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辆三轮车

丁键提着一个人力三轮车的坐垫，垂头丧气的回到他租住的竹篱笆时，他的妻子倪红正在杀鱼。倪红放下刮鱼鳞的剪刀，投过来一双失望的眼神问：“车子又被扣了？”丁键将坐垫往地上一扔说：“他妈的，就差一点点，再给我一秒钟，狗日的黄皮（管理城市穿制服的人）就抓不到我了。”

丁键两夫妻是湖北人，一年前经老乡介绍来温州，买了一辆无证无牌的人力三轮车跑运输。天天跟做贼似的，东躲西藏，生怕被城管人员抓住，他这种车当地人叫白卵车，管得很严，一般丁键都只在早上公家人没上班，以及晚上公家人下班后才敢出去接生意，平时基本不敢骑出去拉客。两夫妻租的是180元一个月的竹篱笆房子，四面是竹子材料，顶棚是油毛毡，房子内通水通电，没再有其他设施配置，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只要三轮车拉客生意顺利，一年下来也还能攒到一点钱。只是，丁键的生意好像不太顺利，算上这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已经买了六辆三轮车，每次都是等他差不多积攒了一千多元时，就提着个三轮车上的一个坐垫回到家，跟倪红说，自己的车又被扣走了。坐垫是三轮车上唯一一个可以活动的部位，丁健说，把坐垫拿回来虽然也没什么用，但这样心里舒服一些。不能把一个完整的三轮车交给那些管理者。

“阿键，你说咱们运气怎么这么差呢？隔壁那个老陈，也是骑白卵车的，他一天到晚都在外边跑，都没听说车子被扣的，他去年一年给家里寄了一万多元。”倪红满是羡慕地说。

“可能我天生就不是骑三轮车的人，这次的事一定是那个乡巴佬搞的，也怪我，如果当时我不去向他要这一块钱，可能就没事。”

“什么情况？你车子被扣跟哪个乡巴佬有关系？”

丁键把地上的几个坐垫并排摆成一行，自己躺了上去，双手枕着后脑勺，右脚屈膝，左脚搭在右脚膝盖上，望着黑乎乎的顶棚，向倪红说起了今天的遭遇。

早上六点没到，天刚蒙蒙亮时，丁键踩着刚买不久的三轮车，去安澜码头接生意。安澜码头在温州望江路，轮船是从永嘉瓯北开过来的，两地隔着一条浑浊的瓯江。每天第一班从瓯北码头开过来的船上，大部分的乘客是永嘉农村里的农民，他们挑着自己种的花生和番薯，一早从自己的家里坐头班车来到瓯北码头，再乘轮船到温州安澜码头，然后挑到望江路上的“十三层”大厦后面售卖。丁键就是趁这班船上需要雇车把东西送到“十三层”的人多，所以每天起早到这里拉生意的。

随着一声划破天际的汽笛声响起，在码头等候多时的丁键，第一个踩着三轮车冲到一位刚刚从船上卸完货的老农面前，问是否需要三轮车？常年的揽客经验，丁键能精准判断出谁会是自己的客人，他这次看到老农面前摆着四袋的花生，料想老农不太可能用肩膀挑，所以，一上来就问是否需要车子。果然，老农说需要三轮车。

丁键赶紧从车上跳下来，把老农的四袋花生提上车，放在乘客放脚的位置，老农随后坐上了车，用双手紧紧拉住四袋花生，三轮车就向“十三层”骑去了。

安澜码头离十三层大约两公里的路程，骑三轮车十几分钟就到了，按理说这趟生意没什么悬念，人和货拉到后，双方一手交钱，一手卸货就可以各自说拜拜了，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交钱这事上。

三轮车到达“十三层”后，丁键卸掉车上的四袋花生，老农慢慢地解开外衣的纽扣，将右手穿过里边一件绒衫的领口，伸入贴身的一件发黑的白衬衫衣兜里，掏出一个布包，他颤巍巍地将布包一层一层地翻开，接着用右手的食指在舌头上沾了沾口水，在一叠零炒中抽出一张5元纸币递给了丁键。

