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棵大柳树

我的家乡在豫南山村。蜗居小城后，记忆中总会呈现这种挥之不去的画面：蓝天白云下，清澈的小河蜿蜒流淌，两岸是层层梯田和群山，郁郁葱葱，茶果飘香；村落零星地点缀在山坳里，炊烟袅袅，房前池塘里三五个鸭子嬉戏，偶尔传来几声鸡鸣或狗吠……，四季分明，美不胜收。

小河不宽，十米至三十米宽不等，随势蜿蜒，每隔几百米就有小河坝，可灌溉两岸稻田。河坝高低不等，依需而定，形成了很多小瀑布，河水在此轻吟低唱，鱼儿也能逆流而行。河水深浅不一，浅者过膝，大多过胸，没顶处也有，但不多。两岸是一米多宽的土路，供人行走或挑运庄稼。山区多为小块梯田，路窄，犁田耙地都用水牛，水稻的收割和挑运都由人工，甚是辛苦。这也是那时孩子们上学走的路，三五个同学结伴而行，洒下一路欢歌笑语。

岸边自然生长了一些树木，但由于影响庄稼的生长，多数被砍掉了。然而在一片开阔处，却有两棵粗壮高大的柳树甚是显目，在两岸相对矗立，枝干得有四个大人才能合抱过来，且均向河中微微倾斜，上部枝条交叉生长，形成一个巨型的整体树冠，隐天蔽日。受水流常年的冲刷，部分树根裸露出来，但仍牢牢地扎进河底和岸边。树干上部有雷击烧糊的痕迹。没人知道这两棵树的具体年龄，都说在二百岁以上。河水中兀立几块巨石，有两个表面大致水平，长约两米，宽约一米，露出水面半米的样子，从岸边可一步跨上去。在那个大集体年代，上工需要打铃。说是铃，其实就是一节长约两尺的铁轨，用铁锤敲击，便发出清脆的响声。这节铁轨就挂在两棵大柳树旁的山嘴上。山嘴地势较高，铃声可传遍全村，因而得名“打铃嘴”。家家户户还有有线广播，早中晚开通，因为该时段人们大都在家。尤其是夜里，村广播员就会转播新闻或报纸摘要，有时村干部也讲讲话，强调某些事情。当然，各个生产队里还有高音喇叭，经常播放着革命歌曲，鼓舞干劲。左岸那棵大柳树上就安装了一个大喇叭。铃声、喇叭声从两棵大柳树这里扩散，两棵树便披上了神秘的色彩，该地无形中成了村中心。大人们干活累了喜欢聚在树荫下休息，抽着旱烟，天南海北、家长里短地唠着；时而可看到女人们在石头上洗衣服，棒槌的敲打声在山谷悠然回荡；我还多次见过许多基干民兵抱枪坐在在大柳树旁学习《毛泽东选集》，让顽皮的小伙伴们敬而远之。

盛夏，柳阴下，成为孩子们的天堂。吃过午饭，我们几乎天天在河中赤身洗澡、打水仗。我们不喜欢在家门口水塘里游泳，主要是水太深不安全，会遭到大人的责骂，再者，池塘底部有淤泥，踩在上面感觉很不舒服，游一会儿池水就浑浊不堪，还有蚌壳或瓦碴子割脚。河里则不然，河底多为岩石、砾砂，河水清浅，我们在水里可尽情玩耍。

我们有时也会爬树，从树上跳水，还在树根下捞鱼摸虾。部分大树根横亘在地面，但伸进水里的大树根上又滋生很多小树根，小树根带着蓬松柔软而又浓密的毛根，鱼儿喜欢待在毛根里，双手一捂就有收获。树上有很多小洞，我们掏出过鸟蛋，有时还有小斑鸠、小八哥，有人还掏出过蛇，吓得哇哇大叫。我们都喜欢八哥，据说养好了会说话，掏出雏鸟就养着，期待奇迹出现。我也用心养了一只，一放学就捉蚂蚱给它吃，小八哥也很听话，喜欢在我身旁飞来飞去，有时会停在我的肩膀上。可我们养的八哥始终都没说过一句话，而且没活过冬天，令人不解和沮丧。

