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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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疯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也许是昨天，或者是前天，也许是一早就疯了，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
比如那个问题：
你是火车司机，满载着旅客疾驰向远方。此时出现个双岔路口，左边三个人被绑在那里，而右边绑着三十个人。因为是高速行驶，紧急刹车意味着车翻人亡，火车上有几百乘客。问你该如何选择，左还是右？
无论怎么选择，你肯定有一个答案。无论你多么纠结，最后你肯定做了选择，因为你是正常人。我的答案很简单，正常行驶，尽量保持火车平稳行驶，我是火车司机。
遗憾的是，我不是一个火车司机，而是一个外贸公司的小职员。每天过着千篇一律九九六的日子，有老公，没孩子，明年的今天要过四十岁的生日了。我的名字叫陆露，陆地的地，露水的水。
好像有哪里不对，算了，不管了，我太忙了，没空理这些小事。
我为什么这么忙？因为我母亲死了，忙着伤心呢！
清明节那天，要是我不回家就好了，也许母亲就不会死了，我现在很后悔。
记得母亲有次在厨房晕倒了，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十几岁的我吓坏了，拼命喊救命。幸好邻居家二叔二婶在家，帮忙把母亲抬到拖拉机上，送去镇上的诊所。诊所大夫说治不了，二叔又求人找车送到县里的医院，最后诊断是心脏病。
这病不能大喜大悲，也不能干重活。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靠体力为生的农村家庭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父亲一度想让我退学回家帮忙务农，母亲说她身体没什么大事儿，让妞子把高中读完吧，怎么说也是村里第二个高中生，怎么着也得有个毕业证。要是能考上大学，那就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能长脸呢！
还好，我可以继续上学，还好我考上了大学，终于进城当了城里人。用母亲的话说，真长脸了！母亲的心脏病也没有再犯过，我以为没事了。谁知道这个清明节它悄悄地夺走了母亲的生命，我真后悔，不该回来扫墓。
父亲也是看不惯我回来给爷爷奶奶扫墓的，尤其是塑料纸里包着的，好几张花花绿绿票子换来的，放不了几天的黄的白的花儿。他一早天没有亮就去上坟了，两个小红灯笼一边一个摆好，几个震天响的二踢脚炮仗一放，这才是孝子贤孙的气派。
我从墓地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了，气息皆无。我打了急救电话，用从电视上学来的拙劣的心脏按压法拼命按压，渴望医学奇迹的产生。事实证明，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的，医生宣布母亲的死讯。她的身体已经开始僵硬了。我瘫软在地，泣不成声。
父亲从山上赶回来，看了一眼母亲的遗体，又看了看我，没有说话。只是径直走进里屋，给他二哥打了个电话，就是我的二伯父，村里有名的明白人。几分钟后二伯父来了，招呼邻居的媳妇婆娘们给母亲换寿衣，找木门板，这两样东西家里都没有。最后二伯父找了个丧葬队，不大一会儿就弄来了。我除了哭，啥也做不了，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接下来的三天，我像行尸走肉般被安排着，怎么磕头，怎么哭，怎么守灵……直到母亲的遗体被拉走火化，骨灰盒被安葬，家里彻底安静下来。
