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司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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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安分”的叶家八郎
广东省惠阳淡水镇，有一个风景秀美的山村，村北部耸立着海拔400多米的乌石鼓峰，村周围散布着低矮起伏的山岗，两道清澈的溪水从村边交汇而过，故取名会水楼。1896年9月10日，叶挺就出生在会水楼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叶挺祖辈世代务农，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的后生。他家人口较多，叶挺排行老八，人称八郎，上有哥、姐，下有弟、妹，日子十分艰辛。叶挺的父亲叶锡三为了改变贫穷的现状，曾下过南洋，开过药铺，为人看过风水，使劲了浑身解数，仍无法改变家庭的贫困，叶挺的两个姐姐很小就送给别人当了童养媳，当两个姐姐被送走后，叶母都是哭得死去活来，每个孩子都是身上的肉啊！当时，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对内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对外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卖国求荣。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会水楼不少村民被迫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八郎虽小，但他目睹了这些社会贫穷不公现象，幼小的心灵已经不知不觉埋下了一些愤世嫉俗的种子。
大人说，八郎小时候“不安分”，爱听《水浒传》、《三国演义》、《岳飞传》、《杨家将》等评书，对书中的英雄人物，佩服的五体投地。他经常模仿戏曲中看到的英雄们的行为动作，和小伙伴在一起冲冲杀杀、追追打打。有一次他在山里砍柴时无意间捡到一粒子弹，便偷偷地藏了起来。一天，趁着家里人都不在，他把子弹放在有余火的灶膛里，自己躲在墙后面看动静。结果，“嘭”的一声巨响，饭锅被炸了个底朝天，险些出了人命。为此，八郎被父亲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童年时期的叶挺就经常学着古代英雄结盟的样子，与小伙伴们结拜成兄弟，自己做了盟主。这帮结拜兄弟在叶挺的召唤下，一起上山砍柴，一起下河摸虾，他们对穷人家的东西从来分毫不动，但对地主家的东西却毫不客气，往往顺手牵羊，真有点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味道。地主家果园里的荔枝熟了，他就带领一帮盟友学着孙悟空到王母娘娘蟠桃园吃仙桃的样子，每到晚上，一个个钻进荔枝园美美地饱餐一顿，临走还在果园里拉屎撒尿，他们拍拍肚皮，抹抹嘴唇，风趣地说，这是小爷给地主老财的一点小意思，不能白吃他们的东西。
叶挺的同村有一个地主叫叶潭溪，是有名的大恶人，他经常仗势欺人，放高利贷，盘剥乡里，使奸耍猾，民愤极大，百姓迫于他的淫威敢怒不敢言。有一次叶潭溪家死了人，他让狗腿子通知四邻八乡来送丧礼，捧场面，借机大肆敛财。叶挺家本来就不富裕，向叶潭溪借的三百元高利贷还没还清，哪来的钱送人情？可叶挺的父亲老实憨厚，不敢得罪叶潭溪呀，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叶挺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恨从胆边生。他决心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择手段欺压百姓的坏东西。于是，他招来小盟友们商量对策，决定趁着叶财主家刚死了人的机会，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叶挺在每个人的耳边，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盟友们一会就分成了两批，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晚八点多钟，在叶潭溪家的后院厕所里，传来了 “有鬼、有鬼”的尖叫声，一个女孩连裤带也来不及系，提着裤子，边叫边跑，往家里狂奔，吓得浑身发抖。原来是叶潭溪的小孙女一个人上茅房，刚拉了一半，忽然看到远处的竹林里出现了两个绿点，又像猫眼，又像虎睛，射出凶狠的两道绿光，一闪一闪的，十分恐怖。女孩不动，绿光也不动，女孩往前走绿光也往前走，她越想越像大人们说的鬼火，吓得大叫起来。据说，后来这个孩子大病了一场。原来，这是八郎和小伙伴们用手电筒蒙上绿布搞的恶作剧。更为蹊跷的是同一天晚上，叶财主曾烧过香上过供的庙里，菩萨倒的倒，躺的躺，有的缺了胳膊，有的断了腿，连进香的香炉蜡烛架也被砸烂了。叶家财主吓了个半死，第二天，他请来木匠给庙里泥菩萨重修金身，还买了香烛鞭炮，向神灵请罪，叶老鬼对着泥菩萨磕头如捣蒜，口里还不住求饶。村里的人们议论纷纷，都说叶财主作恶太多，引起神灵怪罪遭到报应。听到这样的议论，“报应人”八郎和小伙伴们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7岁那年，父亲叶锡三送叶挺到腾云小学读私塾，凭着天资聪明和勤奋好学，叶挺很快就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和《朱子家训》等启蒙读物背的滚瓜烂熟，还能背诵《四书》《五经》的部分章节。数年后叶挺逐渐有了自己的观点，私塾的课程已不能满足他的求职欲了，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大量阅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杂志和书籍，懂得了许多革命和做人的道理。他不断地接受新思想，厌恶封建的清规戒律，反对封建迷信。1911年春天， 15岁的叶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惠州城内的一所公立中等蚕业学校学习。此时正值辛亥革命高潮之际，广州爆发了黄花岗起义。革命志士温生才在起义中击毙了清朝将军孚琦，但自己也被捕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黄兴率领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后攻督练公所，与清水师提督李准相遇，双方对垒，激战一昼夜，起义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却，林觉民、喻培伦、林时爽、方声洞、李文甫等72人，在这次起义中英勇牺牲，这就是名垂青史的黄花岗72烈士。这次起义震动了全中华，也给叶挺很大的震动。他决心像72烈士那样，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身家性命献给正义的革命事业。有一天，叶挺在报上看到了徐锡麟的英勇事迹，徐锡麟在敌人的屠刀下，慷慨就义，视死如归，他对同学说：“徐锡麟乃大丈夫也，我叶挺也一定要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只要国家需要，我也会像革命党人一样，豁出自己的一切。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只有这样的人，生活才有价值。”那天，叶挺全无睡意，满脑子想的都是革命党人英勇就义的形象，他被徐锡麟的英烈壮举彻底感动了，到很晚才迷迷糊糊的睡去。第二天，叶挺看到一些革命党人走上街头，高呼口号，号召人们反封建、剪辫子，以表示对清朝统治者的反抗。叶挺早就厌恶那个托在脑后标志着清朝统治的“长尾巴”了，于是找来剪刀“咔嚓”几下就把辫子剪掉了。他呼吁说：“我辈青年，倡议革命，理应走到前列！”但他哪里知道，这一剪下去自己竟成了清朝政府清理的对象，还成了革命党人的嫌犯被抓进了监狱。在狱中，不管清兵怎样威逼诱惑，他坚决不在认错书上签字，还大骂清政府的无能，嘲笑清政府只会对手无寸铁的小孩施威。后来蚕桑学校徐校长怕叶挺把事情闹大，影响学校的声誉，更怕会使自己的职位受到牵连，就到衙门向惠州提督求情，并带去了集体签名的“具保书”，反复强调叶挺只是年少无知，调皮捣蛋受蒙骗所致，并非革命党人，要求当局宽大处理，还保证对叶挺严加管束，绝不再发生类似事情。当局见叶挺家贫穷，从他身上也榨不出什么油水，加上徐校长的担保，就把叶挺从狱中放了。人虽然被放了出来，但学校却对叶挺提出了诸如不准谈论国事，不准集体议论革命党人，不准单独外出等等许多约束。性情刚烈的叶挺哪里受到这些禁锢人的头脑和手脚的条条框框，于是毅然离开学校回家，另闯出路和前程。
二、拒当县长去当兵
叶挺离开蚕业学校后，又先后在惠州府中学、武昌陆军第三中学读书，这个时期正是社会动荡，革命势力高涨的岁月。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三个月后就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袁世凯投靠帝国主义卖国求荣，实行个人独裁，妄图复辟帝制，全国一片讨袁之声。叶挺除了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知识外，开始接触同盟会的活动，还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对叶挺之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叶挺升入当时名气很大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在保定学习期间叶挺已经开始阅读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杂志，探索救国救民之策，还给《新青年》投稿，发表自己的看法，并被刊用。当年，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有毛泽东等革命先驱，这对叶挺是个莫大的鼓舞。1918年，正当叶挺在学校紧张学习，迎接考试，即将毕业之时，叶挺接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由于学校军纪严明，学业紧张，不让请假，叶挺忍泪含悲，没能回家为父亲送葬。父亲去世后不久，母亲本来身体虚弱，加上料理丈夫后事，劳累过度也病倒了，并且病情不断加重。叶母本不想打扰叶挺，但又怕临终时见不到儿子，只好给叶挺写了一封信。接到家信后，一种强烈的负疚感让儿子痛不欲生。他想起了父亲过世时，就没能尽孝，这次母亲病重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心情，向校方提出回乡探母以尽孝心的请求。叶父往生，叶母病重，虽以“忠孝不能两全”为校训之一的严厉校方，最后也颇有人情味的批准了叶挺的请求。
当叶挺风尘仆仆地从遥远的北国回到家乡时，母亲已经枯瘦如柴，奄奄一息，当她睁开眼睛看到朝思暮想的儿子时说：“八郎，我的儿啊，我可见到你了，这下我也可以闭目了！”叶挺虽东奔西走竭尽全力为母亲医治疾病，但终因积劳成疾，病入膏盲，不久叶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间。一年之内，两失亲人，这对家境贫寒的叶家无疑是雪上加霜，叶挺再也无法继续完成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业了，原准备去德国留学深造的计划也因为无力支付路费而不得不放弃。他只好在家劳作，担负起照顾弟弟和妹妹生活的重任。
一天中午，刚从田里干活回到家中，就听到村外锣鼓喧闹，人声嘈杂，他来到门口，只见村头的路上有一排队伍，领头的是本村地主叶潭溪，后面还有两顶轿子，正吹吹打打向会水楼走来。
叶挺看到地主老财的丑恶嘴脸，气就不打一处来，转身就回家了。可是他压根没想到，这两顶轿子却在自家门口停了下来，锣鼓唢呐声震耳欲聋。
只见叶财主像哈巴狗似的来到轿边，掀起轿帘子大声高喊着“大老爷到，大老爷请！”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绸马褂的绅士打扮的老头子迈出轿来，踱着方步，走到叶挺家门前。这时叶挺全家人也都走出来看热闹。出人意料，那绅士大大咧咧双手抱拳，摇头晃脑地对叶挺说：“您就是叶先生吧？”叶挺冷冷地反问：“你找我什么事？”“久仰叶先生大名，今日得以相见，幸会幸会！”那大人眯着眼睛强打着笑脸，双手捧着一张委任状递到叶挺眼前，热情地说道：“闻叶先生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业优秀，德才兼备，有勇有谋，真乃国家之栋梁也。兄弟特奉广东督军莫荣新之命，前来请叶先生到惠阳县府上任，祝贺叶先生荣升县长！恭喜！恭喜！”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叶挺得知对方来意后，脑海里马上想起了桂系军阀莫荣新这个专门捕杀革命党人和民军的刽子手，在任广东督军后，无恶不作，搜刮民膏，声名狼藉，民怨很深。他杀害孙中山先生派往各地招兵买马的人员，还拘捕和杀害大元帅府卫兵数人。真想不到这个刽子手竟笼络到自己的头上来了，家里再穷再苦也不能为这样的人卖命，为这样的人卖命此乃我辈之耻辱！想到这里，叶挺鄙夷地扫了一下这位大老爷手上的委任状，冷冷地说：“对不起，我只学过打仗的方法，没有学过治理县政的本事，大老爷还是请回吧！”叶挺的举动被在一旁看热闹的一帮弟兄们看在眼里，十分敬佩，不禁齐声叫好，“好样的！”这下可急坏了地主叶潭溪，只见他一边拉了一张凳子让大老爷坐下，吩咐叶家人倒茶递烟，一边装得十分亲热的样子，拉着叶挺到一旁说：“ 八郎啊！别人出钱买官也买不到，如今人家送上门来你不当，你可别太傻了，我们同姓同宗一家亲，我这可都是为你好！你这次不接受这个委任状，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叶挺不听则已，一听叶潭溪拉近乎，说亲情，气就往头上冒。叶挺父母亡故时，向他借钱他都敲竹杠，哪里有点宗亲的情意。想到这里，叶挺圆瞪着眼睛对叶潭溪说：“要当你自己当去，我是不会去为虎作伥干坏事。你是不是想让我去当军阀的官，今后好庇护你欺压穷人，搜刮百姓？”叶潭溪被问了个张口结舌，哑口无言。那位上头来的大老爷一看气氛不对劲，只好草草收场，卷起委任状，一头钻进轿子里，灰溜溜地离开了叶家。
这帮人走后，叶挺却陷入了沉思：自己上了几年军校，空有一腔爱国热情，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如今自己也已经是一条五尺男子汉，连县太爷都有人请当了，不能再这样混日子了，要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要把那些披着人皮的军阀、官僚、地主一个一个清除出历史舞台。
