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平时很少说话，一说话便是一声吼，所谓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那种。生活中他喜欢用反问句，比如你问他，今天要不要下地干活啊？父亲不会跟你说“要”或者“不要”，他会反问你说“你说呢？”按他的逻辑，下地干活是理所当然的，这个问题不应成为问题，问这样的问题是不当的，不明智的，甚至是愚蠢的。父亲也不懂交际，晚年时，主粮种得少了，他和母亲会种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花生，成熟时他们两人会连夜把花生摘下来，一早就坐中巴车，将花生挑到温州安澜码头的“十三层”那里卖。“十三层”是一个专门为永嘉农民和温州商贩提供方便的临时交易场所，一些贩卖花生、红薯、板栗的商贩在应季的时日里，去收购农民刚刚运到的新鲜货。“十三层”后面的一条弄堂里住着一个老婆婆，她类似于中间人，农民和商贩谈成交易价格后，老婆婆会拿出杆秤，将货物过磅，然后收一点交易手续费，如果当天这些乡下来的农民没能将货物全部卖出，而需要过夜时，老婆婆还会免费提供一些棉被让他们过夜用。我的父亲是“十三层”的常客。每当父亲到了“十三层”，我们在温州的几个兄弟姐妹都会跑过去帮父亲卖东西，确切点讲是去看父亲卖东西。于是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商贩要买父亲的花生，问：“老师伯，你花生卖多少钱一斤？”父亲黑着脸回答，“3元。”商贩还价说：“这个花生三元贵了，2.5元吧？”不卖。”父亲回答很干脆。于是商贩开始在袋子里翻腾着花生，一会拿起一颗花生，用大拇指和食指指尖夹住，然后使劲捏一下，看看是否够饱满，一会又抓起一把放到鼻子下来闻一下。这个时候父亲的脸就会渐渐地暗下来，接着就带着愠色，一把夺过口袋冲商贩吼道：“不卖给你了，你走，翻来覆去的，看着烦。”第一次来的商贩会不习惯，觉得这样卖东西是很奇怪的，结果商贩会很没趣的走开，或许是被我父亲吓走的。而有些老主顾，知道这个“流程”，所以就笑笑，继续挑挑拣拣，最后达成一致，愉快成交。

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庄稼人，他夏天下地干活从不穿衣服，全身就穿一条裤衩，连鞋子也极少穿，嫌热。他的脊背被太阳晒得油光光亮锃锃的，像常年被车轮滚过的铁轨，又像是在他背上浇了一层桐油，雨水打在背上，会被立刻弹起，根本留不下什么水的痕迹。他全身只有屁股是白的，他洗澡的时候，屁股会呈现出裤衩的模样，十分的醒目。

父亲是方圆十里八乡内出了名的种田能手，尤其是插秧。快，直。吸烟是父亲的唯一爱好，他会时常点着自制的土烟，坐在门槛上，默默地吸进又吐出，晚年的时候，父亲也吸纸烟，但一个人默默地吞云吐雾的习惯没变，尤其是我母亲去世后的几年里，时常看到他的眼角里噙着泪，我们不问，他也不说。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对于我父亲的离世，我一直很烦，从未释怀。因为我认为父亲的死，是跟我们平时的疏于管理有关。父亲患有多种基础疾病，高血压是其中一种，我只知道他在吃药，但不知道吃的什么药？是不是有效？是否有按时吃？看他平时吃饭走路干活都与常人无异，我们想当然的认为他不需要我们干预更多，有些致命的疾病隐患也就忽略了。他独自一人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自己烧着吃，有时候碗筷发霉了都不知道。打麻将是父亲的另一个爱好，学会打麻将这门技艺是很晚的事了，他年轻时只会推牌九，什么天杠、地杠、天九王随口就来。推牌时父亲将两张牌叠在一起，先打开一张，左手紧紧地捏住不让人看到，右手大拇指按着打开的那张牌慢慢推下，待另一张牌完全露出“真面目”时，父亲大喊一声“天杠，”赢了，于是就收桌子上的钱。父亲在他刚刚学会打麻将的那段时间，就像刚刚拿到驾照的人，总是想法上车摸摸方向盘那样，只要有伴，他就要来几局。尽管每次都输上几十元钱，但我们都还一直鼓励他玩，觉得几十元钱输得起，图个开心，父亲开心了，我们做子女的也就开心了。找不到玩伴时父亲会下地种点菜，偶尔去我母亲的坟头站上一会。我们几个兄妹，经常送一些鱼肉给他存冰箱，电话天天没断。

