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扁担

一

我家有一根小扁担，这在如今的大城市家庭里，尤其是可称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不能说是唯一，恐怕也是极少有的，常人听起来也一定会觉得奇怪。近二十年来，它就一直摆放在我家阳台的护栏上，与当时装修房屋剩下的几块木板摆放在一起。它的存在却不仅只有这二十年，而是不知不觉、有意无意之间，伴随着我的生活多次迁徙已经有四十多年的时光。它现在对于我来说，留着无用，但也不碍事，似乎还有某种特别值得纪念的意义，所以弃之又不舍，就一直没有动它。

我原本是一个出生于农村，在乡村长大的孩子。故乡当时属于鄂东黄冈地区，那是一片丘陵岗坡、江河湖泊纵横交错之地，村庄就座落在涨渡湖边。这个在远古时为古云梦泽边缘的湖泊，它与长江相通，南受长江倒灌，北纳举水、倒水，一派水乡泽国，江、河、湖、混沌一片，水天一色，横无际涯。涨水时最大面积280平方公里。每年轮替“汛期一湖水，枯水一片荒”，因湖心有一处叫“汤湖渡”的地方，涨水为湖、落水为渡故而得名。在农耕社会里这样一个依湖傍岸的村子，湖与岸边的岗坡地都是村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岁月流年，世事沧桑，哪怕是时至今日，离开已经四五十年了，故乡在我的记忆里仍然停留在那个遥远的年代，脑海里时常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有时浮现出“鱼米之乡”的赞美；同时嘴角边又会不经意间嘣出“穷乡僻壤、人之天涯”的感叹！儿时的我与乡村的小伙伴们一样，生于斯，长于斯。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就去村里的初级小学启蒙，说是小学，其实并没有固定的校舍，有时候在村里的旧祠堂里借读，有时候转到某个村塆稍宽敞的民舍里去上课。上课用的桌椅板凳毎个学生必须自带，因而摆放在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大小不同、高矮有异、新旧有别、五花八门。几年的时间里，一个个幼小的身躯还要反复地将它们腾挪、搬来搬去。四年级以后转到公办的高级小学，才有了固定的校舍，但桌椅板凳仍需自备，学校里是不提供的。刚上高小，“文革”就开始了，从此废除了留级的制度，整个班级的学生，一律升学不用考试。继而，原来的公办小学直接升格为初级中学。我也就顺理成章、昏昏噩噩地成为了一名初中生。这期间的岁月里，常常是上课、学农、支农、“闹革命”，读书就有点像是业余的，学农、支农也像是业余的，究竟是哪种身份又都不太像。当时学习条件的简陋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师资“滥竽充数”的情况更是难以言表。

一九七二年底初中毕业后，在粮食系统工作的父亲，通过关系将我安排参加了县里的财贸系统新职工培训。春节前培训一周，过完春节就要到本县东部的一个乡镇粮店里去上班。在县城培训期间，大家都住在县政府招待所里，有位六六届县中学毕业的高中毕业生与我同一间宿舍。有天我与他一起行走在县城的大街上，与他的高中老师不期而遇，他们之间久别后的交谈令我当时很是羡慕；加之，我还去了一次当时的县中学，我第一次见到了县中学里“豪华”的校舍，以及校园里居然还有露天灯光球场。这一切对我的触动很大，心中不由地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从而迸发出一种要继续读书的强烈冲动。

二

春节过后，我犹豫再三，并征得父亲的同意，没有去工作，而是满怀对知识的渴求选择上了县立阳逻镇高级中学。好在当时的工作是先培训、再临时试用，试用一段时间才能转为正式职工，而且去与不去也不是硬性的要求。在高中里有很多毕业于正规师范大学的教师，他们当时的学识足以让我仰视与起敬！在高中阶段我们补习了很多以前就应该掌握的知识。我记得还补习过“珠算”、汉语拼音。我对汉语拼音的补习至今仍觉得十分惭愧，似乎错过了矫正发音的最佳年龄，抑或我就是一个对发音模仿能力较差的人，对当时汉语拼音的补习有点“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加之后来我又很长时间都生活在乡间，与人交流只能在乡随俗，切忌“洋腔洋调”，因而至今仍然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它有点像是在砖窑里被烧变形的砖块，坏了胚形，再也无法进行矫正了。一直以来，以致于在我的工作与生活交往中，羡慕哪些一口纯正“京腔京调”的人，羡慕他们无论在什么场合能够字正腔圆地说话、报告和表达自己。

高中毎周上课六天，只休息星期天，每两周连着放假两天回家拿一次“口粮”。若在不回家的周日，我们三五好友相约，逛逛小镇的街道，去长江边看风景。

当时混沌与迷茫交织，憧憬与幻灭杂陈。因为读书从小学开始到高中就已经到了“天花板”，后面没有高考过程，毕业后只能一律回乡下。我如今依然有些印象，当时坐在夏夜的长江边上，我有感而写过一首《五月之夜》的抒情长诗，具体内容今已忘却。大意记得是写看着深邃的天空、徐行的皓月，数着星星，吹着江风，观着渔火，而萌发出青春期对人生的思索，对未来的憧憬……

