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红薯干

家乡的红薯干

▉周宗华

“幺女，快来，我给你盛一碗新鲜饭吃！”昨天早晨，邻居陈华端着碗从我家门前经过，我妻子忙拉住她，进屋给她盛了一碗红薯干面糊，让她品尝。幺女，是陈华的乳名，乡村里，人们见面习惯叫对方的乳名。陈华接过饭碗，顺便坐在我家山间头火炉边，和我们一起，边烤火边吃着，连连称赞：“嗯，好多年没吃过了，挺好吃的，挺好吃的！”我妻子说：“我家冬月间以来已经吃过这饭有好几顿了，今天早上吃起来仍然觉得很香很香。”

妻子接着给我盛了一碗，让我坐在火炉边“享用”。我发现我碗里的红薯干和其他人一样，呈大小不等的块状。小的如同土豆片，大的如同手巴掌，乳白色，一咬，脆甜脆甜的，同时也带着些许木本植物的本色味道。更是多少年以前的那种红薯干之味，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有些年头没吃了，现在吃起来，充满新鲜感。妻子更是喜欢吃。每次吃红薯干，别人只吃一碗，她则要吃两碗，不让锅里有剩饭。我知道她为啥那么喜欢吃红薯干，而且吃得是那么香。这一方面，饭是她做的，是她的系列作品的再现；再者，这红薯干也是她一手张罗着晒成的，是她辛苦劳作的果实。所以，她的感觉要比别人更深刻。

生在乡村，大家对红薯干有种特殊的情愫。一看见它，一瞬间能勾起多少人苦辣酸甜的回忆。即使到了我们这代人，心里也总是回荡着它的久远的故事。

红薯干是红薯的衍生产品。在乡村，家家户户种红薯。红薯除了可以直接煮着吃、蒸着吃、切碎垫干饭之外，还可以打碎制作淀粉，用淀粉漏粉条；可以直接切成红薯片，放在地里晒干，名曰“红薯干”；也可以将红薯洗净、煮熟后，切成片状，搁在晒席或竹笆子上晒干，名曰“红薯泡”。红薯洗净，剁成米状，蒸熟，用引酵发酵，可以做成红薯米酒，这种酒，神仙都很少喝到。相比较而言，“红薯泡”吃起来味道要比“红薯干”要甜蜜多了。不过，晒“红薯泡”要比晒“红薯干”费功夫；而制作淀粉，用淀粉漏粉条，过程要复杂一些，又比晒“红薯泡”更费功夫。所以，好吃的东西，一般都来之不易。

在乡村，农民晒红薯干、吃红薯干的历史相当久远，确切的起始年代无人考证。不过据我看来，至少有几百上千年吧。否则，就没有今天这样成熟的技艺。

1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人，家住郧阳山区汉水边。从我记事起，几乎家家户户晒红薯干、吃红薯干。不过，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属于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民晒红薯干，是从生产队分得的红薯，拿回家去晒，数量比较少。农民能吃多少，主要取决于生产队能分给多少，而大量的红薯干则是生产队队房里晒制的。生产队的红薯干，一般要分一部分给社员食用，算作口粮，其余拿去卖了，作为生产基金，参与年终决算，给社员分红。在这种分配供给制情况下，农民家庭人口少劳力多的，年终决算可以多进钱，而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则要找钱——就是欠生产队的，叫做“找口粮款”。1970年底，我家有3个半劳力在生产队干活，年底进了200多元决算款。父亲把这笔钱拿到山里，买了几十棵树，盖起了丹江库区第一次移民搬迁三间大瓦房。

农民大规模晒红薯干，是在1982年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土地到户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了，除了分配的土地，农民家家户户上山开荒，广种红薯。此时，山山岭岭、沟沟洼洼都成了红薯地。秋冬时节，艳阳高照，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拿着锄头、背篓、菜刀、刨子，上山挖红薯，小的背回家，大的切开、刨成片，摆在地里或家门前晾晒。阳光好的话，只需一星期，红薯干就晒好了，用背篓、麻袋背回家，堆在干燥的地方储藏起来，用来对付一个冬天和即将到来的春季“长三月”的吃食。

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基本都有储存红薯干的专门家具：木柜、木楼、蔑篓、簸箩等。小的能装几十斤，大的能装几百上千斤。这些家具除了能装红薯干、柿桃、柿饼、柿皮等，也装陈谷子烂芝麻。因为这些木质的家具搁在木楼上，防潮、干燥、通风，可以减少霉变。