我把桌子上的残羹冷炙清理掉，将杯碗盘碟刷干净后，贴墙坐在门口的木凳上。父亲则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只是注视远方。夜色已经很昏暗了，早春的风有些刺骨凉意，我拽了拽休闲服的袖子，遮住半干未干的手背。
“爸，你一个人怎么办？”
“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放心回吧。”
“跟我去城里住吧，起码不用这么遭罪。”
“什么话，我在农村待了一辈子，不干活就浑身难受，怎么叫遭罪？”
“爸……”
“我吃饭不挑，有口吃的就行，再说你二大伯和你二姑都在眼前住。你早点歇着吧，我打坐去了！”说完父亲起身走向黑暗。
我知道他去果园里的那片开阔地，那里有个圆木墩子，他自从五年前被邻人点化信奉佛法后，就一直在那里练习打坐冥想。
我几乎是瞪着眼挨到凌晨四点的，这一夜我什么也没有想，就是睡不着。本来要起身给父亲做早饭的，他说不用忙乎了，他自己热点剩菜剩饭就行了。我也没有坚持，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拎着包上了出租车，我得赶上早班车回城上班。
2
大巴车三步一停，五步一站的，直到车上挤满了穿红戴绿的男男女女，用家乡话大声聊天嬉闹的家乡人。
我曾经也操一口这样浓郁的家乡话进入大学的，结果被足足笑话了四年，虽然第二年我已经用很流利的普通话和英语跟外国留学生聊天了。这些家乡话格外刺耳，我只得慌忙从包里拽出耳机，打开音乐软件，头转向车窗外。
路边飞驰而过的树木还没有发出绿色的叶子，在昏暗的黎明时分格外落寞，也许它们在等待阳光的出现吧，可惜今天注定是个阴天。
空着的大片大片的山坡地是一个个暗黄色的格子，玉米茬子，稻谷茬子都直挺挺地戳在那里，似乎是等待猎物的网。
“妞子，记住啊，存折在这里！”母亲叫我，我跟着她的脚步进到东面小院厢房里，这是个杂物间，平时我很少进来的。
长条宽凳子上放着大大小小的空缸，地面上堆着各种旧家具，破棉絮，旧渔网……这些东西都是用得着的，只是暂时放着……我耳边就不自觉地想起这句话，爷爷说过的还是奶奶说的，忘了。
母亲走到最里面最阴暗的角落里，拿下上面一个旧簸箕，露出一个暗红色的旧箱子。
“吱嘎！”
箱子打开了，里面有些旧衣服，还有一条红色的秋裤格外扎眼。母亲掏了半天，才拿出个黑褐色的小匣子，递给我说：“这就是了，记住密码是你的岁数，我的岁数和你姥姥的岁数，记住了！”
我蒙了，姥姥死了有十年了，她死那年虚岁72，周岁71，到底哪个算呢？我现在的岁数还是存钱那年的岁数？
“妈，到底是多少啊？”
“你个小没良心的，我的岁数你记不住，还是你姥姥的岁数你记不住？你姥姥是不是白疼你了！”母亲尖利的责骂声让我一惊，浑身一哆嗦，人就醒了过来。
大巴车转弯有点急，车上的人被狠狠地晃了一下，也把我吓醒了。毕竟一夜未曾合眼，不自觉地就睡着了，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额头，湿哒哒的，全是冷汗。那个梦境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稳了稳心神，回复了几条工作信息，又接了几个无关痛痒的电话，车已驶入开发区了。我临时决定不去公司了，直接回家，精神状态太差了。车上的乡音越来越让人人难以忍受，逼迫我半路下车打车回家，多花了一张绿色的票子。
三天没有回来的家有点脏。我老公长明出差了，清明节前一天走的，准确地说我们是同一天离开这个家的。他说他这次谈的这个项目有点大，成了的话我们从此可以过上好日子。
所谓的家是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小房子，不足50平米。一个大一点的房间，一个小房间，卫生间和厨房挤在一处。窄小的走廊容不下两个人同时经过，在走廊相遇，总要有个人退回房间内，另一个才能过去。退的那个人永远是我，哪怕我已经走过走廊的三分之二。
房子临近马路，又有高架桥，是进城出城的必经之路。白天是各种小轿车，公交车络绎不绝；晚上则是各种长途货车，巨型水泥罐车呼啸而过。噪音和尘土是这个家里永远的主人。
