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完饭,我收拾好碗筷,和母亲一起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我轻握着母亲的双手,怀着忐忑的心情,对母亲说:“妈,过几天我送您到小川外婆家去住一段时间吧?”
母亲没有说话。
母亲原本微笑的面庞慢慢变得不自然起来,眼神也慢慢从我的身上移开,低着头,两只手从我的手心挪开,双手互相拨着手指,一声不吭,拘谨得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孩。
“只是过去短住一段时间,然后我再过去接您回来住”。母亲用沉默的方式保护着自己已被伤害的内心不再被伤害,而我又再次开口刺痛母亲的心。
半晌,母亲微微抬起头,轻声说:“你不要我了吗?我是你的负担,是吗?”
“妈,您不要误会。我长年在外地工作,家里兰花一个人既上班又照顾书瑶、小川和您,兰花压力太大且照顾起来比较吃力。”我如实地告知着母亲,避免母亲的误解。
母亲又低下了头,双手还在互相拨着手指。
我没有再继续说下去。我把身体向母亲靠得更近了一点,右手揽着母亲的后背,左手轻轻搭在母亲的手臂上。
我和母亲都沉默了很久。
“我听你的,我到广西去住。只要可以减轻你的负担,只要是为你好,我去哪里住都可以。”母亲打破我们的沉默,轻声地说。
我紧紧地揽着母亲的后背,头靠在母亲的肩上,早已泣不成声。
窗外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坐在窗前,春雨夹杂着我对母亲的思念。
一
从我记事时起,我的母亲就与正常人有点不一样,用村里人的话叫“孬子”,也就是“傻子”,不正常的人。母亲虽然“傻”,但没有“疯子”的蓬头污面、衣衫褴褛,相反,母亲面容洁净,衣着整洁,从外表来看,与常人无异样。母亲的“傻”,只是因为患有精神障碍。
母亲的娘家,在通往村小学方向的一个小村子里。村里一共四十余户人家。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也有人家会养殖一点桑蚕,以补贴家用。母亲兄弟姐妹六个,排行老二。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
然而,母亲6岁那年,随外公外婆采摘桑叶,不慎头朝下从树枝上掉落下来,伤到了头部。这一摔,也彻底改变了母亲一生的命运。由于当时并没有明显的外伤,且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母亲出现了语无伦次、反应迟钝、动作迟缓的症状。7岁时,母亲到了上学的年龄,外公将母亲送到学校,校长简单与母亲对了几句话,然后对外公摇了摇头。外公只好把母亲带回了家,母亲也因此没有上过一天学。
女大十八变。一转眼,母亲从7岁时的小丫头,长大成了18岁的大姑娘。母亲面色清秀,皮肤白净。母亲皎好的面容,让外公家的门槛被说媒的人给踏平了,但男方一听说母亲有点“傻”,后面也就没有下文了。
母亲22岁那年,经媒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
父亲自幼与奶奶相依为命。父亲三岁时,爷爷因家里粮食短缺,从公社地里偷拔了两个萝卜,因胆小担心被抓被批判,自己上吊自杀了,留下了奶奶、姑姑和父亲娘仨相依为命。姑姑比父亲大2岁,姑姑在其12岁那年,因“痨病”吐血去世,奶奶悲痛白发送黑发。父亲成了奶奶唯一的亲人。
父亲与奶奶过着清贫的生活,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奶奶见自己年岁已大,希望父亲能在她的有生之年早日结婚生子,了却其一桩心事。父亲本不想答应这门亲事儿,但又不愿意违背奶奶的意志,勉强答应了。结婚当天,父亲要与母亲分房睡,奶奶一生气,将父亲与母亲锁在房间里三天,不让出门。最后生米煮成了熟饭。
