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一
 

对于父母亲年轻时期的外貌，记忆中连个模糊的印象都没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留照片，也可能是自己不够爱父母。但是，对父母亲年轻时的行为印象，记忆却是很深。父亲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种田能手，农忙时节会经常被乡亲叫去帮忙。

夏天的时候，父亲上山从不穿衣服，全身上下只有一条母亲雇裁缝师傅缝制起来的短裤，短裤很长，但裤管很宽松，父亲穿这样的短裤，会经常走光，需要母亲经常提醒。父亲的上半身，尤其是背部，像被浇过桐油似的，亮得可当镜子，又像是被常年驶过的铁轨，雨水落在上面，会瞬间滑走。父亲说，穿着衣服干活太热，牵牵绊绊地放不开手脚，劳动效率低。父亲要养活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得不停的劳动才能使我们不被饿死，所以父亲每天下地干活都没法保证准时吃饭，特别是晚饭，全村人都回家吃过晚饭了，父亲还在地里摸黑做事，为此母亲常常唠叨父亲，说事情做不完的，就算今天做到半夜，明天依然还要做。但是父亲不这样认为，父亲的习惯是干活时，讲究一个“落节，”手头上的事没有告一个段落，就不歇工，如果不管做到哪里，天一黑就放下不干，会影响次日的干活头绪和节奏，这点是我后来长大后悟透的，小时候听母亲唠叨父亲时，心里是很认同母亲的，因为父亲晚归，会影响到我们的用餐时间，我们不愿意等，往往都是先吃，留残羹剩饭给父亲，现在想来，自己兄弟姐妹真不懂事。

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表面对我们很凶，但是内心却很爱我们，吃饭时，有肉有蛋时，父亲总是很“自觉”的夹咸菜吃，我们大点时看懂了父亲的行为后，有时候就快速的吃完饭，将好菜剩下，给父亲一个我们都已吃完，这些菜吃不了剩下的“错觉，”这样父亲才会把“剩肉剩蛋”吃光，这些是我对父母亲年轻时的行为印象。

晚年当享清福的时候，父母亲却出事了，那年母亲68岁，父亲75岁。

二

我21岁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在城市里赚了钱，立了足，还娶了一个城市的姑娘为妻。同学们管我叫“凤凰男，”母亲把我在城市里娶妻这件事，几乎在家乡宣传到了每一个角落，她很自豪。所以，对我特别看重，虽然我在兄弟中排名第二，但是，几乎家里的所有事母亲和父亲都是叫我拿注意的。

在城市立足不容易，我29岁生了女儿后，一方面是经济压力，另一方面是计划生育政策因素，我和妻子没有计划生第二胎。这事父母亲天天旁敲侧击，尤其是母亲，她的理念是人越多越好，她说，人家相问的是你家有几口人，而不会问你家有多少钱。所以，无论如何，一个家庭两个孩子是需要的，自己老了生病了，两个子女可以商商量，排排阵，如果是独生子女，则显得很孤寂，很凄凉。母亲还说，第二胎如果是儿子最好，但是如果还是女儿，那也好，总之，她希望我能再生一个孩子。在母亲的长期二胎思想灌输下，我的立场慢慢地起了变化，最后，我“遵母嘱”生了二胎，如母亲所愿所盼，我的第二个孩子是儿子，这让我母亲乐翻了天，在老家，遇人就说“志坚生了个儿子。”用母亲的话讲，我生了个儿子，比赚了100万还让人来得高兴。为此，母亲对我偏了心，她把我外公传给她的一枚戒指送给了我儿子，这是母亲唯一的首饰。

为了逃避计生部门的追踪，妻子怀孕后就躲到了妻子娘家去，也在妻子娘家坐的月子。儿子出生后，大女儿上学要接送，我又经常出差，妻子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又没有经济实力雇保姆，为此我母亲毅然决然的抛下了家里的活计，来到城市帮我照看儿子，只有周末，才回老家乡下打理一下土地。

母亲和父亲一辈子生活在农村，他们住不惯城里的房子，在我妻子娘家带我儿子，日子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像坐牢，度日为年。父亲不善言辞，往往都隐忍不发，而母亲，则会常常透露出要回乡下去的意思，她说平时自己坚持留在城里，但是周末让她回去。

又一个周末，她像往常一样提出要走，因为我次日要出差，不愿送她回乡下，她就拿起包说自己坐大巴车回去，我生气的夺下她的包，并厉声呵斥了她，并还拉扯了她，母亲默默无语的回到房内。我很后悔自己的冲动，这个冲动给我留下了终身无法抹去的痛，原来母亲想回去有她自身身体的原因。

母亲时常称自己脚痛，或许那天她也是脚痛，不想在城市里影响我们，但我没有深入了解，就呵斥了母亲。

又熬过一周后，或许母亲忍不住了，终于说自己脚后跟很痛，希望我能送她回乡下。当天，我妹妹安排送我父母亲回老家去了，谁能料到，母亲从我妻子娘家跨出去的那一刻起，从此再也没能回来过。

三

生命中总有一些告别就是永别。人的一生有许多次再见，也有许多次说再见后就再也没见了。母亲也是。她从我妻子娘家跨出门槛跟我儿子挥手说再见后，就再也没有见了。

母亲回到乡下老家的第二天，她的脚痛得已经不能落地了。农村里的人，一般的小毛小病都不愿意去医院，大家都是能忍则忍，只有忍无可忍了，才会决定去医院。母亲的脚痛，也是忍无可忍了，才说需要去医院看看。我妹妹安排母亲先去看骨科，医生安排做了磁共振，没查出什么问题，最后按“骨髓炎”治疗，母亲疼痛没有好转，甚至还越来越痛，没办法，我们安排了住院。

