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故乡

文/周如意

2019年1月4日，今天上午在公司处理一下合同上的琐事，中午吃了饭，把个税抵扣信息表交到办公室，然后带着标书去赶赴苏州开标。去苏州的路上，带上了去年在绍兴鲁迅故里买的那本《朝花夕拾》，书里面也收录了《呐喊》中的几个短篇小说。坐在火车上，重读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五猖会》，还有一篇《社戏》，内容充满了童趣，很有意思。捧着手里的书，不禁让我想起了我的故乡商丘，想起了故乡的亲人、儿时的伙伴和童年的趣事，于是在往返苏州的途中，写下此文。

我家所在的村叫八里堂村，小时候上学写家里的详细地址，我就会按照户口簿详细地写上“商丘市黑刘庄乡逯庄大队八里堂村”。我家挨着村长家，村长家的泡桐树上有个大喇叭，村里如有什么事情，村长就在大喇叭上广播通知。村里的红白喜事都是全村人一块办，互相帮衬，非常热闹。现在黑刘庄乡的称呼早已不在，改成了平原办事处，逯庄和八里堂的名字还保留着。

从小我就不知道八里堂这个名字的由来，别的村都叫逯庄、方庄、张庄什么的，唯独我们村叫做八里堂。我们村是一个合姓村，别的村大多数是一个村就一个姓，都是一个大家族，而我们只有80户的村子里就有张、刘、候、付、周五个姓。我们周姓在我们村是人数最少的，只有我爷爷和我大爷两户，到了父辈共5户，我们祖上是从邻村西保湾村分出来的。上小学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出生在八里堂不好，因为在班里总是被方庄的孩子所嘲笑。他们总是会说“如果你们村和我们方庄打架，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你们村给灭了”，以至于我从小就对八里堂这个名字没有太多好感。方庄在我们村南边，方庄南边是五里阁村，那时候我就会这么反击方庄的孩子，对着他们喊“八里堂，五里阁，中间夹一个兔子窝”，说完就飞快地跑掉了。

长大以后来到了北京工作，发现北京也有和八里堂类似的地名，像什么六里桥啊、八里庄啊、二里沟啊、三里屯啦都可以算。尤其是三里屯，不知道的人单看名字就感觉是一个很村很土的名字，其实是一个紧邻使馆区的时尚潮流聚集地。忽然觉得曾经被小时候的自己所看不起的八里堂听起来也瞬间高大上起来，这名字要是放在北京绝对不逊色于大北窑，要是和金融中心或者CBD联系起来一点也没有违和感。只是我现在已经没法再找到当年看不起我们村并扬言要灭掉我们村的那个方庄的小伙伴去反驳他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八里堂村的东面还是一大片荒草地。记得那里面也是种了一些瓜什么的，但印象中大面积还都是未种庄稼的荒地。我小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我奶奶家度过的。我姐和我还有我的堂弟，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奶奶给看着。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已经买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后面有一个车斗可以放一些东西。小时候，我爷爷奶奶会骑着三轮车到村东面的荒地去割草。我奶奶家里当时还养着几头牲口，没有马，都是骡子，可能是生产队的牲口，我爷爷负责饲养吧。之所以我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在我大概三、四岁的时候，经常会被大人叫过来数骡子有几条腿。那个时候或许是数多了数出经验了吧，已经知道了只数头就可以算出来有几条腿，因而数得很快也很准确，因次常被人夸奖聪明。我小叔小时候也经常考我一道题：

“三鸡俩扁嘴，加只癞鹅几条腿？”

扁嘴就是鸭子，癞鹅就是体质不好或者生病的鹅。那时我能很快算出来总共12条。小叔就会迷惑我：

“你听好了，那可是一只癞鹅，你再算算?”