淡黄色地板上有明显的尘土痕迹，走起来麻沙沙的感觉，手划过的桌面有明显指痕，可以画沙画了。我无法忍受这样脏的家。扫，擦，拖，直到每个角落里再也看不见灰土。床上，沙发上所有的套子都换完，这才拖拽着有些麻木的双腿，扶着有些酸痛的腰，颤巍巍地坐在沙发上。
换下来的脏衣服和那些大大小的套子都堆在不足三平米的卫生间的角落里。实在没有力气洗了，也许该买个洗衣机，可是又能放在哪里呢？
蜷在沙发里像个蛆虫的我昏昏沉沉地睡了。
又是那个梦，我不知道做了多少回了的梦。同样的校园，同样的廋弱无助的我，拖着巨大的行李包裹，找不到那辆二六加重型自行车。那是我上高中的礼物，虽然被耻笑很丑，但那是我唯一有价值的财产。
如果弄丢了，我就回不了家了，家在一个需要骑行四个半小时才能到达的小山沟里。要是被父母知道我把自行车弄丢了，会打死我的。我明明记得我放在车棚的最右边的，也许在左边？我找啊找，怎么也找不到。
我哭了，我嘶喊着，可是喉咙里发不出一丝声音……
同样的节点，我醒了，习惯地用右手擦掉眼角的眼泪。我不明白为何在梦里每次都是真的哭了，却喊不出声音。这个困扰我将近二十几年的梦依然折磨着我。
“嘟嘟嘟……”
手机振铃响了，是长明的电话。
“露，你回来了？”
“没去上班，有点累。”
“我这边项目进展挺关键的，咱妈的事儿没回去……对不起……”
“都弄完了，你忙你的吧。”
“那你休息休息，我先去忙了！”
电话那头已经挂断了。挂断的前一秒我似乎听见一个女人格格的笑声，不真切，年轻而俏皮的声音。
我的手抖了抖，手机里一段几秒钟的短视频就跳了出来。
母亲正在往炕上的圆桌子上摆菜，鸡肉粉条，排骨豆泡，木耳炒肉，辣椒炒肉……
父亲则在外间里给供桌上添香，正面是一个遮住半面墙的宗谱。荷花边代表男，牡丹边代表女。先是高祖及高祖母的名字，下面是长子，次子，长子长孙，次子长孙……
如九代高祖是陆远道，旁边是陆孙氏；长子陆知仁，旁边陆刘氏；次子陆知德，旁边陆李氏……
父亲很少让我去添香的，偶尔我去添一炷香，他就当没有看到。
长明一张硕大无比的脸忽然挡住了整个屏幕，视频播放结束。
我从沙发上爬起来，口渴的厉害。想去冰箱里找瓶矿泉水，发现一堆烂了一半的青菜，本来计划着清明节当天下午就能回来的。只得找个垃圾袋将这些烂菜叶子都丢进去，还有过期的鲜牛奶，长绿毛的面包。
各种腐烂发臭的东西混合在一起，那味道像极了死人的味道，呛的我打了个趔趄。不能留在家里了，赶快丢掉！我将垃圾袋拎到楼下，远远地丢进垃圾桶里。
我站住楼道口，想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可是空气里除了灰尘味道就是汽车尾气的味道，我只能折返回家。手不自觉的放进睡衣的兜里，触碰到一个小药瓶，光滑细小的弧形瓷瓶。
我僵住了，手不动了，脚也停住了，整个人像块木头戳在那里。
我忽然想起，清明节回家是为了给母亲送药的，速效救心丸。母亲说家里的药吃完了，最近她也不觉得难受，哪天回来的时候给她带一瓶新的，也是有备无患的。
长明把药买回来时候，我习惯打开包装看一下说明书，主要是看产地和成分以及服用事项。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我去接电话。长明把药盒收好，塞进我提前准备好的行李包里，包里塞满包装好看的营养品的盒子。
母亲走得时候，屋子里所有的盒子都打开了，我带的所有东西都翻烂了，唯一想找的东西此刻捏在我的手里。
过了好一会儿，三楼的门响，李大爷推门出来，看见我，笑眯眯地说：“长明媳妇回来了？”
我赶忙说：“嗯，回来了！”低头快步上楼，像个逃犯似的逃回家。
拉好窗帘，躲进被窝里，口渴的事情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我瞪大眼睛，试图回忆这三天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可是我竟然想不起来了，唯一记得就是我母亲死了，清明节那天早上。
3
第二天，我准时九点到达办公室。我知道自己看起来有些憔悴，思维有些混乱，记忆力明显衰退。但是不能再请假了，否则这份工作就泡汤了。