1917年冬天，孙中山建立了“援闽粤军”，陈炯明任总司令、邓仲元任参谋长。邓仲元决心把粤军整训成富有战斗力的革命军队，因此他全力以赴招兵买马，多方面结纳人才，以便积蓄力量回师广东讨伐桂系军阀。叶挺了解到这个信息后，找到了老同学邓士章，要求将自己介绍给邓仲元，以便使自己尽快加入到这支队伍中去，早日实现自己从军的愿望。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到了叶挺面前，邓士章给叶挺回信说邓仲元答应见他。他激动的一夜没有睡好觉，满脑了想的都是邓仲元，一想到明天就要见到自己所崇敬的人，既兴奋又紧张。第二天叶挺早早地就来到了邓仲元所在地，随着一声响亮的“报告”声，一个身材魁梧，眉清目秀，英俊潇洒的青年人出现在了邓仲元的眼前。邓仲元仔细打量了眼前这位年轻人，便从心眼里喜欢上了他，主动站起来紧紧握着叶挺的手说：“欢迎你这位保定军官学校的高材生！我们还是同乡呢，你可知道？”叶挺点点头。原来邓仲元也是惠阳人。
当天晚上，邓仲元单独召见了这位热血青年，与他亲切攀谈起来，叶挺像学生见到了老师那样，毕恭毕敬地对自己的生活、家庭等情况以及自己遇到的苦恼向邓仲元详细地做了汇报，还提出了一些对军队整肃的见解。叶挺的言谈举止深得邓仲元的赞许，两个人谈的很投机，一直谈到深夜，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第二天叶挺就被安排到一师一支队任参谋，不久又被提拔为一支队少校副官。叶挺成为了一名军人，实现了自己的抱负。而叶挺弃官从戎的举动被当地人传为了佳话。
三、 首战惠州便告捷
1920年8月中旬，粤军奉孙中山之命分左、中、右三路杀回广东，讨伐桂系军阀。叶挺所在的左路军由邓仲元任总指挥，进驻到叶挺的家乡淡水镇附近。一天，叶挺率领一百多精锐骑兵组成的前锋队，一路急行到淡白公路一处叫黄皮径的地方，前哨侦查员发现敌军林虎部在此埋下伏兵，妄图凭借险要地形，一举消灭革命军。
叶挺命令部队原地待命，并召开了战前分析会，制订了详细的作战方案，那就是先摸清敌人的动向和埋伏的详细地点、兵力状况，之后由一部分兵力绕道敌人背面，一部分人在敌人正面和侧面配合实施进攻，形成前后左右夹击之势，一举消灭敌人。方案制定后，叶挺决定亲自前往黄皮径进行刺探，他知道当地群众早就恨透了桂系军阀，依靠当地群众，可能能够得到有用的线索。果然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很快就证实了林虎部的确在这里设下了埋伏，但为了弄清设伏敌兵的准确位置，叶挺骑着战马来到了黄皮径，他仔细察看着山中的情况，除了满山茅草随风飘摇发出沙沙的响声外，整个山岭像死一般的寂静。突然，一道耀眼的白光闪烁，凭着经验叶挺马上意识到，这是枪管在阳光下反射出来的光芒，敌人就埋伏在前面的草丛中。他已经察觉到自己处于险境，此时，一只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准着他。当机警的叶挺飞身下马就地一滚趴在了山石后面的同时，枪声朝叶挺所在方向疯狂地射来。战士们听到了枪声，看到了跑回的空马，知道了敌人的准确位置。于是，按照预先制定的作战方案，从后山包抄到敌人背面，一阵扫射，敌人倒下一片，毫无防备的敌人，连忙转身向后迎击，这时叶挺从前方瞄准点射，又有几个敌人倒下了。“同志们！冲啊！”这时，革命军从四面八方向敌人阵地冲来，埋伏的敌人四面受敌，顿时阵脚大乱，纷纷夺路而逃，革命军乘胜追击，一举全部歼灭了这股敌人。叶挺首次指挥战斗，取得了完胜。
来不及庆祝胜利，叶挺又接到了指挥部的命令，继续配合蒋介石部攻打惠州城。惠州城守敌凭借滚滚的东江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要想攻下惠州，必须打过东江。叶挺赶到时，蒋介石部下连长章国栋正在带领战士分批过浮桥，敌人的子弹如雨点般扫射过来，一批批革命军人被击落到滚滚的东江水中，几次过桥失败，连长章国栋也受了伤。接着“轰”地一声巨响，浮桥被敌人拦腰炸断，攻城严重受阻。这时，蒋介石派支队曾参谋长来督战，并传达了蒋介石的死命令，必须于下午三时前渡过东江，攻进城去。章国栋看到自己的弟兄所剩无几，浮桥也被炸断了，就对参谋长说：“浮桥被炸断了，一个连的人也快消耗完了，叫我们怎么打？”曾参谋长说：“下午三时攻不过去，按军法处置。”章国栋痛苦地皱着眉头：“我章国栋也不准备活了，但剩下的弟兄们再也不能跟我一块去死。”他转过脸来，面对士兵，大声命令：“据守桥头，不许进攻！”说完自己高举驳壳枪向桥头冲去。战士们迅速上前拦住他。督战的曾参谋长说：“你敢违抗军令，那就只好跟我去见蒋支队长了。” 说完命人把章国栋捆了个结结实实，押着向指挥所走去。叶挺看到这里，知道章国栋此去凶多吉少，连忙来到指挥所，“报告，奉总司令之命，叶挺前来向蒋支队长报到，愿听从蒋支队长指挥。”蒋介石看了一下叶挺：“你就是晓白的同学叶挺！”
叶挺回答：“是。”
蒋介石：“晓白推荐过你，你能来我是欢迎的，你们同学先见见面吧！”
黎晓白是孙中山派来的联络官，也是叶挺的同学，两人相见，格外亲切，两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叶挺见过同学后，就向蒋介石汇报了自己夜袭惠州城的攻城方略。蒋介石听后半信半疑，严肃地说：“军中无戏言，你有取胜把握吗？”
叶挺回答说：“愿立军令状。”
蒋介石问：“那你有什么要求吗？”
叶挺：“请给章国栋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让他和我一块城。”不等蒋介石回答，叶挺接着说：“我保证让他承认自己的错误，挽回不良影响。这样全军战士会进一步认识到蒋支队长治军严厉，又体现了对部下的宽容。”蒋介石虽说正在气头上，但叶挺的要求一方面保释了章国栋，一方面也不失去他的威风。蒋介石做了这个顺水人情，他挥一下手说：“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一定要攻下惠州城！”
叶挺一箭双雕，既保住了章国栋的性命，又为攻城增加了取胜的砝码。当晚，叶挺把攻城的方案和章国栋做了交代，把章国栋余部和自己的先遣队全部集合起来作了战前动员，并将会游泳的士兵编成了两队，决定分左右两路悄悄地游过东江，从惠州两侧攻入城内。做完战前部署后，叶挺要求将士们前半夜好好睡觉保存好体力，随时待命。深夜三点的钟声刚刚响过，部队开始进攻。叶挺带领一部分人马从浮桥右侧，章国栋带领一部分人马从浮桥左侧，在夜色的掩护下向惠州城游去。深夜四点左右将士们游上了岸，犹如猛虎般直插惠州城。惠州城敌军多数还在梦中，警戒的敌人也不知道有多少革命军人从天而降，一面乱放枪，一面溃逃。蒋介石看到叶挺从惠州城里发出的信号弹，迅速组织后续部队抢渡东江向惠州城发起了总攻。当攻到街中心的一座民住的小楼时，敌军凭险死守，密集的子弹从窗口倾泄而下，几名革命军人倒在血泊中。
章国栋大声呼喊：“我们是革命军，缴枪不杀……”话音未落，几颗手榴弹从窗口飞出炸响，又有几名革命军人倒下。章国栋圆睁双目挥枪欲上，被叶挺一把拽住，叶挺说：“章连长，你从正面佯攻掩护，警卫员邱长福跟我来。”说完，带着邱长福深入小巷，来到小楼背后，一棵椿树紧贴二楼窗口。叶挺把手榴弹挂在邱长福的腰上，示意他从树上把手榴弹扔进窗内。邱长福爬上了椿树，一束手榴弹，扔进了窗内，又迅疾滑到树下，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小楼内的枪声顿时哑火了，章国栋带领革命军疾速冲进了小楼，只见地面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尸体，银元和纸币撒得满地都是。这个士兵抓了一把银元，那个士兵抓了一把纸币，邱长福也抓了一个金元宝，捧在手心，十分惊喜。
“全部放下！”叶挺大声发出命令：“赶快搜索残敌！”战士们扔下手中的钱物，立即投入搜索行动，在拐角处，果然搜出了几个尚待放冷枪的敌人，好险哪！章国栋、邱长福他们对叶挺投过来敬佩的目光。
叶挺双脚踩在银元和纸币上对章国栋说：“命令队伍马上集合！”
然后开始威严地训话：“我们是革命军，不是封建军阀，革命军要做到不怕死，不扰民，不爱财，我们要以先烈为榜样，不义之财，分文不能取！”几位战士把装进口袋里的银元掏出来扔在地上。叶挺向士兵敬礼：“我感谢大家，为革命军做了好榜样。”看到叶挺的举动，闻讯赶来的百姓对叶挺和他率领的革命军十分惊喜，一片欢呼。
这时，一位老板从小楼跑出来，手捧银元高喊“长官，这是我的家，这些钱都是我的。你们分文不取，世上罕见。这是我给弟兄们的茶钱，请各位笑纳！”叶挺笑着说：“老先生，谢谢你的好意。你快把钱收起来吧，我们要出发了。”
部队穿街而过，叶挺走在队伍前面。两旁的市民挥舞彩旗，欢送着这位既英勇善战又不爱财的叶挺和他所率领的革命军。
四、担任大总统警卫营长
因战功卓著，叶挺被提拔为警卫团工兵第二营营长。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叶挺正在检查营里的工作，只见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黎晓白急匆匆地赶过来，面带神秘地告诉他：“走，跟我去一个地方。”叶挺问：“去哪里？”“到了你就知道了。”叶挺跟着黎晓白顺着花园小径来到一个六角亭，一位身材结实挺拔的中年人正伏在石桌上奋笔疾书，神情十分专注。
黎晓白走近那位中年人，轻轻地报告一声。那位中年人放下手中的笔，转过脸来，叶挺当时既意外又激动，眼泪差点掉了下来，一时间竟然忘记了问候话了。他对面这位中年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仰慕已久的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孙中山站起身来，十分亲切地微笑着问黎晓白：“你把那位勇敢善战又不爱财的叶营长给带来了？”
“对，他就是叶挺营长！”黎晓白指着叶挺说。叶挺向孙中山行了个军礼后，有点不自然地站在那里。
“叶挺同志，来，坐下说。你刚回广州，愿意在我这儿工作吗？”孙中山和蔼可亲，单刀直入地问。
“中山先生，我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根据您的学说在兵营练习演讲……”叶挺的回答有点儿不对题，很明显，他仍处在见到非常大总统的兴奋之中。
“我听晓白说过。”
“您是我敬仰的领袖。”
“孙某是个普通人。”孙中山亲切地说：“我原是翠婷村一个书生。现在还是书生气十足，不知道如何做官。大家推举我，要我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王朝灭亡之后的第一位大总统啊!怎么办呢？民意不可违，只好听命了，但不久，又天真的被袁世凯窃夺了，这次大家又推荐我为非常大总统，这个大总统由谁来保卫？当然需要一些年轻忠勇的军官，革命军参谋长邓仲元推荐了你。我很高兴你来担任总统府警卫团二营营长，今后，不要拘束，有事可以随时来找我。”
“谢谢总统的信任，我很高兴能在您身边工作。”叶挺这才毕恭毕敬地回答了正题。
这次受到孙中山单独接见后，叶挺更加坚定地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迅速成长为中山先生的一位忠实信徒和勇敢卫士。
叶挺改任了总统府警卫营营长后，尽职尽责，时刻保卫着大总统的安全，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一日，叶挺正在总统府内巡视，忽听后面有人喊他，回头一看，是已经升任为警卫队排长的邱长福，只见他匆匆地迎面走来：“叶营长，陈炯明总司令派人来说，请你去一趟。”叶挺心想，“他找我干什么？莫非支队长蒋介石提醒我的事真的应验了？”原来就在前一天，蒋介石把叶挺叫到办公室，悄悄地对他说，要警惕有人想拉拢他。当时叶挺感到很纳闷：“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营长，谁拉拢我有何用？”可支队长蒋介石的话又让他不得不再三考虑。蒋介石对他说：“你可不是一般的营长啊，你是孙大总统的贴身卫队营长呀！你可知道，陈炯明有叛变的迹象，甚至要搞掉大总统，自己取而代之。”
蒋介石昨天对他讲的这些话，加上叶挺从别的军官那里听说过陈炯明的一些所做所为：他违抗军命不听大总统的调遣；他勾结桂系军阀，暗杀革命将士；他两面三刀耍阴谋诡计；甚至还要炮轰总统府，暗杀中山先生。想到这些，叶挺禁不住怒发冲冠，心中直骂陈炯明无耻、混蛋、叛徒！
而此时的陈炯明正在等待叶挺的到来。他问身边的副官，“叶挺今年多大岁数？”
“25岁。”副官认真的回答。
“奥……”陈炯明 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说：“这么年轻，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说他不爱财，不嫖不赌，我真有点不敢相信。”
陈炯明看了一眼副官，哼了一声说：“我今天倒要看一看叶挺是一个怎样的人才。”并嘱咐副官准备5000银元。副官领命后离开了陈炯明的办公室。副官走后，陈炯明对卫士长喊到“请叶营长进来。”卫士长离开客厅去迎接叶挺。
五、巧取陈炯明一万大洋
陈炯明走到整容镜前，整了整服装，端坐在太师椅上等待叶挺的到来。
叶挺随卫士长穿堂而入，卫兵警备森严。走近客厅，叶挺向陈炯明行个军礼，卫士长立在一旁。“坐，请坐！”陈炯明微笑着，只在太师椅上欠了欠身。随后指了指墙上的一张画像说：“果然年轻，你和我墙上那张画像差不多，当年我和你现在一样年轻啊！”
叶挺面对画像有礼貌地笑笑，然后取下军帽放在手上，在陈炯明的对面规规矩矩的坐了下来。
叶挺感到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两只眼睛很阴沉，盯着自己不放，而且总是斜着看人，不和对方正眼相视。
“孙大总统说选你当警卫营长，有眼力。这个任命还是我签发的，你知道吗？”陈炯明的开场白便是套近乎。
“知道，没有您的签字，我怎么能进总统府？”叶挺谨慎地应答着，但已经感到这位总司令心术不正。
“今天把你找来。别无他意，就是找你这个小老乡谈谈心，随便聊聊。你我都是溪水人，都是一方水土养大的，俗话说，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嘛。听说，溪水、惠州战役你打的很出色，我代表司令部向你表示祝贺，并表示感谢，今后还要好好干，孙大总统是不会忘记有功之人的。”
叶挺静静地听着，看他下面还有什么花言巧语。
“奥，对了，听说你父母最近相继去世，无钱安葬，还欠了一屁股债。我作为总司令深感内疚，我不能让我的部下如此的窘困和寒碜，来人那，把5000银洋给我搬过来，送给叶营长！”
“是！”，卫兵将一箱银元抬到叶挺眼前，打开箱盖，一箱白光闪闪的银元呈现在叶挺的眼前。
“想用金钱收买我，真是看错了人！”叶挺从心底里涌出一股厌恶之情，“谁要你的臭钱！”可刚想发作，叶挺脑海里突然闪过另一件事，孙大总统的秘书黎晓白对他说过：“中山先生又到银行借钱去了，想帮助部队买一些枪支弹药。”于是叶挺强压怒火，机警的来了个将计就计。
他对陈炯明祥和地说“总司令如此厚爱部下，卑职不胜感激。不过，5000银元可解决不了我眼前的困境，债务实在是太多了。”