我总是会顶回去：

“癞鹅，又不是瘸腿的鹅，还是两条腿。”

然后围观的大人们就会哈哈大笑，说这孩子聪明。

我爷爷为了喂牲口，总是会去冬边的荒地割草，割完草拉回家，用闸刀闸成一段一段的，放进牲口的石槽里，和麦麸一起加水拌和成牲口的食料。最初去割草，都是挎着一个柳条编的筐，上面有把手可以挎在手臂上，我们那里叫“箩斗”。我爷爷经常胳膊上挎个箩斗，手里拿一把镰刀，去地里割草。爷爷割草的时候，我们通常跟着在草地里玩。大多时候是摘黑豆豆吃，也叫野葡萄，学名叫做龙葵草。有时也能摘到香豆豆，也叫做菇娘，长大以后的超市里卖的也有。好吃的香豆豆很难找，黑豆豆却比较多，一会儿就能摘一大捧，吃在嘴里酸酸甜甜的，吃完整个嘴里舌头和牙都是紫色的。找不到黑豆豆吃，就摘马泡，长在秧子上像一个个的小西瓜，摘下来可以用鞋底在地上轻轻地搓，搓几下就变软了，拿在手里玩。有时会碰上香马泡，摘了拿在鼻子上闻着特别香甜，只是吃起来很苦。小时候经常是大点的孩子拿着一个香马泡去哄一个小点的小孩吃，然后看着那个小小孩哭丧着脸吐出来而大笑。还会在草地里逮蚂蚱，蚂蚱有圆头的也有尖头的，尖头的蚂蚱我们叫“老扁”，比较笨，很好逮，圆头的蹦得远又飞得快，就比较难逮了。蚂蚱逮多了可以用一根狗尾草穿起来，带回家在火上烤着吃，那可是小时候一道令人垂涎三尺的美味。现在家乡的饭店有时也能吃到蚂蚱，一盘恐怕得七八十元了。

我们玩着，爷爷也割完了草，就往箩斗里装。箩斗不是太大，为了能装更多的草，就得使劲往箩斗里塞。往箩斗里装草是非常有技巧的，草的方向要顺着箩斗往外，保持一致。先用长条的草铺底，再一把一把挨着码放整齐，一边码一边往下压，到最上面把手的地方就使劲往里塞。装好了以后所有的草应该是从箩斗中心向外呈放射状的。满满一箩斗草装满了是非常沉的，再挎到胳膊上就有难度了，这时候一般需要一个人去帮忙抬起来。那时我们总是抢着帮爷爷把箩斗抬起来，尽管没有多大力气，有时还会帮倒忙，但总是很积极。把箩斗抬起来以后，爷爷再顺势一转身，就挎在了手臂上，用胯支撑着箩斗的侧面，然后就一步一步小心地往家走。我们几个小孩子就会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还揪着箩斗里的草。有时候个别长秧子的草会拖着地，我们就跟在后面踩，准备要踩时，爷爷一走草也走了，就踩不到了，于是我们几个就会比看谁先踩到那根长长的草。夕阳西下，爷爷挎着箩斗，几个孩子跟在后面，嬉笑着，打闹着，慢慢地往家走去。

后开，家里买了三轮车，有时候出去割草就会骑着三轮车。那个三轮车比箩斗能多装一些，主要是不用挎着一大箩斗的草那么累了。每次爷爷要骑着三轮车去割草，我们都抢着去坐三轮车。去的时候，爷爷刚说要骑三轮车，我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上车了。三轮车的车斗很小，每次都是我堂弟坐在斗里，我和我姐就坐在侧帮上，爷爷骑着车，带着我们又去了村东面的荒地。有时候爷爷自己走，让我们骑车，我们就非常高兴，抢着要骑。小孩子骑起来就更野了，一个人骑，两个人在旁边跑着推，骑的人使劲蹬，推的人使劲跑。等跑得快追不上了就使劲一蹦，然后转身就坐在了三路车的侧帮上，腿搭在外面一晃一晃的。这时，总会听到爷爷在后面大声喊着：

“骑恁快，摔死你个龟孙。”

小的时候，我骑三轮车可以大撒把，还可以把其中一个后轮抬起来，然后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两个轮骑很远而不倒。一个人骑过之后，其他的孩子就会比，说我也会那样骑，就比谁抬起一个轮骑得时间长。抬轮骑一般需要转圈才能更好地保持平衡，通常需要在单场上骑。如果是直路上，一般是把三轮车骑得飞快，然后猛地一刹车，其中一个后轮就停止了转动，惯性作用下就会在地上拖出一道车辙，直到停下来。那时候，我们就会去比谁拖出的车辙长。现在想想，我家的那个三轮车大概都是被我们几个小孩子给玩坏得吧。

