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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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水果糖就能收买一颗童心的清贫日子里，大人们将生活物品物尽其用，就连堆在角落里拦脚绊手的“垃圾”也要攒着，用来换取针头线脑。我们满足于简简单单的快乐，用辛辛苦苦积攒的妇人头发丝、破胶鞋和破铜烂铁换取欢喜，就这样无忧无虑的长大了。
那时看见陌生面孔来村里是件很稀奇的事，好像他们是从另外一个世界穿梭而来；白天，大人们下地干活时还吓唬我们不要乱跑，小心被陌生人装在口袋里拐跑。每次村里的守家狗此起彼伏狂吠时，一定有陌生人闯入我们村。在家门前玩耍的小孩都会跑回家里把门闩起来，屏住呼吸从门缝里偷偷窥探外面的动静，或者跑到二楼阳台出口的窗洞前，像胆颤心惊的地鼠一样探头探脑地观察周围环境，直到看见熟人路过家门口，问明情况后才敢开门。
常来村里的人主要是胸前口袋里别着钢笔的各类工作队员、衣衫褴褛的乞丐、穿着白大褂的打针人（医生）和换针头线脑的买卖人。
我们对背着手爱讲话的工作队员没有一丁点兴趣，除非遇到会赏水果糖的；要不然，烟筒水也懒得帮他们去换（哈尼族换烟筒水是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其中蕴含许多待人接物的学问，通过一些细节可以侧面了解小孩的教养）。对赖在家门口，故意把缺胳膊少腿裸露的乞丐感到可怜又可怕，尤其是吃饱饭后还要讨一把米的乞丐，要不是家里菩萨心肠的老人劝阻，顽皮的小孩还会放狗咬——那年头，大家都靠包谷和木薯拌饭支撑着过日子，只有秋收时才吃得上纯白米饭，哪有饿着肚子救济饱汉的道理。对穿着白大褂肩上挎着药箱的打针人，我们想想细细长长的针头都能把病魔吓跑，大人们经常用“打针人来了！”唬住爱哭又撒娇的孩子；我们在村头巷尾看见打针人身影就躲得远远的，有时不小心撞见，撒腿就跑。
相对而言，孩子们都会像蜂群围着蜂王团团转一样跟着换针头线脑的人从村头转到村尾。换针头线脑的人一般都是结伴而行的中年男女（夫妻或者都是妇女），百宝箱一样的挎肩包里里外外、鼓鼓囊囊塞满针头线脑、橡皮筋、玻璃珠、气球、“叮叮糖”等等小东小西惹人喜爱的物件和糖；背篓里用塑料袋裹着脏兮兮的头发丝、铜线、铝线和破胶鞋。他们从头到脚灰不溜秋的，看上去就像捡破烂的，只是衣服比乞丐体面一点点，但我特别佩服他们能说哈尼话、彝族话和汉话的本领，总感觉他们的脑壳一定比我们大。
脑壳里装着十万个为什么的年纪，很少有人不好奇针头是怎样打制而成？毛线、橡皮筋、玻璃珠、气球和“叮叮糖”是用什么加工出来的？——我们一伙屁娃娃天天聚在一起瞎琢磨，有时把橡皮筋放到嘴里像吃口香糖一样边咀嚼边琢磨，但想来想去不外乎幻想出与食物有关的东西，多希望这些物件能神奇地变幻成软糯香甜的糖果。后来，有个脑洞大开的伙伴，欣喜地告诉我们针头是用石磨磨出来的，因为书上写着“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于是，我们十分质疑地问许多大人，他们都无言以对，大家只好信了。哎！多天真的童年，真是愚昧无知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换针头线脑不像用钱买东西那样明码标价，是一件磨嘴皮子的交易活，不仅相互要掂量用来交换的物件有多少，有时还看人情脸面。脸皮薄的人讲不上三句话就无言以对，只会丢出一句“你看着办嘛”，就任凭换针头线脑的人施舍一样给些物件；遇到个别能言善辩的村妇，换针头线脑的人就佯装很难为，从挎肩包里一件件缓缓往外掏村妇挑选的物件。多数人达不成预想的目标，只会抱怨：同样的头发丝，上次换了多少物件......懒得浪费口舌的人就只能继续攒着，等下一波换针头线脑的人来村里。