现在想起母亲的就医经历，越发加深了我对“熟人好办事”这样一种社会认识，没有熟人，一切走程序。实际上，我母亲住院进来后，如果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病人，只需要上一个胸部CT就什么病都能查不出的，但是医院把我母亲收进去后，从头到尾，又是验血，又是X光，各种检查能上的都上，所有检查结果出来都显示没问题，但母亲的脚还是很痛，医院最后安排母亲拍了胸部CT，CT拍完几分钟，我们家属就被医生叫去办公室了，医生说，我母亲是肺癌骨转移。但即使是肺部严重占位病变了，脚也莫名其妙的疼痛了，医院依然继续安排做支气管镜。直到没什么再可检查了时，医院才说，脚痛是癌痛，拉回去吧，想吃点什么就买来吃，时间是三到六个月。

我弟弟是第一个被医生叫去的，当时我在岳母家吃晚饭，接到弟弟的电话，听着弟弟电话里的哭声，我知道事情很严重，想着母亲将在接下来的三到到六个月的时间内会离开这个世界时，我感到很无助。这种无助是一种感觉自己濒临死亡般的无助。这种无助，在我母亲离世后8年，又让我体会了一次。那次我妻子做麻醉胃镜后回家，刚走出医院大门，妻子就摇摇晃晃起来，整个人脸无血色，嘴唇白紫，我赶紧将她扶坐到路边的一个隔离墩上，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自己头晕心慌，可能是长时间饿肚子的原因，也可能是麻醉效果没过，她自己用右手大拇指指甲死掐左手动脉位置（她怕自己会晕倒，想借疼痛感坚持），我说先买颗糖吃下去会不会好一点，妻子同意。但是我没法放开她自己跑去买糖，我怕放开她，没了依靠后真的会摔倒在地。那一刻，我望着路上行色匆匆的人流，突然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明白了原来人类在广袤的宇宙空间里，充其量也就只是一颗微小的尘埃，面对疾病来袭，每个人除了恐惧，就是无奈。

癌症，多么遥远，又多么近，远在只听人家说起过，不关自己什么事，近却在咫尺，就是发生在母亲身上。都没来得及孝顺，母亲却要走了。

我拖着疲软的身躯，来到医院，看到弟弟还坐到楼梯下哭。我说现在先想办法怎样骗过母亲，因为母亲不识字，容易骗。

我找到医生，证实了结果后，来到母亲病床前，强装欢颜跟母亲聊天，母亲问我说，你们怎么眼睛红红的，我说：“阿妈，我就干脆说吧，你的脚是个骨髓炎，医生说要截肢才能保命，所以我们就哭了。”母亲听完也哭了，她哭自己接下来只能坐轮椅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生命最多还有六个月。如果还能坐在轮椅接受我们的孝敬，那也是天赐恩惠了，可惜，生命也即将逝去。

医院没有药可用，痛得厉害时就注射吗啡，我们找到化疗部，想试着救救看，化疗部说不收，如果真要抱希望，建议我们去中医院试试，吃点中药，尽量改善接下来最多六个月的生活质量。

我把母亲拉到了中医院，找了一个熟人，医院勉强答应接收。

母亲不明觉厉，只是认为自己在接受治疗，但不知道是绝症，是没有救的病。她一生好胜，我们几个兄弟，抢着要背母亲去病房的时候，母亲强烈要求自己下地走，在她的潜意识里，自己不是那类濒死之人。她下地后，用双手手指将自己蓬乱的头发梳理了一遍，挺着胸脯，装作一个正常人的样子，从住院部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沿途拿双眼扫视两边的病房。她看到病房里躺着的几乎都是老人，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恐惧，但母亲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问什么。在她自己住下来后，经常会听到其他病房传出哭声，这个时候母亲便会忍不住的问我们，问那些人为什么哭，我们骗母亲说，可能是摔倒了吧？反正叫母亲不要去想他们的事，并叮嘱母亲“好好养自己的病，争取早日出院。”实际上，其他病房传出的哭声是代表着又一个生命的结束，来这里住院接受治疗的，大都是行将就木的人，基本是没有希望治愈出院的，只是患者家属不忍心在家等死，所以拉到这里来接受中医的辩证治疗，期望能够尽可能大的延长患者的生命。

在中医院里，母亲照样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包括生化检验，和全身骨扫描，结果拿到手的报告全部是坏的，没有参与照顾的我的几个姐姐，一直怀疑母亲的检查是否出错。我回答她们说，出错也不是不会，医院误诊是有的，但是有一点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患者自身人体有没有不舒服？如果人自身没有不适感，像个好人一样，那样去怀疑医院误诊是有道理的，问题现在母亲自己很难受，这个是事实。果然，母亲的脚痛刚缓解，她的手臂又莫名其妙的痛起来了，我根据母亲疼痛的位置，去对照拍的片子，发现片子上一团浓聚，本来正常人的骨头片拍起来是透的，而母亲喊痛的位置，片子上是黑的，黑得让人害怕，医生说，那是癌细胞聚集处，骨头已经被癌细胞啃噬殆尽。我把这些情况跟其他兄弟姐妹分析后，她们只能接受事实了，其实，我也不愿接受，只是事实不容置疑。

