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师傅

老同事谢明辉，是一个十分值得品味的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与谢明辉朝夕相处了三年零六个月，对他的为人处世、性格特点多有了解。

谢明辉是单位的小车驾驶员，身高将近一米八，体形偏瘦。他总是穿着小裤脚直筒裤，走起路来，看上去两条腿显得十分修长。单位财务室有个跟他年龄相仿，且喜欢逗乐的老大姐，信手拈来地给他起了个非常形象而生动的绰号，叫“高脚鸡”。很多同事得知后不仅连声叫好，而且当面见到他的时候，开口就喊他的绰号；他本人不嗔不怒，反而笑呵呵地欣然接受。但这是其他人的事，毕竟我的年龄跟他的相差较大，不敢喊，也不能喊他的绰号，只能中规中矩地称他“谢师傅”。

谢师傅开的是北京吉普越野车，而领导们下乡都坐北京吉普。那时的人们亲切地把北京吉普比作“反帮皮鞋”。北京吉普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底盘高、动力强、空间大，擅长跑坑坑洼洼的碎石路和泥路，尤其是乡村的烂路、窄路。用我们贞丰话说，“反帮皮鞋”不但能坐很多人，还特别能吃得苦打得粗。那个年代的公车很少，路况又差，“反帮皮鞋”可以算是最为理想的下乡交通工具。那时，我是单位的文秘人员，经常跟随领导下乡。因此，工作中跟谢师傅接触自然就多些。

谢师傅在我没到之前就已经在单位工作了多年。我到单位后，跟随领导下乡几次，便发现他很守时。头天分管后勤的副主任对他说：“谢师，你明天送张书记到兴北（现北盘江）镇，八点半出发。”次日八点二十分，他准会不声不响的坐在车里待命——谢师傅的习惯是坐在车里等领导，而不会像其他师傅主动到领导的办公室点头哈腰接领导。在他看来，驾驶室就是他的阵地，在车里待命就是坚守岗位，因而发生一些误会就在所难免。一次，从州里刚来县里任职的王副书记第一次坐他的车，头天已给分管后勤的副主任说了下乡的具体时间。第二天，王副书记站在政府大院里等他下乡，预定的时间到了，但却不见谢师傅的踪影；等了十多分钟仍没见，王副书记有些生气了，就直接找分管后勤的副主任发起了脾气。副主任说：“他在车里等你多时喽！”王副书记走近车子一看，谢师傅果然端坐在车里。

谢师傅很爱惜车，平时注重对“反帮皮鞋”的检查和日常维护。每次下乡到了目的地后，他打开工具箱，取出工具，对“反帮皮鞋”进行一次例行检查是雷打不动的。然后，用铁皮水桶，拎水反复擦“反帮皮鞋”，直到把“反帮皮鞋”的里里外外都擦干净为止。烈日当空的时候，他就把“反帮皮鞋”放在树荫下，使其免遭暴晒。晓得谢师傅这些好习惯的领导，下乡都首选他；个别领导甚至搞“先斩后奏”，和谢师傅私下约定好了，才给分管后勤的副主任说。只不过，接近退休年龄的谢师傅，比别的师傅确实要多辛苦些。

谢师傅不光技术好，开车时又很上心。拿那个年代的县乡公路、乡际公路，跟今天的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谢师傅开车时，见前面有坑洼，会减速绕行，不会直往前开。

由于路况不好，工作的节奏感也没今天快。那时，下乡几乎都是一天，几乎都要在乡镇就餐，晚餐几乎都要喝酒。那时还没有酒驾醉驾一说，晓得谢师傅闲来无事爱喝点小酒的领导，不但不制止，反而还鼓动他，谢师，你今天累了，跟大家一起来放松一下；他二话不说就笑嘻嘻地跟大家一起喝。然而，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他经常“不踩刹车”，一直要跟大家尽情尽兴地喝到散场。有一次，我亲眼看到谢师傅很明显的喝高了，走路都东倒西歪的。当时我真的没想到，领导却居然视而不见！出于安全考虑，我郑重地建议他，最好不要开车了，请乡里的师傅替他开。可他硬要坚持开，还感叹地说，我跟他接触时间不长，对他还不够了解。我拉开车门，费了不小的劲才把他扶坐在驾驶位置上；刚刚坐好，他酒就条件反射似的醒了好几分，既能自如地驾驶，又能把车速始终保持和没喝酒时一个样。回到单位，他停好了车，压在我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经历的次数多了，我已见怪不怪了。爱喝点小酒的谢师傅，并没因喝酒而误过事。换到今天，他绝对是属于屡犯不改的醉驾——醉驾的后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时间一长，我发现了谢师傅醉酒后的秘密：酒醉了嘴角就淌口水，而且酒醉的程度跟淌口水的多少成正比，酒醉的程度越重，口水淌得越多。但不管醉的程度怎样，只要一扶他坐在驾驶位置上，他就像一名身经百战的战士精神抖擞地进入作战阵地——只是“作战”的时候，要不时揩嘴角的口水。

谢师傅是个慢性子，无事时，走路走的是疲疲沓沓的懒大步，生怕踩死蚂蚁似的，就即便是天塌了下来，他也急不起来。从他家到单位，别人走顶多二十分钟就足够了;没急事的时候，他居然要走半个多小时。但是，只要接到了领导临时有事下乡要用车的通知，他立马打起十二分精神，尽可能地发挥他身高腿长的优势，以最快的速度到岗。

尽管回忆的都是谢师傅的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小节，但正是这些小事小节，折射出他正确对待工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