三十年前赞美我老家的亲人热情好客，我确信是发自内心的好客。走村串寨的人只要不是爱显摆臭架子的人，以平常人的姿态走进农户家中，主人家都会很客气地端茶倒水，要是客人留在家里吃饭，就会把好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哪怕是上门乞讨的人也会给口热饭吃。来村里次数较多的换针头线脑人，经常会在固定农户家食宿，大人之间慢慢成了好朋友，我们特别羡慕他们家的孩子，羡慕他们家从此有了“远亲”，更羡慕换针头线脑的人免费赠送很多五颜六色的橡皮筋和玻璃珠给留宿家小孩。那时，多么希望我家也能攀上这样一门“远亲”。
闲着没事干，我们就随时随地用橡皮筋和玻璃珠当赌注玩游戏。橡皮筋的玩法主要是用嘴吹叠在一起、捆绑在一起用手摔开在地上和挂在墙上用竹片制作的手枪弹掉；玻璃珠的玩法相对单一，就是握在手里用手指弹，弹到对方的玻璃珠就算赢。许多时候，因为有人不严格遵守游戏规则或耍赖而争吵和打斗，有时像冤家路窄的仇人相遇一样打得不可开交；但还未隔夜就把怨恨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天又相安无事的继续玩继续争吵......
我父亲是出了名的严父，他老人家最容易惹火的事就是我经常脏兮兮趴在地上弹玻璃珠。每次我手气特别好，赢了很多玻璃珠时，狡猾的小朋友总是以向我父亲告密来威胁我。为此，我经常吃哑巴亏，忍无可忍时就豁出去拳脚相加；但最终，我难逃父亲当着狡猾孩子父母的面，狠狠的对我一顿棍棒教育。事后，那些狡猾孩子的父母，暗地里会怎样教育自家孩子的“聪明”，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能谨遵父亲的教诲，在往后日子里远离这样的人。
为了积攒更多的头发丝、破胶鞋和破铜烂铁，我们寻遍大大小小村巷和墙缝旮旯（女人梳头或扫地时，从地上顺手撸起的发卷一般会塞在墙缝里），就连臭烘烘的堆肥池里也不放过，半天能找到一只补了无法再补的破胶鞋也能让我们高兴好一阵子，甚至连补胶鞋时切割下的边角废料也不放过。农闲时，三三两两女人会聚在一起边闲聊边做针线活，有的边晒太阳边梳头或翻虱子，我们不顾脏兮兮的头发丝里跑动的虱子，见着发卷就捡......咦！我没有胡编乱造，那个年代，我们村的卫生条件就这样。
换针头线脑的人，每次来村里的时间都不固定，有时攒了一大堆头发丝、破胶鞋和破铜烂铁，左等右等也盼不到，这一堆攒下的“垃圾”就成了我心里的负担。我总是担心母亲和奶奶会趁我不备换成妇人专用的针头线脑，而不是橡皮筋、玻璃珠和气球；每天早起晚睡和出门前，我都要随时调换藏匿位置，像防贼一样防着世上最疼爱我的母亲和奶奶。殊不知，为了能多看我几眼捡到头发丝时活蹦乱跳的开心样，我的奶奶不知梳掉了多少本应长在白发丝里的黑头发。
后来，炸爆米花的、补锅的、补鞋的、弹棉絮的，一波又一波的买卖人来到村里，像戏子登台亮相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的到来，大家不仅不觉得稀罕，甚至不会再傻乎乎的热情好客。这些年，村里又来了回收古钱币、烂电视机、烂冰箱和旧衣服的，还有卖菜的、卖专治老年腰酸背痛药的，扩音喇叭从村头喊到村尾，空荡荡的村巷里，守家的狗懒洋洋的耷着脑袋趴在门口，见生人就干吼两声，似乎只是宣告它已尽职尽责，却再也不会形成群犬狂吠的场面。
再过十几年，等我们老了，不知村里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人来？如果有，或许他们就是我们真正的远亲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