陈炯明暗想，这小子可比我还贪，第一次就狮子大开口，但又想，你拿得越多，今后被我抓得越紧。于是向门外喊到：“再给我抬5000大洋来！”卫兵又抬出一箱银元，揭开箱盖，让叶挺过目。
“谢谢总司令！”叶挺向陈炯明敬了一个军礼。
等叶挺一走，陈炯明就对部下说：“什么他妈的不爱财的营长，全他妈的是假的，不过也好，今后再给他点甜头，他可就是我的人啦。”
回到总统府，叶挺把陈炯明的所说所为向孙中山、廖仲恺详细讲述了一遍，孙中山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道：“你这个不爱财的营长，能够从吝啬的总司令处搬来一万大洋，真是有趣极了。”
廖仲恺：“我和大总统去洋人那里，分文未借到。你不费吹灰之力弄到了一万大洋。这下好了，可以买到一批好的枪支了。”
“最好买几挺机枪。”叶挺建议。
廖仲恺说：“中山先生，叶挺希望增加几挺机枪。”
“好，满足你！”中山先生接着说：“叶营长今天办了一件大事、喜事，为表示庆贺，我来请客。”大家拍手赞同。
卫士在中山先生的客厅餐桌上摆上了四个素菜，中山先生又让拿出一只卤鸡，这可是最高规格了。叶挺知道中山先生平时生活俭朴，只有请贵客时才会上一盘整鸡。
叶挺坐在中山先生对面，黎晓白坐在廖仲恺对面，四人端起酒杯为叶挺的机智干杯。
叶挺喝了一口，感到不是酒，看了一眼黎晓白，只见黎晓白诡秘地笑笑。
“以茶代酒，祝大家身体健康！”中山先生微笑着解开了杯中之谜。
这时廖仲恺笑着说：“这可是中山先生最慷慨的酒宴，请大家一定要把这只鸡吃掉，想再吃第二只，可就没有了。”
中山先生也笑着说：“要吃，一定要吃完它。”
叶挺听说过，孙中山先生厉行节俭，以身作则，请贵重的客人吃饭，才舍得上一只鸡，这就是有名的大总统的“独鸡宴”，被广泛传为美谈。
饭毕，孙中山说：“今天请完客，明天就去买枪，后天要不要去感谢感谢那位陈总司令？”未等大家回答，孙中山先生又果断地说：“希夷（叶挺的字），到时带上枪一起去。”
第三天，一辆黑色的轿车，驰入了总司令部大门。总司令陈炯明带领卫士们在主厅门前等候。孙中山身着白色礼服从轿车上下来。
陈炯明恭敬地站在一旁。众卫士行军礼。孙中山步入主事厅，在太师椅上坐下，招呼陈炯明在对面坐下。叶挺，邱长福、章国栋站在身后。孙中山向陈炯明作了去桂林前的辞行，并交代他要看好后方，做好北伐军的供应。陈炯明表示一定按照大总统的吩咐去做，并一再保证请大总统放心。临走，孙中山先生说：“多亏你奖赏了叶营长一万大洋，他们买了一批枪械，武器更新了。”陈炯明一时摸不着头脑，直望着叶挺，叶挺不慌不忙地说：“这也是你对我的关怀……”，陈炯明尴尬地笑了笑，眼睛里露出了一股凶光，心中暗暗盘算，好你个叶挺，竟敢用我的钱去买枪戏弄我，等着瞧，有你的好下场！
六、护卫总统和夫人脱险
正当叶挺为北伐做好准备时，从朋友们的言谈举止中了解到，陈炯明的部下，叶举、洪兆麟等正在紧急地调动军队。这些异常举动，再加上前些日子对陈炯明的了解，叶挺对陈炯明叛变革命的企图看得越来越清楚，兵变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叶挺不禁对孙中山先生及总统府的安全担忧起来。他百倍警惕，亲自领兵在总统府大门两侧，用土袋筑起了简易的工事，并增派了双岗，以防不测。
事情果然像叶挺预测的那样，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15日夜晚，叶挺在蚕业学校时的女同学阎淑敏冒着风险来告诉他，陈炯明要攻打总统府的确切消息。叶挺问她听谁说的，消息是否可靠。
阎淑敏说：“这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少明，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喝酒时亲口说的。他还说，要先杀了你叶挺，再抓走孙大总统，还要砍下你的脑袋，提着去见他老爸。我听了后，真为你担心，所以到这里来给你透个信”。
“你提供的信息太重要了，这关系到总统府的安全，关系到大总统的安全，真谢谢你啦！可是你是怎样认识陈少明的呢？”叶挺问。
阎淑敏回答说：“我丈夫在南洋与陈少明做过军火生意，不仅是生意伙伴，还是好朋友。”
“你到这里来，你丈夫知道吗？”叶挺问。
“不知道。”阎淑敏肯定地回答。
“那你赶快回去，不要让你丈夫知道，你来过我这儿！此事干系重大，我要即刻禀告中山先生。”
送走了阎淑敏，叶挺立马找到黎晓白，把陈炯明蠢蠢欲动要攻打总统府的事情说了一遍，黎晓白也感到事情紧急，需要立刻报告孙大总统。于是黎晓白去找中山先生，叶挺则带领几个侦察兵来到街上打探风声。穿过几条街道来到一个兵营旁边，忽然听到兵营后面传来了一个士兵的大声喧闹“广州要独立……我们不参加北伐，那是为孙中山卖命……，”听罢，叶挺立即命卫兵把此人带来询问。原来此人是从陈炯明属下叶举部队跑出来的一个士兵，叫何云生，是来找好朋友警卫营排长李洁之的。叶挺从他口中获取了一系列可靠情报，一是进一步验证了陈炯明次日晚上攻打总统府的真实性；二是了解到了叛军夜晚行动要扎蓝白相间的识别带；三是了解到了攻打总统府的时间由明天凌晨改在今天午夜12点了。
叶挺感到了势态紧迫而严峻，必须尽快让孙中山先生和夫人离开总统府，可自己又必须马上进行战斗部署，他只好再次找到黎晓白，向他陈述自己的想法，“陈炯明今晚12点进行兵变，攻打总统府已确凿无疑。要动员中山先生与夫人，尽快撤离总统府。”
黎晓白认为叶挺的建议很对，便带领随从来到总统府，告诉中山先生：“陈炯明叛军马上就要攻打总统府，情况万分危急，中山先生和夫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离开总统府。”但直到此时，孙中山先生还坚持说：“陈炯明不会无情到这种地步吧？即使他胆敢作乱，我孙中山也要亲自平定，如力不足，唯有一死，以谢我四万万同胞，岂能一走了之？”后经黎晓白等人反复劝说，晓以利弊，他才勉强答应撤离。但当他看到有几个月身孕的夫人宋庆龄时，又十分担心宋庆龄的安全，坚持要宋庆龄先撤。在这生死关头，孙夫人临危不惧，再三请求中山先生马上撤离，并极为动情地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可以没有先生”。并坚持自己留下来迷惑敌人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此时，叶挺已安排好心腹章国栋和邱长福接应孙中山和夫人，他们按照叶挺的安排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件白大褂、一个听诊器、一个西药箱和一副墨镜，把孙中山打扮成医生模样，之后，几乎是强行把中山先生架到门外事先准备好的人力车上，便衣士兵紧随其后，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一路上，总统一行，以到病人家出诊为由，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数次盘问，终于脱险来到码头，登上了永丰舰。
中山先生一行刚撤离总统府，陈炯明就率领上万名叛军把总统府包围了，并即刻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叶挺命令五连守正门，六连守东门，七连守前院和后门，八连守西门。叛军把大炮和机关枪等轻重武器全用上了，攻势相当猛烈，但叶挺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向敌人还击，沉着顽强地应战，击退叛军五、六次亡命般地进攻。
这时，有一个守卫孙中山粤秀楼卧室的卫兵从天桥上跑过来报告叶营长，子弹快打完了，粤秀楼告急，孙夫人还在楼上。叶挺一听立即感到，若再不把孙夫人救出去就太危险了，于是立即命令李洁之排长，要他带领一排人过天桥支援卫队护送孙夫人安全下楼。李洁之和战士们扛着子弹箱向粤秀楼冲去。
李洁之他们刚走，叛军就从总统府后门冲了进来，叶挺命令战士们集中射击，敌人倒下一片，叶挺从战士手中抢过机关枪站起身来向敌人猛烈扫射。这时，敌人突然停止了攻击，只见叛军中走出一个人来，躲躲闪闪地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卧倒在地上，伸长脖子对叶挺劝降：“希夷，我们是同乡，我来劝你回头，是为了你好，我们有一个师的兵力，而你只有一个营，再打下去那是鸡蛋碰石头！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撤出总统府，交出孙中山，我保证你要官有官，要钱有钱！”
“呸！无耻的叛徒，你要我投降，瞎了你的狗眼，看错了人！”叶挺边骂边端着冲锋枪向敌人扫射。正在此时，有两个卫士和一个副官护卫着宋庆龄向门外撤退。他们还没有走出大门，副官就被敌弹击中牺牲了，孙夫人和卫兵刚走出大门，又遇上了一拨叛军，情况更加危急。
叶挺让卫兵和孙夫人卧倒门后。并命令卫士们把一箱银元撒向门外，叛军士兵看到白花花的银元落在自己眼前，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去抢夺银元。叶挺命令卫士保护宋庆龄乘此间隙冲出大门，越过马路，进入了斜对面的一条小街巷里面，暂时摆脱了危险。
叶挺亲自掩护着孙夫人，在混乱的人群中穿行。可由于宋庆龄有孕在身，没走多远就再也走不动了。叶挺命令两名卫士架扶着她走。突然，一队散兵向小巷跑来，并向他们的方向射击。叶挺命令大家伏地装死，骗过乱兵。但此时宋庆龄却突然昏了过去，而且下身全是血迹。叶挺命令战士用冷水把孙夫人泼醒。士兵把孙夫人架到一间屋里，又让人进行了一番化妆，然后请孙夫人他们沿着一条小道向外逃离，自己和战士在后边担任警卫。几经周折，宋庆龄他们一行才在第二天找到了主力部队，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先生会面。孙中山先生和孙夫人终于离开了广州。
随后叶挺也从广州到澳门、福建等地暂居，等待着革命新高潮的再次到来。
七、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1月，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陈炯明的联军占领了广州。孙中山也从上海返回了革命发祥地广州，一边在广州设立了大本营，组成了以大元帅名义的革命政府，节制海陆各军。一边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接触，积极寻求革命势力和国内进步势力的支持，并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改组中国国民党。
此时，中国共产党顺应形势发展潮流，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战斗纲领，致力于工农运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确立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纲领，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并派出了大批中共党员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孙中山组织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草案，确定了联饿、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工农群众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此间，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许多工农运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让叶挺对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和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叶挺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他逐渐地感到，要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建立富强民主的国家，不依靠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完成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任务。
有一天，叶挺在仔细阅读介绍苏联革命的书刊，他从书中似乎看到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向他招手，到苏联学习深造的想法在他头脑中萌发了。于是他找到了廖仲恺先生，向他提出了赴苏联莫斯科学习的请求。廖先生非常支持，随后向孙中山作了汇报。孙中山也正在考虑如何向苏联学习的问题，他曾经派蒋介石等到苏联做过短暂考察，还鼓励廖仲恺学习俄语，以便向苏联学习借鉴更多经验。听到叶挺主动要去苏联学习的请求，概然允诺，并指示廖仲恺来办理叶挺赴苏的具体事宜。廖先生不仅帮助叶挺办妥了赴莫斯科手续，还帮助叶挺筹足了去苏联学习的费用。同时与中共取得了联系，通报了叶挺去苏联学习的情况。叶挺成为第一批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去苏联学习的留学生。
1924年下半年，叶挺离开广州，先乘船到达上海，再秘密换乘一艘前往海参崴的俄国轮船，经过日本长崎到达海参崴。后又转乘火车，前后颠簸了20多天，最终到达了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莫斯科，被安排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1921年5月成立的，学校坐落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叶挺和上一批留下来继续学习的学员王一飞、颜昌颐、李求实、王若飞、陈乔年等，以及刚从法国结束了勤工俭学的李林、熊雄、聂荣臻等20多人同期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在这里，叶挺结识了一大批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他们身上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深刻的感染着他。这段时间叶挺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学习了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俄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迅速提高了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