骑着三轮车到了荒地，就开始割草，草割好了往三轮车上装。用三轮车装草，如果只装平平的一车斗，估计都没有一个箩斗装得多，因此总是要多装的，使劲往上面堆。通常车斗里会备着绳子，前后各系一下，堆多了以后就拿绳子去揽一下，防止草掉下去。有时候还需要上面趴一个人去压着草，草就不容易掉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姐又跟着爷爷去割草，那一次装得比较多，像一座小山一样堆在车斗里。那次好像还拿了一个箩斗，爷爷挎着箩斗，我姐骑着三轮车，我就趴在车斗上面的草堆上压着草。那天也是刚下过雨，村里的土路满是泥泞，路中间已经被来往的马车车轮碾压出两道深沟，沟里还积了水。那一次回去，走到村里那个积水的路段，两边没水的路已经很窄，我姐就骑车三轮车小心翼翼地走着。这时，好像是来了一个马车从路中间过，那个马车跑得比较快，我姐是为了躲马车溅起来的脏水吧，猛地一拐，三轮车就翻车了。一堆草倒在了泥泞里，我也来个狗啃泥，整个人趴在了泥水里。这个事情可能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了，后来我每次回家，和我姐每每谈论起儿时的往事，总会说起这一段。

再后来，我差不多有四五岁了，我家东边的荒地变成了藕坑。藕坑就是种满莲藕的池塘，冬天没水的时候就是大坑，所以我们那里习惯叫做藕坑。我们村往东中间只留了一条土路，两边全是藕坑，被我们村里的张小闯家承包了。有了藕坑以后，童年的趣事就又多了。每到夏天来临的时候，整个藕坑里全是荷叶和荷花，那时候最经常干的事就是偷偷跑到藕坑里去偷摘莲蓬。夏日的中午，大人们基本上都在午休，几个孩子穿着短裤和拖鞋，把小背心扎进短裤里，就偷偷地钻到藕坑里面行动了。荷叶很大很高，只要进了坑，基本上就不会被发现了。摘来的莲蓬就从胸口放进背心里，也不怕杆上的刺扎肚皮，一会功夫就能摘满满一兜子。

去藕坑里面摘莲蓬，经常被荷叶杆上的刺给拉得腿上和胳膊上一道一道血淋淋的口子，夏天一出汗，浸到伤口上生疼。摘莲蓬身上拉几道口子不算什么，最恐怖的是蚂蝗。如果在池塘里一个地方呆久了，蚂蝗很有可能会趴在你腿上。听大人说蚂蟥爱喝人血，如果一只蚂蟥爬到了腿上，先是把腿咬破一个口，然后就喝血，喝完了再从伤口那儿钻到体内喝，最后把一个人的血都喝完了人也就死了。据说蚂蝗要是钻到腿里了，刚开始是能看到腿上鼓起一个蚂蝗的形状，这个时候就必须赶紧用鞋底一阵乱打，不能怕疼，必须使劲打，直到把蚂蝗打死。我曾经有一次从藕坑里出来，是被蚂蝗咬过的。我当时没有注意，同行的小伙伴忽然看到了我脚脖子在流血，然后就大喊一声：

“蚂蝗！”

他这一喊吓得我浑身一个机灵，扭头一看，一只蚂蝗就趴在我的脚脖子上喝着血，口已经咬开了，还没有钻进去。小伙伴就赶紧拿拖鞋一下子拍在我腿上，那只蚂蝗被拍在地上，我就愤怒的一脚踩上去再抬起另一只脚，身体一转，把那只喝我血的蚂蝗碾成一摊血水，嘴里还骂着：

“该死的蚂蝗！让你喝我血！让你喝我血！我踩死你！踩死你！”

莲蓬摘得差不多了，就偷偷地上岸。一个人先出去望望风，确定张小闯他爸不在，然后我们就赶紧出来跑回家吃。刚摘的莲蓬一般是生吃，剥掉莲子的皮，掰成两瓣，把中间发苦的莲心去掉，就可以吃了。新鲜的莲子很甜，水分很多。也可以放盐、花椒和大料煮着吃，也是很好吃的。我偶尔跟着村里的孩子摘一次莲蓬带回家，总是会挨一顿骂。我妈从不让我去摘人家的莲蓬，说那是偷。我妈会在以后找机会碰上张小闯他爸了，会说:

“孩子不懂事，前几天去藕坑摘了你家莲蓬了。”

“摘几个莲蓬吃没事，就是有的地方水深，淹着了孩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张小闯他爸总是会这么说。

后来张小闯他爸偶尔也会自己摘一些莲蓬给我们送去，他摘得莲蓬都没有下面的杆，他爸总是说：

“摘莲蓬不能从杆那里折断，那样杆里进了水下面的藕就坏了。不让孩子摘就是因为这个，水深危险，还把藕给糟蹋了。”

小闯他爸说得一点没错，我们偷得时候谁还管他的藕会不会坏，抓着莲蓬直接就折断了，在水里面走动的时候，那荷叶和荷花我们确实也踩断不少。

水深危险这事是真的，因为在我大概六岁的那年，我们村里有两个小孩先后在那个藕坑里淹死了，还都在同一年的夏天。这两个小孩一个叫小庆，一个叫东营。

小庆是我儿时的伙伴，他家和我奶奶家挨着。我经常去我奶奶家玩，他也经常去我奶奶家玩，又是同龄，自然就和他玩得很好。小庆比我大一岁，那时候他总是领着我玩各种儿时的游戏。玩得比较多的是抓石子，就是把一把小石子捧手里，然后撒开一片，手里留一个。抓得时候把手中的这一个石子扔向空中，右手在地上抓起三个石子，然后再接住空中这个，成功后取出一个用来记录得分保留着，再把剩余的三个抛向空中用手背接着，再抛向空中接住其中一个，再去重复扔手中这一个去抓地上的三个。抓得时候说抓哪三个必须抓哪三个，碰着别的石子或者这三个没有抓起来就算输，然后换对方抓。最后把地上所有的石子抓完，谁获得记录得分的石子多谁就算赢。

我那时候和小庆经常在我奶奶家平房顶上抓石子。我记得有一次，在他抓的时候地上的石子动了，可小庆非说没动，还要继续抓。我说他耍赖，就要抢回他手中的石子，他就一边接着空中的石子一边猛地往后躲，结果头一下磕在了平房边上用砖砌的女儿墙上面。他当时就捂着头不说话，过一会就看见鲜血顺着他的手指往下流。我当时已经吓傻了，不敢说话，他也不说话。过了一会我才站起来跟我小叔说我把小庆的头给撞冒血了，小庆他妈就赶紧上来准备把小庆接回家去包扎。她问我怎么撞的，我好像就实事求是说了，又好像没有说太明白。他妈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回家跟我妈说一声今天这事，我当时只是听着，一直就没有说一句话，回去之后也没敢跟我妈说这事。

后来我和我妈从小庆他家门口路过，小庆他妈在平房顶上把我妈叫住，开玩笑地问道：

“旺婶，你家如意把小庆的头碰冒血了你知道吗？怎么了?生气不理我们了啊?”

我家辈分长，小庆他妈按辈分该叫我妈一声婶。我妈当时是真的不知道，就说道：

“啊？还有这事啊？如意他没有和我说，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磕什么样?”

“没大事，头上破点皮冒了血，已经快好了，小孩闹着玩的。”小庆他妈说道。

“你看看，这么大的事我都不知道。没事就好，这孩子，也不跟我说一声。”然后我妈就转身问我，“你咋没有和我说啊?”

我就站在那里没有说一句话。一是我觉得我不敢给我妈说，怕她责怪我又惹事了。二是我觉得小庆碰破头这事并不能怪我，是他先耍的赖，并且头也是他自己碰出血的，我心里一直就有点委屈。然后小庆他妈就问我：

“没事没事，小庆在家呢，你来我家玩吧?”

