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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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逾耳顺，身在首都，回首儿时在老家山东过年的情景，倒真有种酸甜苦辣顿上心头的感触。记得临近过年的时候，父亲照例要到集市上买回来两挂鞭炮，一挂留在大年除夕午夜燃放，另一挂留在正月初二上坟时燃放。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像年货一类的商品，越是到了年根底就会越贵。所以，一擦腊月门，集市上刚有了卖年货的，趁着价廉，父亲就赶紧去把该置办的年货办齐。鞭炮当然是每年必备的，但买回来过早，往往会受潮而放不响，所以就把它保存在火炕边角的炕席底下，以令鞭炮持续保持着干燥。
我们家的孩子们都要上学读书，母亲又要做很多的家务，无法到生产队里出力赚工分。每到年终结算，只凭父亲一个整劳力，一般都很少能分点钱回家过年的，因此也就不能像富裕人家去买一二百个的大鞭炮，而只能买那种较便宜的三五十个炮仗辫在一起的小鞭炮了。
到了除夕那一天，每家上午都会照例大扫除的。等把家门的里里外外打扫干净，趁着晌午阳光普照，气温较高的时刻，就赶紧往门上贴楹联。那楹联的内容大致都是相仿的，院外大门上通常是“千祥云集，百福并臻”，“竹报平安节，花开富贵春”；做生意人家的门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院中屋门联“家居民主和平地，人在自由幸福中”，“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堂屋正中财神爷“赵公元帅”，两旁是“兴家立业财源主，治国安邦富贵神”；灶房锅台边上灶王爷两厢是“上天言好事，回府降吉祥”；室内卧室房门则贴“出入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此外，还有长条状的单幅小联，在大门外面的墙壁上贴“出门见喜”；院子里的树上贴“五谷丰登”；猪圈栏上贴“六畜兴旺”；卧房墙壁上则贴“抬头见喜”之类的。除夕夜新旧年交替的三更天，有时候睡得迷迷糊糊，但也隐隐约约听到响起了渴盼已久的鞭炮声，我们便被大人一个个晃醒，猛地听见村子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以及不时还有“二踢脚”在“砰 — 啪！”从地面响彻到云霄……
哇——真的过年啦！于是就赶紧一个个穿衣戴帽，从土炕上蹦下来，“呼啦啦”一起拥到了敞开的房门口。我是老大，理所当然地被指派站在门外头，两手擎起一根长杆子，上面挂着那串并不太长的鞭炮。父亲拿盒火柴，到鞭炮下面点燃引信，弟弟妹妹们则从大到小排成队伍避在我的身后，用小手把耳朵捂起来，听那鞭炮在自家的院子中“噼啪”炸响。
放完鞭炮，就是渴盼已久的吃年夜饭了。先是母亲在灶膛里添上把柴，等锅里烧好的水滚开后，就把早已包好放在那种使用高粱穗秸秆穿起来订好的盖帘上，像元宝一样的饺子倒进锅里，并用大火煮上几滚。
但在香喷喷的饺子进肚之前，还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做。
头一件就是“迎家堂”，先把饭桌摆放在院子中间，点好香烛，再摆上三副盅筷，在酒盅里倒上清水，并把煮好的饺子盛放到几个小碟小碗中，也整整齐齐排放到饭桌上，家人们从老到幼依次磕头并对空祭拜。意思是已经故去亲人们的魂灵，就能从天上被接回家中一起过年并保佑后代平安了。接下来就是“供财神”，在堂屋正中迎面的墙上，悬挂好由招财童子两厢护驾的财神爷画像，画像前面，要置放一张较高的供桌，在桌面上铺上红布，但在粮油布匹紧张供应的年代里，当然也就只好买张廉价的粉红纸来代替了。纸面上，首先供上香烛，再依次摆上一只新近宰杀并煮熟的公鸡，一两条不大的鲫鱼或鲢鱼，几块带枣子的年糕，两个在顶尖抹上红胭脂的蒸馍等，并把新煮好的水饺也摆放两碗，家人老少就开始依次磕头祈福。
纯白面的水饺，像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一年到头几乎是只能吃到这么一顿的。一旦上供完毕，肚里的馋虫早就翻江倒海了，我和弟妹们紧三火四地围坐在桌边，哪管什么深更半夜吃了压食，必定要吃它一个嘴里香和肚儿圆。吃过年夜饭之后，我们这些最大才不过八九岁的孩子，自然已经困得不行，也就没法陪同大人来喝什么守岁酒，一个个东倒西歪进入了梦乡。而睡不多时，在冬天放亮的鸡啼声中，就会被大人唤醒，抹把脸，换衣服，然后从本姓最高长辈那里开始挨家挨户拜年了。
现在的孩子们，每逢过大年，必定会得到一笔数目不菲的压岁钱。在我们儿时，每个家庭一年到头总的收入很少，哪里会给孩子们什么压岁钱，在正月初一呼啦群的大拜年中，本家长辈与亲朋好友们，顶多是东家给把瓜子，西家给几颗花生，而家境好的邻居，能分给孩子们每人一块纸包的糖果，那简直会让你比捡了个银碗更要欢喜！
还有，对于当时的儿童们来说，过年最开心的事情也就是有新衣服穿。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自然会穿上自家老奶用粗棉布缝制的新衣裤，迫不及待地相互炫耀谁的更漂亮，一张张小脸上洋溢着说不尽的快乐和幸福。然而，我们家劳力少，孩子多，过年穿新衣服那可是很稀罕的一件事情，只能眼巴巴瞅着人家的孩子有新的衣帽和鞋子穿戴了。
我们兄弟姊妹们，唯一指望的就是在青岛居住的表兄弟姐妹们穿过的旧衣服和旧鞋袜了。每到年根，姑姑和叔叔们就会托人捎些回来，母亲再赶紧地浆洗缝补，以便让我们在大年初一的早上，把这些改制过后的衣服鞋袜穿了出门。自然而然的，有时就免不了让人家给当成了笑话。
记得我上初中以后，每逢礼拜天，都要到生产队里劳动赚工分的。有一位邻家过门不久的嫂子，老爱拿我这当小叔子的寻开心。总是拽拽我的衣角说：“大弟是不是早上起来穿错了裤子？”我才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根本就不明白她说的是啥意思？但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些暗花，知道那是由姑姑家跟我年龄相仿的大表妹的衣服改做的，也就只好红着脸儿咧嘴笑笑过去了。直到若干年后才明白过来，原来人家是笑话我起床后，把媳妇的裤子给穿上了。当时哪里懂得这些奇里拐弯的事理啊，也就白让人家给取笑着玩了。
直到中学快毕业的那一年春节，我在生产队也能赚个大半劳力的工分了。父亲好不容易从城里给我买回来一身蓝色的新绒衣，试穿了一下，又肥又长，大得不得了，于是我不免大声地哭了起来。因为这是我做长子的从小到大第一次有真正的新衣服穿啊。邻居家的叔伯大爷们闻声赶来，先是劝解我说：“您大大（我们儿时对父亲的称呼）是怕你再长大了穿不上呀，才买得大一些。”我才不吃这一套呐，依旧嚎哭个不停。后来，叔伯大爷们也就开始劝解我父亲：“你看孩子实在不愿意，就去退换一个小号的吧？”父亲也就只好答应下来。
结果，那一回过年我依旧没能穿上新衣服，因为在商品紧俏的计划经济年代，父亲能从百货商店买到件衣服就得四下里托情央面了，而退换也许会更不容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