那时候河里的鱼也多，我们时常用自制的渔具钓鱼。砍来一整根四五米长的细竹做竿，用攒了好久的几分钢镚儿买来鱼钩和细胶线，折了秸秆做漂儿，便在大柳树下钓起来。有时起竿过猛，不小心将鱼线缠在了柳枝上，无法取下，心疼不已，埋怨起大柳树。乌龟和甲鱼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骄阳似火的中午，甲鱼会爬到岸边的石头或树根上嗮太阳，有人经过，便扑通通地跳进河里。在那个困苦的年代，许是缺油少盐的缘故，家乡的人们很少食用甲鱼，也鲜有人买卖。若钓起了甲鱼便深感晦气，恨它把我们珍贵的鱼钩吞进肚里或咬断，便气愤地一脚把它踢回河里，悻悻收杆回家。河蟹、河蚌、螺蛳也挺多，没听说谁吃过，倒是常看到鸭子偶尔吞食它们。时过境迁，现在这些东西却成为酒店的名贵佳肴，普通人却不敢轻易消费了。

两棵大柳树旁有个独木桥，是连接两岸的重要通道。它由半块大松树搭成，平面朝上，宽不过两尺，走在上面极富弹性，若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夏秋时，大人们挑着沉重的稻麦捆子从上面小心翼翼地经过，宛若走钢丝。我们有时会在上面快乐地集体跳跃，有时也比赛跳水，或恶作剧：在旁边呼叫着让走在上面的人快快掉下来，有的人一分心真就落水了，大家便乐不可支。到了冬天，桥面会结冰，大人们会用草绳密匝匝地把桥身缠起来，防止行人滑落河里。

打谷场距两棵大柳树不足五十米，地势稍高，可防止水淹。大队部就设在打谷场边上，有两排瓦房，前排是办公室和会议室，后排是仓库和炒茶间。年少的我们也喜欢到打谷场玩耍，在那里推铁圈、抽陀螺、打纸板等等，当时也只能有这些简易的玩具了，尽管生活困苦，但却从中得到无尽的快乐。打谷场经常放露天电影，起初是黑白片《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朝阳沟》、《女驸马》等，后来又有了彩色片《闪闪的红心》、《杜鹃山》、《沙家浜》等等，让我们大开眼界，也学到了不少知识，畅想着有朝一日能走出小山村，领略外面的大世界。有时正片之前还播放农业技术或健康卫生教育片，还有干部冗长而空洞的讲话，年少的我们不感兴趣，在那里嗷嗷起哄。有些孩子还爬到大柳树上观看，说是看得更清楚。那时还没通电，我们便凑到发电机旁，看如何发电，闻闻特殊的汽油味儿，听听发电机嘟嘟的声音。后来听说别的地方有个小孩朝电线撒尿被电死了，便再也不敢去凑热闹了。一个地方放电影，四面八方的人都会涌来，人山人海，混乱不堪。外村的人为了防止孩子丢失，都会嘱咐他们电影结束后到大柳树下集合，清点人数后再回家。恢复高考后，村里有孩子陆续考上大学，家人就会欢天喜地的在打谷场放电影庆祝，有的还在大柳树上高挂长长的红色祝贺条幅，燃放鞭炮，令人羡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们的上进心。

