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泽于民农工魂

2024年5月下旬，岁值初夏，雪峰山下草木丰茂，生机勃勃，正是最美的时节。因为长年伏案写作，我的脊椎问题日益严重，在妻儿的要求下，不得已放下手头的工作，回到雪峰山下湘西老家疗养，同时陪伴年迈的母亲。

对游子而言，居家的日子静谧而美好，但是还未来得及认真休息，我便又接到了通知，作为有着近二十年党龄的农工党员，要奔赴肇庆，参加农工党惠州市委会举办2024年党员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这些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日新月异，惠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人口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更好地服务社会。于是我拖着病体，还是离开了家乡，来到的肇庆。

肇庆地处广东省中西部，是东南沿海通往西南各省的重要交通枢纽。这里古称“端州”，位列文房四宝之首的端砚就出自这里，著名典故“包公辞砚”就发生在这里。和惠州一样，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城市，肇庆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城区的七星岩，素有“岭南第一奇观”的美誉，此外，以星湖风景区为中心，沿西江、绥江溯江而上，盘龙峡、千层峰、广宁竹海、燕岩等景点次递展开，构成了千里旅游走廊的绚丽画卷……

在这秀丽的花园城市中，我们一行四十多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提案信息撰写技巧分享》《民主党派成员如何加强五种能力建设》等专题，进行了探讨与学习，大家的思想境界和格局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我作为一位研究近代史的惠州学人，在学习的间隙，也积极走进的肇庆的历史，感受这座城市的英雄气息，还有其与惠州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肇庆与惠州渊源深远。早在1925年10月，惠州人叶挺就曾在肇庆组建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此时的叶挺，年富力强，一呼百应，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同年11月21日部队在肇庆正式成立，名为“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亦称叶挺独立团，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建并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是人民军队的前身，其团部就设在阅江楼，而今已经成为闻名遐迩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叶挺在独立团成立后，除了支援西江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农民运动外，还在肇庆进行了严格的军政训练，叶挺经常带领士兵深入到肇庆的七星岩、北岭山、南较场等地，去训练士兵野外作战能力。严格的军事训练，练就了独立团铁的作风、铁的纪律、铁的战斗力、为后来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期间，叶挺与澳门姑娘李文秀也在肇庆的“林虎别墅”喜结连理，成为终生伴侣，革命佳话。

因此，肇庆既是叶挺事业的起点，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曾经洒下他的汗水与理想。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肇庆出发，由广州坐火车去到韶关，翻越九峰山直奔北伐战场。北伐期间，独立团首战湘南，再战湘东，突破汨罗江，喋血武昌城，一路浴血奋战，经历七场战役，无坚不摧，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为独立团赢得了“铁军”的荣誉。

此后，原叶挺独立团官兵组成的部队相继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井冈山会师，为红色革命打下坚实的头炮。叶挺独立团的铁军精神为人民军队培养了一大批的军事人才。据统计，独立团以及其后续部队在90多年来，孕育出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罗荣桓5位开国元帅，以及180多位将军，为新中国的诞生、巩固和强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惠州，叶挺有一位重要的同志和挚友，那就是邓演达；在肇庆，他同样有一位要的同志和挚友，那就是彭泽民。相遇贵相知，三人生死以共，共同奋斗，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彭泽民和邓演达，也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重要创始人。如果说邓演达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核心创始人，那么彭泽民则对解放后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发展和人员构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推动作用。

于我而言，从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那一刻起，我就在不断地研究邓演达，想为这位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以身殉志，不亦伟乎”的农工党创始人著书立说。为此，我看了近千万字的文献，走过十多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见过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和人物，这些故事和人物中，让我最为难忘的就是肇庆人彭泽民了。

彭泽民，原名彭泽文，字锦泉，号镰希。是肇庆下辖的县级市四会市人，家住四会清塘镇白沙村。他出生于光绪三年（1877），这一年爆发了特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自然灾害加上外国侵略、封建盘剥，使得百姓民不聊生。彭家的日子也十分艰难，但是彭泽民却始终自强不息，他先是跟随伯父学医，后跟父亲从事手工业。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漂泊到马来西亚吉隆坡。青年时代的学医经历，对彭泽民的影响十分深远，不让他获得了谋生的手段，更让他有了一颗医民医国的仁心。