叶挺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到苏联各地参观访问，考察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并把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相结合，把苏联的成功经验与中国社会现状相结合。他开始主动与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接近，向他们汇报和交流思想，讨教各种革命问题，争取得到中共组织的关心和帮助。
1924年初，考虑到叶挺军事上的特殊才能，党组织抽调叶挺与聂荣臻、王一飞、熊雄、颜昌颐等一起，从东方大学转到苏联军事学院中国班学习军事。叶挺早就盼着有这一天，他非常珍惜这次军事学习，不仅刻苦学习军事理论，还善于动脑筋，把所学的军事理论与国内的革命战争相互对照起来思考问题。他运用列宁、斯大林的一些军事理论结合中国的革命的实际，发表一些新的军事理论和思想见解，因此获得了教官的赏识和同学们的敬佩。就是在这个阶段，叶挺经过慎重思考，正式向中共旅莫支部提出了加入党组织的要求。中共旅莫支部非常重视叶挺要求加入党组织的意愿，决定先吸收叶挺加入共青团，经过进一步考察后，再视其表现适时发展其为中共党员。
1924年12月1日，中共莫斯科支部召开了由70余人参加的支部大会，正式讨论叶挺入党问题。会上，执行委员罗亦农首先介绍了叶挺的基本情况，认为叶挺革命立场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已经基本确定，然后指定叶挺的入党介绍人是王若飞和王一飞。王若飞详细介绍了叶挺的历史和一贯表现，执行委员陈乔年也介绍了叶挺到莫斯科的表现，认为叶挺同志已经具备了入党条件。最后参加支部大会的70名党员对叶挺的入党申请进行表决，结果全体通过。
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那天，他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他由衷地感谢同志们对他的信任。他向党组织表示决心，一定要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为党的事业，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当天夜里，叶挺失眠了，但他精神无比亢奋，好像自己又获得了一次新的生命。
八、奉党组织之命回国
叶挺在苏联留学期间，国共合作进一步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全面建立，国内形势发展迅速，势头令人鼓舞和欣喜。如此一来，革命干部就显得紧张，急需充实大批干部来领导革命运动，一年前成立的黄埔军校也急需补充人员。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了请求，让叶挺等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班学员返回国内投入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同意了中共的请求。听到了即将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祖国为国效力的消息后，叶挺心情激荡，他恨不能一下子飞回国内，立刻投入到革命的大潮中去。
1925年8月初，叶挺、聂荣臻、王一飞、熊雄等人接到回国的通知。8月上旬，叶挺他们从莫斯科乘火车到海参崴后，再换乘轮船绕道日本长崎岛，于9月底到达上海。
接待他们的是早期回国的王若飞。由于王若飞还是叶挺的入党介绍人，两人相见格外亲切，稍事叙旧后，王若飞带领叶挺他们去见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叶挺听说即将见到是自己仰慕已久的陈总书记，心中格外兴奋，早在学生时代，叶挺就读过陈独秀的许多文章，还曾在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自己的文章，得到陈独秀的回信鼓励。陈独秀俨然一副学者形象，他打量着这批归国学子，露出难得一见的微笑，和蔼可亲地和大家一一握手。陈独秀首先对他们回国效力革命表示欢迎，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内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他对大家说：“你们要参加的这个革命，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你们参加了这个革命，使革命获得成功，就是好事。”说完又拿出了一份早已拟好的分配名单：叶挺、聂荣臻、熊雄等12人被分配到南方，主要是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岗位未定，要求他们找广东区委联系；李林、范易等9人分往湖南工作；贾纾青、刘承浩两人分往北方，主要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颜昌颐、王若飞等则留在上海，负责筹建中央军委事宜。
叶挺和聂荣臻一行从上海乘船抵达广州，受到了区委书记陈延年、区党委军事部长周恩来的热情欢迎。叶挺见到在莫斯科时就已熟悉的陈延年自然格外亲切。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叶挺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周恩来精神抖擞，言行机敏，热情沉稳，他对许多东西好像都有兴趣，都想问一问，其惊人的求知欲，和蔼的态度，平易作风，给叶挺留下了不同凡响的印象。最终，广东区委决定派叶挺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担任处长。
叶挺来到第四军，见到了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同学邓演达、张发奎、顾祝同以及攻打惠阳时的老同事、老上级、老部下。一年未见，不知有多少心里话要说，开始几天，他们每天都聚会畅谈到深更半夜，从说话中叶挺了解到，蒋介石已被孙中山正式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而且还是8名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同时，还担任第一军军长，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广州警备司令等好几个要职。一年未见，这位当年的支队长官运亨通，已经变成了一位身世显赫的人物了。
九、和蒋介石对话“中庸”
有一天，叶挺接到了蒋介石要接见他的通知。
蒋介石的客厅前，站着4名全副武装的士兵，6棵盆松分摆在大门两侧，有一种肃穆庄严的气派。叶挺走进客厅，蒋介石正坐在办公桌前静静地读书。
叶挺向蒋介石行过军礼后，蒋介石让叶挺在斜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两只眼睛却直直盯着叶挺，足足有两分钟没有说话。叶挺心中明白，这如同“杀威棒“，蒋介石在向自己显示威严和地位。
就在一年前，他曾请求叶挺保卫好孙中山先生，那时的他对中山先生还算是忠诚，可今天的蒋介石看上去冷漠、傲慢，目光怪异、表情复杂。
“听说你参加了共产党？”蒋介石开门见山，冷冷地问。
“是的！”叶挺直言不讳。
“你原来是国民党员，中山先生的信徒，现在还信仰三民主义吗？”
“当然！”
“那你为什么还要参加共产党呢？”
“国共合作利于革命，周恩来原是共产党员，不是也参加了国民党吗？”
“他是为了到国民党里工作的。”
“我是为了在苏联红军学校更好地学习军事。”
剑拔弩张的问答，不像是过去的老朋友，倒像两个对手，有点针尖对麦芒的样子。趁蒋介石沉默不语的空隙，叶挺试探着问：“有个问题，不知可否向校长请教？”
“请讲。”
“两年前，即1923年8月你曾去苏联考察过3个月，请问你对苏联的印象如何？”
蒋介石不愧为官场“老油子”，没有正面回答，反把问题又抛给了叶挺：“你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多，比我时间长，印象应该比我深，先说说你的看法。”
“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还参加了共产党。苏联，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叶挺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叶挺的坦然，使蒋介石感到惊讶。他还想听听叶挺的下文：“难忘而美好的印象……哪些地方？捡主要之点讲讲。”
“首先是苏联共产党人那种忘我的信仰和为主义献身的精神。”
“嗯……”蒋介石轻微点点头，“你可曾发现什么问题？难道没有一点疑问吗？”
“没有！”叶挺回答得很干脆。
“你要学会独立思考。”蒋介石完全以首长的口气在训示，“对任何事情都应该有疑问，没有疑问，那说明你还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
“请问蒋校长，你曾发现什么疑问？”叶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是不是想来考考我？”蒋介石绷着脸，面带愠色，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了。
“我是诚心诚意向长官请教。”
蒋介石深思了一会儿，突然问道：“你读过《四书》没有？”
“读过。”
“什么叫中庸之道？”
“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
“嗯……还有呢？”
“中庸者，为官处事之大道也！”
“好，还有呢？”
“具体到国共两党，和为上，就是都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蒋介石的目光闪出几分怒气：“世界上有许多偏激的东西，偏激的东西容易蛊惑人心，容易煽动民众闹事，……可是偏激能够长久吗？”蒋介石从座椅上立起，走到窗前，故作深沉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对叶挺说：“很快就要发起第二次东征，你已经是第四军的参谋处长，仅望在前线多作努力，彻底打垮陈炯明！”
叶挺这次和蒋介石的会见，双方各抒己见，近乎针锋相对，至少也是泾渭分明。
十、独立团横空出世
叶挺到第四军后不久，第二次东征开始，叶挺率参谋处随第四军一起行动。1924年10月10日，部队进驻惠州以南淡水永湖一带，军部驻在流坑。第一期作战计划，军部的任务是在官桥、永湖、淡水、马鞍一带，阻击由海丰、平山来援惠州之敌，并截击陈炯明部惠州城败之后窜逃的散兵。由于革命军的攻防得当，官兵作战勇敢，攻打惠州城战斗从10月13日开始到14日便胜利结束。
惠州胜利攻克后，部队立即执行第二期作战计划。第四军经平山向海陆丰方向挺进。10月21日，在双金一带打败了敌军。李济深获悉敌军林虎所部在紫金处企图阻击革命军的后路，又当机立断，改变进攻目标，率军北上，于10月20日攻克紫金。
叶挺率部来到紫金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叶挺前往肇庆组建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这就是后来革命史上名震四海的“叶挺独立团”！
叶挺知道，创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周恩来、陈延年经过多方活动和努力才争取得到的，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的开始。因此，他所肩负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如何才能把这支队伍铸造成一支纪律严明、思想一致、敢打敢拼、勇猛善战的铁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想到这些，叶挺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立即赶到三十四团的驻地肇庆，接受团长的重任。他结合自己在粤军中的实践体会和在苏联学到的军事理论，拿出了具体的改建方案，并多次与周恩来等人共同探讨研究，确定了这支武装的宗旨、任务、人员配备和组织建设等重大问题，尤其在加强中国共产党对这支队伍的绝对领导方面，进行了精心部署。在团内设立共产党支部，20余名党员分别编在团部三个营和直属队的五个党小组里。在建制方面，全团共2000余人，分别编成团部及其下属的三个营五个连，还有重机枪、通信、侦查、特务、运输、担架等直属连队。第一营营长为周士第（后为曹渊），第二营营长为贺声洋（后为许继慎），第三营营长为杨宁（后为张伯黄）。第一营是以铁甲车队为基础扩编的，第二、第三营和其他连队是新扩编的，士兵部分来自安源矿工，还有一些是从广东、广西、湖南动员来的失业工人和农民。
叶挺向改编后的独立团官兵传达了中共广东区委的各项指示，提出了要在短时间里把部队建成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部队的目标，他还经常和兼任党支部干事的营以上干部，深入到各部驻地听取官兵们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具体运用到对独立团的创建中去。依据区委的指示，具体拟定了部队训练的实施计划，并迅速在各营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练兵热潮。到了1925年底，在叶挺的组织和领导下，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的组建，全团的军政训练等各项工作都走上了正轨。至此，中国共产党设计的革命新军的雏形开始显现。
随着形势的发展，广东大部分地区已为革命军控制。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出师北伐的趋势更加明朗。叶挺审时度势，将部队拉到郊外鼎湖山进行严格训练。他选择复杂地形，设计各种假设敌情，急行军、露营和攻防战斗等均从实战出发，全团的实战能力显著提高。与此相适应，党支部还编了一份着重讲述国民革命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教育大纲，并加进了动员北伐的新内容，组织官兵们编演活报剧，举办演讲会，为出师北伐进行战前动员。