中医院医生说，问题很严重，生命只有3-6个月的判断基本不会错，问我们，如果不心疼钱，那就试一试靶向治疗，或许能延长生命几个月，但是，好起来的可能是没有的，斩钉截铁的话，透露着医生的自信。医生越自信，我们越灰心，那可是他们几十年得出的治疗经验。就像太阳就是从东边升起，西边下落那样，就像四季更替一样，不以人的意志转移。

靶向治疗，一颗药560元，一天一颗，不能停。我问医生，这款要假设有效，最多能延长生命多少年？医生说，个体不同结果也不同，有的人三个月就产生耐药，失去药效。有的人能一年有效，根据目前数据，服用这款药，活得最长的是20个月。也就是说两年不到。我们算了一下，一年差不多是20万元，我兄弟四个，姐妹三个，根据农村习俗，姐妹没有义务承担父母亲的治病费用，所以，一年20万元的费用由我四个兄弟分摊，我们经过简单的商量后，全部同意让母亲继续接受治疗，并决定，只要有药可治，都不放弃。

我们根据医生的推荐，选用的是一款叫易瑞沙的靶向药，服用这款药有一个优待政策，那就是，先自费服用6个月，之后可以免费。这样的话我们的费用就省了很多，感觉这些制药企业还是蛮良心的，我们都很感恩。可是后来的事情发展，让我们的想法起了改变。类似这样的药，排除极个别的特殊因素外，其有效性基本也就是半年。也就是说，这类药服用半年后，绝大多数的癌症患者都会产生耐药，继而很快便会离开人世。除非还有所谓的“二代药”跟上，否则，就是免费赠药，也没人服了，人都没了。

经过一番繁琐的申请，我们争取到了易瑞沙自费半年后的赠药资格。母亲开始服用了。靶向药的副作用比化疗小，但也还很多。其中没有胃口是一大副作用，母亲在服药过程中，我们一直哄骗她，无论怎么没有胃口，也要把饭吃下去，只有饭吃下去，才会抵抗力好起来，抵抗力好起来，病才会好得快，我们一直这样“辩证”地分析给母亲听，母亲全部信以为真，她开玩笑说，只要对身体有好处，别说是饭，粪便也都熬下去，可见母亲的求生欲望非常强烈。

在母亲这样的“坚强”意志下，易瑞沙服用一个月后，身体各项指标大幅改善，生化检验血常规中，癌胚抗原数值从上千降到上百，脸色明显红葱了，体重也增加了。那天回医院复查时，母亲一定要自己坐电梯，自己走到病房。看得出来，母亲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就这样，我们每隔一个月回医院复查一次，复查完了就回乡下。时间很快半年就过去了，半年后，母亲还活着，享受到了厂家的免费赠药待遇。虽然此时的药逐渐显露出了耐药性，但是医生建议，反正是免费用药，吃比不吃好。

易瑞沙赠药有严格的程序要求，每次最多可以领两盒，14天的剂量，领药时需要将前一次的空药盒拿回来做为凭证，以证明上次的药确实系患者本人服用，且没有剩余。第二点就是必须要患者本人亲自来现场，以证明还活着。领药的地点是在鹿城路的一家协会办公点，位置在三楼，来这里的病人基本都无法自己走动，都靠家属将病人背上来。我母亲每隔14天从乡下过来一次，每次我们几个兄弟，还有父亲都争着背母亲上楼，又争着背母亲下楼。有一次，我们发现现场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在她母亲的陪伴下来领药，母亲问我：这么年轻也吃这个药吗？我说，是啊，生病了又有什么办法呢？总得医治吧！母亲听完默不作声。

四

2014年，过年的钟声敲响了，很幸运，母亲活过了发病以来的第二个年。正月的村庄，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全村在外的人马都回来了，无论是赚了钱的还是没赚到钱的，大家都很高兴，毕竟回家是每个人过年时的最大愿望。母亲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她卷缩着瘦小的身躯，不间断的发出病痛折磨的呻吟声。父亲作为母亲终身寄托的靠山，只要想坐起来靠一会的，无论在家还是在医院，母亲全部要求父亲坐她后面，让她靠在父亲的怀里，母亲说，靠在父亲的怀里，感觉好受一些，病痛也减轻一些，而父亲则有求必应。所以，从母亲病发以来，不但苦了母亲自己，也苦了我的父亲，母亲靠在我父亲怀里时，我父亲是一动也不能动的，他只能机械的充当我母亲的“床头，”只要母亲没说躺下，父亲就一直坐在母亲的背后。

我们对母亲的疾病逐渐看开了，没有先前的那种无法接受的心态，生老病死是人生自然规律，人要生病与天下下雨一样，没人能阻挡，我们的生活渐渐地走向正常，而母亲却在渐渐地走向人生终点。

正月初二那天，阳光很好，照射在人身上，暖洋洋的，世界很安详，安详得似乎人世间根本就没有疾患。母亲躺在门口的一张靠椅上，身上捂着被子对我们说：娒，阿妈知道自己的病，你们怎么哄（隐瞒）都没用，我自己心里有数，看起来去日不多了，只是阿妈心有不甘，你们慎重考虑一下，是否考虑把妈妈送到上海去做个最终的检查，如果结果判断温州的检查是错误的，那么接下去该怎么治疗，如果上海的检查结果证实妈妈的病是绝症，那我也就死心了，阿妈的这个想法你们当做是我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你们几个兄弟姐妹商量一下。

