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炷香

我站在祖先的坟前，恭恭敬敬地插上三支香，磕了三个头。

来之前，母亲怕我不认识路，父亲则不以为然，走了那么多次还没记住？我虽然嘴上说着没问题，心里却在打鼓：到了那条爬坡小路，到底该直走还是左拐？

在我尚未长久地离开故乡时，我的父亲尚且康健，母亲又极为溺爱，不让我参与上坟祭祖的事。直到三四年前，我自己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对祭奠这件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极力想以此为突破口从父母的庇护中走出来。父亲的老去，是自我加入了上坟的队列才发现的，他的位置不断向后，最开始领头，后来是中间，直至最后一个，并影响了队列的行进速度。我们走在蜿蜒的山路上，蒿草茂盛，灌木丛生，山路的痕迹模糊可见，嵯峨的大山沉默无语，我是有些惴惴的，只能以更为轻快的脚步掩饰我的惴惴。我对山路已经太过陌生，一个城市化的山里人竟然攀缘不上生养自己的大山的一个指头肚，那小小的大约60度的土坡可不就是么，这无论如何是件丢脸的事，何况还有我的四个哥哥走在前头。我拨开障碍的幅度更大，踩踏在倒伏的蒿草上的脚更加用力，寻找攀爬点时更为迅捷，还把带喘的气息和微微沁出的汗珠一把抹平。我们边走边聊几句，更多时仍是沉默，沉默似乎是我们家的传统，又或者是成年男人的代词，我们像一支快速插进的行军队伍，整齐有序。偶然惊起的一只藏在灌木丛中的麻雀让我心惊，啊啊着振翅飞去的乌鸦加深了我的忧虑，阴沉的天气似乎是这个叫清明的节日的一贯嘴脸，这些都在提醒我奔赴的是一个可怖的所在——坟墓。

走在最前面的大哥说一声“到了”，再经过一两次的攀缘，穿过一片翻耕过的田地，几个馒头样的土堆就是了。土堆有大有小，分列在上下两堰地里，大小并不代表辈分，小的那堆反而是我的最老的祖先，和人老了身材萎缩变矮是一样的情形。我的父亲、哥哥们开始点香、烧纸张、放炮、分发糕点水果，还要倒点酒、上根烟，甚至还有饮料，跟对待活着的人没什么两样，只不过近来和火有关的仪式都取消了。做这些的时候，他们仍要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聊到高兴处也红光满面，上上下下踩踏墓堆的时候也并不轻手轻脚。只有我不说话，当时我的思维还被鬼片、僵尸片里的吓人情景牢牢缠绕，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亲人、活人在场，我会马上转身逃跑甚至哭出声来，即使他们在场，我全身也一直冒着凉气。放炮我是不敢的 ，哥哥们笑我；烧纸张我也抖抖索索地点不着，坟前的石台子太像来自阴间的嘴了；我谨慎地和坟堆保持着一定距离，小心翼翼地上下传递着祭奠用品，仿佛坟堆前布着我难以靠近的结界。谁知从坟墓里会钻出什么东西来？直到祭奠结束，我才安了心，大大方方地跟着大部队返程。

几年来，我眼看着村子里的人和村子一齐变老，河道尽管被加宽，可沿河生活垃圾的加入使小河变得油腻不堪，臃肿而又迟疑，不复以前的轻盈直爽；沿着村路走进去，不到一百米的距离几乎成了村容展览馆，排排坐的老年人不是在晒太阳，就是在打扑克，他们会用混浊的眼神对经过的人作逐一检阅，只是检阅的热度逐年衰减，空出的位置再也不会有人来补；村委小二楼的瓷贴面白得晃眼，广场和舞蹈也有了，家家户户的外在都在变，内里却急速老化、腐朽，相应地，山上的“馒头”鼓了起来，“馒头”前甚至还会矗立起相应的说明。土地供人索取，人死后供土地享用，这也许就是山区农民的宿命？

以前我并不相信宿命，极为憎恶词中的迷信色彩，并将之视为农村落后的根源。都什么年代了，还相信命啊神啊这些东西？上过高中、学过马哲的我，已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祭奠在年轻如我的人这里约等于迷信，人都死了弄那些有什么用？对于禁止烧纸、放炮，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我更期待的是，什么时候能把祭奠这件本身最无趣的事情省略掉？

在日益密不透风的防火政策形势宣传下，农村人不得不对祭奠仪式作了更改，两全齐美的奇招也有，比如拉一只有滑轮的绿色市政用垃圾桶上坟，据说能安全地烧纸而无着火之虞。在几个本地人因失火被拘留特别是罚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后，父亲也变得更加开明起来，当我闪烁其词地提及“火葬”时，还担心父亲会视之为忤逆，没成想他竟然表示热烈拥护，让我深感意外。活人的事终比死者的事更为重要，古老的祭奠仪式摇摇欲坠，连我父亲这样的长辈也失去了维护的信心和精力。对仪式的不重视程度，甚至让我有些不满，比如亲戚家的婚事丧事，其实我很想参与一下，可一般都是父母代办后才象征性地通知我。有时清明节回不去不能祭祖，对此我是愧疚的，可父母亲却说回来干啥送路费来了？