从1988年到2008年20年间，是我的家乡生产红薯的“黄金时段”。每家每年出产的红薯有几千斤。最初的年份，甚至能挖红薯上万斤。这些红薯，有晒红薯干的，有粉碎了晒成淀粉漏粉条的，有下在红薯窖等待煮着吃的，有煮熟了晒成红薯泡的……所以那些年，我妻子带着劳力苦心耕种土地，租种别家的撂荒地，上山开荒挖生地，目的是多生产些粮食到家里，满足一家人生活所需。这当中，妻子对晒红薯干、红薯泡情有独钟，红薯干、红薯泡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1990年，湖北日报报道了郧县谭山镇《用红薯干垒起的教学楼》，说谭山镇的农民用卖红薯干的钱集资，在镇上建起了一栋规模较大的教学楼，结束了镇里师生几十年来在破旧的土坯房里教学读书的历史，激发了全县干群“勒紧裤带过日子，扎扎实实办教育”的巨大热情，充分显示了该镇干群晾晒红薯干的历史功绩。

2

那些年，我的家乡——富强大队第一生产队用木杆下河南换红薯干。农业合作化时期，人口众多，土地瘠薄，生产队拼死拼活紧紧张张忙乎一年，粮食往往不够吃，有很多社员在饿饭或出去要饭。生产队长干着急没办法。于是有人提议说：我们住在山里，又靠河边，山上有树，可以砍掉一些树，晾干后，用船装到郧县谭山、刘洞、河南的南阳，换红薯干回来吃。队长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于是，安排社员上山砍树，或到社员家里收些干树，聚拢后，用生产队的大丘子船装好，趁着好天气和顺时风，三天三夜下到河南一些村镇，用木杆和农户交换红薯干或者苞谷。自古至今，河南南阳一带一直是红薯干和玉米的主产区。生产队用一船木杆可以换几百千把斤红薯干和一些玉米回来，让社员度过春荒，不至于饿死人。这时期，生产队培育了一大批技术熟练的架船师傅。这支队伍老少搭配，青壮年居多。其中有我的父亲和兄长。一年中，他们有几个月生活在船上、水上，穿梭在湖北、河南、汉口的岸上和大街小巷，用家乡的桐梓、柿子、龙须草以及红薯干，换取外地能吃的东西，弄回村里，生产队由此找到一条生存之道。细究起来，村里在汉江行船的时光可能有三五百年几十代人，之后到了生产队下河南做木杆换红薯干生意，然后，土地到户，村里再也没人架船了，船和木杆以及一些农产品一起下丹江到河南乃至汉口的历史算是宣告结束了。

3

在中国几千年传统习惯上，红薯干、豌豆面、苞谷等被算作粗粮，细粮是白米细面。过去，穷苦人家大多吃的是粗粮。到了战乱年代和国家困难时期，多数人连粗粮都吃不上，只能饿饭和逃荒、吃树皮草根，甚至吃岩土和死人肉。而在我小时候，农村生产生活水平还很低下，饿饭是常有的事，于是，有了小孩子偷吃红薯干等食物的故事。

有一天，我实在饿的受不了，就坐在门前稻场边上哭，不知哭了多长时间，家里也没吃的，实在没法，妈妈只好从空面缸里拿出一个发面酵子，捣碎，给我煮了一碗面糊喝了，才止住极度的饥饿。但这样饿下去不是办法，得想法子活下去。

但是，怎么才能活下去呢？庄里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便约合着钻门缝、溜瓜架，看哪家锅里、柜里、菜园里有吃的，就偷着吃。

记得那时候，有六七个消息灵通的伙伴，经常约在一起，溜东蹿西的找大户“踩窝子”，然后召集大家一起去偷。

偷的最多的一家，是邻居吉香叔。他家锅里经常蒸有黑面馍，又大又香又甜。我们在他儿子草娃的引导下，很轻巧的从门缝里溜进去，直接来到灶台前，揭开草锅盖，抢着拿馍吃，一会儿就把半锅黑面馍吃光了。吉香叔中午放工回家一看，啊！锅里的馍一个都没了，晌午吃啥？于是，他儿子草娃少不了挨顿打，我们这帮伙伴也吓得四处逃窜，不敢落家。之后，吉香叔家里加强了防守，缩小了门缝，并在门上加了锁，我们再也偷不到他家的东西了。

其次偷的是河沟对岸的尚家。尚家是庄上架船的出身，早晚待在船上，天南海北的到处跑，把本地的木杆运出去，换来河南、陕西的红薯干、高粱当饭吃。眼下，他家楼上木柜里有红薯干。红薯干晒的白霜霜的，闻着特香甜。一闻，就能勾起我们强烈的食欲。得到这个宝贵的信息，我们这一群孩子就像得到宝贝似的，瞅见尚家大人上坡干活去了，一窝蜂的就过沟，从门缝里挤进去，直奔楼上的木柜，揭开盖子，抓上一把，就毫不客气的吃起来。吃的差不多了，再往胸前、裤腿、袖子里塞上几把，带上，找一处僻静的地方，消停吃完，再回家。

那时候，一个木柜可以装上一石（三百斤）粮食，装满红薯干，应该有百十斤吧，我们这一群孩子闻风光顾了几次，就所剩无几了。再后来，听说尚家也加强了防守，每天把几道门都锁的紧紧的，我们就进不去了，红薯干也偷不着了，于是就开始饿肚子了。