清晨或放学之后，我们也到山上帮大人采茶挣工分。炒茶大都在夜间，只有那些炒茶技术高的人才能参加，工分高。队长姓黄，人高马大的，黑塔一般，一脸横肉。据说多年前，公社领导到大队检查工作，前呼后拥地来到大柳树边的小路上，正在前面行走的一条水牛忽然在路中间拉了一堆屎，臭烘烘的，领导们纷纷掩鼻摆手。见状，坐在田边的一个姓黄的社员急忙跑过去，用双手将热乎乎的牛屎三下五除二地捧到田里，又精心平覆了一层土，踩实。完毕，朝领导们点头哈腰地谄笑。领导很感动，盛赞这位贫下中农的觉悟高。没两天，他就被提拔为新队长，还突击入了党。不过，社员们背地里都喊他“黄哈巴”，后来他自己也知道了，即使有人当面这样喊他，他也懒得计较。看到他整日五马长枪、吆五喝六的，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很怵他。有天夜里，我们几个正在炒茶间玩，他忽然抓住大平，啪的一个耳刮子，说是他朝炒茶锅里撒尿了。大平哭着不承认，他指着旁边当时并未炒茶的锅底的一滩儿水说，这是啥？这是啥？就是你尿的！大平死活不承认。没办法，黄哈巴把我们几个都叫到茶锅前，非逼着我们承认，不然不能回家，还要扣大人的工分。审问了好久，我们都没承认，因为我们的确没这样做过。后来，李大麻子过来，检查了现场，发现茶锅上面有个罐头瓶茶杯下部炸裂了，不注意看不出来，瓶里只剩茶叶，便说这水就是从这瓶子里淌出来的，与孩子们无关。黄哈巴似乎惧怕李大麻子，只好瞪着泡眼对我们吼道，滚！事后得知，那个罐头瓶就是他的，他泡了一瓶滚烫的茶水放在那里就去监工了，瓶子耐不住高温，炸了。那瓶罐头还是他从一位老人家顺来的，老人还没舍得吃。后来又听说他欺男霸女，任意扣人工分，损公肥私，我们对他更是恨之入骨。有一次，生产队里收板栗，他坐在那里，督促别人攀高爬低，谁也不能偷懒，更不准偷吃，但他自己的手却不停地剥着板栗往嘴里塞，后来猛地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哭爹叫娘，大家慌忙把他抬到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摸着他圆溜溜、硬邦邦的肚皮说，板栗吃太多了，哪能消化得动，胃快撑破了，贪吃不要命啊。紧急处理后，好几天才好。这也成了人们在大柳树下的谈资，每每提及，人们都哈哈大笑。小伙伴们更是暗自高兴，咒他早死早托生。

李大麻子脸上并没有麻子，只是有几块伤疤而已。他和蔼可亲，我们一直叫他李大爷。每到麦黄或稻熟收割前，他每日都到我们塆的塘角里，戴着破旧的草帽，手持长竹竿，坐在梧桐树荫下，防止麻雀或鸡鸭祸害庄稼。这也是队里派的任务，清闲，还有工分。我们几个孩子时常围坐在他旁边，听他讲故事。有个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个孩子偷吃肉，刚拈到手，忽有人来，慌忙把一大块肉塞到嘴里往下吞，不料憋死了，父母伤心的把他埋了。有种怪兽，狼身驴头，叫驴头狼，头特硬，喜欢用头撞开坟墓吃死人。当夜它撞开了墓，正准备下嘴，被人发现，它便急忙叨着那孩子奔跑，几经颠簸，孩子忽然活了，大声哭叫，受到惊吓的驴头狼慌忙丢下孩子逃跑了。吓得我们再也不敢偷吃东西。除了鬼故事，他给我们讲的最多的是打仗的事，绘声绘色的，让我们十分着迷。后来听三爷讲，他真打过仗，他在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当兵，中原突围时负了重伤便回家养伤，被列为部队伤残人员，没能再回部队，解放后政府每月还给他发几块钱的补贴。中原突围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这一带。原来还是个英雄啊！他的形象一下子在我心中变得无比高大，没事就缠着他给我们讲战斗故事，并问他打过日本鬼子没有。他说，怎么没打过？他指了指河边，那两棵大柳树可帮了我们不少忙呢。我们经常把瞭望哨设在大柳树上，站高望远，不仅视野辽阔，而且枝叶繁茂，便于隐蔽。有好几次，我们通过瞭望哨看到偷袭过来的日本鬼子，及时疏散群众，还打了几个漂亮仗。那时我们的武器装备实在太差，子弹少，缺乏正规训练，我的战友先后牺牲了好几个。日本鬼子投降后，中原突围时，我又有很多战友牺牲了。想想他们，我还活着，还在乎什么呢？我只希望大家的日子尽快好起来。