不久后,大姐出生。由于奶奶重男轻女,大姐的出生并没有给清贫的家庭带来了一份喜悦。第二年,二姐因母亲身体营养不良,提前早产出生,不足4斤,大腿还没有成年人的手指粗,一家人都担心二姐养不活,没想到二姐求生欲比较强,硬挺过来了。连续两个女儿的出生,让本是清贫的家庭,空气都弥漫着压抑,母亲也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父亲求子心切,第三年,母亲怀上了我。在母亲怀上我不久,父亲托找医生关系,得知“我”是男孩,才给整个家庭带来短暂的喜悦。
然而,我的出生并不是那么顺利。
这天,父亲带母亲从医院做孕检回到家没多久,村里计生干部便带着三个计生“红卫兵”闯进家里。好心的邻居看到计生“红卫兵”过来,提前将母亲带到自家砖木结构的二层阁楼上藏了起来。计生“红卫兵”没有找到母亲,就将锅瓢碗盏砸了个稀巴烂。接着计生“红卫兵”正准备抡起榔头将房子扒掉,计生干部示意“红卫兵”暂先停下,然后对着父亲说:“要么把你的女人带去医院做结扎手术,要么扒掉你的房子,要么交超生罚款4500块”。4500块?父亲每月才挣五十元钱啊!在父亲的苦苦味哀求下,我家的房子才所幸没有被扒掉,一家人得以保留安身之处。计生干部让父亲写一份家庭困难情况说明书,隔日交到村子里。之后,超生罚款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的出生给原本清贫的家庭,带来了一份幸福与喜悦。因为这段坎坷的出生经历,奶奶给我取了“苟生”的名字,一是记录我的坎坷出生经历,二是“苟”同“狗”,在那年代,说是小孩取动物的名字,会比较好养。
二
然而,这份幸福,在我三岁那年被打破。
在我三岁那年的小年夜,家家户户都在熬麦芽糖。傍晚时分,奶奶独自一人到池塘边洗糖布,突发脑溢血,倒地猝死在池塘边。奶奶的突然离世,给父亲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少了奶奶帮手,家里也越来越清贫。
80年代,村子里的女性,会做家务、会织毛衣、会编织凉席,“三会”似乎是每个女性必备的技能。母亲因受年幼时头部摔伤的影响,没有学过织毛衣、编织凉席,且母亲做家务的动作也比较慢,经常被村子里的其他妇女所嘲笑。母亲也时常为此而受到父亲的抱怨。奶奶去世以后,家里干活的人就变少了。母亲虽然人很勤快,但动作比较慢,加之还需要照顾我们仨姐弟,农田的农活母亲基本帮不上大忙。农忙的重担全部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父亲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种田种地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各家各户都铆足了劲儿。对于人口较多的农户家,春耕及收割时人手多,农活很快就干完了,而我们家,由于我们仨姐弟还小,母亲动作又慢,在春耕插秧时,别人家秧苗早早入了田,繁忙的田间一下子变得冷清下来,只剩下父亲一人在田间躬着腰,有节奏的插着秧。别人家的秧苗都已成活了,我们家的秧苗才刚入田。夏天收割季节,父亲总是一个人背着几十斤重的打稻机到田地里,然后又回来把打稻机的谷轮推到田地。等父亲做完这些准备工作时,已是半晌时间过去。由于那时我们水稻都是种两季,所以也叫“双抢”,都抢着把田里水稻收割起来,种第二季,以免影响第二季度的水稻产量。所以那时,父亲为了抢赶时间,来不及吃早餐,每天早上吃两碗泡面充饥,就到田地里干活去了。母亲上午在家里安顿好我们仨姐弟后,出门干活已过半晌。为此,父亲总是对母亲抱怨和埋怨,甚至拳脚相加。
自此以后,父亲对母亲的拳脚相加,伴随着我儿时的成长。我们姐弟吓得哭喊着,母亲也常常在每次吵架后抱着我们仨姐弟痛哭。
由于受父亲长期的拳脚相加,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动作越来越慢,出现了自言自语的症状,甚至捡糖纸贴在胸前,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由于当时家里没有经济能力把母亲送到精神疾病医院进行治疗,在村子好心人的建议下,父亲以迷信方式找来了道士给母亲做驱鬼的法事儿。结果自然是预料之中的没有好转。
