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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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占黑其人
王占黑的广为人知，和新闻密切相关。打开搜索引擎，关于王占黑的介绍，紧跟名字、性别、出生年份的，大多是这么一句——“2018年凭借小说集《空响炮》获得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此奖项为何引人注目？因奖金达30万。好嘛，有钱有名，不由得人不眼红心急，啥？物价这么昂贵、文学这么廉价的今天，写本小书能得30万？于是观者麇集，又发现得奖的是小年轻，90后？各种酸甜心情作祟，文学喷子云起，反倒是小说本身沉没水下了。
名副其实和名不副实，王占黑的的确确占了第一个。好在哪？且听我细细道来。
与其说是一匹黑马，我更愿意将之称为一颗新星。当我们沉浸在网游、购物、谈情说爱以及一地鸡毛时，我们当中杰出的同龄人居然远离网吧、商场、恋爱等“青年主阵地”，深入到了一个文学前辈无力触及、文学青年无暇触及的城市盲肠——社区，还写出了一篇篇老到犀利的文字，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大感诧异。殊不知，新星早已冉冉，而我们之所以看不到，大约是被我们眼中的“高楼”遮蔽掉了。
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佩服十分。王占黑的意义或者所谓机遇，理直气壮地说，是填补了当代文学的空白。空白之意一是指题材——城市文学的空白。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像一个不断被抽打着的陀螺，仅仅二十圈（二十年）就大变样，停下来看，谁也不认识这是陀螺，是啥？谁也说不清楚。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脚步太快身影太朦胧，作家们的笔追逐起来实在费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有一个专门的形容词叫“日新月异”，既然每天都在变化着，还叫慢性子的文学怎么反应得过来？于是乎，搬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可在外部严肃文学的地盘越来越小，在内部抱团取暖又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孤芳自赏，正如“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一样，中国文学的颓势单靠几个“外援”已然难以挽回。
这个时候，王占黑杀出来了，带着“老旧小区”这颗三分球，突然间挽回了败局。
城市化的核心是什么？破旧立新，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既然我们无法把握新的，旧的呢？王占黑恰恰找到了城市的“软肋”，也就找到了城市与文学的结合点，也就是她自己说的“社区是一个持续饱和且不断溢出的容器。每个人存在关联，彼此参与或见证。写着写着，我渐渐发现这几乎是一种‘云’的状态，也便走出了一种较为狭窄的生命体验，去寻求当代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状况和民生联系——每个小区都有这样的人，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社区，它们或许彼此能互为当代城市丛林的样本。”于是通过描写一棵树上的几片叶子，她获得了整片森林的形态。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王占黑？
这就涉及空白之意的第二层——90后作家的担当。如上文所说，当我们的文学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年老的作家如王蒙等精力毕竟不济，对新世纪的感知又不如对“文革”等事件印象深刻；年轻的一代如新概念系列作家又囿于早熟，或过早地丧失了对文学的热爱，或过早地燃尽了文学的才华无法进一步走向深度，仍无法从“人”的写作走向“人民”的写作，所有人都对文坛的断代忧心忡忡又无计可施时，我们的占黑小伙竖起了80后弃之不顾的现实主义大旗，瘦弱地然而却是勇敢地向前跑去。
有人说2000年以来的二十年至今仍是文学的空白，王占黑的出现，起码填补了第一个十年的空白，从而使得九斤老太所言“一代不如一代”的谶语在文坛上得以打破。
打破沉默的为什么不是80后的某某，而是90后？由我的分析，这里仍然有客观和主观因素在里面。客观地来讲，中国南方的城市化是最先开始的，又是最为成熟的，因此身处南方城市的王占黑得以成为一个彻底的“城二代”，这给予了她不一样的时代眼光，也就是网络小说中那根“金手指”（请注意，在此它还是不发光的“铁手指”）。为什么不是广东或者深圳？好吧，我们现在可以稍微停下来，掰着指头做个游戏，数数自己熟知哪些中国近现代文学大师，再想想他们的籍贯是哪里，不错，大都是江浙一带而以浙江最多，那么生在浙江嘉兴的王占黑为什么“中奖”也就不足为怪了吧？你可以说是文化底蕴，也可以说是文学土壤滋养了她。