我摇摇头，决定不再去小庆家里玩了。自那以后，我就和小庆有点隔阂了，就不怎么和他一起玩了。

后来到了夏天，村东头的有个藕坑那一年没有种藕。夏天雨水多，我们村又是西高东低，下雨之后水就往东坑里流。雨下大的话东坑就能存满水，大多数的时候也是存在半坑水。夏天天热，坑里的水晒得特暖和，小孩子就爱去东坑里洗澡。说是洗澡其实就是跳坑里玩水，狗刨、扎猛子、水下憋气，各种花样都会玩。一个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们把衣服脱得光溜溜的，“扑通扑通”全跳到坑里。要说小时候农村孩子会水性会游泳的话，基本上全是在水坑里扑腾水扑腾出来的。夏天的中午，大人们还是午睡，小孩子又偷偷跑出去野了，而去东坑洗澡那也是常有的事。我那时有点腼腆，光天化日之下脱光衣服跳坑里洗澡这事还是有点干不出来，所以我从没有去洗过，而小庆倒是会去洗。那一年的夏天，他有一次去东坑洗澡，跳进去之后玩，后来别的小孩都上来了，他就再也没有上来，只留下一个背心、一个短裤、一双凉鞋永远地放在了岸边，没有人来穿。小庆的妈妈在岸边哭成了一个泪人，我也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儿时的伙伴。

还是那一年，我们村里另外一个叫东营的孩子也是在坑里洗澡溺亡。一个夏天两个孩子溺亡，这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村里的小孩都说他们两个是在洗澡的时候碰上了水鬼子，被水鬼子给拉走了。水鬼子长什么样我没见过，但那时候我还是真的相信存在的。从那以后，我家里人就再也没有让我靠近水边半步，河边、池塘边都从来没有接近过，更不用说下水游泳了。以至于，我到现在仍然是不会游泳，曾经去三亚旅游时跟同事学过，在泳池也泡过几次，但是基本上就是要么脚不离地，要么手不离岸，根本学不会。估计是小时候被水淹死这事在我心里留下了太深刻的阴影吧。

后来，我上了小学，是在西保湾小学上的，在去学校的路上，会经过一个砖窑厂。以前家里盖房子都是用粘土砖砌筑，那时候工地上盖楼主要也用粘土砖，所以那时砖窑厂很多。我家可以说是砖窑厂世家，我爸在商丘市第二砖瓦厂干了大半辈子的会计，我大叔年轻时在窑厂负责砖机生产线的运转和维修，我小叔年轻时承包了近二十年砖窑厂，直到后来粘土砖因占用耕地而被淘汰废除，窑厂关停。那时候我家周边有三个砖窑厂，但这三个都和我家没关系。在村北面的叫北窑，村东边的叫东窑，这两个窑厂比较大，都是环形的，只要年初窑厂一点火，一直烧到年底才熄火。离我家最近的是一个直条形的窑厂，我们管他叫小窑，这个小窑是每烧一窑砖就要重新点一次火。

窑厂烧砖需要用土，那时候这三个窑厂周边的地都被挖成了坑。窑厂把土挖走，堆在窑厂的一片空地上。把沙土和粘土按比例配置好，再掺上一些煤，加水混合成泥状物。然后把这些泥送到一个砖机的投料口，经过砖机的挤压就被压成断面为方形的大泥条。泥条慢慢地从砖机出口出来，达到一米多长的长度后就有人用钢丝把泥条切断，再把这个一米多长的泥条通过下面的滚轮推到一个平台上。然后会有一个人专门操作一台机器，只需脚下一踩，机器就把泥条从侧面推到前方，被并排的二三十条钢丝切割成二三十个小泥块，每一个小泥块就是一个砖坯子。砖坯子被推到一块平板上，两个人把这一平板的砖坯子抬到一个平板车上，一平板车可以拉七到八排砖坯子。装满车以后，拉板车的人把砖坯子拉到晾晒场，会有人再用叉子把砖坯子一块一块的码放在晾晒场，通常会被码放成大概一米高的一个大长条，上面再盖上塑料布防止雨淋。