随着我们仨姐弟的长大,已能帮家里干农活,分担家务,父亲的压力也小了很多,家里状况也在慢慢好转。父亲与母亲的争吵打架也少了很多,母亲的精神状态也在逐步好转,已不再自言自语,不再捡糖纸贴在胸前,但仍有语无伦次、反应迟缓和动作迟慢的症状。
三
母亲虽然精神状态不同于正常人,但母亲对我们的爱却是无私的。
我6岁时一个夏天的晚上,我突然高烧不退,哭得很厉害。这可吓坏了母亲,隔壁邻居对母亲说“莫不是魂儿丢了吧?你得快替孩子招招魂。”母亲赶紧走到厨房,从碗柜里拿出一个吃饭的碗和三支筷子,然后用水瓢从水缸里舀了半碗水,倒入碗里,然后用手蘸了一点儿水,淋到筷子上,然后把筷子竖向抬高出碗水面又让自然筷子自然落下,同时嘴里不停地念着是“是爷爷吓着苟生了?是奶奶吓着苟生了?”几次筷子抬起又落下。最后筷子自然站稳后,母亲赶紧跑出门,从我白天玩耍过的地方,沿着回家的路,开始大声反复的喊着“苟生,你快回来吧!苟生,你快回来吧!”,声音由远及近,然后进了家门,再到床沿边,对着我的额头,嘴里反复的喊着“苟生,你快回来吧!苟生,你快回来吧!”,同时用手摸着我的额头,看是否烧已退。上小学后,我和姐姐一起用筷子玩招魂的游戏,几次筷子都不能自然站稳,最后我说是“猪吓的”,筷子立马站稳了,我才对母亲说:“妈,这是迷信”。母亲一笑:“什么迷信不迷信!你病好了,我就信!”这就是我的母亲。
上小学时,我很害怕母亲去学校,主要还是因为母亲的精神状态不好,怕被同学笑话。小学时,每天中午放学回来,能按时吃上午饭,是我和两个姐姐最大的心愿。母亲忙家务或在菜地里种菜,动作慢,大多数时间,我们中午放学回来时,午饭总是正在做或还没有开始做,等到饭已做好时,我们下午上课的时间已到了,所以有时,我和两个姐姐等不赢,又空着肚子回学校上下午的课。下午3点课间休息时,我们发现母亲手捧着用褪了色的绣着牡丹花的头巾包着热菜热饭,在学校门口一直等着我们下课。母亲微笑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说“慢点吃!不要噎着!”。我和姐姐快速吃完后,母亲用头巾包好空碗,挎在手臂上,慢慢朝回家的路走去。我们看着母亲的背影,眼眶湿润了。
由于家里实在困难,大姐五年级那一年,父亲不得不作出了让大姐放弃读初中外出挣钱的决定。那一年大姐12岁。为此,大姐哭了好几天。虽然大姐年龄小,但大姐很懂事儿,还是同意了父亲的放弃读初中的决定,跟着小舅出去跑生意,也就是背着沉重的小商品,走街串巷,吆喝叫卖,看人家脸色,讨价还价。姐姐外出跑生意的第一个月的一个晚上,那时村里没有安装电话,通信主要都是通过书信方式,母亲把我和二姐安顿睡下,自己坐在床边,嗡嗡地哭了起来,母亲的哭声把刚入睡的我和二姐惊醒了,我和二姐问母亲为什么哭起来了,母亲说“我想念你大姐了,你大姐是才12岁的孩子啊!不知道她现在在外面过得怎么样?”母亲的哭声,也让我和二姐想起姐姐来,也跟母亲哭了起来。哭了一阵后,母亲担心影响我和二姐第二天上学,就又自我安慰地说:“没事儿,你姐跟着小舅一起的,应该一切都好。”我们在母亲的安慰下睡下了。
儿不嫌母丑,母亲的这种症状,村里人都说我母亲是精神病。街坊邻居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记得小学时,一个在学校平常就比较好事儿的同学,因抢占我和同学正在玩的水泥乒乓球桌,居然说:“不要跟疯子的小孩一起玩”。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抡起球拍和他扭打起来。我自小力气弱,从来没有和别人打过架。好事儿的同学平常就特别好生事,很会打架。我知道我打不过他,可还是要打。结果吃亏的当然是我,我被他打得鼻青脸肿,但他也没占什么便宜。回到家,见我狼狈的样子,母亲吓坏了,忙问“苟生,你这是怎么啦?”“没什么!”我没有告诉母亲。但我觉得我值得,我为母亲做了点儿什么,虽然也付出了点儿什么。