我们想都没想，就决定要完成母亲的这个愿望。

没有熟人，我在网上找到了一家医院，预约了主任医生，告诉医生，希望一到达就可以上检查仪器，上海的医生很懂患者家属的心，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

正月初五那天，天空突然下起了雪，我们带上母亲，风雨兼程，面包车在冰天雪地疾驶着，车窗外天寒地冻，大片大片的雪花像蜂群一样冲向挡风玻璃，我们连续行驶了7个小时，将母亲送到了上海胸科医院，到达当天就被推进了PT检查室，这是一款检查全身肿瘤影像的仪器，费用高达上万元，检查后，结果很快出来了，母亲肺癌晚期多处骨转移的诊断没有一点意外，我们如实告知了母亲，母亲默默的流下了眼泪说：“咱们回家吧！”

我们没有立即回家，不是因为对母亲的病存有希望，而是因为父亲，此为后话，这里暂且先把母亲的病说完。

母亲回到老家后，身体状态每况愈下，我们为了母亲就医方便，特意在温州郊区租了一间很旧很便宜的房子让母亲住，父亲照顾，我们利用空余时间去看望。

房子租在一座民房的四楼，母亲这个时候已经走不动了，每次在医院来回都要走一条很陡很窄的楼梯，父亲和我们几个兄弟，每次都争着背母亲上下楼梯，有一次被父亲抢到，我们想着让父亲多尽几次做丈夫的责任也好，所以，当父亲艰难的背着母亲往上走的时候，我们也没做更多的拒绝。看着父亲步履艰难的挪动，紧跟在后面的我，一边强忍着眼泪，一边嘱咐父亲小心。那画面，不是亲自经历，那是无法体会的。

房间内有一扇窗，我每次去看母亲时就会往窗外看一下，心里想着假如母亲受不了疼痛，最后选择寻短见，从窗户跳下会不会有事？有一次我去看母亲时，发现房间里多了几根香蕉。我询问父亲说谁来过了？父亲说没人来过，香蕉是他自己下楼去买的。因为租金便宜，我们租的房子离大路较远，需要七拐八弯，像打地道战一样，穿过一条巷，再转过几个弯，很不容易找到的，父亲一辈子生活在农村里，对于喧嚣的城市，他根本不知道东南西北，平时来我们几个兄弟家做客时，大多是车接车送，偶尔坐一次公交也是点对点的接送，这次他居然独自去买来香蕉我很惊奇，问父亲是如何做到的？难道不怕自己走丢吗？父亲憨憨地笑着说：是你母亲突然提出来想吃香蕉，我就“冒险”出去买了。父亲说自己也担心出去后找不回来，于是急中生智，像电视里演戏那样，每走一段路就在路边做记号，找到水果店，买了香蕉后，按图索骥原路返回。我听完父亲的讲述，心里很难受，但我勉强装出了一丝笑容对父亲说：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送过来的。父亲说，你们也忙，这点事爸爸自信还能办好。其实我的担忧有一层父亲还没领悟到，那就是我怕这是母亲的调虎离山计，她想把父亲骗出去，自己爬起来去跳窗。其实我这个担心是多余的，这是我在后来的一次与母亲的谈话中得知的，我好几次隐隐约约向母亲表达过这个担心，母亲是个很聪明的人，她听出了我的担忧后明确地告诉我说，自己不会做轻生这样的傻事，母亲说，自己信佛，做人要讲良心，哪怕是知道自己的去日已不远，也不会去害别人，她说如果自己轻生，无论地点选在哪里，出事的那个位置，人家心里就会有膈应，母亲说这是作孽的行为。

五

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我们再一次安排她住进了医院去，医生已经无计可施，没有药好用，只是看着家属的执着，不忍心拒收，但又不能什么都不做，于是每天给母亲挂起点滴，打氨基酸和蛋白营养液，一天费用大概是2000元，母亲的这一次住院是她生命终结前的最后一次。人们对生活的预期，是会随着身体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母亲刚被查出绝症时是68岁。她跟我们说，如果上天能让她再活10年，自己就满足了，后来病情的发展，使得母亲将心理的生存预期降到了五年、三年、一年、几个月。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能让母亲活过2014年的六月，因为农村当地有个忌讳，一个人如果死在六月（指的是农历），会被人在背后诅咒的，所以我们几个兄弟商量，只要能延长母亲的生命，让她挺过这个夏天，无论多少钱我们都接受。

人生总是有许多次的后悔，尽管在事情没发生之时，心里一直告诫自己别给自己制造后悔，但到了真出事的时候，便又不自觉的将往后让自己后悔的情绪表现了出来。母亲那一晚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硬是要求我们把父亲带回去，叫一个临时护工陪护一晚，说自己不会有事。我们拗不过母亲，那晚九点过后我把父亲接回来了家，并花了200元叫了一个临时护工照顾母亲，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的安排，给我们几个兄弟，尤其是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因为那晚母亲出事了，而我，却还责怪了母亲。