正在叶挺独立团加紧练兵做好北伐准备之时，第四军开始南征，讨伐盘踞于南路、琼崖一带的邓本殷反动势力。叶挺率三十四团奉命参战，担任前锋。他带领的三十四团在南征过程中“所向无敌，颇著战功”，叶挺的威名也在此役后开始为世人所知。部队返回肇庆后，于1926年1月，正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财政经费由军部和师部直接供给，团部设在肇庆市北门外围局，不久又迁往城中路旧府衙督办署。后来独立团在叶挺带领下，出师北伐，一路所向披靡，勇往直前，屡立战功，被称为“铁军”。有铁军著称的“叶挺独立团”，让敌军闻风丧胆，不寒而栗。
北伐之前，在叶挺的住所，也就是旧府衙督办署内，时已30岁的叶挺和热恋多年的李秀文女士举办了简朴而又热闹的婚礼，周恩来主持了婚礼，蒋介石也到婚礼现场祝贺。从此这对革命夫妻同赴国难，生死与共，不离不弃，堪为楷模。
十一、勇当北伐先锋
北伐即将开始，国民党部队都不愿意作前锋。中国共产党主动要求国民政府批准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遣队，并得到批准。接到北伐的命令后，叶挺即刻从肇庆赶到广州，向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汇报了独立团的人员训练和军械配备情况，请求周恩来给指挥员作一次战前动员报告。周恩来欣然应诺。
第二天，周恩来在广州市区后街叶挺家中，为独立团连以上的干部作了既热情又亲切的讲话：“独立团是北伐的先锋，任务是光荣的，也是艰巨的，党把重担子放在你们肩上了，民众把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了。”
他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指出了北伐的有利条件。他认为党领导下的湖南、湖北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北伐的雄厚基础和有力保障。周恩来着重向独立团提出了五项要求：
一． 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
二． 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三． 要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好友军，共同战斗。
四． 要作战勇敢，要有吃苦耐劳的牺牲精神。
五． 要注意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和骨干作用。
最后，周恩来用“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作为结束语，勉励他们务必完成党的重托。
叶挺对周恩来的指示，逐字逐句地牢记在心头，并对周恩来和部属高声表态：“请首长放心，请同志们放心，我叶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指示，不辜负党的殷切期望。”
5月20日，叶挺独立团从广州出发时，广州大街小巷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到处都是送行的队伍。叶挺的新婚妻子李秀文也来为叶挺送行，望着含情脉脉的爱妻，叶挺内心深处似乎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下定决心当好开路先锋，多打胜仗。广大市民热烈欢送独立团，踏上了北伐的征程。
湖南正处于战乱之中，火车只能通到半途。部队在韶关下车，步行前进。营长曹渊率领第一营押送大批弹药，赶往300百里路以外的柳州，支援唐生智。二、三营和团部直属各连在韶关就地休息。
第二天，骄阳似火，酷热难耐，部队跋山涉水，艰苦行军，翻过一座座山峰，跨过一道道沟渠，许多官兵体力渐渐不支，畏难情绪在部队中抬头。叶挺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召集全体党员开会，要求党员引导官兵讨论周恩来部长临行时的嘱托，回去后分头作好思想动员工作。叶挺坚持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将自己的战马让给病员骑，自己和战士一起步行，还指示部队将身体强壮的与瘦弱有病的战士结成对子，互帮互助。在叶挺的关心和鼓励下，全体官兵，同心协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顺利翻过了九峰岭，进入了湖南境内。
进入湖南后，叶挺独立团首先在汝城与军阀谢文炳部打了第一仗。叶挺紧紧依靠驻地群众的支持，冒雨抢占了汝城西南的一个高地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对攻，在黎明前将敌人击溃，占领了汝南城。这次战役共击毙敌人200多名，缴获一批枪支，取得了第一场胜利。
正当叶挺独立团途径柳州、郴州，从五里牌抵达永兴县城时，接到了唐生智发来的求援电报：“我部处在军阀叶开鑫和谢文炳部南北夹击之中，敌军将于一、二日内施行总攻，所以特令你全团驰往安仁援助，因为那方面我们的军力太弱！”叶挺看完电报后，知道前方敌情十分严重，不顾多日行军的疲劳，率领部队冒着大雨，踏着泥泞，日夜兼程，连续行军150里，于6月2日11点顺利到达安仁。
叶挺从唐生智部三十九团张团长处得知谢文炳部四个团，唐福生部两个团已经占领了攸县，守城友军仍在不断撤退，战况对我十分不利。
次日上午，独立团正待出发，唐生智部队三十九团张团长找到叶挺说，唐军长已派全权代表詹筠松参谋前来慰问独立团，希望休息半天再上前线。为了搞好与友军的关系，叶挺答应了，但他心中没有放松，先命令部队二营迅即开赴渌田，第三营马上赶到龙家湾，团直属分队留下接受友军的慰劳，顺便等候因到柳州押解子弹的一营长曹渊。
当宴会正在进行，双方推杯换盏，互致敬意时，一位通信员气喘喘吁吁地将战报递到叶挺面前，叶挺放下酒杯，迅速展开阅读。二营的紧急战报：“敌军千余人已向我渌田阵地猛攻。”
看完这份电报，叶挺马上得出了战斗已经开始的结论，他立即从座位上站起，两手合在胸前：“诸位，失陪了，我必须马上到前线去！”说完策马飞奔，立即带领部队向前线出发。
叶挺的快速反应令詹参谋和在座的各位友军军官打心眼里叹服，此时，一营长曹渊也率部赶到，和叶挺合兵一处向前线挺进。
叶挺将剩余部队分兵两路，团参谋长周士弟率领侦察部队、有武器装备的担架队以及一营的三连作为第一路，增援渌田；叶挺亲率机枪连、通讯连、特务连以及第一营的两个连，作为第二路增援龙家湾。
由于友军的全面溃退，独立团的二、三营刚进入战地，就受到敌人多面夹击，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第二营在渌田南方的海拔四百米高的高地苦战；第三营和敌人混战在一起。
夜晚11点，叶挺赶到黄茅铺找到二营阵地，八连正在单独抗击敌人，三位排长均已负伤，士兵伤亡数十人。叶挺指挥七连全力支持，才打退了敌人的猛烈进攻。
因为敌众我寡，叶挺决定必须速战速决，命令各部在凌晨向敌人发起总攻。
凌晨4时，总攻开始。渌田方面由二营长担任正面进攻；周士第率增援部队包抄侧后；黄茅铺方面，由三营带机关枪一连攻右方敌人；一营曹渊营长带机关枪两挺正面进攻高地，叶挺带领侦察队和特务队往前沿部队指挥作战。全团2000多人，全部投入战斗，枪声震天，杀声动地，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敌人纷纷向北溃退。独立团穷追不舍，直到天色大亮，部队才停止追击。沿途农会纷纷送水，送饭，慰问独立团。在民众大力支持下，独立团士气大增，全团上下只有一个信念击溃敌人。稍事休整后部队继续追击逃敌，追至攸县长岭，天色已近黄昏，城内守敌与溃退之敌互相开火，自相残杀，独立团抓住战机，趁黄昏冲入敌营。敌军仓皇逃窜，毫无斗志，独立团一举收复攸县。
叶挺以一个团的兵力，击败敌军四个团，取得了安、攸大捷。此役共毙敌二百余人，缴获迫击炮数门，机枪数挺，长短枪300余支。不仅打出了独立团的威风，救了唐生智的驾，也震动了广州乃至全国。
独立团攻下攸县后又下萍乡，已在湘南作战月余，可广州方面的北伐誓师大会仍没举行，第四军还没有全部入湘，因此叶挺独立团只好进行自我休整，等待命令。经过一个月的休整，6月中旬，第四军陈铭枢的第十师和张发奎的第十二师才由广州出发，数日后到达攸县，与叶挺独立团会师。
攻打醴陵的战役，由于陈可钰副军长还在广州等待参加北伐誓师大会，大家一致同意由陈铭枢师长代为指挥。
7月10日拂晓，进攻醴陵的战斗打响，叶挺独立团得到当地农民向导的协助，组织部分官兵在拂晓前赶到四汾桥，悄无声息地干掉岗哨，隐蔽接近四汾桥后，突然发起攻击，占领了四汾桥北岸，然后从四汾桥左侧渡过绿水北岸，从腹部侧击敌人。主力部队由叶挺亲自率领，沿攸县大路正面向醴陵进军，部队在泗汾桥与敌军谢文炳部2000余人遭遇，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反复争夺，从清晨打到中午，双方均有伤亡。由于敌人在醴陵西南的泗汾桥修筑的防御工事最为坚固，驻扎重兵，与醴陵成犄角之势，有人曾建议停止进攻，等待援军。但此时叶部一营曹渊营长果断命令部队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准备和敌人作最后的肉搏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战士们群情激昂，像猛虎下山一样向敌军薄弱的环节发起强攻。敌军死伤无数，剩下的见势不妙，四处乱窜，溃不成军。叶挺抓住战机，命令北伐官兵乘胜追击，占领泗汾桥。攻下泗汾桥后，北伐军又向醴陵发动了进攻，但由于有渌水之隔，流水湍急，正面进攻十分困难，几次攻城没有突破防线。正当叶挺焦急万分时，当地农民协会派人来说，可以从渌水上游的浅滩过去，从醴陵西边背后打击敌人，就能占领醴陵。叶挺大喜，重新制定作战方案，让那个年轻向导带路，独立团从右翼上游浅水滩跨过渌水，向醴陵城进发，叶挺登上高地观察，发现醴陵城内敌人已经乱了方寸，四处抢劫，准备逃跑，于是抓住战机，不等主力全部到位，便命令第二营和卫生队向城内发起猛攻，经过顽强厮杀，敌人终于抵挡不住，只好弃城而逃。
下午4时30分叶挺独立团首先攻陷了醴陵。在城内等了一个多小时，原担任主攻醴陵任务的张发奎才面带愧色地带领他的部队姗姗而来。醴陵之战后，叶挺独立团的威名，在革命军中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不过，这才是北伐战争的前哨战，两场硬仗恶仗和攻占武昌战役还在后面，考验着“铁军”独立团的“含铁量”。
十二、和吴佩孚正面对垒
独立团接连打了三次大胜仗，部队伤亡很大，急需补充兵员和休整。虽然在醴陵时补充了一些兵员，但这些兵员缺少训练，也缺乏思想教育，违纪现象时常发生。正当叶挺为部队补给问题发愁时，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从广州派来了30多位营连干部，并要求叶挺在独立团里增设一个独立大队。叶挺十分高兴，及时将他们补充到团里的各营连领导岗位上，并按照广东省委指示成立了一个特别大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补充和修整后，战斗实力和军事素养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叶挺又适时的带领全团进行了严格的战斗训练，全团官兵士气高昂。在此有利时机，叶挺率领部队继续挥师北上，不久占领了浏阳、长沙。8月19日，叶挺独立团一举攻下被军阀平江防御司令陆沄认为固若金汤的平江，陆沄被迫自杀。22日又占领了通城，部队向汀四桥方向挺进。
汀泗桥是鄂南第一门户，西南北三面环水，东南高山重叠，东面横贯的河流水深湍急，南北只有粤汉铁路桥可以通行，桥上架有几道铁丝网，桥北更是丘陵起伏，只有桥南猪姆冈高地稍稍平坦，是进入湖北的必经之要道，所以自古以来汀泗桥被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
军阀吴佩孚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后，穷凶极恶，调兵遣将，布置湘鄂边防军第一师，据险死守汀泗桥，自己亲自坐镇贺胜桥，要与国民革命军决一死战，妄图利用险要地形一举消灭革命军，扭转败局。
8月26日，攻打汀泗桥的战斗正式打响了，担任主力进攻的第四军第三十五团一营，经过反复争夺，虽然占领了一个高地，由于敌人的火力太猛，兵力强大，最终抵挡不住，退了下来，第四军军部受到了严重威胁。叶挺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认真分析了眼前的战局，提出：“速战速决，以智取胜”的战斗思路。为了尽快掌握地形，他与曹渊营长走出营地，来到附近村庄，向村民请教，从老乡处果然打探到有一条上山砍柴、鲜为人知、荆棘丛生的小路可以通到汀泗桥，敌人压根不会注意到。他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陈可钰副军长，陈副军长感到可以利用这条险峻的山路给敌人出其不意的打击，一举攻下汀泗桥。
这个任务又理所当然的落在叶挺的独立团身上。叶挺迅速组织部队，在向导的带领下，沿着小路排成单行纵队，借着夜色，悄悄地接近了汀泗桥旁的左塘角一带，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守护汀泗桥的敌人发动猛攻。守敌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对手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切都措手不及，呼兄唤弟乱作一团。这时，第十师各团与十二师三十团也同时向敌人开展进攻。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汀泗桥守军见大势已去，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经过浴血奋战，第四军终于占领了汀泗桥。
打下汀泗桥后，叶挺带领独立团马不停蹄继续向北挺进，直逼贺胜桥。而此时的吴佩孚亲自坐镇贺胜桥，设立了三道防线，扬言道：“要以贺胜桥一战定天下，要用险象环生的贺胜桥来扭转战局。”
8月29日攻打贺胜桥的战役打响。叶挺率领独立团将士仍以他的惯常的闪电风格，猛打猛冲，一举攻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进入敌人纵深地带。
杀红了眼的叶挺独立团，又向第二道防线猛攻。二、三营打得最勇猛，已经深入到敌人的腹地。而此时第七军的第二路三十五团却迟迟没有打破前面敌人的阻击，使独立团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局面。二营营长许继慎肺部被子弹打穿，鲜血直流，仍坚持指挥作战，叶挺命令第一营和特别大队及时赶赴支援，打退了敌刘玉春部，救出了许继慎营长。而此时第五连进至印斗山，遭敌人炮击，死伤甚重。友军第七军仍没有攻破敌人阵地，落后很远。此时，请求军部支援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叶挺的独立团三面受敌，处境十分危急。面对险恶敌情，叶挺下达了有生以来最果断也是最壮烈的一次命令：“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进不易，退不许，停不宜的危险关头，左边、右边和后边都没有出路，只有勇往直前，猛冲，猛打，猛追，把独立团的勇气和骨气给我打出来，坚决把敌人消灭！”
