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针线活的村妇

我对针线活没有兴趣，曾天真地认为那是村妇们从娘胎里就学会的本领。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时，已经懂得注重衣冠形象的我，特别讨厌母亲像贴膏药一样在我衣服上打补丁，嫌弃她做的针线活太粗糙难看。殊不知许多缺少母爱呵护的孩子，衣服破了也只能采取打结的方式缝补。

在我们村，长辈们评价女人的标准最主要是日常品行，其次是心灵手巧，最后才是容貌。千百年来，在这种传统审美观的教导下，靠挖田种地繁衍生息的先辈们，特别青睐品行端正且勤快的女人，把热衷涂脂抹粉和打扮妖娆的儿孙媳妇视为败家的祸根。想起做针线活的母亲们，脑海里全是为了生活而筚路蓝缕的身影。

哈尼族男人和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与具有人格歧视的重男轻女有本质区别——确切说，一直以来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男人以重体力和高危的活为主，女人以繁琐的家务活为主。听老人讲，在旧社会，除了盐巴不得不从市场上购买外，其余生活所需基本能自给自足。比如衣服裤子，从种植棉花到纺线织布及裁缝都是村妇们足不出村就能完成，所以针线活是一个女人必须具备的生存技能，就像男人必须具备狩猎和犁田耙田的技能。真惭愧，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后生，如果哪天沦落回村里生活，我只有乞讨的命了。

村妇们从清晨睁开眼那刻起，就像旋转的陀螺一样被家务围着团团转。家里最先吵闹的是比闹钟还准时的鸽子和公鸡，它们尾随村妇扫地的脚步，叽里咕噜满屋子找东西吃；接着在烟雾缭绕的炊烟中屋里屋外的忙，等她们用竹筒从水井背水回来，美梦初醒的鸭子和猪狗牛马又在门口乱嚷嚷着要吃早餐；好像满屋子的家畜离开了村妇就变成失去妈妈的孩子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村妇们有条不紊的忙碌中，哈尼村寨的天，就这样在一缕缕炊烟和家畜的叫吼声中亮了起来......

相比家里的脏活和地里的累活，针线活是村妇们充实闲暇时间的轻松活。像城里人习惯有事无事总要低头刷手机屏幕，村妇们习惯用针线活打发时间。她们有时在晒台旁边晒谷子边缝补家里的破衣服；有时邀约在一起给待嫁的女儿做嫁妆；有时独自在煤油灯下把百无聊赖的黑夜编织成洁白的棉布。情窦初开的怀春少女，会随身携带针头线脑，趁上山砍柴休息时间，把思绪像花儿一样绣给梦中的心上人。

就连从田间地头归家的路上，村妇们不仅额头上顶着背带爬行山路（哈尼族妇女习惯用背带兜住背上的重物，然后将背带放到额头上顶），而且胸前还挂着嗷嗷待哺婴儿；或者手里操控着纺线的道具，边走路边纺棉线。这样的画面，已经严重超出世人对勤劳的认知范畴。

走路时纺棉线的主要道具，是细软的棉花条和一个直径约五六公分的小飞轮。飞轮中心是一根长约十几公分的旋转轴，一头用于缠绕棉线，另一头是手柄。首先将棉花条捻出一个线头缠绕到飞轮旋转轴上，再慢慢转动飞轮手柄后纺出一截棉线；然后就像小孩玩溜溜球一样开始边走山路边纺线。她们将握有棉花条的左手高高举过头顶，右手握着飞轮柄轻轻在右大腿上揉搓，使其飞速旋转起来，棉条就变成像蜘蛛丝一样的细线，转瞬间从左手指缝间连绵不断地缠绕到右手小飞轮旋转轴上。纺成直径五六公分大小后，又将棉线从小飞轮旋转轴上绕成棉线坨（棉线坨中心是竹管）。

在我老家那座山梁上，实在找不出一块能称得上“场”的平地，寨子中央坑坑洼洼场地，也是通过人工改造后才勉强变成篮球场。由于那个年代，家里的所有牲畜都是散养，猪鸡鸭狗满巷子乱蹿，村妇们在村里的篮球场纺线，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蛮不讲理的牲口们拱翻。所以，村里的纺线场是在寨门外一个相对宽敞的路段上。

记忆中，村妇们用轧花机去除棉籽后将棉花捋成棉花条，棉花条又纺成棉线坨，然后又将棉线坨日积月累到一定量以后，就拿到纺线场纺成大捆棉线圈。

农闲时，村妇们在纺线场固定好手摇纺车轮和各类高高低低套棉线坨的立杆，将平常间零零散散纺好的棉线坨摞在路边，然后套到立杆上。随着手摇纺车轮牵引立杆上的棉线坨转动，嗡嗡嘤嘤的声音像知了鸣叫一样在树林子回响开来。我们老远远闻声就跑去看热闹，但她们只允许女孩子们搭手，根本不让男娃娃瞎掺和捣乱，还经常吓唬我们碰了女人的针线活，长大后去山上打猎时会被狗熊和猴子戏弄......

我和伙伴们从小受传统观念“腐蚀”较深，男娃娃如果去掺和村妇们干的针线活，就会被伙伴们耻笑和排斥。我们有个外村的男同学叫李忠发，性格像女娃娃一样扭扭捏捏，特别爱在女人堆里掺和针线活，许多女孩都不如他手巧。大家都喜欢拿他开玩笑取乐，但从未见过他发火，久而久之就把他默认为女娃娃了。

毕业升学考试前，大家都焦急地埋头复习功课，想靠“临时抱佛脚”来提高成绩；而整天只顾钻研针线活的李忠发同学却莫名其妙地急哭了。所有同学被搞得一头雾水，还以为忠发同学突然顿悟读书的重要性，只恨为时已晚。大家还善意地劝导他，令所有同学和老师都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说：“升学考试耽误了太多时间，答应别人的针线活不能按时完成了！”。

后来，忠发同学的命运应验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格言。初中毕业后，许多未能继续升学的同学在村里鬼混几年后，大家都纷纷外出务工，对针线活锲而不舍的他，在老家的集市上租了一间铺子，靠给身边人缝缝补补和裁缝过日子。时隔多年后，变成了小有名气的少数民族服装裁缝老板，还带领着一波徒弟生意越做越红火。

许多与我同龄的女孩和年长的村妇，很少有人小学毕业；她们会写自己的名字，都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夜校脱盲班里学会。经过多年漂泊的打工生活后，过去从未讲过汉语的村妇，如今有的直接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会用微信聊天和制作抖音视频，这一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上过大学的我也自愧不如。像我母亲那把年纪的人，默默无闻过了大半辈子，被我和弟弟接来城里生活后，居然还学会刷抖音、坐公交车和看电视剧等等，并能用颠三倒四的汉语，在农贸市场讨价还价。不得不承认，我太小看农村妇女的潜能了。

大家都想不到好日子会来得这么快，现在的生活已经不需要村妇们再去做纺线织布缝衣的针线活，为钱而奔波的人们，哪还顾得上纺线织布缝衣服。纯手工纺织的布料像稀罕的救命药，成了办丧事时不得不用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