那天晚上下半夜时分，母亲起床上洗手间，她看着护工睡着了，没忍心叫他，于是自己一个人攀着床沿，沿着病房的墙壁一路摸索到卫生间，出来时由于体力不支摔倒了，把额头摔出了一道手指宽的口子，缝了五针。次日早上我们带着父亲赶到医院时才知道昨晚发生了这件事，我看着病床上的母亲，额头包着纱布，一问护工，护工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叙述了一遍，母亲在床上一个劲的为护工辩解，说这件事不要怪护工，是她自己不小心造成的。可能是我心里长时间的压抑作用使然，本来就抱怨母亲“事多，”如今还制造出这场意外，给自己多了一种伤病，结果没忍住，用了责备的口吻说：“怎么这么不小心？”母亲知道自己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她面对我的责备，默默地接受了。这是自母亲发病一年多来，我第二次对母亲发脾气。第一次是母亲在吃易瑞沙靶向药后两个月，可能是副作用大，母亲难受时哎呦哎呦地呻唤，我责怪了母亲，说是自己生的病，又不是被别人打的，这样哎呦哎呦的叫着别人听到难听。第二次就是这次母亲摔倒受伤。这两起我对母亲的责备，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不可原谅，每每想起，心中都没办法释怀。天下哪还有谁好受的时候要哎呦哎呦的叫的？天下还有谁会故意把自己摔伤的？没有，都是迫不得已，都是无可奈何之下的，不以自己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客观表现，而我却还在事情发生时，用了生气的语气，对一个生命即将终结的亲人使用了责备的话语，而这个亲人还是生我养我，给了我生命的妈妈。其实我的生气还有另一层深层次的缘由，我知道母亲在世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重病在身的母亲，这样的的伤口不容易愈合，如果在母亲生命终结的那一天，额头上的伤口还没痊愈，这对一向注重仪表的母亲将是一大伤害，总说连个囫囵的身体也带不去了，我们希望母亲走时，不要带着伤。事情的结果出乎了我的意料，本以为母亲这个伤口一定会伴着她离开人间，没想到的是，后来这个伤口很快就痊愈了，在我母亲终结生命的那天，母亲的仪表完整没伤口，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六

母亲最后一次在医院住了一周后，医生说：“再治下去已没意义，你们做子女的也尽孝了，尽责了，我们看得出来，你们很爱你们的母亲，但是确实没办法，对于你们的行为，我们医院深表理解，但是人命由天不由己，生老病死是生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你们只要尽力了就好，有些事是强求不得，虽然我们医院懂得你们的心情，但是你母亲的病真是回天乏力，希望你们能看开一些，你们把母亲运回老家去吧！”

我们忍着泪水，办理了出院手续，把母亲运回了老家，我再一次的争着把母亲背出医院的那一刻，我没有回头看医生，也没有回头看医院的大门，因为我知道，已然没有了再见的可能，这一去，母亲将无可能再住进来。生命就是如此脆弱，在你将死之时，连想再进医院的资格都没有。

回乡下老家后，时间是2014年的6月份，我们剩下的唯一一个可怜的愿望就是母亲能撑过农历六月。

或许是老天开眼，也是老天开恩，母亲居然顽强的度过了阳历六月，又度过了阳历七月，很顺利的把农历六月熬过了。期间母亲一直卷缩在床上，皮包骨头，脸色乌青，肚子鼓起来，双脚像大象腿，身体时不时地渗出一些黏乎乎的东西，但神志还很清醒，还经常嘱咐我们怎样怎样。吃饭只能进一点流食。时间进入到了八月份，母亲的情况急剧变化，说话基本已经没有能力，跟她说话也得不到回应，唯有一丝尚存的气息，预示着母亲还活着。

如果说，母亲只要没断气，我就还有妈妈。那么我没有了妈妈的时间是2014年的8月8日，农历7月13日，我在温州接到妹妹的电话，妹妹在母亲将去之时，天天在老家陪着。电话里妹妹哭着说：“咱们没有妈妈了。”瞬间，我嚎啕大哭。这一年，母亲70岁。

七

总是不想去回忆母亲，怕是勾起自己的思母情绪，但不想，又感觉自己心里发堵。在想与不想母亲之间，内心时常交叉冲突，如今把母亲的犯病经过写出来，也算给自己一个交代，一个释怀的交代。

母亲发病初期，经常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不舒服，问我有没有办法。面对母亲的求助，我无能为力，每次都是用谎言安慰母亲，最后都以“我去医院问问医生”结束通话，而事实又是“事无着落。”一遍一遍的安慰，一遍一遍的电话挂断后的茫然不知所措，我对电话铃声的响起有了神经质般的反应，一有铃声，心里就发怵，直到母亲真实去世后，我还在害怕接听电话，以至于自己频繁的更换电话铃声来骗自己，骗自己这不是我的电话铃声，这种现象或许将伴随我的一生了。