叶挺不顾个人安危，把重机枪连从自己身边调走，转移到第二营主攻方向上，并集中全部人力，向印斗山敌人主阵地发动猛攻。此时友邻部队终于赶到投入战斗，也给“独立团”以有力的支援。
一千位勇士，一千把闪亮的刺刀，不顾一切地冲破了敌人的第二道防线，继续向敌人的第三道防线发起进攻。
敌人的防线相继被叶挺部队攻破后，后撤的敌人潮水般涌向贺胜桥。吴佩孚见状，在从印斗山到贺胜桥的四里路的途中，布置了督战的大刀队，命令对一切后退者格杀勿论。吴佩孚还将一名后退的旅长和一名团长的首级砍下来挂在阵前示众，想以此残酷手段杀一儆百，并用机枪扫射后退的士兵。后退的士兵被吴佩孚的自相残杀的举动激怒，纷纷掉转枪口，对准围攻的督战队和大刀队，在自相火拼中杀出血路，各自纷纷逃命。
叶挺带领独立团将士乘敌人相互残杀混乱之际，冲过铁路桥，切断敌人的第三道防线，直指吴佩孚大帅府。
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见大势不好，惊慌失措，丢下他的部队和难以计数的武器装备及各种物资，落荒而逃。
叶挺独立团连克汀泗桥、贺胜桥，又打胜了两场恶仗，再次大显神通，威风八面。
十三、浴血攻占武昌城
吴佩孚败走贺胜桥后，逃到汉口，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守城总司令，吴俊卿为副司令，陈嘉谟为武汉防御筹备总司令，又调集残兵旧部上万人，死守武昌城，妄图以此与革命军再决死战，保住武昌城，挽救颓势。
武昌城是武汉三镇之首，位于汉水、长江交汇处，与汉阳、汉口，形成三镇鼎足，隔江相望的天然地形。武汉三镇中，只有武昌有坚固的城墙，城高两丈有余，城外有护城河，水深二至三米。武昌城有大小城门九座，内有蛇山居高临下俯视全城，城郊地势平坦，易守难攻，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北伐军一路凯歌，抵达武昌后便将武昌城团团围住，9月2日开始攻城。但由于敌人早有准备，革命军首次攻城受阻。此时叶挺带领作为预备队的独立团，正在作攻城准备。在团部，叶挺召开独立团党支部干事以上的干部扩大会议，布置攻城任务，讨论组建奋勇队问题。第一营长曹渊和第二营长许继慎为争当奋勇队，互不相让，双方争得面红耳赤。经过慎重考虑后，叶挺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一营，任命曹渊营长担任奋勇队队长。第二营为拥进队，第三营和特别大队为预备队。
曹渊营长争到奋勇队后，十分高兴，回到营部马上开会动员。他激动地说：“顾名思义，奋勇队就是敢死队，做了奋勇队的队长和队员就要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战士们听后，个个群情激昂，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出发攻城。一营三连连长高超，积极性最高，他家就住在武昌城内，很早就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曾在孙中山警卫团服役过，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战斗勇敢，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深受叶挺团长和曹渊营长的器重。为了表达誓死攻城的决心，他当晚给妻子写了一封绝笔信，并把它交给曹营长，说：“我们明天攻城，大家一定要有誓死如归的决心才能把武昌城攻下，为了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决不不怕死，如果我死了，请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妻子。”在他的带动下，其他许多官兵也纷纷将“遗书”交给营部，人人都为攻占武昌城作好了牺牲的准备。曹渊营长也把写好的诀别书，送到叶挺团长手中，他说：“如果我这次牺牲，希望组织能把我的儿子培养成人，让他继承我的遗志。”独立团“留书攻城”的决心迅速传遍了革命军各部。
9月5日晚，第二次攻城开始。曹渊带领奋勇队三个连分左中右散开，如猛虎下山般向武昌城发起攻击。这时，城头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奋勇队刚接近城壕，就被敌人发现了，顷刻间，枪弹像雨点一样扫射过来，奋勇队冒着枪林弹雨，立即竖起爬城的梯子，奋不顾身地往上攀登。守城敌军抛下滚木、礌石，手榴弹也倾泻而下，一批战士倒下了，另一批战士又爬上梯子，第一连连长莫奇标不幸中弹负伤，他强忍伤痛，继续指挥大家攀爬云梯，后又多次中弹，壮烈牺牲。右边三连长高超指挥的几名奋勇队员，几经拼搏，最后一鼓作气，登上了城垛，但终因寡不敌众，也坠落梯下，光荣牺牲。全连六个排长，除一个人负重伤外，其余五名全部壮烈牺牲。
曹渊营长眼见正面向上进攻无望，于是决定采用由上转下的办法。二连报告在城脚下有一个下水道可以通城内，要求通过这条下水道打进城去。曹营长经过实地观察，认为可以一试，但敌人早有提防，一部分战士刚进下水道就遭到敌人迎头扫射，全部英勇牺牲。
曹营长眼见各种办法都使过了，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都没有攻进城去，十分气恼。他清点了一下全营人数只剩下10多人。为了最后完成任务，曹营长决定自己亲自上阵攻城。为了及时让叶团长了解全营情况，曹营长马上给叶团长写了一个报告：“天已拂晓，全营伤亡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我誓必率我可爱同志达成竖青天白日旗于城上之任务……曹渊。”这最后一个“渊”字的最后一竖拖得很长，因为当他写完最后一笔时，他头部中了弹，鲜血滴在报告上，分外的艳红。曹渊营长把报告交给警卫员，便和大家继续登梯。刚爬上几级身上又中数弹，他坚持爬到梯顶并鼓励大家踩在自己的肩背上去，一营全体官兵全部壮烈牺牲，为登城留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叶挺看着曹渊的绝命报告，痛心疾首，简直要发疯：“曹营长啊！曹营长，你在哪里？”说着说着泪水簌簌而下。这是叶挺平生第一次当众痛哭失声。
两次攻城两次未果，总指挥部决定暂停正面攻击，改为封锁围困。叶挺独立团担任围困通湘门至中和门一线。这天，叶挺在通湘门和中和门一线前沿阵地巡视时，发现城东停放着一辆缴获的铁甲车，经检查可以作为掩体使用。叶挺突然想起了一个主意：何不利用它做一个掩体，采取挖地道的方法，一直挖到城墙里去，然后从地道中破城而入呢？计成于心，叶挺立即与中共湖北区委取得联系，从地方调集所需要人力和器材。战士和工人修好铁轨，将铁甲车两节货车厢拉到通湘门附近，再由官兵和地方工人一起利用从汉阳兵工厂搬来的钢板和自备的麻袋沙包，在铁甲车和另外两节货车厢筑起掩体，留出射孔，造成了一个3节车厢的活动堡垒。从安源煤矿调来的工人，主动请缨，和战士一道帮助挖起了地道。叶挺派出侦探队、通讯队和一个机枪排配备在铁甲车上，以掩护工人挖地道。
叶挺摸到城边亲自侦查地形，选择开挖道口，指挥将坑道中挖出的泥土倒在洼地里，以免被敌人发觉。又在通湘门近处构筑工事，设置铁丝网和路障，以加强铁甲车的防御能力。
敌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现叶挺独立团的行动。革命军第十师和第十二师获悉叶挺独立团秘密挖地道后，也先后效仿开始挖坑作业，这样通往武昌城的地道由一条增加到三条。
十多天后，敌人才得到革命军挖地道的情报，调集上千人敌兵从通湘门、中和门、保安门冲出，企图破坏北伐军的地道作业。
叶挺命令机枪连向敌人扫射，命令第二营从正面向来犯敌军进行反击，同时，命令补充连从侧翼进攻增援，经过数小时的激战，来犯之敌大部被消灭，由于城内敌人怕我军乘胜入城，关闭了城门，没来得急进城的敌人被关在城外，乖乖地做了独立团的俘虏。
叶挺从俘虏口中得知，城内粮饷子弹严重缺乏，城内士兵一天两顿稀饭都难以保证。城内百姓连吃猫、吃鼠、吃树皮的都有，惨不忍睹。一些守城之敌企图出城逃跑，均被叶挺独立团俘获或消灭，剩余敌人只好龟缩在城内，再不敢露头了。敌军情绪低落，军心动摇，阵脚大乱。守城总司令刘玉春眼看武昌不保，为避免受到革命军的歼灭，使出了缓兵之计。他派出使者与革命军第四军谈判要求投降，提出输送20万饥民出城。叶挺为减轻武昌人民群众的痛苦，在汉阳门外设立接待处，分发粮食，转移人员。刘玉春谈判是假，等待援军的到来是真，他一面假谈，一面拒绝第四军提出来的开出城外接受改编的条件，拖延投降。刘玉春不顾部队死活，拒绝投降的顽固做法，激起了敌人第三师师长吴俊卿的极大不满，他派参谋长李循南和团长贺总庭两人混在群众中出城，来到独立团驻地，与叶挺团长进行秘密谈判。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定，10月10日晚由该师打开所管辖的保安门、中和门和通湘门，里应外合，接应北伐军攻城。
10月10日凌晨攻城前，叶挺集中部队。并作战前动员：“弟兄们，前面就是武昌城。城头上有我们弟兄留下的鲜血，烈士们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现在怎么办？”“攻上去！”“占领武昌！”“把我们的军旗插上武昌城！”“冲上去！”……叶挺话音刚落，官兵们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响个不停。独立团一部分由中和门冲入，部分从通湘门附近的云梯上攀登入城，然后兵分三路向敌军主阵地蛇山发动总攻。中午12时，在叶挺独立团和革命军其他师团强大的攻势下，敌军蛇山阵地被攻破，两万残兵败将全部当了俘虏。守城司令刘玉春，湖北督军陈嘉谟，想乘机混入难民中潜逃，也先后被活捉。
北伐军的战旗在武昌城头高高飘扬，迎风招展。武昌战役胜利后，叶挺独立团的“铁军”的光荣称号，在革命军内，在百姓们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叶挺独立团在攻克武昌战役中立了头功，立了大功。但是，独立团的官兵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为“奋勇队”的一营所有将士全部牺牲在武昌城下。为此，叶挺无心参加庆功会，相反利用战役间的调整空隙，在一个山岗上为独立团的烈士们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动，之后又派警卫队长带领专人给一营长曹渊和烈士们的亲属送发了烈士遗书和抚慰品。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叶挺内心才少许平静了一些。叶团长的一举一动驳得了战士们的敬重与好评，他们说，叶团长不仅以身作则，冲锋在前，而且有勇有谋，爱兵如子，为这样的长官效力，即使卖命，也完全值得。叶挺却说，我指挥上也有失误，攻城开始阶段，组织“奋勇队”，只知猛打猛冲，硬攻死拼，造成众多官兵伤亡，这是血的教训，一营官兵牺牲得虽然壮烈，但是，实在是太可惜了。
十四.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
正当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之时，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公然违背国共合作原则，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者，开展反共清共活动，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1927年7月12日，中国共产党批判了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右倾错误之后，决定对政治局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张国焘等五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7月13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的意见》，对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革命活动进行谴责，将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回，并郑重声明：中共仍将与一切继续坚持三民主义的革命人士合作，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与此同时，新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进攻，给予坚决反击。
1927年7月19日，前敌军委和聂荣臻奉周恩来之命赶往第二十四师司令部，向叶挺传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有关发动武装起义的决策，叶挺坚决拥护，表示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为挽救中国革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此时此刻，叶挺想起了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曾和他大谈“中庸之道”，如今这个独夫民贼突然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由此，叶挺对蒋介石的两面派嘴脸看得分外清楚，这也就更加坚定了他革命到底的决心。
按照周恩来指示，叶挺率领第二十四师，贺龙率领第二十军，共计2万余人向南昌进发。7月26日部队到达徐家埠时，发现通往南昌的山下大铁桥已被张发奎部队破坏，军队无法通过。叶挺一方面命令立即组织人员修桥，一方面派员与当地工会组织联系，请求援助。当地工会组织听说是“铁军”要攻打到南昌时，情绪十分高涨，立即组织当地工人投入修桥战斗，工人们挑灯夜战，四处抢运木材、道钉和铁轨，经过一夜的奋战，26日凌晨大桥终于修通，部队浩浩荡荡通过铁路桥，向南昌挺进。第二天，部队整整齐齐地开进了南昌市区。到达南昌城后，叶挺马不停蹄地着手了解南昌驻军的有关情况，开始了起义前的军事部署。