自从我到武汉读书后,我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忙,回家的频次比之前更少。我和家里联系主要是通过电话联系,但由于之前家里电话座机,在父亲外出干活时,隔壁邻居总是趁母亲是老好人,就借口到我们借打电话,母亲也每次从来不拒绝人家,尽管打就行。连续多次后,父亲缴交电话费时,发现电话费比之前高很多,父亲了解情况后,对母亲很生气,索性把电话机给拆掉了,仅使用自己手机。由于每次打电话都是父亲接的电话,父亲都不让母亲接电话,所以有时一两个月甚至半年都没有听到母亲的声音。我自己很无奈。
2010年,在深圳工作时,公司组织卡啦OK比赛活动,我在活动上演唱了阎维文的《母亲》,由于对母亲的思念,太过激动,太过投入,自己哽咽了,公司同事见状立即响起了热烈地掌声,然后异口同声地接着歌词唱了起来,也将整个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至此以后,全公司的同事都知道我的“成名曲”,以后只要是搞活动,都要让我报名唱《母亲》。由于那一次太投入,不想再在这种活动场合上,让自己难堪,所以,自那次以后,我也就没有再唱过《母亲》。2011年的一次回家,母亲看到我回家,高兴地唱起了《常回家看看》。是啊!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从母亲的孩子成长为了母亲的客人。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唱过歌的,至少我是从来没有听到母亲唱过,而且这是90年代的歌曲,母亲是50年代的人,居然也会唱我们年轻人唱的歌。好的歌曲,不论年代与年龄,不论是有读过书与否,即使不识字,但歌词代表或传递的情感,是相通的。原来母亲也是一直在思念着远在他乡的儿子。
四
参加工作以后,我把父母接到城里生活。我将母亲带到我们所在城市的精神疾病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以确定母亲的具体病因及病况,减轻母亲的痛苦。医生告知,母亲是由于外力作用引起的脑部组织损伤,造成的精神障碍,由于脑损伤已近50余年,且当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治疗,现在治疗已没有太大意义,好转的可能性不大。我还是抱着能够治疗好的一线希望,让母亲在医院进行了一个月的专业治疗。如医生所说,母亲没有明显的好转。我将母亲接出了医院。
我结婚以后,由于母亲精神状态差,无法帮我们照顾小孩,我把母亲接到我上班的附近租房子住。7月的一天,我接到房东打来电话,“你快回来,你母亲坐在楼梯通道已经一天一夜了”。原来,母亲那天下楼扔垃圾,忘了带钥匙,被锁到房门外了。我接到电话,立马放下工作跑回了家,在楼梯口见到蜷缩在楼梯的母亲,开门把母亲接进了屋。自此以后,母亲为减少我的担忧,很少下楼。我嘱咐出她门时带好钥匙,但母亲知道一是楼层高不方便,二是免得忘了带钥匙,给我添麻烦。我们在家的时候,她和我一起忙活着做饭等家务,脚不识闲儿。我一去上班,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没什么事情可干,大部分时间里,她就是待在窗前。客厅阳台坐南朝北,阳光通透,阳台正对面是政府尚未开发的临时停车场,居民自发在临时停车场摆起了摊,形成一个小集市,每到晚上熙熙攘攘。热闹的小集市与母亲孤零一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留给母亲一片孤独。我回家时,只要走到楼前,抬头望一下家里的那扇窗子,就能够看到母亲的身影。窗子开着的时间,母亲的头发会迎风飘起,窗框就像一个恰到好处的画框。等我爬上楼梯时,不等掏出门钥匙,门就已经开了,母亲站在门口。那时,我出门永远不怕忘记带房门钥匙,有母亲在窗前守候着,门后面总会有一张温暖的脸庞。
