编号已经到9的杨姓人家，杨8和杨9是出了名喜欢招猫斗狗、惹事生非，看我经过，流里流气地问我：“张三，没去干爹家呀？”我姓谢，干爹姓张，两个混子把干爹的姓安我头上，其实就是叫我杂种的意思。我不敢还嘴，也不知道怎么反驳，于是一着急居然哭了起来，混子看我哭，居然在我身后哈哈大笑。我回家和爸爸说了这个事，他异常生气，于是找到两个混子吵了一架，说是说吵了一架，其实算是送上门被对方重新羞辱了一番。
谈到当时农村的性事，这里我想多说两句，知名作者张贤亮在《亲历历史》里写道：在政治话语取得绝对霸权的社会里，留给个人的仅有一条狭窄的宣泄渠道，就是谈性和性交……性，有着广阔的空间和无比的深度，谈之不尽，诉之不完，能让人作最大限度的探讨和挖掘，又何乐而不为?大家不只说说，还经常动真格的，他写道：“常常是几个女农工追打一个调皮的男农工，捉到了就把他摁倒在地，扒下裤子扯出他的生殖器，用黄土、泥沙、碎草叶在那个部位狠命地乱抹乱揉……”张贤亮可能并没有夸大其词，这和我在农村看到的听到的基本吻合。动荡年代是这样，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较长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农村建设始终没有得到同步重视，于是一边是开放的春风在开闸放水，一边是性伦理的堤坝没有重整加固，在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之外，一些地方的农村性事正在以不同的形式混乱着，在熟人之间混乱着。
不排除爸妈是上述时代洪流里受害者的可能性，也不管我姓甚名谁，爸爸养大了我，这一点没什么疑问。
爸妈都应该属于不能很好控制情绪的人，所以家里会经常吵架。在外面，爸爸是个憨厚老实的人，那些年，农村农田灌溉很不方便，倒腾水是一件费心费神的事，爸爸和一个本家合伙买了一台电动机，出去帮人抽水，打麦子之类的，挣点活钱，但妈妈总说他在工时上吃了亏，在单价上也上了当，由此，生出很多矛盾，最终和合伙人不欢而散。
90年代严打之前，农村的混混、村霸随处可见，社会秩序都是靠拳头维护。一些游手好闲的小年青，不务农事，到处拉帮结派，偷鸡摸狗。记得一次，有人太岁头上动土，偷了村里势力人家的东西，很快，镇上混社会的弟弟带一帮人回来拉了清单，那一夜，山那边的池塘边上，火光闪烁，人头攒动，一个个嫌疑人被从家里拉拽而出，打得满地找牙，据说皮带都打断了好几根。天亮后，人散了，地上留下暗红的血和破碎的布，还有一些东倒西歪的啤酒瓶子。被打的人回去养了伤，有些人半个月没出门，即使这样，我们也没见过大盖帽下乡，可见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报警，或许是并不相信警察会解决和能解决这些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下，我们家丢过家里的鸡鸭，少过山上的树木，没过地里的蔬菜，都似乎很正常，自然也不会有人主持公道，似乎这本身就是公道。最严重的一次，爸妈上了街，我和姐姐在家，突然来了一伙人，不打招呼，不由分说，跳进我们家田里就开始抓鱼。姐姐站在田梗上阻止，最后激动地跺着脚一边哭一边骂，而我作为当时家里唯一的男人已经吓懵在一旁。无论是姐姐的哭骂，还是我的懵圈，都没能阻止地痞们在光天化日，从我家捞了几条大鱼回家当午餐。爸爸回家听说这件事，只是在晒谷场上闷坐了几分钟，然后继续下地干活去了。
爸爸去世之前，生病了很多年。当时农村人的口袋和意识，都认为除了赤脚医生和中草药能治好的病，其他都不是病，而是勾命的索。爸爸开始是肚子痛，但肚子痛这个症状也太不具体了，没有任何一个我们能看得起的医生可以说清楚是什么情况，有些时候会胡乱地弄点药，搞点偏方，更多时候是拖着和忍着。
他去世前两年，应该是已经很难受了，甚至都无法劳动，妈妈给他最大的容忍就是让他到处寻医问药。没有钱，又只靠脚丈量距离，能去哪里寻到神医问到良药呢？无非是到处找人诉说，然后道听途说一些信息回来。
有一次，爸爸听说一个老中医厉害，要去寻访一下，前一天去邻居家借了五十元钱，第二天赶早出门，但没过多久，爸爸空手而归，原来他揣着这五十元，感觉是揣着希望，过于留意，时不时掏出来看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掏没了——五十元钱丢了，希望也丢了……
爸爸生病期间，身体的折磨让他无计可施，只能转而求内心宁静了，于是他信了基督。基督说主爱世人，主救世人，死后有天堂可去。这可能让爸爸心理得到了稍许安慰，对死亡少了一些畏惧。他生前都会和教内兄弟姐妹一起做礼拜，在家也经常祷告，他甚至和原来吵过架的邻居达成了和解，成了亲密的兄妹……那时的我们，不能理解基督，更不能理解爸爸的所谓信仰其实就是在吃免费的汤药，我们甚至笑话他祈祷的样子，对此，到现在，我还深怀愧疚。
就这样熬了很长的日子，对于爸爸来说，那些日子一定显得更漫长。最后，他挺不住了，病倒了，于是大家手忙脚乱地将他送到医院，这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住院之一，象征性住了几天后，爸爸回家了。回来后，他瘫痪了，也失智了，大小便失禁，吃饭要喂。太阳好的时候，我们会把他连同躺椅搬到屋外，让他晒晒太阳，我有时写完作业，偶尔会走到他面前说说话，但他已经不知道回应了。
这样拖了大概个把月，一个晚上凌晨，妈妈摇醒我说：爸爸走了。或许是因为他病太久，大家都知道，这一天的到来是迟早的事，所以我也没哭，只是穿衣起床，按乡下的习俗放了一封鞭炮——落气炮。然后去二姐家报丧，去找村里人帮助处理后事……
按习俗，吹吹打打两天后，爸爸被送去了那片窝竹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