高中阶段，“文革”还没有结束，仍然是边读书，课余要种班级菜地、除了也常到附近农村“支农”之外，所不同的是又多了一份任务，那就是在校办工厂或国营工厂里“学工”。尽管如此，这段时光我却认为是人生拓宽视野、获取知识最为宝贵的阶段。

一九七四年全国教育改革，毕业季由原来的春季改为秋季。因为那时的初中、高中均为二年制，由于毕业季的改变，高中也就延期多读了半年。在读了二年半高中后回乡务农，那时对农村有个美称为“广阔天地”，当农民称为“绣地球”。在“广阔天地”经过两年“绣地球”的历练，我在丘陵湖网纵横的乡村田野里，春播秋收、夏季抢收抢种、冬修水利。进一步学会了种稻、割麦、耕田犁地、给庄稼除草施肥，给粮、棉喷洒农药……我彻底地变了，嬗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四肢发达、锄轻笔重，而对农活无事不精，农事无所不晓。

一九七六年，我有幸成了公社财政所“背米袋子”的税收征管员。所谓“背米袋子”就是从财政所领取工资，再交给生产队换算成劳动工分，这在当时乡镇机关单位里，是一种很流行的工作合约关系。它于我从“披星戴月”繁重的劳作中解脱。财政税收所将我派到一个距离三十多里路程，较为偏僻的公社林场驻点，林场位于一处叫赛雨山的小山脉。林场种有茶、梨、桃等果树，也种少许水稻、小麦、棉花等。

我与一位潘姓老场长、一名伙夫、两位武汉知青住在位于山顶的一栋三间旧瓦房里。其他林场人员住在山脚下的农舍里，他们都是附近的农民，大多白天在林场劳动，争工分的那种，晚上也经常回家去。

赛雨山顶据说曾经有一座寺庙，当时遗迹难觅。其山脚下东北面是碧波荡漾的涨渡湖，西南面是滔滔的长江。长江与赛雨山之间是一片宛延狭长的沿江冲击平原，它犹如一条绿色的飘带，县辖双柳区就掩映在这条绿色葱茏的飘带之中。赛雨山脉有延绵起伏七八个大小不等的山头，满山林木茂盛，苍翠葱绿，林涛阵阵。平日里虽显寂寥，但也常有一种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住在山顶，可以俯瞰涨渡湖的万顷碧波，旭日东升、渔舟唱晚；可以眺望长江如练，舸来帆往；可以在雾霭茫茫之中，西望武汉、南眺鄂州。我曾在一篇《重上赛雨山》的文章中，写过赛雨山、也提到过寺庙的重建以及它的来世与今生。

我驻林场，工作相对自由，主要任务是负责附近几个生产大队的税收征管工作；更重要的是每年冬天，在涨渡湖捕鱼季节里，要负责县商业局临时设在湖边鲜鱼收购站的渔业税的征收工作；有时候也参与林场的一些劳动。

计划经济时代，涨渡湖的鱼由县水产局负责养殖，县商业局统一收购，全部出口外销换取外汇。每年11月份开始，涨渡湖区进入开湖期，四处八方各地的渔民云集，一场热闹非凡的捕鱼季就开始了。他们都是一些职业渔民，在船上捕鱼，一家人也生活在船上，船到哪里，家也就在哪里。每日夕阳西下时，渔船纷纷靠岸向鲜鱼收购站交鱼，并领取当天的收入，然后又一一划向湖心。若对着湖面远远地望去，一只只乌蓬式的渔船划行、荡漾栖息在水雾茫茫之中，一派渔舟唱晚的画卷。我的工作就是向鲜鱼收购站核审毎天的交易量，从而收取税费。

此外，我还要经常要深入到附近的生产大队及其周围的村庄里，向乡村“九佬、十八匠”的手艺人、个体工商户、村办企业、社办企业征收税费。虽然缴纳税费是毎个公民的义务，但从他们服务乡亲们的微薄收入里，从当时粗放简陋作坊式的企业里，还要拔取一毛，具体的操办过程是件很令人尴尬的事情。

忽然一日，我在赛雨山顶，一阵阵东南风挟带着山脚下村子里的广播声在我的耳畔响起，播放的是一篇广播电台批判“白卷英雄”的文章。当即我敏锐地意思到，国家要开始尊重知识了。猜测今后若继续读书深造，可能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于是未雨绸缪，想先多读点书，也许到时候可能会有用。我回到家里，找出了几本残破久违的高中课本，在赛雨山顶，在工作之余，在昏黄的灯光下，有一日无一日地复习起来。

未曾想到，接下来的世事变化如此风云莫测、如此突然，不久之后，开展了四十多年前的那场空前绝后的旷世高考，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航向。命运之神也似乎对我青眼有加，我有幸被高等学府录取了。