母亲虽然很少出门,但母亲的方向感还是比较强。2018年春节刚过,母亲腹部疼痛,我带母亲到医院检查。医生开好药方,让我到一楼缴费和拿药,母亲在检查室里穿衣服。我跟母亲说“妈,您穿好衣服后,就在这检查室里等我,我去缴费和拿药就回来”。当天看病的人比较多,缴费和拿药的窗口都需要排队,大约半小时后,我缴完费拿完药回到检查室时,发现母亲不在检查室。我跑到离检查室不远的护士站问是否看到我母亲。护士说刚看到母亲下楼了。我慌张地跑下楼,跑到我刚缴费和拿药的窗口,没有看见母亲,我的脑袋忽然一片空白,我的第一反应“母亲走丢了”。我焦急地沿着医院大厅边走边大声喊着母亲,医院人头攒动,没有听到母亲的应声,我的呼喊声引来众人的目光,我挨个问着来往的人,描述着母亲的模样,但得到的回复都是摇摇头。因母亲经常去过一楼的女卫生间,我跑到女卫生门口大声呼喊着,但依旧没有回应。我小跑出医院一楼大厅,来到我带母亲一起来过的医院内的超市,但超市的人员也说没有看到母亲。我越来越焦急。我突然想到查看医院监控视频。在医院门卫的帮助下,我来到了医院的监控室,在监控室里,我看到我在缴完费拿药返回时,我与母亲擦肩而过,而我们彼此都没有相互看到。监控显示,母亲去过了缴费的窗口,张望着寻找着我,但没有看到我,她就走出了医院的大厅大门。走出医院大厅大门,我就更慌了,在医院内,范围小,相对好找一点,出了医院的大门,那这范围就大了,母亲会往哪个方向走了?我选定了医院大门右边约200米且过马路的常带母亲来吃过饭的餐馆,因之前每次带母亲到医院来复查,基本中午都是在这家餐馆吃饭。我一到餐馆,还没有等我开口,老板娘就主动开口说“你母亲刚大约10分钟左右前来过这里,她说她找你。她刚朝着右手边方向走了”。老板娘边说边用手指着右手边的方向。我沿着老板娘指着的右手边方向边跑边喊母亲,走了大约300米,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车辆不多,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我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母亲会朝哪个方向走?我如果走错一个方向,就可能与母亲越走越远。且天黑快了,我心里想着,如果母亲走丢了,母亲的口袋里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母亲饿了没有吃得怎么办?天快黑了,没有睡的地方怎么办?春节刚过,天气还比较冷,晚上母亲没有多余的衣服。我脑子里幻想着母亲躺睡在路边的情景,我不敢再往下想下去。我迫使自己冷静下来,我想到拨打110报警。没过五分钟,警察来到了这十字路口,让我跟他们一起到派出所查看监控。在交警大队的监控大屏幕里看到了母亲,母亲在那家餐馆去过后,沿着餐馆的右侧人行道走了没有多少远就返回来了,然后沿着原路返回进入了医院大门。看到母亲进了医院大门的视频,我的紧张焦急地心情稍稍平稳了一点,至少母亲没有走远,还在医院的大院子内。我赶紧又跑回医院,又来回大声呼喊着母亲,最后在医院花店附近的长椅上发现了母亲。看到母亲后,我紧紧握住母亲的手,再也不敢让母亲独自一人行走了。我问母亲:“妈,您刚才去哪儿了?”母亲说“在检查室时,我看你很长时间没有回来,我就下楼去找你了,在楼下我没有看到你,以为你在卫生间,喊了你也没有应声,所以我又走出医院大门了,我就到我们经常吃饭的那家餐馆去找你,又没有找到你。然后我就想,你可能也在找我,那我也不能走远了,我还是回到医院,我在医院里等你”。我坐在长椅上,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2018年4月初的一天,我接到女儿书瑶的电话:“爸爸,爷爷头痛得厉害,走不动路了,你赶紧回来了”。我当天晚上赶忙回家,带父亲到成都市第一医院检查,初步诊断为脑癌。为了确诊,我们第二天一早赶到华西医院,检查的结果同样诊断为脑癌晚期,由于病情发展迅速,在医院大约不到十天,还没有来得及排上手术住院的床位,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时,需要将父亲的遗体拖运回老家。为了让母亲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我们把拖运父亲遗体的车子开到了小区楼下,然后把母亲从楼上接下来。为尽量减少母亲的悲伤,我和舅舅商量着,借口父亲生病了需要送回老家治疗。
母亲说:“既然回来了,为什么不直接上楼?”。
我说:“父亲生病了走不动,上不来”。
母亲说:“什么病这么严重?”