作为这次培训的重要一站，农工党惠州市委会组织广大党员，到彭泽民纪念室、彭泽民故居等农工党党史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实地感受农工党老一辈领导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的贡献。彭泽民的故居位于四会市城中街道白沙村内，显得十分简素。这座建于中华民国的建筑，年代并不久远，1987年曾进行过重修。故居坐西向东，三间二进，建筑占地面积一百多平方米。硬山顶，平脊，青砖墙，地面铺阶砖，和岭南常见的民居区别并不大。大厅展览彭泽民生平事迹，厅正中立彭泽民的铜质半胸塑像。而今，这里已经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四会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教育基地，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教育基地和四会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前来参观拜谒的游人络绎不绝。

在彭泽民故居，四周墙壁他辉煌而坎坷的一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和很多年轻人一样，25岁的彭泽民从这里奔赴南洋谋生。在远离家乡的吉隆坡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他竭诚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吉隆坡分会负责人之一，由此开启了彭泽民革命的一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吉隆坡同盟会支部也改组为国民党吉隆坡支部，彭泽民担任负责人期间，秉持一颗仁心，在开展党务活动之余，利用家传中医，为群众治病。

在参观的过程中，解说员告诉我们，1923年，孙中山为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着手改组国民党，当年3月，彭泽民回国，专程谒见孙中山，那时的他，名字还是“泽文”，改为“泽民”是孙中山的建议，寓意“厚泽于民”，并为此亲手书横匾“博爱”二字相赠。这段改名的经历，为彭泽民的人生指明了方向，此后他坚定地捍卫着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彭湃、叶挺、邓演达等成为志同道合的密友。

在一个展示的窗口，我看到彭泽民在风雨中的坚守。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彭泽民同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等联名通电反蒋，在武汉举行的讨蒋大会上，彭泽民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蒋介石竟勾结帝国主义；我们要解放农工，蒋介石竟摧残农工。我们要革命，要拥护孙总理的三大政策，非打倒蒋介石不可！”。随后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彭泽民，和老友叶挺一起，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并随着队伍辗转南下，沿途他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伤兵诊治，他夫人也帮忙给病人煎药。两位老人的精神，鼓舞着南昌起义的士兵一路跨越险阻，奋勇战斗。他和邓演达因此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并予以通缉，反动派随即查抄了彭泽民在广州的家，没收了所有存款，彭泽民不得不流亡香港。

在彭泽民故居，展陈着他在香港生活的场景，画面中他瘦削而慈祥。在香港，彭泽民虽然生活艰难，但是拒绝蒋介石当局高官厚禄的拉拢，在行医的同时，他依旧接济落难的共产党人。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建党，途经香港，与彭泽民会晤。他对邓演达建立平民政权、发展国家社会主义、解决土地问题等主张甚为赞同，决心同邓演达一道创建新党，追随其继续革命。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出卖，邓演达被捕后，彭泽民不顾被通缉的危险，火速赶往上海，会同黄琪翔、季方，请宋庆龄出面营救。邓演达秘密被害后，彭泽民悲恸万分，痛哭数日，他和同志们一起，继续扛起大旗，革命到底，奔走抗日。

新中国成立前夕，年逾七旬的彭泽民已是香港名中医，生活稳定。当中共香港地下组织向他转达毛泽东邀请他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会议时，他毅然答应了。1949年9月21日，彭泽民作为农工党代表团首席代表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后，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此后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但是无论工作有多忙，他都乐于给人看病，以医者仁心的本色，服务社会，在他的努力和引导下，中国农民民主党，也成为以医药卫生为主要界别的民主党派。

在彭泽民故居，我有幸遇到了彭家后人，他们告诉我，在“七七事变”之后，彭泽民不仅自己不顾年迈，投身抗日，而且他还召回在新加坡、菲律宾任教的两个女儿，送她们赴上海淞沪战场参加战地救护队；1950年，他的儿子也上了抗美援朝战场，每逢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彭老都会送子女上战场，他的这种爱国精神，影响着每一位农工党员，也一直激励着广大中华儿女。

参观结束，站在彭泽民故居中他的半身雕塑前，我向着这位厚泽于民的农工党之魂深深地鞠了一躬，作为新时期的农工党员，我倍感自豪，也将赓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