他们难以知道的是，对漂泊在外的我来说，清明成了我唯一能抓住的绳子，一头栓着故乡，一头系着日益迷失的我。

我的转向比远离更为坚决。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根在哪里？我比我的父亲对此更感兴趣，这其中不乏人的好奇心作怪，还有一种证明自己身份高贵厚重的期待在里头。我曾花了一段时间写家谱，还去老坟里寻老碑，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父亲的支持。家谱勉强写完，我才发现当初要找的证明是枉然，我的爷爷是个羊倌儿，我奶奶的大名和远嫁之前的历史模糊不清，辈分最长、记性还较好的仅剩我父亲，不少人的生平事迹已经无法考证，远不能和古碑上的年月相对应。后来考虑到印制家谱会产生的费用和可能的纷争，事情便半途而废。可由此却让我发觉了自己和土地的关系，那一堆“土馒头”不再是阴森的所在，它们都是我的过去，过去都是我的亲人，怎么会出来吓唬我？更因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死早有了豁达的看法——到“馒头”里去，是每一个人的必然归宿；发臭腐烂、变成白骨乃至成尘，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于是，坟墓在我眼里变成了一个被土堆覆盖着的终极的“家”。

此时的我，一个人站在爷爷奶奶的坟前，恐惧已随年月剥落得一丝不剩，我的心复被惆怅缠绕。我曾听父亲说，有的坟墓因年代久远，已成为空的了。假使墓穴已经变成空洞的所在，我们踯躅其前的意义何在？祭奠的意义何在？

我把眼眶睁开，远眺苍黑的山的剪影、广阔得难以一眼望尽的蓝天，扫过一片片坡地和一阶阶梯田，真有点目眦欲裂的感觉，我已经习惯于没有天际线的生活，而遗忘了仰望的要领。通往山沟深处的那条硬化过却已经破损的水泥路上，不时驶过上坟的摩托、电动三轮和轿车，这是一种新的时尚，能让活人和死人同时看到自身生活的风光。抛却了上香、烧纸、放炮等几乎所有仪式的祭奠，正冷清如这个节日和今天的天气，多少让我感到有些不忍。

知道点香会埋下隐患，可我还是特意拿了三支香，没有仪式的祭奠实在让人尴尬。为了这任性的举动不会造成不良后果，我从刚才开始已经在有意地等它自然熄灭。这是三支精致的檀香，类似脚的部分又尖又细，似乎是某种竹蔑做成，扎在土里很牢靠，上面的主体才燃烧了三分之一。我开始按照父亲的嘱咐挖新土，这是新了解到的仪式，我为此感到高兴，还特意拿了一把小铲子。坟地四周有几个土坑，像一方方被挖去眼珠的眼眶，新鲜的土色像浓重的已经滞结的血。我从其中两个土坑中挖了浅浅一层土，盖在坟堆上。我突然发觉了杂草的茂盛，想清理一下。这个过程是费力的。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放把火烧掉，杂草经过干燥的冬天已经充满了决绝的烈度，可失火的前车之鉴精心触目，谁敢呢？拿把更加趁手的铁钎也可事半功倍，可我只拿了一个小铲子。这样我铲得很慢，也很仔细。我确定这是在给祖先理发，因为理发店里也是这样的套路——拽住，削两下，咔嚓咔嚓，蜻蜓点水般绕个遍，所谓的毛寸也就出炉了，毛寸是我最喜欢的发型。可我毕竟不是理发师，给祖先做个什么样的发型心里没谱，只能随意发挥，这儿削一根那里铲两根。时间过得不快，当我修剪得失去了耐心，坟堆正面的杂草削砍得差不多时，香还很有耐心地烧着。我用手机查了查一炷香的时间有多长，答曰半个小时。

我得回答自己的问题了。意义何在？为什么要削草？只是觉得应该为它做点什么，让它更好一点，没有它就没有我，仅此而已。我没想到执拗的我居然这么容易被说服了。这不太像我，起码不像以前的自己，的确，三十岁以前和以后是两个世界，失去父母托举的我们慌不迭地托举起另一个自己，这样的落差比高台跳水还糟糕，无师自通地我们学会了怎么做父母，今天的动作也许是另一种源自血脉的心有灵犀吧。

我又爬到上面更小的一个坟堆上开始了同样的修剪工作，据说这是我爷爷的父母的坟。直到最后我才看到在大坟堆的最顶端插着的东西，那很像一只竖立的盘子，中间写着一个“奠”字，从外到内被绿色的叶、红色的萼、黄色的蕊簇拥着，最中间是白色，又像一只平行于地面却无法坠落的大桃子，这必然是父亲插上去的。一炷香终于要烧完了，我耐心地等着香灰被自己的重量拗断，一根，又一根，第三根仍在亮着。我走过去，吹一口，送它落了地。

返回的路才走了一截，接到家里的电话，问怎么去了那么久，我说，不过是为了等一炷香落地。看看时间，已经超过了30分钟，看来第一个搜索答案永远是那么不可靠。

首发于《娘子关》2022年第2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