实在没哪家可偷到吃的东西了，我们就到地里偷黄瓜。但光天化日之下到地里偷黄瓜风险太大，于是，伙伴们便在大人们上山干活后的半晌午或半下午进行。

但那时候是生产队、合作社体制，农民几乎是“裸农”，没有自己的土地，更没自己的菜园，有的也只是可怜的一丁点。钻进地里，很少有瓜菜。偶尔看见一两根黄瓜，也是刚刚才长出来的青涩小瓜，花瓣都还连着，让人不忍下手。可肚子在咕咕叫呀，饿的眼发花呀，有啥办法？摘吧？于是，就把还在挂花的瓜摘着吃了。

东西越少，主人越是记得清。孩子们把瓜偷吃了，大人们回来一看，啊，东西没了，一家人还指望它填饱肚子哩，这如何是好？于是，那些脾气坏的大人们便站在地边吵嚷起来、破口大骂起来、沿路追查起来……万一追查不着，就守株待兔。

某日，一同伴在“作案”时被抓现行，挨了一顿狠揍，供出了几个同伙。当地马上传出了好偷东西吃的孩子的“黑名单”要受惩罚。消息传出，我们这一帮“熊孩子”立马吓得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还好，经打听，人们都说，我最老实，从不偷人家的东西，顶多就是别人偷了，我跟着享受，并非“主犯”。于是，我算是放下了一颗紧紧悬着的心。有人甚至建议，下次“作案”，由我来进行，因为大人们没怀疑到我。但紧接着，其它伙伴的家里却传出狠话：再发现有人偷东西吃，往死里打！于是，大家都老实了，再饿得很，也要注意安全了，否则性命不保。于是，大家从此金盆洗手，饿死不再偷东西吃了，因为一个人的名声太重要了——如果混个“贼娃子”的帽子戴在头上，一辈子就完了。所以，“饿死莫做贼”的古训在这时被大人们再次重视，并在孩子面前得到千万次的强调。我呢？还是安安心心做个规规矩矩非常听话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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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一夜之间，红薯干退出历史舞台了，红薯泡经久不衰。时光退回到十五年前，随着“打工潮”的深入延续和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家乡的“山顶洞人”纷纷下山、进城居住、转产，山地逐渐变成山林，红薯地成为林地，于是，红薯干就消失了，家家户户家里只有少量的红薯泡。

红薯泡一般呈片状，乌黑、透亮。也有切成丝的，应该称作“红薯丝”，超市里叫做“薯条”。但在乡村，都叫红薯泡。红薯泡可以油炸后再吃，也可以煮着吃或烤着吃。还有一种吃法，是炒着吃。就是到河里揽一瓢粗砂，倒在锅里，炒热、发红，温度达到150度左右，倒进红薯泡，也有将苞谷一起倒进去的，慢火接着炒。只需三五分钟，这时，红薯泡和苞谷就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身上开始起泡，变肥、发黄，不大一会，就炒好了，铲起来，过滤、筛掉砂子，一道上好的美味——“炒红薯泡”就诞生了。

非常到位的“炒红薯泡”，色泽纯黄，香味扑鼻，吃着稣而脆，是孩子们最喜爱的食品，更是孩子们最喜欢得到的礼物，在乡村里一般逢年过节才有，平常很少见。到现在，家乡还流传着一句俗语：拜年拜年，泡花上前。泡，指的是“炒红薯泡”；花，指的是爆米花。过年过节的时候，每家每户往往把这两样东西掺合在一起，拿出来送给前来拜年的一群孩子们享用。不过，现在“炒红薯泡”已经好多年不见了，而替代它的，是大年初一几百元的“压岁钱”，至于它啥时候再出现，还不可知。

5

红薯干再现。鼠年年初的时候，邻居送了一块边角地，让我家种菜。这块地离我家很近。妻子跑去看了，感觉它在山脚下，离人家、山林太近，如果种菜，山雀、野猪、鸡鸭会糟蹋得很厉害，只能种红薯。于是就插了一季红薯。到了秋季，红薯丰收了，妻子突发奇想，说要晒红薯干。她的想法和邻居一交流，获得整个小区的人的热烈响应，大家都说想晒红薯干，尝尝鲜。于是，几家人趁着好天气，刨的刨，晒得晒，半个月过去，每家都收获了几十斤红薯干，在家里储藏着，准备明年春季拿出来享用。不过，妻子性急，她可不会等到明年春季，而是想吃了就拿出来吃，于是我家就率先吃起了红薯干。这不，在别的人家吃面条、炒干饭的时候，她却在喊人家到我家吃红薯干。她说：“往年生活苦，害怕每年的长三月。现在是新时代了，过的是小康生活，家家平日白米细面，想吃啥有啥，吃喝穿戴在平时，没必要走往年的套路。”在她的带动下，邻里们纷纷吃起了香甜的红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