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司阿娇

6月份的一个周日，我与几个初中同学去温岭参加一个同学儿子的婚宴。觥筹交错间，女同学珍说：“阿斌不能喝，其他人随意。”阿斌闻言，拿眼睛白了白珍，反问道：“干嘛我不能喝？又不是喝你的酒，你管我？”

阿斌长得魁梧，嘟着嘴，一副佯怒的样子。珍冲着阿斌笑着说：“因为你要当车司，得负责将我们安全送回温州。”

同桌的十几个同学，听到“车司”一说时，大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什么是“车司”？片刻之后，大家几乎同时反应过来了，原来同学珍讲的“车司”，其实就是司机。熟悉又陌生的一种感觉瞬间充斥大家的心。恍然大悟后，大家纷纷就这个词汇聊了开去，我的思绪却被一下子带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岁月里。

三十多年前，因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二十岁出头就只身来到温州这座城市。

90年代的温州，私营经济刚刚起步，轻工业蓬勃发展，皮鞋厂、服装厂、打火机厂像一场春雨过后枝头的嫩芽那样，不知不觉间冒了出来；道路上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出租车“菲亚特”，人力三轮“白卵车”，从早到晚生意火爆，城市到处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女同学阿娇，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来到温州牛山北路的“公路总段”的，她来公路总段不是去上班，而是去学开车，她要当车司，想学成之后谋一份职业，她起初的目标是开出租车。

那个年代，拥有驾驶执照，会开车算是一门手艺，甚至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学驾驶的人，普遍家庭条件较好，他们要么是替单位开车的专职车司，要么就是租车跑营运，总之都有一定的稳定收入，极少会有车司闲赋在家的。阿娇是家里的老幺，受尽全家人的宠爱，很自然的，对于阿娇提出要去温州学驾驶一事，家里全力支持，斥巨资让她去学。

阿娇怀揣15000元的学费，先去娄桥头陀寺报了驾驶理论培训，90年代初期，有条件学驾驶的人寥寥无几，学员吃住在驾校，需要经过一个月严格的理论学习，考试合格后方能上车训练。与现在学驾驶不同的是，那个时候理论考试不是机考，路考也没有红外线测判，能否顺利通过考试，考官的主观判断占主要因素。但是，他们的学习时间长，阿娇考了理论后，仅上车上路就训练了四个多月，从报名到取得驾照，差不多历时近半年。

我来温州没多久，就打听到了阿娇在温州学开车，因着之前对“爱情”的憧憬，我从其他同学口中获取了她学理论的驾驶学校位置，刻意安排了时间去看望她。从市区到娄桥，需要辗转几趟公交车，去驾校见她需颇费一番周折。大家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人生地不熟的，见面时倒也有几分惺惺相惜之感。头陀寺在瓯海区的一个郊外，驾校周边一片田地，秋风瑟瑟中，我居然想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诗句。当然，这是我的一厢情愿，她没有“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

我在温州找的第一份工作是送报纸，送报纸的工具是邮包和自行车，阿娇学的是汽车驾驶证，往后她要开的是四个轮子的汽油车，自行车与汽车之间的悬殊，让我在阿娇面前产生了一种不自信，加之家庭条件的差异，对于自己这份单边的“爱情”始终不敢言说，但在这样的荒野里，这样的冷风中，我还是向阿娇表达了关心。我送的报纸上经常有一些出租车车司被歹毒伤害的消息报道，借着自己这方面的便利条件，我像个大人一样对她说：“学会开车后，出车时要注意穿着，夏天的时候不要穿得太暴露，社会比较乱，见色起意的事例时有可闻。”阿娇说我想得倒是远，还有四个月才出师呢？分别之后，我要到了阿娇的电话。

阿娇的车司梦，一直牵绕着我，我在送报纸的过程中一有遇到公共电话亭，我就想到她，想给她打个电话，能说什么不重要，就算“旧事重提”也无不可，我只想让她知道，在这样一座陌生的城市里，有一个男同学在关心着她。每次给阿娇打电话时，心里都很矛盾。既希望电话能及时接通，又希望电话接不通，接通电话怕无话可说，没接通电话则怕她不知道我在关心她。就这样，在通与不通之间，时间很快过去了四个月，阿娇顺利拿到驾驶证，她可以当车司了，她成了名副其实的驾驶人，同学中第一个拥有驾驶执照的人。

阿娇拿到驾驶证后，我多次想象着阿娇在开出租车的过程中，突然哪天就在路上偶遇了我。比如，我正在骑着车送报纸，她刚好路过，她突然把车停在我身边，然后露出惊喜的表情对我说：“骑车注意安全，路上车多。”接着没等我反应过来，对她说出那句“衣着不要太暴露”的话，她便一轰油门，绝尘而去，独留我在风中萧瑟。

只是，阿娇学成开车后便回到老家去了，原先留给我的电话再也接不通了，从此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都没有她的音讯。直到二十多年后的同学会，我知道她当初学成开车后就去电业局上班了，岗位就是车司，因着如今的通讯便利，在写此小文时，我联系到阿娇，问她当时为什么放弃最初的愿望，不去开出租车，阿娇说，在温州，路不熟，没法开出租。

时过境迁，在一桌挤挤挨挨十一位参加婚宴的人中，我仔细观察，发现居然整整有十人是车司，几乎人手一本驾驶证。与三十年前不同的是，现在的“车司”不再叫车司，大家也极少把驾驶执照当作一门谋生的技艺了，而是作为用来享受便利，提高生活品质的一种附加技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