三

一九七八年伊始，在冬去春来，大地回暖的日子里，是我赶赴省城求学时候。行李准备了一口木箱装衣物；还有棉被与垫絮、洗脸盆、蚊帐以及其它生活用品，总共重量也有四五十斤左右。为了携带方便，农村人的习惯就是挑着担子走，于是父亲为我准备了一根青竹小扁担，我就用这根青竹扁担挑着我的行囊离别了乡土。虽然没有“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那种美感，但我肩挑着青竹扁担，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翻坡过岗，乘船过渡，步行二三十余里才抵达镇上，也不觉得远，也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轻松与惬意。

到了镇上后，再乘轮渡客船直抵武汉。轮船逆江而上，二个半小时后到达武昌曾家巷码头。我的一位家住在武昌的远房伯伯，他弄来一辆解放牌卡车将我送到了位于武昌水果湖地区我所要就读的学校。

大学里毎个寝室六名同学，来自于天南地北。我睡在临窗的下铺，这根扁担在完成了它的使命后，就一直放在了床铺的下面。可接下来事情，到现在想起来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我所就读的大学是医学院校，五年的大学生活里，我们经历过重新分配院系、离开学校到市属医院临床实习、从实习医院返回学校、毕业分配到工作单位，无数次的迁移，调整宿舍，这根扁担却一直就跟着我没有丢失。冥冥之中，我到哪里，它都在。

哪怕是参加工作后，结婚、生子，我也先后搬了四次家，它都还在。除了最后一次，是我有意为之将它一起搬到新家外，其余的几次搬家竟然没有将它丢弃，时至今日我还真有点弄不太明白，只能莫名其妙了！

然而，我有时会想到这样一句俗语：“英雄莫问出处，富贵当思缘由。”尽管在四十多年前，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我虽然有幸成为了精英教育中的一份子，但是像我这样出生于贫寒的农家子弟，又生存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每个人的血脉里似乎都流淌着“吃苦”、“勤奋”、“俭朴”的基因。我是靠着当时并不富裕的国家提供国家助学金才完成学业的。我清楚地记得从我离开故乡直到五年后大学毕业，我的行囊依旧，物件极少新添，也绝不会无故丢弃任何一件用物，力求物尽其用，而唯一增加了的是书籍。大学期间，我的衣服是从新穿到旧，从旧穿到破，破了缝补着穿。因而无论我怎么迁移，都会将自己为数不多的物品一律带上，而且形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当下可能会被人看起来似乎有悖世道，甚至不可理喻。

我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中力求“传道授业解惑”。常说“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当每一茬毕业生离去的时候，每每看到堆积如山被学生们丢弃的衣服、生活用品与书籍，看着即将踏上新的人生之旅的他们“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哑然了。

我工作成家后分到的第一间居室，是在一片旧居民杂居地。那是一栋二层砖木结构的旧楼，住着多户人家。我的居室在二楼，11平方米，仅一面是墙，其余三面为木板相隔，房顶用芦席覆盖与屋顶瓦层隔着，在脚下的旧木地板上走起路来吱吱作响。境况有点像当时形容拥挤嘈杂的一部电影《七十二家房客》，我们邻居之间常常戏称是住在“七十二家房客”里，即使是这样的居室也还得来不易。以致于今日，我们原来的邻居朋友们有一个微信群，群的名称就叫“七十二家房客”。

后来我又搬了三次家，有两次是在同一栋砖混结构的楼房里，只不过从一楼搬到了二楼，面积相同，五十多平方米。都是分房，只能住，产权属单位。那时候搬迁新居，人们大多没有多少对房屋要装修的概念，往往只是简单粉刷、清理、做做卫生而已。然后将自己原来的旧家具搬来，就算迁新居了。所以，我的那根小扁担也就随着旧家什一起，不知不觉地从“七十二家房客”迁移到了平生的第三套居室。二十多年前，我新有了现在的住房，在搬家的时候发现了这根扁担，而且引起了我的在意，并勾起了我的思绪……并觉得应该将它留着，于是决定将它带到现如今的家里。这一放就又过了近二十余年了。一路走来，我觉得我的生活观念、人生的价值取向是偏向于简单与清贫的，这也许是我人生观的思想内核所使然，也许是落伍的。但若我是追赶时尚，随俗从流，像如今很多人置办产业，装修房子、搬新家时，完全是一次新与旧的切割，淘汰一切旧家什，有用的无用的全部成为城市垃圾，也来一次“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今天我可能就没有机会写这根扁担了。

这根扁担如今仍然在我家阳台上放置着，由于日久经年，早已从青色变得枯黄，而且有一端也变得有点儿枯槁，但我一时半会不会有处置它的新方式。每当我瞧见它的时候，就会忆起我用它挑着行囊别离乡土；就会忆起我曾经用它一头挑着我的过去，一头挑着我的人生未来。我带着它融进了大城市，它的竹节脉络纹理中有我这代带着农耕社会基因的人，血脉里永远存在着磨灭不了的历史印记；它记录下了像我这样的城市移民的过去与现在；如今枯黄的颜色中深藏着我这代人在城市社会变革中的人间烟火气息。它佐证了我所处的这个特殊时代，以及我们这代人厚重多彩的人生经历。可谓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谨以此文献给七七级的学友以及50后的同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