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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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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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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里最后一个拾粪的人

在我故乡的乡村,不,更全面地说应该是在中国的广大农村,流传着拾粪这种久远的田外农活。所谓拾粪,也就是积肥,中国的农民大都懂得,而且中年以上的农民不少也都干过。对于物资匮乏的农民来说,街上、路上、草地上的驴粪蛋儿、骡粪蛋儿、牛粪坨、羊粪蛋儿都是格外珍贵的,甚至将之视为宝物,争着抢着拾。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粪蛋子渐渐地被化肥所取代,于是拾粪的人也便渐渐地少了,到现在甚至都可以说是绝迹了。然而在我们村,却至今有一个拾粪的人。

拾粪通常在早上进行。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早早地穿衣起床,然后挎上个挎篓拎起个短把儿的铁锹头便出发了。串大街小巷,串大路小路,到草地上,到驴骡牛羊可能到过的一切地方去寻觅粪蛋子。寻到了,便用铁锹头抢起来往左肩上的挎篓里一磕,那粪蛋子便准确无误地飞进了挎篓,看也不用看。挎篓满了,便回家倒在墙角的粪堆上,然后再去拾。一个早上,或许能拾上好几挎篓,直到太阳升得老高该吃早饭了,这才沐浴着阳光返回家去结束一个早上的拾粪劳动。这就是一个拾粪人的拾粪生活,我们村的那个唯一的拾粪人便是过着这样的拾粪生活,一直过着这样的拾粪生活,从小到老。他做了一辈子的农民,一辈子的贫苦农民,也拾了一辈子的粪。他叫喜子,然而他的一生却无论如何也和这个“喜”字沾不上一点边。喜子出生在旧社会,饱尝了贫困、压迫和战乱,战争中死掉了所有的家人,解放后虽然迎来了新的生活,然而他却依然贫困,是村里最贫困的一户。也由于这极度的贫困,他没能娶上媳妇,一生过着凄苦的光棍生活。这贫困、残酷的生活使他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带着些许的精神麻木,他从不主动和人说话,只有别人主动和他说话时他才搭上一两句。他那过分沧桑的脸上从来没有任何表情,从来都是那么凝固着,没有痛苦也没有微笑,就像是一片干旱得龟裂的大地。听人们说,他这一辈子只笑过一次,那是文革时的事。文革中,在生产队里,他的拾粪的特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一个人能抵五六个人,大队因此特别授予了他“拾粪突击手”的荣誉称号。当他站在领奖台上高高地举起那鲜红的奖状时,他第一次笑了,也是唯一的一次笑了。他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专管拾粪的差事,相对于那些繁重的农活来说,他是格外幸运的。然而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了残酷的贫困之中,仍然是村里最穷的一户,因此,那粪蛋子,他一直拾到了现在,现在村里只有他一个人还在拾粪。春夏秋冬,每天早上,他的身影都活动在村子里或村子外。由于左肩挎了一辈子的挎篓,他的左肩比右肩要高得多。他那被挎篓压驼了的背,就像他那悲苦的人生……

喜子拾了一辈子的粪,如今,他已经老了,然而却仍在拾。他是和村庄的早晨最亲密的一个人,他迎来了村庄的每一个早晨,村庄的早晨属于他。他每一个早晨都行走在村庄里,他也属于村庄的早晨,他是村庄的早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喜子老了,这使我担心起他的死。他死了,村庄的早晨将少却一道动人的风景……

他死了,全村庄的人都会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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