我上小学的路上就要经过小窑的砖坯子晾晒场，那时候是经常会在一条一条的砖坯子之间钻来钻去。砖窑厂最怕下雨，如果下雨没有及时给砖坯子盖上塑料布，那好不容易挤压成型的砖坯就又被重新淋成一摊泥了，那之前所有的劳动就白费了。即便下点小雨坯子上淋了雨点坑也是不好的，虽然烧出来的砖也能使用，但那种砖叫“雨淋头”，品质就差一些，不太好卖的。所以每一个砖窑厂的晾晒场都有很多塑料布，塑料布下面盖着的全是晾晒好的砖坯子。我们那时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会经常在这一片玩，玩得多的是偷那些晒干的砖坯，两块立起来支起一块平的，然后用手掌把砖坯子劈断，一边劈一边嘴里会说“看看我的八卦莲花掌”。除了手劈砖坯之外，还有就是偷撕塑料布，撕下来的塑料布主要是用来点火用。塑料布很容易燃烧，找一个木棍前面缠上满满一大坨塑料布，点着火之后可以当火把用。塑料燃烧以后会往下滴，滴到干草地上草就会着火。刚入冬的天气里，我们是经常一人一个火把，一边回家一边放火的。

砖坯子晒干以后，就要用板车拉进窑室了。砖窑是一个内部用砖砌外面糊上泥巴类似一个土山的建筑物，旁边有一个坡道可以把烧窑用的煤运到窑顶。窑顶有很多小洞口，烧砖的时候用来把煤投到窑室内。窑身周边有很多拱形的小门，装窑的时候晒干的砖坯子从窑门送进窑室内，一块一块码好。装窑绝对是一个高技术活，需要把所有的砖坯子非常整齐地码放好，还需要每个砖坯子之间留有空隙，便于砖的燃烧。等整个窑室内全部装满砖坯以后就要封窑了。封窑就是把每个拱形的窑门用砖砌起来密封，然后外面用泥巴把砖缝全部密封严实，防止漏火。

当所有的窑门密封完毕以后就要开始点火了。环形的大窑都是每年开春的时候点火，点火以后常年不灭，一个区烧砖，挨着的区域码放砖坯，等这个区烧好了再把火引到旁边的区接着烧。所以，每年开春窑厂的点火仪式都是很隆重的，通常要请一些人重要的人物到场，还要放鞭炮，类似于开业仪式，祈求一年窑厂生意兴旺，一切平安顺利。点火以后，整个窑室内就是一个巨大的火炉，一个个泥巴做的砖坯会在火的燃烧下逐渐变硬，最终变成一块块红色的粘土砖。窑厂点火以后里面的温度大概会达到1000度以上，在窑顶加煤的孔可以看到窑室内部的火。我上学的时候是经常和村里的大志爬到窑顶去玩的。窑厂肯定是不让小孩上去的，但那个小窑是大志他家承包的，所以跟着窑主家的孩子我还是可以上去的。大志家祖上是地主，在我们村里算是富裕家庭，最早的万元户就是他家。大志小时候学习不好，他爸就让他跟我一起玩，希望能跟我在一起学习成绩能上去。况且我们两家也是对门，所以我俩经常一起玩。他爸的初衷是好的，但结果未必如他所愿，那时大志经常从他家里拿一些点心什么好吃的贿赂我，让我给他抄作业，有时候直接就是帮他写作业。我现在忽然一想，可能我这辈子就靠文字活了，小时候代写作业换点心吃，刚工作时还帮别人写施工方案挣点外快，现在竟然还想写点文字出书卖钱改善余生，看来这真的是宿命。

那时候每天站在小窑的窑顶填煤烧窑的是大志他家远房的亲戚，名叫思闪。我们上到窑顶以后，思闪就让我们往窑里面看。思闪加煤的时候，会用一个铁钩子勾起密封洞口的铁盖，我们就往洞口里面看，只见里面一块一块的砖坯子被火烧得通红通红的。因为窑室里面太热，看到的砖都是飘忽不定的，那时候我就好奇，为什么里面的砖会动呢？思闪听了就一直笑。烧窑不是什么好差事，又脏又累，因为一直站在窑顶，不停地往洞口里面加煤，所以烧窑的基本上衣服破旧，脸上也经常抹的全是黑色的煤印子。我小时候经常被我爸妈说：

“如意，你要是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和思闪一样，去那烧窑去。”

我经常被烧窑所恐吓，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都还算很好。感谢思闪那脸上黑黑的煤印，让我长大以后逃离了烧窑的苦差使。

