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结缘

旅行，哪怕是去一个心仪之地，大都也只有一回。可能是一种特别的缘分，让我去了嘉兴，到了南湖，一次又一次，一次再一次，似梦幻牵绕，难以割舍。

中华大地，把湖泊称之为南湖地方不在少数。云南红河蒙自，有一个“十顷平湖堤柳合，一庭清景藕花香”的景区，这里竹秀林幽，鸟语花香，历来都是文人雅士吟诗作赋的好去处，当地人叫它南湖；广西南宁有一湖泊，湖畔翠竹摇曳、花团锦簇，景色优美，他们叫它南湖；在湖北黄石，有一湖泊叫南湖，据说宋苏轼谪居黄州时，弟弟苏辙从广陵乘舟到此湖避风，山麓的“苏公石”，见证了苏氏兄弟情深；汉文化的发祥地，我们陕西的汉中，有一湖称也南湖，这里青山碧水，松涛竹海，绮丽的自然风光，成为这里独特的自然美景......

甲辰年暮秋，单位组织了一次难得的集体培训，地点选在秀美的浙江杭州。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大伙儿得知这个安排，似乎都迸发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兴奋，这也许，是浪漫的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传奇点燃了大伙儿深藏心底的情感火焰。

我多次到过天堂杭州，一般都没有离开过这座美丽的城市，而这一次学习，培训课程却设置了离开杭州，长途跋涉一百多公里去秀美的嘉兴，到“轻烟拂渚，微风欲来”的烟雨景致的旅游胜地南湖，着实让我增添了些许的惊喜。

说起“禾城”嘉兴，烟雨南湖，十多年前，它就已经与我特殊的结缘。

缘由天定。我是一位热爱历史文化的人，与南湖结缘，始于哪一次“红船精神”学术交流。大概在十年前，浙江省委宣传部、嘉兴市委向全国发起这个论题的文章征集活动，我，撰写的《“红船精神”的特性及其在中国革命精神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荣幸的被专家组选中，还刊发于《嘉兴学院学报》。之后，浙江省每年举办这一课题的研讨，我都要深入钻研、默默地投入了其中，从那个时候起，一个热衷党史党建研究人，几乎把学术研讨当做自己业余生活的重要部分。记得在第三届“红船精神”论坛期间，我投送的《习近平对中国革命精神理论系统建设上的重大贡献》一文，被举办方当做核心稿件，以头奖公布在《光明日报》，研讨会上，主办方热情的邀请我与中共党史专家、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一起，在大会上做了主旨发言。

从小，我就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参加工作以后，特别是加入了党委组织部门这个庞大的机关群体，从党的历史中汲取营养，自始至终都是我提升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工作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方式。

在我们陕西岚皋，这里，虽然还没有成为革命老区；这里，还算不上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地带；这里，也似乎与浙江南湖看不出有什么联系。然而，我们的《县志》人物志章节，醒目的记录着与我党创始人李大钊有着师生之谊，同我党革命领袖方志敏情深谊厚，他曾任苏区江西横峰县长，于1929年返回家乡岚皋，登上无暇河的全胜寨，开启了名噪乡里抗匪保民的李环山。

据《岚皋县志》记载，李环山就读于北平民国大学经济系时，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当年，《县志》组稿人们在考察李环山的期间，有不少讯息似乎表明，李环山与李大钊是有一定联系的，其后辈也说，李环山在北京求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曾不知多少回参与有关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问题的研讨，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党员人数问题，作为党史理论界十分关注的一项重大理论课题，也一直是我研究活动中关注的焦点。自从参与到“红船精神”研究以来，自从踏入文化底蕴厚重的南湖，自从目睹了南湖那艘扬帆起航的红船，一次次的亲临考察，一点点讯息收集，一缕缕思考推进，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头萦绕。

关注南湖，关注红船，几乎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

我第一次到南湖，是前往参与“红船精神”理论的研究与交流。在那个时候，“红船精神”研究，关于我党成立时党员人数的讨论，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课题。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50人”说，有中共一大报告“53人”说，有陈独秀的报告含糊其辞的“50余人”说，还有张国焘的“57人”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也在“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一节里，列举了59位我党成立时的中共党员名单；在“一大”召开地嘉兴，这里的社科理论工作者们，关于“中共创建过程中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他们经过几年时间的实地调研和详细的史料考证，最后认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时有58名党员。

以上关于我党成立时党员人数的探讨，虽然嘉兴的研究似乎是最终认定，但北京的观点也是有名单的“59人”说。这说明，嘉兴的“58人”说与北京的“59人”说，依然存在需要探讨的余地，至少说明，这其中一人之差还是有商榷的地方。

那么，这其中的一人到底是谁？

我一直带着这样的问题，一次次来南湖，其目的是，希望从这里打开一扇破解这一问题的光亮之窗。

在2020年第三届“红船精神”论坛期间，在我做大会主旨发言的时候，我虽然只是一位来自基层的党史文化研究者，为了解决我的以上疑问，曾大胆的抛出个人关于我党建党时“第59人”是否是陕西岚皋李环山的议题。在这次大会上，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议题的敏感性，还是此次发言的核心观点的吸引力，热烈掌声让人感受到，仿佛我点燃了研讨会激情的火苗。

这几年，我的内心一直怀揣着李环山是不是真正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已经加入了北京的党组织这一问题。这一次，单位组织大家前往杭州，培训课程设置要前往南湖参观考察，多次去了嘉兴南湖的我，默默思索着，不仅不感到厌倦，我似乎把它视为一种机会，希望借此能够搜寻到更多有关我党建党时党员情况的新线索、新成果。

与远隔千山万水的嘉兴南湖结缘，也许是巧合。不过，很有趣的是，在我的家乡陕西岚皋，也有与南湖之多一个字名叫南宫湖的湖泊。南宫湖地处长江中游最大的支流汉江的支流岚河流域，南湖则分布在长江流域下游的南岸，也许，南湖的水早已与南宫湖的水相容在一起。这样看来，我与南湖的机缘是上天注定，家乡岚皋走出一个我党早期的革命者，也许与嘉兴南湖的水一样，与陕西岚皋有着一些关联。

任何问题总会有破解的时候。关于我党早期党员人数的问题，能否通过又一个“南”“南”合作，能够解答我一直默默探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