事情似乎到此告一段落了，但是，很不幸，事情远没有结束。上天似乎对我是不公平的，很多苦难都在我身上降临。下面开始说我父亲。

八

早在2012年，我母亲被查出罹患癌症后，我们心里徒增了另一个担忧，担忧父亲也患癌。我们经常有在相关渠道上看到一些消息，几乎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说肺癌跟吸烟有关系。我母亲不会吸烟，但是父亲是个老烟枪，如今不吸烟的母亲都得了与吸烟有关的肺癌，那么，吸烟的父亲能逃脱得了这个厄运吗？记忆中父亲吸烟十分厉害，其实，做为农民，很少没有不吸烟的，他们在田间劳作时，没有别的可调节疲劳的时间甚至是机会，唯有借助吸烟的空隙来舒缓自己的疲惫感，很多农民说，吸根烟可让自己精神倍增，什么疲劳都忘记了。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吸掉2包香烟，这还不够，父亲还自制土烟吸。鉴于父亲的这种经历，在母亲被确认绝症时，我们的心是彷徨的，七个兄弟姐妹几乎一致认为，父亲也存在问题。所以，我们在安排母亲住院后，带着父亲去做了一个CT，肺部占位，面积3CM，医生高度怀疑是癌。生活中很多事情，每个人都有一个预期，尽管有些预期是真实存在，比如预期自己有高血压，比如自己考试没及格等等，但是，毕竟只是“预期，”当事实结果被证实后，人的反应还是如坠冰窖。没检查前，我们对父亲出问题有了一种统一的心理准备，但是一旦检查结果证实了先前的猜想，我们还是没法在短时间内接受。

肺部CT结果有阴影的，诊断上有多种讲法，小的叫结节，大的叫占位，结节又分微小结节和结节，一般大于1CM的结节，其癌变可能就大了，何况是3CM，这个医生直接叫占位的阴影，基本不用怀疑，就是癌。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怎么办？母亲在医院里等待生命的结束，父亲接着查出了癌症。我们要做出决定，是放任父亲不管，先顾母亲这边，还是父亲母亲一起管？如果同时一起管，母亲谁照顾？父亲谁照顾？如果先管一个，那么父亲的病会不会发展很快？为此我特地去找父亲的几个兄弟商量，两个叔叔一致认为，父亲当年75岁，从他各方面的行动和气色看，放任不管，继续活5年没有问题，如果真能活5年，那时候父亲已经80岁，退一步讲，一个人如果能活80岁，“走了也不可惜。”最主要的是母亲需要父亲照顾，我们可以瞒母亲一天两天，说父亲有事去乡下，但是，如果我们如果把父亲安排做手术，那么，母亲很快就会知道父亲出事了，这样母亲可能一下子就受不了打击，继而就走了。因为要管父亲就是安排父亲做手术，医生说过，父亲的病还具备做手术条件，并没有像母亲那样，已经向全身扩散。综合考虑后，我们决定先隐瞒母亲，也隐瞒父亲，一切视母亲的疾病发展而定。

前面说过，我们带母亲去上海胸科医院做PT检查时，顺便安排父亲在该医院拍了CT，其实我们也还有侥幸心里，希望温州的片拍不准。所以，在上海母亲检查结果没有意外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上海住了一晚，为的就是带父亲做检查。

上海胸科医院拍过父亲的片后，我们拿着片给医生看，医生让我父亲走出病室，留下我和我弟弟，跟我们两人说，要有心里接受准备，我们说我们心里有数，只是想知道，像这种情况，还可以活多少年？面对这个问题，医生说，每个个体不一样，说不好具体生存时间，医生只建议我们，最好安排做手术。

九

这样也算事情尘埃落定了，接下来就是看我们自己做那种安排了。

在母亲从上海回来，再无任何幻想后，生活反而平静了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做出了要安排父亲做手术的决定，面对医生可以做手术的建议，我们如果不做，始终感觉心里堵着一面墙，所以，再三权衡后，留母亲在乡下老家让我妹妹照顾，我们安排父亲去医院了，这个时候告诉母亲和父亲的说辞是，父亲肺里长了一个东西，医生让我们最好做掉，不做掉会有变坏的风险。实际已经就是坏的东西，我们没明说，父亲自己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表现，所以也都信了，这一年是2014年。

父亲手术很顺利，术后一周就出院回乡下了，也没安排做化疗。回到乡下休息了几天，就接着照顾起母亲来了。

时间很快就到了8月份，母亲走了。

父亲从此变得沉默，整天看他黑着脸，他被查出肺部占位后，当天就戒掉了香烟，母亲去世后，他经常一个人去坟头，默默地看着母亲。父亲平时自己一个人照顾自己，他不同意我们给他安排照顾的人，说自己好好的，也会烧饭，不需要人陪。根据医嘱，每半年复查一次，结果都很好，我们也暂时看到了曙光，生活也平静了几年，虽然母亲走了，但还有父亲在，父母只要还有一个人在，那家的感觉就还在，我们每年过年都会回老家陪父亲，80岁生日那年，我们给全村人发了一个66元的红包，父亲乐的裂开了嘴，在拍全家福时，父亲的眼内噙满了泪水。

十

只是好景不长，父亲出事了。

父亲术后第5年的一次复查中，发现肺部复发，但是父亲依然没有症状。这又给了我们踌躇，是医还是不医？医又怎么医？再做手术，显然不实际，毕竟年事已高，怕手术台上下不来，不做，又没有其他方案，不理不睬，任其自然发展则又于心不忍。最后，我们又想到了那个给母亲治病的靶向药易瑞沙。

吃易瑞沙前先做一项基因检测，大概要五六千元的费用。基因检测结果显示父亲有基因突变，符合吃易瑞沙的条件。这个时候的易瑞沙已经从母亲服用时的每颗500多元降到了每颗200多元，且被纳入了社保，在自费了大概三个月后，每颗药的自费部分只有几十元了，比起母亲那个时候费用大大减少了，这得要感谢党和政府。