烧窑的时候，窑门是密封的，里面烧着火，砖封的窑门是非常热的。窑门对于我们小孩来说，有三个用处。一是可以避雨，二是可以烤火，三是可以烤红薯。避雨不用说了，赶上放学路上下雨的话，就飞快地往窑门那儿躲雨。冬天的时候，天气寒冷，小手冻得都没知觉了，这时候会来到窑门那儿，把手贴在糊着泥巴的窑门上烤手。窑门有的地方会很烫，有的地方又不太热，总会有一处温度合适，几个孩子就伸手抢那一块温度刚好的位置。烤一会，手就有知觉了，暖乎乎地去上学了。最有趣的还是烤红薯，红薯有时是从家里拿的，但大多数是从路上别村的红薯地里偷的。一般是中午上学的时候，偷一块红薯，跑到窑门那儿，在窑门下面的地面上用一个小棍刨开一个坑，把红薯放进去，再用土埋上。放学回家的时候再去找，基本上就烤好了。其实那么烤并不能烤得那么均匀，靠近窑门的那一侧烤黑了，外面那一侧还可能是生的，但哪还管那么多啊，生的熟的都一起吃了，就觉得那是天下最好的美味。

一窑砖烧好了以后，就要出窑了。如果说烧窑是个苦差事，那么出窑简直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出窑的时候，先把窑门砸开，一股热浪马上就回扑面而来。窑室里虽然已经灭了火，但那刚烧好的砖还是很烫手的，窑室里的温度也得将近100度，越靠近砖越热。我曾经钻进去看别人出窑，那种热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出窑的人一年四季都是穿着秋衣秋裤，带着帽子，手戴厚手套。冬天的时候外面很冷，窑室里温度高，穿薄一点还能理解。那时最不能理解的是大夏天外面的人都背心短裤，出窑的人为什么还是穿着秋衣秋裤，难道不是更热吗?后来才知道，窑室里面温度太高，不穿秋衣秋裤皮肤都能烤伤，所以那厚厚的衣服是为了隔热用的。窑室内太热，出窑的时候会把窑室周边的鼓风机打开，强力把窑室内的热空气抽走。鼓风机风力很大，我们小孩子又会抓一把干草树叶什么的放在鼓风机出风口那儿，然后看着这些树叶被吹向高空。出窑的人带着厚手套把砖装上专门的拉砖的车，然后再把砖拉到窑外面的场地，整个一推把车立起来，然后再把车抽出来，一摞砖就立在那儿了，不用一块一块卸。出窑的时候很忙，一会功夫就摆满了一大片，然后就是窑主雇人开始发砖。发砖就是点数，然后安排拉砖的人车把砖送到工地上去，我爸后来在我小叔承包的窑厂干的就是发砖的活。

拉砖最早是用马车拉，后来几年才用四轮拖拉机拉。我小的时候我妈是赶着牲口拉过砖的，那时我爸在砖瓦厂当会计上班，拉砖是我妈一个人和村里的其他人一起拉。我现在很难想象，那时我妈还是30岁左右的年龄，她已经可以赶着马车去砖窑厂拉砖了。从窑厂装车，再赶着马车运到工地，再一块一块地卸下来，所有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忙得时候一天会拉四到五趟。我记得那时候卖一块砖大概8分钱到一毛钱，拉一块砖的运费大概是一分钱。一辆马车装满了大概可以装500块砖，拉一趟可以挣5块钱运费，一天拉五趟最多可以挣25元钱。25元钱在80年代也不少了，但是那可是用一辆马车一个人把2500块砖装车拉走再卸车，全是双手一块一块地装卸。我现在都很难想象得到，我妈她一个矮小柔弱的身体是怎么承受的了这么重的体力活。

我依然记得，我妈有一次拉砖回来得很晚，说是路上我家拉马车的那头骡子在马路上听到车摁喇叭受惊吓跑了起来，我妈她一个人再怎么拽缰绳都驾驭不了，后开跑了很久碰上村里的一个人才给帮忙把马车拦住停下来。现在想想这一幕，简直是梦魇一般，而这偏偏就发生在我那年轻时的妈妈身上。