7月底，周恩来在系马桩召开会议，正式宣布由周恩来、李立三、澎湃、恽代英等人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会议决定，将起义时间由原来的7月28日改为30日晚上举行。叶挺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分析，制定了严密的军事行动计划，争取在一夜之间解决战斗。正当紧锣密鼓准备时，身在九江的张国焘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假传圣旨，要求起义推迟，遭到了前委的一致反对。叶挺也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认为暴动已箭在弦上刻不容缓。从力量对比上我们也占有绝对优势，胜利的把握大。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依靠张发奎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他主张按原计划进行，不要再拖延时间，以免错过进攻时机。张国焘在众人的反对下改变了立场，起义按原计划实施。
1927年8月1日凌晨，一阵枪声划破了夜空，将寂静的南昌城照得一片通红。叶挺率领二十四师各团向贡院的敌人发动进攻。敌人凭借精良的装备和险要地形，负隅顽抗，叶挺要求大家要拿出北伐时的冲劲和狠劲，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但敌人火力太猛，我起义军伤亡不小，敌人准备从贡院后门突围，教导团中队长陈守礼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叶挺命令封住关口，并调集几挺机关枪支援，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官兵们顿时士气大增，一起高声呐喊，喊声震天动地。敌人见势不妙，纷纷向北逃窜。叶挺早在这里布下了伏兵，敌人腹背受敌，进退两难，只好缴枪投降。
我起义军越战越勇，贡院的敌人解决后，叶挺又指挥七十一团直捣佑民寺军械库。敌军仓皇应战，不堪一击，纷纷溃败。起义军占领了弹药库。这时缩在松柏巷天主教堂里的敌军第六军五十三团还凭借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叶挺命令三营长调整战略，一面加大火力攻击压下敌人的势头，一边喊话劝降：“我们是叶挺的铁军！赶快投降吧！”同时派一支小分队从敌人的侧面进击，翻墙入院插入敌人心脏，几支队伍四面夹击，敌人终于支撑不住了，立即吹起了“敬礼号”。与此同时，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也拿下了驻匡庐中学的敌军。经过四个小时的激烈战斗，驻军在南昌城的敌军一部分被击毙，大部分缴械投降。起义胜利了，起义军的革命大旗在南昌城头高高飘扬。
8月1日上午9时，起义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江西省府西花厅召开了中委、省委、中央海外部等代表的联席会议，决定整编起义部队为三个军，叶挺任第十一军军长。会议决定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等25人为委员，并发表了《八一宣言》，叶挺发表了《告二方面军同志书》，用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罪行，从而唤起了官兵和民众的觉醒，极大鼓舞了起义部队的士气和斗争信心。
根据中央决定，叶挺率领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广东，以求得国际援助，准备第二次北伐。但一路上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更令叶挺难过的是他信任的同乡蔡廷锴带团叛逃，投靠国民党。为此叶挺很是自责，并做了深刻检查要求组织处分。蔡廷锴的叛逃加上三河坝的错误分兵，使起义军陷入了困境。后来，中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一部分进入到海陆丰与当地工农运动结合起来，开展游击战争，一部分由贺龙带领进入湘西，开展武装斗争。朱德带领教导队部分武装上了井冈山。叶挺与革命军冒险将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护送到香港后，回澳门探亲。爱妻李秀文见丈夫归来，先是十分惊喜，但马上感觉到叶挺的心情非常不好，终日闷闷不乐，不是埋头看书，就是一个人苦闷地思考。为了安慰丈夫，李秀文变着法子做些丈夫爱吃的粤菜，还有时放粤剧唱片给丈夫听，但不管怎样，叶挺的心情一时半刻总也调整不过来。他为南昌起义先胜后挫的结果在自责，在思考。但见到爱妻如此理解自己，关心自己，他又觉得十分对不起李秀文，渐渐地，在妻子的温情感召下，他的低落情绪开始好转，夫妻二人在澳门渡过了一段难得的甜蜜时光。
叶挺虽身处澳门家中，但他每天都通过阅读报刊，关注着广东工农革命运动和粤桂军阀的消息，无时无刻不在揣摩时局的发展和动向。他被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所鼓舞，时刻等待着党的召唤，盼望着早日回到广州，实现自己未酬的壮志。
十五.蒙受委屈 ， 申诉无门
1927年12月，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来到澳门叶挺家中，告知中央批准了广州起义的计划，决定于12月13日举行广州起义，叶挺被任命担任起义总指挥和工农红军总司令，全权负责起义军的指挥重任。叶挺听到这个消息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他很想早一点了解一些敌我双方的情况，并制定详细的作战方案，但直到12月10日他才正式接到通知，乘车到达广州。下车后，叶挺就马不停蹄地找到负责整编起义计划草案的起义参谋长徐克英，认真细致地研究分析了起义的计划，对省委研究的行动方案有了初步的认识，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分布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对情况了解后，他连夜主持召开了起义指挥部参谋团会议。在会上叶挺详细地向与会人员询问起义队伍的战备情况，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对进攻目标的侦查以及战斗中互相呼应，战场救护和后勤供应军需问题，他边听、边记、边问，尽量在短时间内把问题彻底搞清楚，他特别强调要搞好侦察，了解敌情。会议一直开到后半夜。当叶挺了解到，敌人虽然在广州城内有些空虚，只有一个团和警卫团一个营，加上一部分军事机关和警察保安队共计只有5000余人，但广州城外四周反动军队竟有10万之众，随时可以攻回广州，而我起义军也仅有几千人，一旦消息泄露，敌人调回大量部队，将错过最佳时机。于是叶挺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举行，并宣布了起义力量的部署和战斗序列。
11日凌晨2点多，起义部队齐刷刷地集中到院子的操场上，他们每个人都扎了一条红布领带，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等都对起义部队做了战前动员，叶挺作为起义部队总指挥，工农红军总司令，宣布了对各团营干部的任命，作了起义战前的作战部署，通告了当晚的口令“暴动”,特别口令为“夺取政权”。
叶挺凌晨3时宣布，“起义开始！”话音刚落，教导团内发出三声枪响，三颗耀眼的信号弹在广州夜空升起，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正式打响了。
叶挺指挥教导团的二营五连和炮兵连。在团长李云鹏的带头下，直奔沙河镇燕塘敌人的据点。沙河镇位于广州的东北部，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北靠白云山，东依瘦狗岭，是从东北方向进入广州市区的交通咽喉。张发奎和黄祺翔的主力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就驻扎在这里。为了抢占有利时机，叶挺跃上路旁边的一个斜坡，手执一根指挥鞭，指向前方，不断地低声激励大家：“跑步前进，跑步前进，天快亮了！”“跑步前进，不要发出声响！”在叶挺的号召下，起义军个个如猛虎下山，直扑敌人的据点。“轰！轰！”随着东校场枪炮声的响起，勇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沙河镇的敌人面前。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枪炮声打得乱作一团，无法维持秩序，官兵到处乱窜，也没有组织抵抗。起义官兵正要继续向前挺进时，从黑暗中忽然射来一阵冷枪，几个战士倒下了。原来在暗堡内的两个敌军官，在慌乱中恢复了平静，指挥士兵向起义军开枪，进行负隅顽抗。叶挺立即指挥大家占领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对准这个隐蔽的碉堡。敌人依仗坚固的工事，向起义军猛烈开火。几个战士冒着敌人的火力接近敌碉堡，但行至半路先后牺牲了，其余战士咬牙切齿要求继续冲击。叶挺意识到，如果这边拖延时间，必将影响整个战局，必须立即解决这边的暗堡内的敌人。硬的一招不行，他就试着用软的一招来劝降：“国民党士兵弟兄们，我们是广州起义工农红军，你们被包围了，只有赶快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战士们也跟着喊话，暗堡里的敌人停止了打枪，但传出敌人问话的责难声：“叫我们投降，你有什么资格？”你是谁？”“我是叶挺！”听到是叶挺，暗堡里的敌人骚乱了，一个敌人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你就是北伐军独立团的叶团长呀，你们为什么要造反？”叶挺说：“弟兄们，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帝国主义，叛变革命，破坏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疯狂屠杀我们工农群众，成了革命的敌人。只有打到国民党反动派，全国四万万同胞，包括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才能得到解放，才能过上好日子。士兵们，扭转你们的枪口，对准革命的敌人吧！”“不准投降，不准投降，给我开枪，给我开枪！”暗堡中的敌军军官凶狠地叫嚣着。“不投降就叫你们灭亡！”叶挺故意碰了一下身边的军官，威严地喊道：“大炮准备射击。”那个军官马上机智地大声回答：“是。目标正前方敌堡，预备——”这时，只听堡内“砰砰”两声枪响，里边传出话来，“不要打炮啦，我们投降了！”这时一面白旗从枪洞里伸了出来。原来士兵们把不愿意投降的敌军官打死了。他们从碉堡里出来，四处张望，想亲眼看看这位赫赫有名的叶挺团长，这时叶挺身边的军官笑着对叶挺说：“叶总司令，你这一招真厉害，我们的大炮还没有推过来，你的一句话就把敌人说服了。你的几句话顶一门大炮用呢！”叶挺笑着说：“虚虚实实，兵不厌诈嘛！”不到半小时，起义军将三十六团全部打垮，缴获大批武器，600余名敌兵当了俘虏，有不少经过叶挺的宣传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
叶挺又亲自带队攻打沙河、燕塘之敌后，乘车返回设在大东门警察分局的起义临时指挥部，与张太雷等领导人一起继续指挥起义战斗的进行。
与此同时，负责攻打广九车站敌人的教导团，和负责攻打伪公安局的第一联队，在赤卫队的配合下，先后取得了胜利，起义军已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市内各区的警察署、国民党各级党政机关都被起义军先后占领。市内敌人大部分被歼灭。
1927年12月11日6时，起义军的大旗在广州公安局楼房顶上高高飘扬，广州起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同时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正当各界群众为起义的成功欢欣鼓舞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又岂能善罢甘休，他们勾结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集中大量兵力向广州集合，加紧向起义军进行反扑。形势对起义军极为不利。当时，叶挺提出了撤出广州向海陆丰转移，与那里澎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展长期斗争的建议，但却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等人的反对。
12日，大批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广州发起了进攻，虽然叶挺组织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广州失守。张太雷在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敌人占领了广州，叶挺仍坚持在广州处理事宜，直到恽代英、叶剑英等人离开广州后，叶挺才化妆成绅士商人模样，离开广州回到香港隐蔽。至此，起义再次受挫，仅存3天的广州苏维埃政权落下帷幕。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代表李立三赴港指导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他不深入调查，偏听偏信，叶挺被确认表现消极，给予了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但叶挺认为这次起义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不了解情况的人偏偏可以做广州起义的结论？为什么一意孤行、乱扣帽子的人却成了正确意见的代表？为什么自己出生入死、尽心尽力在革命的关键时候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反而成了罪人？他不甘心自己遭受的委屈，曾找过党中央申诉，也曾给共产国际写信申诉，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后来叶挺又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申诉，却遭到米夫和王明等人的冷漠对待。叶挺受到极大地伤害，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一怒之下离开莫斯科，开始到国外考察。
十六、负气出走， 漂泊海外