主观因素当然是性别优势和性格禀赋。为什么是性别优势？你可以去各大网络小说网站看看，男频和女频分别是什么作品受欢迎，就大约可以想见答案了——女性天生细腻，更关注生活和感情，那也是为什么关于婚姻恋爱的影视剧每每霸屏的原因，男同志哪里去了？当然都在刀光剑影、枪声炮声里游弋。性格禀赋更好理解，一个喜欢在社区里整天逛来逛去、聊东问西的姑娘，的确很少见，而王占黑恰好是这样的人。
二十多年的城市经验滋养，聪慧敏锐的文学青年，不动声色的深入生活，恰当的时机，四者碰撞出了《空响炮》《街道江湖》《小花旦》等城市文学精品。
从这一点来说，王占黑是90后作家的榜样和希望所在。
（二）王占黑与“街道江湖”
一激动，已经写够了普通读后感的篇幅，可关于王占黑的小说还一点边也不沾，有什么办法，谁叫她是我的偶像呢？
那么言归正传，谈谈小说。先说《空响炮》这个集子。
我在书后的五星好评中写道“以《空响炮》和《偷桃换李记》为最佳”，这是我个人的癖好，总喜欢在饭后吧咂嘴回想下哪粒米最香，其实呢？颗颗都香。之所以喜欢《空响炮》是因为这一篇最有广度，比之于踢足球，从赖老板开始运球，李阿大抢球，传给瘸脚阿兴、烫头、马国福、老棉袄，没想到最后进球的是阿兴，他在那扎气球呢——这是何等妙的手笔，这只是一则短篇小说，好比买顶层送阁楼，让人惊呼空间何其大也，这是技巧也是心胸，王占黑之笔力可见一斑。
那么《偷桃换李记》呢？视野之宽格局之大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中篇小说。何以见得？你从中隐约看到了老陶、老曹等老人的一生，从中分明看到了儿女的不孝和亲人间无可弥补的隔阂，死了都不去看一眼，结果让两个老头的玩笑之计得以实现，是悲是苦是泪是笑？而结尾处的电话更让人毛骨悚然，还没完！这让我想起了苏童的小说《园艺》，也是一部写隔阂的中篇——男主人被杀害后埋在门口花圃中，可妻子不关心、儿子懒得关心、女儿无力关心，直到尸体腐烂后才被发现，《偷桃换李记》何其像也！而两者的艺术感染力难分伯仲。
《街道江湖》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是《阿祥早点铺》，味道十足，和汪曾祺写吃食的篇目有得一比。一座城市，不管是对于有档次的人还是没档次的人哪怕乞丐，它最吸引普罗大众的一处永远是味道。味道和食物不能等同，而食物是味道中顶重要的一种。你看，“底下一块小黑板，几处竖排小字：大饼油条鲜豆浆……”，多么接地气的描写；“‘阿’里掉了个‘口’，‘祥’变成了‘羊’，‘早点’的‘点’是个老法字，红底子褪了色”，真真实实，的的确确；“老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各人去各处，吃早饭和扔垃圾一样，是讲究分类的……阿祥茶叶蛋就是秀水街上顶有分量的这只称砣”，又精辟又慰帖，比吃了茶叶蛋还舒坦。这些我们惯常有的经验，一经王占黑的笔汩汩流出，就有了一股腾腾的热气和醇厚的味道。
而老来落寞的小官、阿金、美芬，锱铢必较的老黄、国娣，沉默的徐爷爷、春光，不务正业的“对对吴”、吴赌夫妇，悲戚的老马、阿明，外来人口赵光明、老菜皮、百步桥，哪个城市又能没有呢？
《小花旦》这个中篇集子里，打动我的反而是《黑鱼的故事》和《清水落大雨》及《去大润发》。王占黑的早期小说都写成“×××的故事”，那么《小花旦》集子里的小说其实也可以换换名字，《小花旦》叫《理发师的故事》，《去大润发》改为《超市的故事》，《清水落大雨》是《原生家庭的故事》，《痴子》可称《三个残疾人的故事》，《潮间带》干脆写作《单亲家庭的故事》。
好了，一整本的“故事汇”诞生了。
然而，小说毕竟和故事不同，王占黑的小说尤其不同。第一个不同在于，结尾处虽不一定是欧亨利式，却一定会耐人寻味，比如《小花旦》最后的想象，“我会对他说，南方真热，给我剃一个游泳头吧”；《去大润发》的结尾“我从包里拿出一袋吐司，一副牌，一盒飞行棋，说Let's have a picnic”，回归日常，却总让人心头一热。
更绝处在浑然天成，最成功的是《黑鱼的故事》。你从里面读到的不是一个鱼贩的表里内外，而是一条鱼的；或者说作者把鱼的思维触感和人的感觉很自然地捏合到了一起，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有点像台北故宫的翡翠白菜和东坡肉石，浑然天成，对，不是两张皮。《清水落大雨》则把一个姑娘的人生和或缠绵或淋漓的雨融合起来，自造难度，自圆其说，不露一丝痕迹。
《去大润发》给我的思考则主要是关于城市文学的。超市——这个最为世态繁冗的场所，怎么到了王占黑的笔下变成一个怀旧场所了？而气氛的铺垫、情绪的萦绕，却让你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这几乎是点铁成金的魔法了，百炼钢到了行家手上也能成为绕指柔，值得好好研究。