吃易瑞沙这个事不好安排，父亲是读完小学的，过去叫高小，认字多，还曾当过村里的会计，不像母亲那样好糊弄，在这件事上很难瞒得住。加上这个药的模样，可以说是父亲太熟悉了，当初就是父亲每天拿给母亲服用的，甚至可以说，凭手感摸，也能摸得出来这是什么药。但是我们还是想瞒一瞒父亲，都说很多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这个我们都信，相信心理对疾病的作用，这并非唯心主义，我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我承认人的心理恐慌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疾病本身的发展速度，所以，我们对于父亲同样患癌这件事上，千方百计，绞尽脑汁的在敷衍着，瞒着。希望能给父亲一种“自己没有大问题”的错觉。这个时候病人服用易瑞沙也不像之前母亲服用时那样要求严格，非本人领药不可，这个时候可以由亲人代领代购，我们在决定给父亲服用易瑞沙时，把包装拆掉，直接把药放在一个装维生素的空瓶子里，跟父亲说，怕药受潮，所以把药装进密封瓶子，每天吃一颗，每次取药后记得拧紧盖子。我们不知道父亲知不知道这个药是治什么的，我估计父亲是知道的，只是父亲认为，既然我们都不说，那他自己也就不问了。我判断父亲知道这个药来源于一次父亲不经意提及，说“这个药跟之前你妈妈吃的药一样，”另一个让我有这种判断是父亲手术后，吃菜方面非常克制，但凡中医认为跟“发”搭边的菜，父亲一律不偿，比如螃蟹、鸡蛋等等这类民间认为易发的菜。说明父亲自己对自己的疾病有个很清楚的认识，除此之外，就是父亲在2017年春节，也就是父亲78岁那年，他希望我们几个兄弟把旧房拆除盖新房这件事的时候，他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爸爸能活到什么时候是个未知数，根据目前我自己的身体状况看，再活两年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你们几个兄弟在爸爸过世之前，把旧房翻建起来，那爸爸也就死也瞑目了。为此，我们几个兄弟做了简单的交流后，就决定旧房翻建了，尽管建新屋这件事对于我们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不可能会再回到山里去住，但是，拿父亲的观念来说，这是根之所在，再说，村里大家都建了新房，如果独独留自家几间旧屋，面子上也过不去，所以，对于父亲的这个愿望，我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十一

父亲开始服用易瑞沙后，大的副作用没有，小的副作用没断，比如脚上的皮肤溃烂、发痒、视力模糊、食欲不佳等等。但是父亲从不称自己难受，即使是我们主动询问他时，他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这点毛病算不了什么，叫我们不用担心。尽管如此，我们也会经常带父亲去看相关科室，包括中医治疗。

服药三个月后，我们带父亲去复查，CT结果显示阴影缩小了，我们很开心，在此同时，我们也都在从各方面了解其他病人在服用这个药的一些情况，医生也有跟我们说，这个药最好的病人，十几年了都还在服用，还说，肺癌终究会被攻克，成为一种像高血压那样的慢性病，只要坚持服药，就可长期生存。谁知道，芸芸众生，似乎老天把每一个都安排好了似的，当我们想着父亲的疾病最终能有易瑞沙控制，并且副作用还可耐受，终于不用担心父亲死于癌症的时候，厄运降临了。

其实我们心里有数，父亲的这个病，如果一旦控制不了，时间就只能按日计算，所以，在父亲顺利活过术后5年，也就是父亲80岁那年，我们就以最高的规格为父亲办了一场寿宴，因为我们清楚，再怎么好运，父亲是不可能活到90岁的，我们农村的习俗，70岁一般不办寿宴，90岁很多人活不到，于是80岁这个逢十的寿宴就被很看重，对80岁大寿做得隆不隆重，既是一次对子女是否孝顺的检验，也是一次经济实力的检验。面对父亲这个人生最后一个“十，”我们四个兄弟和三个姐妹是空前的一致，一致同意往高规格的方向办，本来按照习俗，姐妹没有义务承担父亲做寿的费用，但是三个姐妹也都自愿出钱，为父亲的大寿宴出钱助力，为此，我们给当地每一户分家自立的家庭，派送一个66元的红包，这个金额的红包，不确定是否会有后者，但一定是前无古人的。那天我们与父亲在桌子上往红包里装钱时，我们开玩笑说，父亲如果能做到90岁的大寿，我们决定给每户发100元的红包，父亲那次笑的非常开心，并连连称：“这样我就可创纪录了，”未了加一句：只是这样比较用大。

父亲能安然活到80岁，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心理上，我们都认为已经达到逾期了，甚至还觉得父亲的寿命是赚了的，各种理由都不允许我们低调办寿宴，最后我们置办了30桌酒水，叫来了亲朋好友和村庄里的所有人免费吃，不收“份子钱，”个别亲戚之前有人情来往的，由父亲自己决定收与不收。

寿宴办得十分风光，此时的旧房翻建也如荼如火的进行着。父亲是个劳动惯了的人，他闲不住，尽管我们的房子建设是承包给建筑商了的，但是父亲依然不停的自动参与管理，尤其是屋内的建筑垃圾，每天一定会清理干干净净，他说这样第二天，师傅过来做生活时会有一个好环境。不幸恰恰就出在父亲辛劳的本质上。