他又指了指那两棵大柳树，它们有两三百岁了吧， 树中好汉啊。大炼钢铁那阵子，山上的树都砍完了，成了荒山秃岭，黄哈巴便带几个人来砍它们，忙活了一天，也只是砍破了一点儿皮。后来被我出面严厉制止，其他人也帮忙协力保护，两棵树才免遭被砍伐的厄运。别看那黄哈巴整日凶神恶煞、耀武扬威的，也是个欺软怕硬的货，这样的人不得善终。他还说，我之所以说它们是好汉，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战争年代利用它做瞭望哨，它们还用树根牢牢固定着河岸，保护着我们的口粮田不被洪水冲毁。咱们山村人多田少，农田多金贵啊。它们还救过人呢。好多年前发洪水，上游有人落水，顺流而下，水流湍急，无法下水施救，我们几人听到喇叭呼救后急忙将渔网绑在两棵大柳树上，及时将那人兜住，拽上来时，那人头破血流，已经昏迷，抢救后脱险。伤好后，那人除了对我们表示感谢，还给两棵大柳树磕过头呢。他的话，让我感觉大柳树跟他一样，也是英雄，默默奉献着，没有任何索取。

自从上初中住校后，我就很少再到河边走走。上了高中，更是无暇玩耍了。学校距家有三十多公里，那时条件艰苦，没有自行车，来回都是步行。大概是上高二的时候，有一次我从学校走回来，汗流浃背，疲惫至极，时值夜幕降临，我便到大柳树下洗澡。岂料河水寒冷彻骨，我匆忙地洗了几分钟就赶紧起来，穿好衣服后仍哆嗦不已。翌日清晨，看到的竟是白雪皑皑的世界！忘了季节，我无意间完成了今生唯一的一次冬泳，也是记忆中最后一次游进这条清澈的小河。

参加工作后，整日忙忙碌碌，待在家乡的时间自然少了，但对家乡的记忆却是永恒的。此去经年，我早已不再是那时的少年，偶然回去，总带着“身在家乡为异客”的惆怅。很多人像庄稼一样被另一个世界一茬茬地收割，也有许多人像风筝一样飘落到四面八方，当年三千多人的山村，如今已不足五百人，且多为老人。而小河依旧在静静地流淌，两棵大柳树依然在两岸高高耸立。其实，当地人一直称谓的柳树，我去年才知道是枫杨，它绝没有“万条垂下绿丝绦”那种柔性。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名称而已，它们并不像有些人一样计较。退耕还林后，荒山秃岭变得满目翠绿，打谷场也成了茶园，昔日热火朝天的农耕场面已成了过眼云烟，听不到当年上工的铃声、喇叭和广播声，失去了往日的嘈杂，却多了几分幽静和恬淡，也多了几份荒芜和落寞。

而今，再次站在家乡的河边，感觉河面没有从前那么宽阔，却见两棵大柳树愈发雄伟，更加枝繁叶茂，似乎不存在年轮。洗衣石仍在，青苔斑斑，小桥却不见了，也许是朽掉了，也许是被洪水冲走了。站在大柳树下，可默默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而站在稍远处，仔细端详，两棵大柳树像得胜归来的战友拥抱，诉说着各自的故事，也像一对耄耋老人扶持站立，演绎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真情，更像一对守护神，默默地呵护着这方水土，见证似水流年。

流年似水，而我的那些记忆却像珍藏的照片，定格在每个瞬间，记录着山村的苦乐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