父亲是80岁那年走的，年龄上讲，我们可以接受。但是走的方式，我们无法接受。我们觉得父亲是不应该这样走掉，至少得留句话给我们，可惜父亲没有。父亲出事的那天，为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雾霭沉沉的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早上九点多钟，我接到叔叔的一个电话，一开口叔叔就说：“你爸摔了。”对于习惯接多了类似内容的电话的我，当时我就预感到，一定出大事了。果然，叔叔的第二句话是“听说摔得蛮严重的”。我将车子停到路边，开始做思想准备了，我第一个准备就是要接受“父亲可能没有救了”。尽管自己经历过太多的事情，见惯了人生的生离死别，也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情考验。然而，当再一次的死亡临近时，即便再成熟的心理，也会产生一种无助的恐惧，将人压抑到窒息。我身在市区，父亲的情况无法目睹，一种泰山巍然却无所依凭的孤独与落寞感袭得我浑身颤栗。真正的绝望，从接听第二个电话开始，第二个电话是邻居打给我的，他说我父亲现在已在车上，正往市区医院送，邻居说，父亲从摔倒那一刻起，人就没有任何意识了。是后脑勺着的地，身上没见有血。父亲是自己摔倒的，是在推着一辆独轮板车倒着下台阶时摔下来的。

陪同护送我父亲来市区医院的还有我的一位堂姨，堂姨途中打过一个电话给我，说看到我父亲睁了一下眼睛，并看了一下周边，只是没说话，堂姨还说“可能还有救”。我不知道这是堂姨在宽慰我而编的一个谎言，还是我父亲真的是在做最后努力，临死前想寻找是否有他的子女在身边。遗憾的是父亲没找着有他的子女在身边，因为他的七个子女全部都在外边。事故发生时，家里只有老父亲一个人。

我们分头行动，父亲由我邻居直接送温州附二医，在温州的兄弟姐妹自行赶往医院，我到达医院的时候，父亲已在急救室等待抢救。或许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程度。父亲被送到医院了，在市区的我们都是后到的，这点，再给我们增加了一个自责的因素。

我目睹了父亲死亡的全部过程。

仰面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右手搭在额头，像似在聚焦视力，寻找他的子女。脸色正常，样子很安详。我喊着爸爸，第一个动作是搭他手上的脉搏，发现有脉动。父亲没有任何反应，手摸起来冰凉冰凉的。医生安排先做头颅CT，我们急急忙忙将父亲推进拍片室，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脉搏太弱，无法拍片。我没有言语，我只默默祈祷，祈祷父亲脉搏大起来，然后检查显示还有救。可是父亲没有理会我，没有理会在场的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依然平静地躺着，似乎睡着了一般。父亲被推回急诊室等待CT条件的时候，心电监测到一条微弱的小曲线，听到护士大喊“快胸外施压”，于是电影里看到的一幕，在我父亲身上施行了。两个像熨斗一样的东西，分别砸向我父亲的左右胸的骨头上。一会心电监测图线开始变曲。达到拍片条件了。父亲再次被推进CT室。很快完成了检查，医生从电脑上调出图片看了一会就喊哪位是家属了。

医生宣布：不具备开颅条件，开进去也不知道做什么，医生说里边全是血。我们这边还在理解医生的话，那边父亲已经被剃了光头。医生让我们赶紧做决定，是现在就运回去还是等医生宣布医学死亡后运。两者处理方式不一样。心有多么的不甘，没有亲身经历，根本无法体会。我们雇了一个特殊车辆，将父亲运回老家。一路上我们不停地喊爸爸。父亲一概不予理会，像似从来就不曾认识，决绝、而又无情。

父亲回到了生活了80年的家，8小时前，他以生的方式站在自己的故土上，8小时后，他则以死的方式回来，中间只带着他的灵魂，在市区走上一遭。阴阳两世，如此简便。

我们默默地坐在车里不下车，我们还无法接受父亲就这样没了，至少要先救一救吧？弟弟发现父亲身上还有温度，不认为是死亡。他提议再运回温州，换所医院救一救，妹妹说，父亲看起来还很好，有必要去一医再救一下，或许就能捡回来一条命呢？我知道他们不甘，我也不甘，于是我拍板同意，于是我们又风驰电掣的将父亲送到一医。没有奇迹啊！在附一医，医生连续进行电击心胸复苏救治，均不见效，最后医生说，胸骨都击断了，你们还是拉回去吧，二十分钟没拉走就要另行处理了。

绝望、不舍、不甘、不信，统统涌上心头，我们不知道哭，默默地，将父亲再次拉回了老家。

父亲被安排在特别设置的木板床上，在等待着其他几个子女的回来。我守在床头，不时的去摸父亲的额头，冰凉冰凉的。此时的父亲，双眼袋已经充满淤血，样子很难看。

就这样，父亲没了，我不愿意相信。我始终幻想着父亲突然从棺材里坐起来，然后揉揉眼睛怒斥“孩子们，你们干嘛呢？为什么把爸装进这个恐怖的家伙里边？还把周围布置得这么不吉利，快扶爸爸出来。”我一直对自己说，父亲真这样做了，我会一点都不害怕，我会跑上去扶起他，喊一声：“爸，你吓到我们了，我们以为您不要我们了。”直到六天后，父亲被拉走去火化，我才彻底承认，父亲不会再回来了，父亲也不会从棺材中坐起来了，因为骨灰是没有人形的，骨灰是不可能“坐”起来的。那天凌晨，我哭喊着将父亲送出村外，几个小时后又哭喊着把父亲的骨灰迎进村里。再哭喊着将父亲的骨灰埋进母亲的身边。

父亲，如果有下辈子，我们一定认真对待您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