王占黑似乎在努力挣脱街道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可她笔下的人物却每有街道的影子，不管是时不时回到故乡的小花旦，还是从大城市回溯的落魄青年黑T，或者回乡上坟的妙华女儿，街道仍在呼唤王占黑。我窃以为，街道的内里是蔚为壮观的，远不到资源枯竭的时候，为什么王占黑急于走出呢？为了批评家的不满和读者挑剔的口味？我恰以为，王占黑写得最好的，仍是那些带着市井味的街道小说，混杂而有趣，粗糙而温馨。
每个城市都缺不了这么一块地方，每个读者的心中都留着那么一块地方。
（三）“街道江湖”的文学演绎
仍然要聊王占黑，只不过要更深入、更专业，来谈谈写作上的事。
王占黑是怎样呈现“街道江湖”的？用文字呗。但看到、想到和写到之间差着十万八千里，如何写到自有乾坤。
首先谈结构。对于中短篇小说来说，因为篇幅有限，结构尤为重要。仍以《空响炮》为例，上面已经提到，是传球式的结构，传来传去，“球”在瘸腿阿兴身上爆了，原来所谓的“空响炮”是气球，为什么扎气球，因为怀念鞭炮而不得而寂寞，一个政治行为、社会话题引发的心理震动通过生活化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就是语言艺术的魅力。《偷桃换李记》采用的时空结构是“现在——过去——现在的将来”，从最刺激的一幕开始，如同翻日历一样，翻过去翻过去，看到了老陶、老李的养老院生活、家庭生活和青年生活，再以老吴的上坟祭奠、电话铃响戛然而止，吸引着读者惊讶——了解——感慨——痛心，不拖泥带水，有味得很。《小花旦》基本是“出现——消失——出现——消失”这样的波浪状，《去大润发》是“过去”和“现在”的交替出现，《清水落大雨》则是“过去”和“现在”的不规则闪现，有点蒙太奇的味道，最为复杂多变。总的来说，王占黑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有很强的时空纵深感，凸显出独有的广度、厚度和深度。
再来谈形象，王占黑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漫画式甚至符号式的。让我尤其感觉佩服的是，没有一个人、一条狗的形象是重复的，莫言曾表扬徐则臣说“一个作家要想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角度、新的形式、新的元素，是不容易的”，我愿意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送给王占黑。同样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吴光宗和吴赌不一样，“对对吴”当然奇在打麻将专捉对子上，吴赌呢，作者把他的平台设在公交车上，而非赌场麻将桌，人物形象马上活了起来；同样是子女不在身边的寂寞老年人，美芬就不如阿金深入人心，为何？好吃懒做却喜欢小孩，既矛盾又现实，既让人恨又让人爱；同样是外来人口，老菜皮的迂，百步桥的豁达，赵光明的厚道，也各不相同。至于小官的“凶”而不狠，徐爷爷的“大招手”，春光的沉默精干，老马的悲苦，阿明的狂热，都真实得让人信服。鲁迅先生曾说“取材要严，挖掘要深”，王占黑基本做到了，因而中国版的“街道联盟”诞生了。
最后是语言。王占黑善用嘉兴方言，读来别有风味。比如“母瓜子”，在此之前，没有人把性别加在一件物上，可“母瓜子”又是多么形象，不就是一群没事嗑瓜子唠闲话的长舌妇嘛；比如“交关”也就是非常的意思，可在看厌了“非常”两个字眼后，这“交关”也别有一番风味，譬如肘子换成羊肉串，顿觉新鲜；“不要太……”也是很的意思，可用方言表达出来就多了一层软糯、活泛、清新的气息。比喻也是生活化的，如把躺在病床上的“对对吴”比成“好像是馄饨店的药纸上躺了一只蟑螂”，走进看，“又像是葛三囡扔在卫生房里的一包剩菜”；把“老菜皮”皱巴巴的脸比作“平滑的花生酱被调羹挖出几道线”，老黄的脸又像“汰碗池里一只用久了的丝瓜精”；笑得直不起来的阿金“像一根筷子折了两半”，看客们叫“甘蔗”，死去的黑狗“像一个叠好的黑色塑料袋”，荒地里大片野菜花“好比装了连排浴霸”；最绝妙的是把小区里吵架同开火灶联系起来，“几人停下，围成一口锅，看两摊油在中心跳动—时而溅出一些油星”，真是前无古人，令人拍案叫绝。
青年评论家岳雯说“重建城市小说的地方性，成为这两年来城市写作的鲜明潮流”，王占黑的重建即主要依赖方言。有朋友问王占黑“如果抽调方言表达，你的故事会不会逊色大半”，王占黑的回答是“方言是她的小说的底色”，去掉底色，如同老舍小说之失去京味儿，孙犁小说失去荷花味儿，赵树理小说失去山药蛋味儿，还能叫小说？底色也罢，特色也罢，是和思想、文化、技巧等连接在一起的，恰如皮肤、血肉和骨骼，一旦分崩离析，人还能称之为人吗？只能是一架骷髅、一具标本、一堆化肥而已。
缺点呢，也不是没有。一是离开街道支撑的作品如《小花旦》《潮间带》《痴子》，多少显得空洞无力；二是对网络社会、信息化社会的触碰较少，较成功的作品如《去大润发》《清水落大雨》仍然抒发有余、塑造不足，人物形象远不如“街道英雄”饱满动人。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史该如何书写，有赖包括90后在内的全体作家共同去探索践行。