我在公司的主要工作是开发新客户，协调客户关系，催要客户欠款，安排售后维修及新设备报关报检。
总经理原来是一个国企的技术人员，因为有机会出国学习，搭上了德国老板汉斯这条线，顺利取得了德玛检测器中国地区代理权，他摇身一变就成了一家外资企业的总经理。
这家企业在职员工不超过五人，除了会计，出纳，及维修工人，就剩下我和另一个负责出差的男同事了。男同事是区域总监，我是部门经理，我们一年能见一两次面，大多时间都是电话联系，他出面谈判，我负责一切收尾工作。好在设备十分昂贵，订单一年不超过十单，让我不至于累死在工作台上。
这位总经理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订单要在他全权控制下进行。客户必须先打定金，定金到账才向汉斯发出订单请求。货物到达港口后先进入保税区，客户不付全款绝不报关报检。
要是碰上客户无法立即付款的，直接将货物退回，还恬不知耻地告诉汉斯是中国客户不讲信用，他不能允许汉斯受到一点点损失。实际上只是不想付报关费用及仓储费用，运费损失则由保险公司承担，他只想空手套白狼。
这样的骚操作供货期永远都是未知数，客户的不满与日俱增，投诉电话响个不停。电话后面的我求爷爷告奶奶地安抚客户情绪，协调货运关系，还必须要争取到更多新订单。
投诉电话通常都是半夜打来，接到电话后我要第一时间通知总经理。他要先听我的回复意见，然后字斟句酌地告诉我如何回复，而且一定要邮件回复，这是未来可以利用的证据。
在我写邮件的同时，他会时常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他又临时想到的关键点。反复修改后，再给客户发邮件。
客户投诉的问题是希望给光缆加个转换头，解决电压的问题。我觉得附赠一个转换头就可以解决了，一个转换头不到一百块钱，整套设备几万美金。而他则认为转换头是国产的，客户必须自己去买，他这是原装进口的设备。
两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而我的困意不复存在。失眠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
在职的这五年，我每天都想辞职。特别是听见手机铃声，我心头一颤，说不出的不舒服。
长明说现在工作不好找，换个工作又得重头开始，工资得少一半，怎么换房子，养孩子。
结婚头几年想要孩子来着，可是跟长明爸妈挤在50平米的屋檐下，连个站着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养孩子啊！
接着长明爸爸的肾病犯了，又是透析又是手术的，几乎搜干剐尽家里的每一分钱，人最后也走了。之后长明的妈疯疯癫癫的，无奈只好送去养老院，每个月得有一个人的工资养着她，另一个人的工资勉强温饱。
孩子，这种吞金兽，不适合我们这样的家庭。
长明父母空出的房间，我就搬进去了，半夜电话总是吵得长明睡不好，做人得自觉点儿。我把手机铃声取消了，换成震动，那种摩擦般的噪音像极了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的咆哮。
我曾经给母亲打电话，偶尔提到想换工作的事情。
母亲说：“你看你，咋不知足呢！村里的人都知道你在城市里，坐在大办公室里，当个经理！多体面的工作，你还想啥呢！每天干干净净的往那一坐，工资还不少拿。
别挑三拣四的，不知道好歹，难道你还想回农村种地不成？你大姨家你二表姐就三天两头想着换工作，最后咋样？离了不是，还自己带着娃，那不擎等着遭罪吗？
说起娃来，至少你二表姐还有个女娃，你啥都没有，将来靠谁啊？你俩还是要个娃吧，大不了送农村来我给你带。要是你们实在不能生，领养一个也成……”
“妈，知道了，不说这个了，我这边忙了，挂了。”那天放下电话后，我整个人就颓了，怎么努力也不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现在的我不想辞职了，我已经习惯了这样活着，不想改变什么了。
4
工作的间隙，关于母亲的所有记忆就不断涌来，断断续续，却也连绵不绝。