母亲的心情一下子凝重起来,母亲似乎预感到了不祥的预兆,跟着我们下了楼。母亲大老远就看到父亲的遗体拖运车,心情有点迫不及待,小跑着来到拖运车前,一看到父亲嘴巴插着氧气管,眼睛紧闭,且因病痛瘦成皮包骨头的面孔,母亲一下子瘫软在地,泣不成声。母亲与父亲最近的一次见面是两个月前的全家一起过的春节。母亲哭泣着:“春节在家都还好好的,怎么突然病成这样子了?”虽然母亲与父亲一生没有太多的感情,但父亲的去世,对母亲打击还是很大。大约父亲去世一个月左右,母亲的精神状态才慢慢稍好起来。
母亲身体总体还算硬朗,除了甲状腺功能减退外,没有其他大的健康问题,但时儿有小伤小痛。但在2019年春节回到老家时,母亲在卫生间待了近半个小时没有出来,我敲门问母亲是否身体不舒服?这时母亲才告知其下体疼痛。我让母亲打开了卫生间的门,看到了母亲疼痛的下体,葫芦大小的鲜血肉包从下体脱垂出来,裸露在两个大腿中间,犹如葫芦藤上悬掉下垂的葫芦。我的心一阵揪心的痛,我心里在责怪自己,我没有尽到儿子的照顾责任,虽然每天在母亲身边,但不能及时知晓母亲身上的病痛,母亲为不影响我的工作,为不让我担心,所有病痛都是自己扛着,不到万不得已才说出口。怪不得母亲尿频,每次上卫生间,哪怕是一个小便,都需要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从卫生间出来。之前只是简单问过母亲,没有仔细过问,原来母亲每次上完卫生间,都小心翼翼地做好脱垂下来的肉包卫生,然后用纸巾小心包好,以免走路两腿摩擦疼痛。当天我立马带母亲去了县城医院,但因春节期间,县医院的主刀医生休假中,需要年后初五才能上班。所以春节初三,我就带母亲返回到了成都,经医生检查确诊为“子宫脱垂”,需要手术治疗。经过半个月的术前治疗,半个月后,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很成功。母亲躺在病床上,哭着说“苟生,我真没用,我给你们添负担了!”。我安慰着母亲安心养病。母亲接着说“怎么没有看见你爸过来过看我?虽然我们争吵一生,你爸现在还好吗?”我和母亲抱着哭成一团。
五
母亲一生省吃俭用,在她生病时,她还是想着别人,不给别人添麻烦。母亲从医院手术出院,我从菜市场买了点排骨,炖汤给母亲补身体。汤炖好后,我端捧到母亲面前,说:“妈,您刚出院,身体虚弱,我炖了一点汤给您补补身体”。母亲摆摆手说:“苟生,我生病已经给你添了很多负担了,你工作比我更辛苦,我生病躺在床上不用动,反而你既忙工作又要照顾我,你的身体比我身体更重要,这汤你喝吧!”母亲边说边把汤推回我面前,我们双方来回推扯着。忽然,我的手一阵刺痛,滚烫的汤溅到到我的手上,我的手一抖,一不小心,汤碗从我的手中滑落掉到地上,骨头汤碎落一地。母亲惊慌失措,立马拿起我的手,用嘴轻轻地吹着被烫的手。然后又立马弯下身子去捡地上的骨头,嘴里一个劲地说“都是我不好!让你烫伤了,碗也摔碎了,汤也没了。不过,骨头可以捡起来用洗水清洗一下,还可以吃!”我阻止母亲下身捡骨头,且我边说边拿扫把排骨当垃圾扫掉倒入垃圾桶。母亲拗不过我,坐在床上掉着眼泪:“这都是钱买回来的啊!倒进垃圾桶多可惜啊!”。当天晚上我和母亲两个人没有说话,直到第二天,还是母亲先开口说话“你还在生我的气啊!”,缓解了我们的尴尬。
母亲热情好客,心地善良。一天中午午饭时间,一个乞丐拄着木棍拿着一个破碗,来到我家门口,向母亲讨要口饭吃,母亲不但没有拒绝,反而把乞丐请到家里凳子上坐下,然后从厨房里的碗柜里拿出干净的碗盛了满满的一大碗饭菜,端给乞丐面前,说:“慢慢吃吧!不够我再给你添!”乞丐吃了两碗后,起身向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
