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起写信、寄信的那些日子

近日，整理办公室，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却意外地发现了女儿在上大学期间给我写的几封信来（这是我们父女之间进行思想交流、联络感情的一种“书信”，也可以说是我们之间的“秘密”）！这又使我想起了过去，在电话和手机还没有得到普及、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之前，书信就是一种人际之间相互沟通交流思想感情、传递信息和问候的重要形式了。所谓“鸿雁捎书”、书信往来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且比比皆是，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在我的印象中，关于写信和寄信的那些日子主要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最初几年的时候。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后期，无论我是在本村的申家庄村小学上学，还是到后来的初中柏树乡中学上学，由于学校离家都比较近，吃住都是在家里，自然也是一天也不用离开家的。只是在我和三哥都上初中的时候，二哥去县城第一中学（高中部）上学了，他通常都是周一到周六在学校上学，周六下午放学后才从县城赶回到家，星期天又得赶往学校上晚自习了。当时很多和二哥一样的“住校生”，一周七天时间就有六天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当时师生的工作生活学习条件也都相当艰苦，大部分学生也都是从家里背馍到学校里吃的。记得我上初中那会，一周到了每周的星期三，柏树乡中学后半天会放半天学，让住校的学生回家去背馍，但必须在上晚自习前再回来。待到二哥上高中后，他上学是在离家30华里的县城，离家就更远了。但他也得背馍上学，当时他到校主要还是靠步行（家里给二哥买自行车那也是他上高中一年后的事了）！那些住校生需要从家里背够一周吃的馍。当然，一些有条件的家庭，学生也可以用钱和粮票买饭票，在学校大灶上买饭，夹杂着从家里背来的馍吃（也有的学生会从家里背来白面交到大灶上折算成粮票买馍或面吃的）。但那时大多数学生家庭经济都还很拮据，他们在学校大灶上吃饭的时间和次数非常有限，主要还是靠吃家里背来的馍、带来的咸菜维持在校的学习、生活。这样一来，他们背来的馍在冬天常常会被冻而泡不开，夏天放几天馍也会长毛、发馊！在这期间，二哥就常常写信给我和三哥，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并说如果我们都能考上个中专就再也好不过了（当时主要是考虑他上高中所受的这些“苦”和我们家庭经济拮据的状况）！

正如二哥所愿，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三哥和我都上了中专（后来二哥也上了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三哥到了平凉师范，离家60多公里；我到了庆阳农校，离家130多公里远。在这几年时间里，我们兄弟几人都是一学期结束了，到了寒假或者暑假才回家。由于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手机，到邮局或电话亭打电话，我们都觉得“长途通话”费用很是昂贵。所以如有什么事情给家里人说，与家里联系的主要方式就是靠书信！我们兄弟几人无论谁有什么事情、想给家里人说什么话、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就常常写信、寄信（当然我们兄弟几人之间也常常也会有书信往来，这时主要是在学习中相互鼓励一下或者遇到节假日什么的发个节日问候之类）。记得当时我从西峰寄封普通的信到到我的家里，经乡镇邮递员送到村再到家里往往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待家里大哥回信路上也得三四天左右的时间，不耽搁寄信收信也得将近一周左右。况且当时的平信也不能保证都能够收到。那时因收不到信造成的误会的事情很多！据报道：当时不少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在甜言蜜语、情书往来的过程中，一方因没收到对方的信件和夹在信封里的照片，最终各执一词，闹别扭，最后“分道扬镳”的事也并不少见。加之当时人们的法律意识还都比较淡薄，私自拆看别人信件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当时让人感到最为放心的，那就是发个“挂号信”，但这种信件的收费比较高，而且等待的时间会更长，所以大家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般不会用。再有一种“信件”既快又能保证收到的，就当属是“电报”了。重要的事情人们往往邮寄“挂号信”，为了保证对方收到，哪怕多花点钱。三哥在平凉上师范的时候，有一学期突发疾病因腰肌劳损不能起床，还是同班信同学帮忙给正在上初三的我写得“挂号信”！我将情况告诉家人后，还是大哥去学校照顾的，待病情有所缓解，才接到家中休养的。记得当年我和二位哥哥收到的的学校录取通知书也都是“挂号信”！大哥给我们兄弟几人发的唯一的一次电报是1988年我的叔父作为“抗战老兵”从台湾归来探亲时（当时叔父回家准备在家乡办个“硫尿厂”，但后来因诸多的因素也没能办成），大哥在电报上书：“台叔归 速回”!字虽少，但意思却再明了不过了。

除了写、寄这些“家长里短”的信件外，我写、并寄的最多的信件还是要算当年写新闻消息时与报刊编辑部的书信往来。记得1988年当我的我的一篇“稿件”《几种绿肥作物的利用》在《甘肃农民报》三版“农家富”栏目刊出后，我写消息、新闻的热情不断高涨。尤其是在1991年于乡镇参加工作后，我常常会在白天利用下乡注意收集一些反映农村新鲜事物、新的变化的事情，晚上写成消息或者短新闻、或者文章。经多次修改、几番斟酌并拟定好题目后，把写在稿纸上的信件寄往报社（当时主要是《甘肃农民报》《甘肃科技报》《甘肃人口报》等）编辑部。由于当时我所在的乡镇（高庄乡）街道就有邮电所、邮箱，我常常去把发往《甘肃农民报》《甘肃科技报》或者《甘肃人口报》编辑部的稿件邮寄出去。有时，我为了增加时效性，能够让编辑部及时收到，尽快刊发。我曾多次在早上10点前将信件直接交到邮电所工作人员的手中（外面邮箱里的信件他们一般是在下午4点后才取，待第二天才能转往县城）。当时我对“写作”的执着和为了及时寄信的那种“废寝忘食”的精神至今使我想起来就热血佛腾，激动不已！

那时我寄出去的信件（稿件），有在报纸上变成还带着油墨香味铅字的喜悦；也有发出去如泥牛入海，毫无音讯的！被采用的稿件，过几天报社编辑会用汇款单寄来2、3元钱的稿费（时间久了，我积攒下来的稿费也上百元了，当年我下乡穿着的那件军用棉大衣就是我用积攒的稿费买的），并有附言：某年某月某日什么报刊、什么栏目刊出什么稿件。当然也有编辑提出意见建议要求重新修改的“退稿信”，并说些今后希望继续来稿的鼓励的话之类……

一晃，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在过去写信、寄信的那些日子里，有期待、有心酸、有汗水、有快乐。在如今这个信息便捷、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手机、电脑、互联网、微信、快手、抖音替代了过去的书信往来。然而，每当我想起过去写信、寄信的那些日子，还真是回味无穷、意犹未尽，心头充满了温暖的记忆！“鸿雁捎书”的时代虽然一去而不复返了，但那年那月关于书信发生的真实故事可能存活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