“老师伯，要六元。”

“我不是第一次叫车，每次都是五元的，你怎么比别人贵啊？”

“你之前是不是只有两袋东西？两袋东西我也是五元，你今天有四袋，重了很多，我只加收你1元，你没吃亏的。”

“刚刚坐轮船时，那个卖票的女的就要我多买一张票，现在你又叫我多加1元，坐轮船还有其他人一起，没办法，我只有多补一张票，但是你这个三轮车，我是包车的形式，你没道理要求我加钱。”老农说得有条有理。

“包车是没错，但包车也要看重量的嘛，四袋花生都有200多斤了，我踩起车来很费力啊！”

老农就是不愿意再多付一元车费，丁键怒气冲冲地站在原地没动，双眼咄咄逼人地望着老农。老农避开丁键的眼睛，自顾自的整理起了花生。

巷弄里负责将货物过秤的老太婆，看看情形不对，赶紧走上前打圆场说：“和气生财，一块钱也不多，骑三轮车的也不容易，我知道的是重量超标时，多给一元车费也是有的，你就给他吧，一会过秤时，我这边的“利是钱”少一元吧，这样你也没损失。”

老农抬头看了看老太婆，又看了看三轮车夫，心不甘情不愿的再次重复着先前的动作，抽出一张一元纸币，气呼呼的往丁键面前一扔说：“拿去吧，骑白卵车也这么牛?”

丁键没接住钱，想发作，但又忍住了。他默默的弯腰捡起地上的一元纸币，跨上三轮车，调转车头往望江路上的一颗榕树方向骑去。

丁键最后跟倪红补充说：“我回头看那个乡巴佬时，恰巧发现他在用老太婆家那台放在窗台上的电话，一定是那个乡巴佬投诉了我，把城管叫过来了，我没骑出多远，就被半路上冲出来的城管抓住了，车子就这样被扣走了。”

倪红听完丈夫讲的故事后，叹了一声说：又要买车子了，才刚刚存了1000元，说完端起刮完鱼鳞的几条鱼，出门冲洗去了。

倪红心里总觉得奇怪，一个乡下人，怎么会知道城管的投诉电话呢？她纳闷归纳闷，但也没有明问，因为她知道丁键的脾气不好，尤其是在这样车子被扣的情况下，人家本来心情就不好，问多了容易吵架。

倪红很早就听说，望江路上有颗大榕树，榕树下每天有人玩牌，有几个骑三轮车的人是那里的常客，他们往往把车子停在一个隐蔽的巷弄里锁起来，然后去玩牌，饭点到的时候就散，饭后又不约而同的汇聚一块继续玩牌。午饭过后，倪红跟丁健说，你去了解一下，看哪里有卖二手车的，要不咱们先买辆二手车骑骑，买新车好像钱还不够。倪红待丈夫出门后，她想去大榕树那里看看，反正也不远，闲着无聊，丈夫车子被扣，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出去走走权当散散心吧。

她来到榕树下，果然看见有四五个人在玩牌，她在旁边站了一会，有四个人在玩一种叫“二八杠”的赌博，有一人在“飞注。”“飞注”的人没有摸牌的，他把一张十元的纸币押在顺门位置，对庄家说：“老刁，你该输点钱出来了，早上你把阿键赢惨了，听说人家今年已经输掉了六辆车。”那个叫阿刁的人说：“那能怪我吗？是丁键他自己押太大了，他想一下子回本，运气又不好，之前他欠我一千多了，只好用车子还了。”倪红听到这里，只觉得一阵眩晕。

她哆嗦着双腿，来到不远处的“十三层，”那里的老农正在收拾蛇皮袋，旁边一位看起来像是老农儿子的年轻人说：“爸，你以后来这里的时候，不要到的当天给我打电话，你要早一天打给我，这样我可以去接你。”老农说：“你上班也辛苦，爸想让你多睡一会，这不，爸早上一到就给你打电话了，来得及。”

倪红望着这对走出“十三层”的父子，心里什么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