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我所在的柏树公社卫生院里有刘、朱、秦三名医生,他们的医德医术医风至今使我难以忘记!
刘医生一米八零的个头,生得浓眉大眼,常着一身灰白色的中山装,走起路来步子迈得很大。记得有次,我的身上出了米粒一样大小的“红豆豆”来,奇痒难忍,被我挠得满身的血红印,父亲便带我去找刘大夫给看。“他爸,你给娃看一下,不知怎么的,满身的‘红豆豆’,被他挠的不成样子了。”父亲说。刘大夫便揭起我的衣服,在肚皮上捏了捏、看了看,并在我的胳膊和腿上也瞧了瞧。之后,他便开了几样药让父亲去取。由于当时年龄尚小,刘大夫开了三样什么药我不记得了,只记得父亲花了2毛多钱和其中一种跟麻子一样形状大小的土灰色的颗粒药!回家后,父亲按刘大夫说得给我分了药,我吃了不到三天,就“药到病除”了!
朱大夫中等个儿,年龄稍大,他常着一圆领带布纽扣的黑色上衣,但却收拾得干净利落!有天早晨我起床后,便感觉浑身无力,且呕吐不止!父亲已早早地去为生产队里放羊了,母亲见状,便背起我几乎是一路小跑到了公社卫生院。“他爸,快给孩子看看,不知怎的,早上起来后就吐个不停,好像还有点儿发烧。”母亲见到朱大夫后,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要紧,让我看看。”朱大夫让母亲坐定后,他便给我把了脉,之后就开了几副药来。回家后母亲便在院子里支起了药锅给我熬起药来。药熬好后,我嫌苦,就不喝。母亲就说:“‘苦口良药利于疾。’娃乖得很,喝了病就好了。”后来,我喝了不到两顿,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又活蹦乱跳的了!记得当时,还不谙世事的我曾问母亲说:“妈,我大(父亲)和您怎么都让我叫刘大夫和朱大夫‘爸’呢?我们是亲戚么?”母亲便笑笑说:“傻孩子,这都是大家对人家医生的一个起码的尊重,大家都这么称呼。要是在过去,人们看病是要在大夫家里去请的。”母亲当时的这些话,我听了都似懂非懂的。
秦大夫人稳重,一脸的严肃,平时话很少。但他看病在我们那里是出了名的好。可以说他是个全科医生,不但精通中医和西医,就连谁家生孩子这个接生婆干的活都要请他来的,如果谁家临产时出现异常情况更要请他前去处理解决人们才放心。要是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去秦大夫那里年看病根本就排不上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了1983年,我上小学五年级了(当时我们小学五年级已搬到了柏树乡中学了)。每到中午休息,看到我的同学小朱就去他爷爷朱大夫那儿去了!看着他有这么一个在乡卫生院工作的爷爷,真是羡慕不已!当时想,我家里如果有一个能给人看病的大夫该多好啊!
过了几年,刘大夫和朱大夫因到龄退休回家休养了。秦大夫就在柏树乡街道里开起了一个诊所来!在我到了初三那年,我所在的县出现了一个传染病——出血热。一时间,我们柏树乡以至整个县都紧张了起来!
记得曾有一个在县医院里住了近一个多月花了很多钱的被传染的病人却没有看好。而在我们整个柏树镇,由于有了秦大夫,而把这种病给遏制住了——首先秦大夫看好的是他的儿子、在柏树乡中学教书的我的一位老师!第二例、第三例……后来,这种病终于得到了控制。这时,乡里的人们就都说,秦大夫的的医术水平都比县医院里的医生高明的多呢!这样一来,在他的诊所里,看病的人就更多了!这时,随着物价和药价的上涨,有很多熟人去看病还有赊账的,等到年底一块儿到秦大夫的诊所来清账。当有人不解地问他为啥不及时要账时,他常说:“要啥账,人家不清账说明其家里不方便,没有钱;如果有的话,肯定会给的么。”有时候有的病人感觉那儿疼痛或者不舒服来请秦大夫看,他也会按按摩、揉揉穴、扎扎银针什么的,即不让你吃药打针,又不让你花一分钱,就会立马把他们的病给治好了!
1987年,我外出求学后的几年,听家里人说,刘大夫和朱大夫均已先后病故。听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前些年,秦大夫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再也不能为我们医治疾病了。但是和我一样的乡里的人们却永远不会忘记,曾是他们让多少人减少了病痛的折磨;也是他们,曾从死神那里夺回了多少个鲜活的生命;还是他们,又多少次让即将夭折的难产婴儿呱呱落地,重获新生来到了这个世界!
如今,每每去医院看病或回家路过乡街道和乡卫生院门口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些乡医来:刘大夫、朱大夫和秦大夫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