十二

2019年11月30日，入冬后的第一场寒潮袭来，将温州这座沿海城市包裹在冷冷的空气中。阴霾的天空，雨水一阵接着一阵地洒向地面。早上九点多钟，雾霭沉沉的山村里，父亲一大早就起床了，他一个人草草地吃过早餐，就去整理老屋拆建后的建筑垃圾。他想在中饭前把垃圾清理完毕，这样午后就可以跟几个邻居打麻将了。麻将是父亲刚学的，之前的爱好是摸摸牌九，后来村子里摸牌九的人少了，经常出现凑不齐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麻将玩起来更悠闲，所以父亲大概在七十八岁时候的样子，勉强学会了打麻将。刚学会麻将的父亲，就像刚拿到驾照的人，总想摸摸方向盘那样，有些痴恋。只要有机会，就努力参加。虽然麻将打得很生疏，经常会把需要的牌出掉，但是一起玩的邻居也都很宽容，允许我父亲有限度的修正。可即便如此，父亲基本上还是天天输钱，大概每次输三四十元的样子。偶有手气极端好的时候，也能赢个五六十元。无论怎样，我们做子女的都很支持，认为父亲有玩伴陪玩，可以将日子过得舒坦一些。只要父亲开心了，我们做子女的也就开心了。

父亲不喜欢将自己穿得厚实，尤其在干活的时候，他认为穿多了，做起事来不方便。即使是冷空气袭来的天，他照样只在内衣外边套上一件我穿剩下给他下地用的旧西服。他将整理好的一车破砖残瓦，沿着屋子到车站的台阶往下滑，他双手抓着车把，面对独轮车，倒着身子一步一步艰难的退下台阶。突然，车子在重物装载的惯性作用下，速度越来越快，父亲下退的脚步跟不上独轮车下滚的速度，惊慌失措的父亲，顷刻间被推下了台阶。父亲卷缩着躺在车站的水沟里，一动不会动，像一位熟睡的老人，没有任何喊叫，也没有任何呻唤。

邻居发现我父亲倒在水沟里，赶紧将他抬起，却发现父亲已没了意识，任凭如何呼喊，都没有一点反应。

父亲在两小时后被用120急救车送到了温州附属第二医院。经过检查，“左侧枕顶叶脑内血肿破入脑室，广泛蛛网膜下腔出血。”医生诊断没有生还的希望，医生说引发脑出血的原因可能是外伤所致，也可能是气温骤降，加上情绪紧张引起脑血管破裂。医生还说，再过二十分钟就要宣布医学死亡了。医学死亡一宣布，就预示着我父亲的肉身回不到故乡去了。

故乡是一个创造了人生命的地方，她会包容人的一切不幸和苦难，即使生命消失，能和故乡的土地融为一体，也是人最后一个夙愿。我深深知道，父亲热爱自己的故土，热爱这片生息了他整整八十年的故土，第一时间回到故土一定也是我父亲的人生最后一个夙愿，父亲想回家，回家再看一看那些共同生活了一辈子的邻居，再看一眼自己亲手拆掉如今已重新建起来了的新房子，哪怕是最后看上一秒钟。但现在，这一切都只能让父亲去用“心”感受了！想到这里，我很快将父亲送回老家。

邻居们约好的，下午的麻将局缺人了，父亲说好参加的，结果食言了。而且永不再参与的那种，他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无限眷恋，带着对麻友们的无限歉意，走了，走得如此利落和干脆。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没有和任何人，包括他至爱的七个子女，都不曾说再见，就再也不见了，生命如此之脆弱。

或许，父亲是想我的母亲了吧！可惜，母亲不知道父亲会在她离去后的第五年，以这样的方式去与她相聚。

时间过往不复，人生是一次性的，生命以时间为载体，这决定了人类以死亡为结局的必然悲剧。谁能把昨天和前天追回来，哪怕再经受一次痛苦的诀别也是幸福的。

关于父亲的死，我们七个兄弟姐妹都没法接受，也没法释怀，总认为父亲不应该就这样离去，起码这样的场面要给我经历：父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地等着我从外地赶来。我急急忙忙赶到家，从父亲病床前站满人的一片“来了来了”的低语声中穿过，跪倒父亲面前喊一声：“爸，我回来了。”父亲抬眼看了看我，用他仅存的一口气说：“志，你回来了，爸爸就等你了。”说完就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可惜，这个并不高的要求经历我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也没有，我和弟弟，还有妹妹看到父亲时，他的身体还暖的，但是其他几个姐姐看到父亲时已经只剩冷冰了，那天大姐从江西回来，看到父亲硬邦邦的身体，当场就昏厥了。后来我们在米缸里发现父亲的一本存折和一本笔记本，存折上还有7万块钱，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记着的是某年某月，谁谁送来一颗菜，谁谁送来一瓶油，还有谁谁在80岁时送给他一件衣服等等内容，我们望着这个笔记本，泪水不自觉的翻滚而出。

父母亲都走了，我们就是孤儿了，没有父母亲的感觉一点也不好，特别的不好，我宁愿要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沉重，而不愿以永失父子母子的天伦亲情，去换一份卸却沉重的轻松。对于我，从未觉得真的是什么沉重，而恰恰相反的觉得是人生的一种福分，现在，我没法再享受那一种福分了。

著名作家梁晓声说：失去亲人最痛苦的不是失去的那一刻，而是日后想起他点点滴滴的好时。对母亲的过早离世和对父亲的突然离世，那份痛心和思念，或许还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也或许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