（四）中外 “江湖”比较
今人受西方文学影响更甚，王占黑的《空响炮》《街道江湖》一出，“有心人”则开始急急寻找中西对照，找来找去还真发现一部——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于是有人赐予《街道江湖》封号曰“中国的《米格尔街》”。
奈保尔何许人也？英国印度裔作家，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于是崇拜之情顿生，怠慢之心全消，国际文学大师，了不得。令人奇怪的是，《米格尔街》写的既不是印度事，也不是英国事，而是写自己在西班牙港一个贫困街区的童年经历——奈保尔是外来移民，西班牙港是个地方，是中美洲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首都。小说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奈保尔已经离开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后来一直居住在英国。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米格尔街》和《街道江湖》是否有可比性？两者孰优孰劣？
当然可以比一比，然而我得出的结论可能让大家难以接受：《街道江湖》胜出，《米格尔街》落败；《街道江湖》只能是中国的《街道江湖》，而绝非什么中国的《米格尔街》。怎么可能？奈保尔可是大师，还是西方的！
先从认识论来分析，作为社会发展变化先声的文学，其本身的丰富性是建立在时代的基础上的。《米格尔街》作为奈保尔的回忆性作品，写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特立尼达人穷困潦倒的生活，在作品出版时的1959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已实行了内部自治，随后参加“西印度联邦”，并于1962年宣布脱离英国独立，也就是说《米格尔街》的塑造是滞后于时代的，当它出现时供给它营养的土壤已经几近消失了，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内涵的持续扩充。与之不同的是，王占黑敏感地意识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难以绕过的那一片低地——老旧社区，经过长久深入的观察体悟后，贡献出了可以说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优秀作品——《空响炮》及《街道江湖》，填补了中国城市文学的空白，作品中提及的很多问题正在且必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同路，那么从此意义上来说，《街道江湖》才刚刚开始生长。《米格尔街》甫一出世，已经接近死亡，只能沦为回忆；《街道联盟》才是新生，它甚至会成为中国城市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一个划时代标志——这样的优势，是王占黑站在“中国现实”“中国巨人”这样一个高度上取得的，而非其他。
从艺术水准上来看，《米格尔街》以现代主义风格贯穿其中，多以对话描写、抽象概括为主，人物模糊不清，给人留下较深刻印象的仅《B.华兹华斯》一篇；《街道江湖》完全走的现实主义路子，外貌、环境描写非常典型，人物形象也篇篇鲜明。决定小说水准的第一因素应该是思想，而《米格尔街》就事论事、肤浅表述，看不出其反思、爱憎、揭露在里头；《街道江湖》里的很多形象则与中国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遥相呼应，显示出强烈的观照现实的艺术深度。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各有千秋，但在为人民立言、为时代立传的崇高目标上，现代主义永远不能达到现实主义的深广视野，而现实主义则可不断吸收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精华养分，逐步扩展为类型更为多元、面目更为鲜活的文学版图。
奈保尔是不是文学大师，由于没看完他全部的书，不敢妄下定论，然而他的婚恋史却实在表明其精神残缺的一面，令人匪夷所思。西方不代表权威，也不代表正确，中国文学不该妄自菲薄，更不能唯西是从，2020年的抗疫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西方文化的颓软无力。100年前，西方是先进的、革命的、饱含希望的，不代表一百年后还是。年龄的问题就更不是问题了，一个人的年龄能说明什么？不论是奈保尔的年长还是富有经验，都不应该对王占黑的年轻有为构成任何天然的威胁。一切从文本中来，一切到文本中去，这正是文学最平等、最博大、最激动人心之处。
首发于《火花》2022年评论专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