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一日三餐大都是买些成品,比方说,想吃烙饼就买烙饼,想吃馒头就买馒头,自己再做个合适的菜。有的是买半成品,想吃饺子就买点速冻饺子,烧开水煮;想吃面条就买点鲜面条,再配汤。当然,也有的买米面油回家,自己全程做饭。这自然更好,根据自己的喜好口味来做,吃起来更称心如意。但这需要有时间,有人手,有心情,还得有厨艺。
过去的农村,从粮食到做成饭要经过好多工序,几乎每道工序都得自己动手。每天吃的白面、山药面(红薯或白薯)、玉米面、小米、高粱米都是在石碾上碾出来的,干这些活的多是妇女儿童,青壮年劳力大都到生产队上工了。有时候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推碾子,他们会由着性子使着劲推,碾砣使着劲滚,咕隆咚,咕隆咚。每当这时,大人们就会赶紧阻止,喊:“慢点,慢点,那样就把碾子推散了。”
一天三顿饭都离不开碾子,所以推碾子就成了一件大事,既繁重又辛苦。好在那时候村里碾子特别多,光我们村东头4个生产队就有10来个碾子,回想起来应该是一大家子一个,或是一条街上一个。谁家的碾子谁家负责管理维修,供大家伙使用。谁家要推碾子,就端着一簸箕粮食去找碾子,看看哪个闲着就用哪个。有时端着粮食走一圈也找不到闲着的,就只好排队,等着别人家推完了自己再推。如果一大早要推,就得前一天晚上把碾子占住,在碾子上放上一把笤帚或是一根推碾棍就算占住了。如果拿着笤帚或是推碾棍去了发现已经有人占住,就赶紧去找别的碾子。如果都占住了,就干脆把笤帚或推碾子棍放在碾子上排队。
有时赶上连阴雨,一连几天下个不停,人们就发愁了。我们村东头只有一个碾棚,所谓碾棚,就是把碾子安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可以挡点风遮点雨,每当刮风下雨,人们就到碾棚里去推,里面常常是排着长队。有人等不及,推不成碾子,就干脆煮山药片吃。每人端着一个碗,里面盛满了煮熟了的山药片,一片一片用筷子夹着吃。
推碾子扫面用的笤帚是用笤帚穰做的。所谓笤帚穰,就是黍子脱粒之后的空穗,按着它们原来弯曲的方向,整整齐齐放在一堵墙上或是一块木板上,让它们顺着墙边或木板边缘自然弯曲下垂,慢慢定型。等缚笤帚的人来了,再让人家把笤帚穰缚成笤帚。这种笤帚枝条柔软细密,面扫得干净,不容易折断,非常好用。
有一年闹天灾,地里粮食歉收,国家调拨了救灾粮。我们从粮站把救灾粮买回来,在碾子上推成面。救灾粮大都是玉米和高粱,这回给的是红高粱,用碾子碾成高粱面,把碾盘和碾砣都弄红了,蒸出的高粱面饼子也是红色的。高粱面饼子吃起来有些发粘,不如玉米面的吃着利落爽口。那时候能吃上玉米面饼子就算是好生活了,会让人们羡慕不已。有时候把高粱在碾子上去皮碾成高粱米,高粱米饭也是红红的,让人想起当时流行的一句歌词:“红米饭,南瓜汤……”
推碾子经常起早贪黑。有一回晚上推碾子,几个小孩子很高兴,只知道尽情地玩耍,把手伸到碾盘上抚摸着粮食。忽然,我觉得手指头不能动了,原来是被碾砣压住了。好在碾砣很快从手指头上碾了过去,我才把手缩回来。幸亏推的是玉米面,玉米粒还没有都破碎,有点支撑作用,不然就压重了。回到家里,我把碾破的地方上了一点白药糁,再用白布条包上。从此后,推碾子时我再也不敢往碾盘上伸手指头了。
当时村里有一个磨坊,用柴油机带着一个万能粉碎机,但人们还是习惯用碾子。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为了节省劳力,家家户户买了毛驴,用毛驴推碾子的人家就多了。人们用一件小旧衣裳或是一块布绑在毛驴的前额上,把毛驴的眼睛捂住,一是防止它偷嘴吃,二是防止它拉着碾砣转圈头晕。毛驴拉碾子节省了很多人力,减轻了人们的负担。
村里通上了电后就开始用小钢磨磨白面,用碾米机碾小米,用万能粉碎机磨山药面玉米面,推碾子的就少了。只要把自家的粮食带到面坊,交给面坊的社员,有的立等可取,就等一会儿。如果磨面的太多,就把面袋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排上号,回家忙别的,到时候再取。所以,碾子坏了一般就不修了,我们村东头只留了两三个碾子。人们用山药面捏成饼子蒸熟,再用碾子压成片,回去蘸蒜汤或是浇上菜汤吃。还有一家卖豆腐的,用碾子破黄豆碴用。
后来,很多村子都有了面粉加工厂,人们就不磨面了,而是带着小麦去换面,只是一些五谷杂粮才到磨坊去磨面或碾米。再后来就是买面,买米。再后来——就是今天了,买些成品或半成品,回家做饭。而年轻人常常是连半成品都不买,饭也不做,而是直接点外卖或是到饭馆吃饭。
这些历史悠久又红火一时的碾子慢慢地退出了我们的生活,退出了历史舞台。可那些年,那些日子,那些滚动的碾子,都深深地留在了记忆里。每当闲下来回首往事时,就会想起那些人,那些情景,心里百感交集。
(2024年10月12日《保定晚报》甄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