我想到那个我出生的小山村，村里多数人家都姓马的，除了几家战乱年月才逃荒过来的外来户。我家在村里总是被有意无意地排挤着，住在离屯里比较远的地方，背靠着大山。
我母亲是个极要强的女人，父亲则是个勤勤恳恳的农民，平时沉默寡言，但是干农活从不偷懒。
我们家除了要干自家的农活，还有管理爷爷家的自留地和姥姥家的自留地。
因此，我的童年里的所有记忆都是干农活，有干不完的农活。
我的小伙伴们在开心玩耍的时候，我在田里拔草，锄地；他们在院子里数星星，听故事的时候，我在扒苞米，剥花生……那是一个忙碌的童年，我早早就成为了家里的小帮手，我五岁学会做饭，六岁自己洗衣服、缝被套，七岁能挑水，担柴。
如果哪一日，特别想偷懒，父亲会恶狠狠地说：“这个赔钱货，白养你了，一天天就知道吃闲饭！”
母亲则直接拿起烧火棍“啪”一声重重地打在我的身上，怒骂道：“你个倒霉蛋，还不滚过去干活！”
我从记事开始起发誓，这辈子只要有一丝希望，决不待在农村，决不再干农活！这算是我的最初的梦想，也是我的终极梦想。
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本来大家庭中的最小的孩子，都会得到更多父母的关爱，和哥哥姐姐们的呵护的。
像长明妈就是这样，她说她两岁才断奶的。本来那几年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因为她是最小的，所以家里但凡有口吃的，都是先让她吃，别的孩子都饿得面黄肌瘦，她则白胖可爱。
而我的母亲没有那么幸运，她刚记事情我姥爷卧床不起，我姥姥端屎端尿地伺候着。她自小被哥哥姐姐严格管束着，坐卧行走，都是有严格规矩的，一如她严格管束着我。
如，家里来客人了，不能靠近饭桌。等客人走了，才能捡着客人剩下的残羹冷菜吃。
走路碰到邻居，要笑脸相迎，先叫人，后说话。而我这方面特别笨拙，几乎总记不住该叫二大伯还是二姨夫，每次都叫错，回家后就会被暴打一顿。
无奈，我远远看到人影就赶紧躲开了。于是村子里都说，陆家那个妞子怕见人，将来肯定没出息。闲话传到妈妈耳朵里，再打我下手就更狠了。
母亲本来是个聪明的孩子，上学时候成绩特别好，可惜她上三年级的时候，她二哥应征入伍了。而她的大哥也不愿意留在家里务农，把家里仅有的两块钱偷出来，买了一张北上的火车票，走了。
那个年月，家里有两个以上的壮男丁，全年不休，在生产队里拼命干活，到年底也就能分到一块二毛八分钱。
而这两块钱，是我姥姥积攒了多年的积蓄，就这样被大儿子招呼不打地拿走了。老人家一生气就病倒了，患得是咳症。母亲只得辍学照顾着，直到我姥爷病重离世。姥姥偶尔能做点饭，母亲就去生产队上工了，家里没有其他劳动力了。不上工，年底就欠了生产队的钱，还要被批斗的。因为没满16岁，只能挣别人一半的工分，干得却是同样的活儿。年底还是欠钱，不过批斗倒是免了。
后来母亲到了二十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母亲就一个要求“人老实，能干活”。于是老实本分的父亲，娶了聪明能干的母亲，并承担了母亲家里的一摊农活。
可是寡言少语的父亲也是有个性的，他看不惯母亲的二哥，那人本来好好的当兵，再熬上几年就能提干了。
结果那天他鬼使神差地偷看了领导桌子上一份文件，知道当年复员兵可以去大庆油田当工人，那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为此母亲的二哥自己强烈要求复员，借口说是家里老母亲病重，需要人照顾。结果他是复员成功了，大庆工人的名额也满了，没他啥事了。
他只能回到我们这个小山村，在快要倒闭的供销社里当个闲人。却又不肯去庄稼地里干活，嫌干农活丢脸。
父亲极其瞧不起他，迫于母亲的压力又不得不去二舅家干活。所以每次去总是板着脸。二舅妈就指桑骂槐地说是母亲故意让父亲不给她们娘俩好脸色看的。
母亲很生气，就跟父亲吵架，父亲当然不相让。于是他们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的童年记忆里除了干农活，就是父母亲相互怒骂狰狞脸庞，和各种瓷器碎裂了的刺耳声响。