那时一起拉砖的还有我小叔，他才不到20岁吧，青春叛逆的年龄根本不想天天赶着骡子干拉砖这种重体力活。我奶奶嫌他整天没事干，就逼着他去拉，他不想干的时候就把气往骡子上撒，经常跟骡子打架，拿着鞭子就是一顿抽，抽得骡子乱踢，吓得我们躲得远远的。

再后来，我慢慢长大，上了初中，砖窑厂还在，但拉砖基本上都是用四轮拖拉机了。马车太慢又拉得不多，关键那时候也逐渐不让畜力车进入市区了，我妈就不再拉砖了，我家的骡子也卖了。我上了初中以后很少再跟着爷爷去地里割草了，也很少再去窑厂玩了。初中毕业后，我家里人想让我和我姐一样考师范，师范三年毕业马上就可以工作教书。我不想当老师，就报考了高中。那时候我们村里的人都知道我学习成绩好，初中毕业那年村里人都问我考的什么，我妈就说“考了高中，让他考师范不考，非要考高中，还得三年熬”。村里人就会说“这孩子管（管，商丘方言，表示厉害，能力强的意思），他有想”。等我上了高中以后，学业繁忙，儿时的欢乐生活基本上就算彻底告别了。

后来，我爸还是在砖瓦厂当他的会计，再后来砖瓦厂倒闭关停，我爸就回家种地了。我二叔后来也不在砖窑厂维护砖机了，2004年的时候合伙开发楼盘，盖了一个小区，尽管也只开发了那一个小区，并且由于政策原因还有几栋楼停工烂尾，但仍然不影响他曾经是一个开发商的称呼。大叔后来又经营起工程机械租赁和脚手架租赁站，生意不错，一直经营到现在。我那跟骡子打架的小叔早已不再拉砖，他开始承包砖窑厂，成了窑主。承包了十多年，确实也挣了不少钱，家里小楼盖得很宽敞，只是后几年由于禁止使用粘土砖窑厂关停，他也经营起挖掘机生意，现在还是一个业余的画家，画伟人肖像堪称一绝。我爸回家以后帮过我小叔发过砖，也帮过我大叔开发楼盘，也帮过打理租赁站，现在年岁已高，彻底不干了，每天只是读报和锻炼身体了。

2014年的春天我的奶奶离世，奶奶生前哪也不去，也不让我爷爷出门。我爷爷一直想来北京，直到奶奶离世后的2015年才如愿。那时爷爷身体已经不能走路了，推着轮椅来的，我带着爷爷去了天安门和故宫，去了颐和园。爷爷很高兴，终于满足了一辈子的愿望。2016年的时候村里修路，把我们八里堂村整个都拆迁了，我家里住了30年的老宅子也拆掉了。拆迁的时候我是真想回家去看看，看看那住了30多年的家，可惜工作忙没能如愿，让我妈拍了不少照片保存着。现在的八里堂已经只剩下一个名字了，没有了村庄，拆迁完以后新的回迁房还没有建好，村里的人也都住得比较分散。村长家的大喇叭早已不在了，村里有什么事情要通知，我想现在大概都是通过电话或者微信群了吧。

2017年的秋天，我的爷爷也离世了，走的时候很安详。爷爷走的那天身体状态很好，刚参加了我小姑家小女儿苗苗的婚礼，苗苗是我们这一辈所有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她结了婚就全部都成家了。那天爷爷把家里所有的亲戚基本上都见了，没有什么遗憾，晚上就走了。冥冥之中似乎了却了一桩心愿，了却了之后才心满意足的离去，去和我奶奶团聚去了。

自从儿子出生以后，我也很少回家了，以前每年能回去一次，近几年平均不到一年一次了。尽管我不经常回去，但我心中一直挂念着自己的故乡。我一直挂念着那个生我养我的八里堂，挂念着被方庄的小孩扬言要灭掉的八里堂，挂念着那个曾经在那里摘过黑豆豆、掐过藕莲蓬的八里堂，挂念着那个可以偷塑料布点火、窑门洞烤红薯的八里堂，挂念着住着我父母、我的姐姐的八里堂，挂念着埋葬着我的爷爷、我的奶奶的八里堂。因为那是我的根，是我永远的家，是我永远魂牵梦绕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