自从2010年母亲跟着我到城市里来住后,由于我工作的原因,整个家庭每隔两年就搬一次家。都说人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到处奔波,大多数都希望能够落叶归根。而母亲到现在还在跟着我到处奔波。由于父亲的去世,媳妇一个人无法同时照顾两个小孩和母亲,所以最终无奈,我们选择将母亲送到广西丈母娘让帮照顾。为了考虑母亲的心里感受,尽可能减少母亲对我们做法的心里伤害和增加认同,我提前两个星期跟母亲说这事儿,且之后每隔两三天跟母亲说送她到广西暂住的事情,母亲当时像小孩一样,一声不吭,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双手互相拨着手指,最终母亲还是说“我听你的,我到你广西去住。我到广西可以减轻你的负担,只是为你好,我都可以”。我再次热泪盈眶。
现在母亲在广西和丈母娘生活了近9个月了。丈母娘家在农村,母亲是农民的儿女,从小在农村生活长大,城市里相对更不习惯。现回到熟悉的乡村田野生活,母亲的精神状态比之前在城市里生活要好很多,这也让我感到欣慰很多。
写在最后
我长大以后,我因无法拯救患有精神障碍的母亲,而悔恨自己。如今更令我吃惊的事实是,在母亲的一生中,许多时候都可以有人介入,让她服药,帮助她对抗病魔。然而之前的家族没有一个人送她进医院。家族里的人只是告诉我母亲病症,令人很难过,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帮她。母亲长年饱受着精神障碍的折磨,身为她的孩子,我永远挣扎在罪恶感与愤怒之间。
我清楚地知道,在精神障碍的背后,妈妈还是我爱的妈妈。只是,我也知道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情形并非如此,患有某种精神疾患经常是一种禁忌,“家丑不可外扬”绝对不是句陌生的话。心理学上感觉失常、现实感失真、思考偏差、逻辑推理错误,使她们不知道自己病了,使她们脱离现实而不自觉,这是她们的病症,不是故意的,应予以理解、接纳和帮助。精神疾病就像感冒等其他疾病一样,不是“丑”,我们所爱的人更不是。打破社会大众根深蒂固的成见在一开始或许困难重重,但是如果我们以我们对家人的爱为焦点,应该容易一些。
我常常惊讶地发现,我们总是漠视母亲的观点,甚至缺少对母亲应有的尊重。我们应当给予母亲最基本的人格尊严,耐心倾听,多一份同理心,多一份赞同,让母亲感受到我们的爱。
我想告诉世人,即使生病,她还是一个很棒的母亲。刚开始,我非常害怕人们知道母亲是“傻子”时会如何看待我。后来,我发现有许多遭受精神障碍折磨的人,熟人、朋友甚至是不认识的人。那时我才明白,自己的悲剧其实每天都在上演,我不再因为母亲而觉得难堪,反而以她为傲,替家人和我自己对精神障碍的忽视感到难为情。
我要谢谢母亲全部的爱,她是如此的美丽,赋予我生命。她也给了两个照顾我的姐姐。当我想她时,想到的是她唱《常回家看看》时的笑声,并不是她的病。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
曾经看过鲁迅先生非常经典的一段话:父母亲存在的意义不是给予孩子舒适和富裕的生活,而是当你想到你的父母时,你的内心会充满力量,会感受到温暖,从而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能力,以此获得人生真正的乐趣和自由。
父母在,家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