多干活，并不是父亲生气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家里没有儿子，父亲总是觉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农村的家庭里没有儿子，本来就是个大笑话。而造成这样的结果，母亲是有责任的。
我五岁那年母亲怀孕了，欢欢喜喜地等着儿子降生。
谁曾想那天我玩火，不小心点燃了草垛。母亲急着救火，被水桶绊倒，孩子就没了。又因为治疗不及时，失去了生育能力。
那盒点燃草垛的火柴是母亲给我的。她头天在灶台前，教我怎么划火柴，还夸我聪明，一下子就学会了。
这件事让父亲恨了母亲一辈子，让母亲怨了我一辈子。
而我的记忆里根本没有这件事，要不是奶奶临终前告知，我也许一辈子也不知道。
5
晚上下班一进门，看见门口长明的鞋，知道他回来了。大屋的门虚掩着，里面鼾声如雷。厨房桌子上有吃剩下的外卖盒子，卫生间那堆脏衣服上面又多了几件长明的脏衣服，让局促的空间更加狭小了。
我感觉不到饿，也没有什么胃口。心想着把衣服洗干净了吧，放时间长了都臭了。于是从小屋阳台上拿了个大洗衣盆，接了水，放了洗衣粉，将脏衣服一件一件地放进去。
长明的裤子，袜子，西服……放进水里之前，我习惯地掏了衣服的兜，把零碎的小东西拿出来：硬币，手纸，车票，避孕套！？
女人的笑声，格格的笑声，那么清晰起来，我“轰”得一下人就炸裂了！
“长明！长明！”我声嘶力竭地喊起来，那声音听起来十足是个泼妇的声音，根本就不是我的声音。
“啊？”我听见大屋里 “咕咚”及“啪”的一声，脚落地的声音，手机掉下床的声音。
“怎么了？怎么了？”长明半睁着惺忪双眼，小步跑了过来。
“这是什么？”
“这个啊，旅店赠品，大惊小怪的，吓我一跳！”
“你是不是当我傻，哪家旅店会给这个！”
“你爱信不信！”
“你说清楚！”
“有什么可以说的，我不跟你一样，累了，睡觉了！”
“睡个屁睡，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是不是给你脸了？”
“你他妈把话说清楚了！”
“说清楚，你想听是吧？”长明脖筋暴跳，面红耳赤，拎起门边的长鞋拔子就朝我头上打过来，“臭婊子，给你脸是吧！跟我大呼小叫的！”
我眼前一黑，感觉额头眼前已经黏糊糊一片，刺骨的疼痛感毫无防备地侵袭而来！
长明觉得不解恨，继续拿着鞋拔子抽打着我，在这个不足三平米的方寸之地，我躲也躲不掉，挡也挡不住。
耳边长明恶毒的话语接踵而来：“臭婊子！你也不看看你长得那个丑八怪的样子，跟我横……”
“看你那个丑八怪的样子，不出头个玩意儿！”
“叫人不会叫啊，怎么教你的！看你那个闷嘴葫芦死样子，跟你那个死爹一个德行！”
“我倒了八辈子霉了，生下你个祸害，你怎么不去死！”母亲尖酸刻薄的声音伴随着长明恶毒的话语一同出现在我的耳畔，身上的刺痛不断唤起我所有的记忆。
我不知道哪里来得那么大的力气，我端起装满水的洗衣木盆，将水全部泼到长明身上。冰冷的水让长明的躯体死命地抖了一下，水花和泡沫漫天飞舞。长明冷不防这一下，用手拼命去擦挡住视线的水珠，我高高举起木盆，直接砸到他的脑袋上。
他直直地倒在地上，我手里的动作并没有停止，只是死命地砸他！砸他！砸他！棕色的洗衣盆和着红色的血液，浓烈的腥臭味伴着刺鼻的洗衣粉的味道，组成了一幅血腥画面。
激烈的争吵和打斗声，惊动了邻居，有人报警了。当警察冲进来的时候，长明的头颅已经血肉模糊。我被带上镣铐，推上警车。
半年后，一个下午，一个四十岁上下的陌生男人忽然来找我，我有点莫名其妙。
“你好，陆露，记得我吗？”
我一直在摇头，我确信不认识他。
“小露，你每天都做什么呢？”
“洗衣服，很多脏衣服。”
“长明去哪了？”
“他出差了，过几天回来，回来就有好日子过了。”
“今天是几号啊？”
“四月七日。”
“四月的天怎么会有黄色的落叶呢？”
“在洗衣粉里泡烂了，我该去洗衣服了！”我想这个男人真好奇怪啊，问题真多，怕不是有精神病吧？
我往洗衣房走去，听见那个男人自言自语地说：“也好，不记得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