叶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心灰意冷，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离开党组织，在欧洲漫无目的漂泊，举棋不定，最后选择了德国，这是他年少时想要去留学却没有实现的马克思的故乡。
他在柏林租了一套住房，购买了一些德国书籍，闭门谢客，开始研究军事理论和德国文学。他打算以后从事德语翻译或者著书立说的职业，过超凡脱俗的生活。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想过去，不愿将那满肚子苦水的闸门打开。有一段时间，他加入了当地一个提倡吃素食的群体，吃素忌荤，大有超凡尘世，修身养性之意。
可是这样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他就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甚至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他不得不到乡下在果园里当帮工采摘果子，挣点工钱，以此来维持基本的日常开支。有一天果园老板听说他是中国北伐名将，怕当局怪罪，就借故辞退了他。后来他又去过几家工厂应聘，老板们也因同样的原因谢绝了他。工作找不到，但饭总得吃，房子还得住，他开始在柏林街头寻找赚钱的机会。经过一番考察后，他决定开一家中餐馆，在经历了一番繁杂细致的准备工作后，他的中国小餐馆终于开张了。饭馆规模不大，主要为30来个中国留学生办理包餐伙食。他没有钱顾厨师，只好自己掌勺，炒菜，炸油条、烙饼、熬稀饭，样样都要自己亲手操作；没有钱顾帮工，也只好自己抹桌椅、洗菜、采购，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虽然天天累得筋疲力尽，但是生意还算说得过去，从此，他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暂时解决了生活的窘迫，得以在柏林有了一个求生立足之地。
有一天晚上，叶挺劳累了一天，早早躺在床上想早点休息，可他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北伐战争中那些牺牲的战友，南昌城头那飘扬的战旗，广州城内血雨腥风的壮烈场面……这一幕幕、一幅幅像电影一样的画面闪来闪去。遥想自己当年是叱咤风云的将军，今天竟落到如此地步，人生如此变幻无常，太可悲了。他想起了自己漂亮贤惠的妻子，真不知爱妻李秀文此时在干什么？想起了调皮可爱的孩子，也不知儿女们想不想念他这个不称职的爸爸？有家难回的滋味何时是了。想着想着天就亮了，又得拖着疲惫的身躯，赶紧起床操劳新一天的生计。
也许是心有灵犀，也许是情深意笃，身在澳门的李秀文又何尝不时时都在牵挂着自己的丈夫，她深知倔强的丈夫负气背井离乡，远赴德国，一定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她相信丈夫一定会时刻思念着祖国、时刻思念着亲人。她担心丈夫那颗受伤的心没人抚慰，担心丈夫的生活会出现困境，每想到这些她的心都在流泪。她默默地为丈夫祈祷，为丈夫祝福。不，丈夫的身边不能没有她，她要到丈夫身边，陪伴他，要用亲情抚慰他那颗受伤的心灵，要和丈夫一起走过这段漂流异乡的岁月……李秀文很快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她行动果断，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父母照看，独自一人踏上了漂洋过海去德国柏林遥远的旅程。
李秀文到达柏林后和叶挺一起过起了平民的生活，叶挺见到了自己的爱妻，从内心深处高兴和舒畅。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同劳作共欢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叶挺的心情好了许多，他那颗受伤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慰藉。
有一次，为了使饭馆更具中国特色，叶挺学习开始做豆腐、发豆芽，由于技术不过关，发的豆芽又细又瘪，包餐的学生们有一些不满意。李秀文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豆芽又细又瘪是由于水分不适时和不足造成。于是，她每天清晨都早早起来往豆芽上均匀洒水，连续几天过后，豆芽明显地比以前变粗了，学生们吃到了鲜嫩粗壮的豆芽，感到奇怪，禁不住异口同声地追问叶挺：“豆芽怎么变粗的？”叶挺满脸得意而又神秘地说：“这是军事秘密，无可奉告。”而得意的背后流露出他对爱妻李秀文的感激，而一句漏嘴的“军事秘密”差点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欧洲百姓也很喜欢吃中国的豆芽、豆腐，叶挺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接触的平民也渐渐多了起来。他深深地感到不管是中国、苏联，还是德国，最底层的人民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受歧视、受侮辱，都有一种追求公正，争取平等，有一种不甘现状的斗争精神。
一次，叶挺正在街头卖豆腐，有一个戴着礼帽、穿着风衣的人来到豆腐摊前，叶挺刚要招呼，只听此人说：“你的豆腐还不够硬，不太地道。”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叶挺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时常想起的好朋友、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在异国他乡见到同胞加好友，让他喜出望外。周恩来来到叶挺的住所，严肃而诚挚地与他进行了交谈，周恩来给他讲了许多人生和革命道理，分析了当前中国国内的形势，最后，推心置腹地问：“总不能放弃信仰，连革命都不干了吧？”周恩来最后这句话比较重，触动了叶挺的痛处，加上在欧洲这段时间对人生的认知和阅历，他开始反思自己：是啊，自己今年都三十好几了，不在祖国为国家为人民尽些责任，却因为一时之气，躲到国外过起了平民的日子，这明显是逃避现实，是懦夫的表现。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去总结，不去争取反败为胜。做人不可能都一帆风顺，干革命不能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失败了也不能泄气、退缩，否则将一事无成。自从和周恩来一番长谈之后，周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让叶挺像变了一个人似地，精神振奋了，做事带劲了，脸上展露笑容，他毅然决然地退出那个吃素食的团体，恢复了与朋友们的交往，主动去看望自己熟悉的朋友，开始密切关注国内的革命形势。
他从朋友处了解到许许多多鼓舞人的大事：中央委员毛泽东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了穷人自己的革命武装……工农革命第四军；当年叶挺独立团的许多老战士当上了红军的领导人；贺龙、周逸群在洪湖地区建立了革命武装；广东的琼崖，湖北的黄安、麻城，江西的弋阳，福建的龙岩，陕西的渭南，湖南的平江等许多地方都爆发了革命……这些消息都让他十分激动。每当听到与自己一起战斗的战友们仍然带领着革命队伍，转战南北，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时，他就会更加为自己脱离组织，负气出走而惭愧而自责。他再也不想这样混下去了，于是，他再次开始研究军事和技术，并暗中进行炸弹和地雷实验，为回国后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作准备。
与此同时，叶挺不断地想办法和国内进步人士联系，先后与廖承志、邓演达等人见过面，了解了许多国内革命党人和革命的情况，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国外接见了他，并给他经济上的资助。对此，叶挺异常感动，久久难以忘怀，孙夫人的关怀坚定了他返回家乡报效祖国的信念。
十七、身居澳门，心系内地
1932年秋，叶挺携夫人李秀文和次子叶正明离开欧洲回到澳门。从1932年秋至1937年春，叶挺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有时也前往香港和祖国内地。这一时期，他的日常生活无非是读书看报、会见朋友、教育子女、处理家务等，表面上看似无忧无虑，实际上内心极不平静。他经常回首往事，注视着国内的一举一动。“九·一八”的炮声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随着日寇的铁蹄踏进我东三省，叶挺那颗爱国赤子之心在剧烈地跳动着，寻找着报效祖国的时机。
在澳门，叶挺一家生活相当困难，常常靠借债和典当过日子，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引诱叶挺，说只要他肯发表反共声明，为国民政府效力，就委以重要军事职务。他过去的一些部属也怂恿他回到军队去做官，但叶挺宁愿过清苦的日子，也不愿为国民党做事。他曾对人说：“由于政府当局和国民党还在继续进行剿灭共产党的内战，我既不同意他们这样做，也更不愿为他们效力。”脱离中共党组织是叶挺的一大遗憾，他曾说过，大革命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党内的错误路线的排斥和共产国际的冷遇，自己一时意气用事，脱离了共产党，留下终生的遗憾。他在焦急寻找抗日报国机会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中共和红军的动向，并期待与中共党组织早日取得联系。1933年春，叶挺打听到当年南昌起义的老战友、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工作的阳翰笙的住址，便立即写信给他，希望阳翰笙能来澳门会面，他有很多心里话要向党倾诉。由于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阳翰笙无法抽身前往澳门，中共党组织通过交通员告知叶挺，以后另外派人设法与他联系。
1933年冬初，蔡廷锴、蒋光鼐和陈铭枢等联合了国民党中的李济深、陈友仁等主张抗日的反蒋力量，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蒋光鼐等与叶挺过去在粤军及第四军中共过事，而且都出身保定军校。虽然有过分歧，但相互敬仰，因此派人到澳门找到叶挺，邀请他前往福建共事，叶挺欣然应诺。
1933年11月间，叶挺离开澳门前往福州，受到了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的热烈欢迎。在福州期间，叶挺住在蒋光鼐的家中，协助蔡、蒋等进行福建事变的筹划工作。
但是由于蔡、蒋等人的局限性，又由于中共受左倾影响，拒绝与蔡、蒋联合，在蒋介石的重兵围攻下，福建人民政府仅存在两个月后，便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叶挺也只好离开福建，返回澳门家中。不久，叶挺再次赴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担任同盟的军委会委员。同盟公开声明反蒋、抗日，这是叶挺加入该同盟的根本原因。
1935年秋，中共派张云逸前往澳门，与叶挺取得了联系，并要他做好准备，等待党组织的召唤。这期间，陈诚、陈济棠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获悉叶挺回到澳门的消息后，出自以往同在粤军并肩战斗的情谊，也出于对叶挺卓越军事才能的敬佩，或写信、或派人邀他前去协力共事，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叶挺明白，陈诚、陈济棠等人所谓的“协力共事”，目前无非就是拥蒋剿共或武装割据，这些都有悖于自己的志向和信仰，所以断然回绝。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叶挺从报纸上读到日军悍然进攻宛平，中国29军官兵和北京市民奋起抗击的消息时，再也无法安定下来：黑夜，他睡不着觉，一个人独自坐在灯影下苦思冥想；白天，他丢下家中所有事情都不管，在房外的院子里走来走去。
知夫莫若妻，看着丈夫魂不附体的样子，李秀文完全清楚，丈夫的心早已飞到卢沟桥，飞到抗日战场上去了，现在，他的头脑里说不定全是炮声和喊杀声，他的眼中全是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和中国抗日军民的冲锋厮杀的英勇身姿，不然的话，为什么连一日三餐都要叫他好几次，他都不搭理呢？实在叫急了他才心不在焉的来到餐桌上，随便吃上几口，便放下筷子，又去看报纸和打开收音机……李秀文完全理解丈夫此时此刻的行为举止，也完全支持丈夫的打算和行动，当叶挺在反复仔细擦拭那支一直放在箱子里的配枪时，李秀文也悄悄地为丈夫收拾行装。几天之后，叶挺便告别妻子和儿女，回到了内地，回到了上海。
十八、军长的人选一波三折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向我北平西南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我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上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爆发，不可一世的日军企图“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在国土沦丧、人民涂炭，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御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努力下，国共两党实现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的第二次合作，全民族的抗战局面逐渐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首先是在军事合作上实现的，其集中的体现就是红军的改编和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红军的改编经历了两个过程，即在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两次改编都波澜迭起。
经过周恩来等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与据理力争，双方达成了集中南方红军游击队编组一个军的初步意向，但在军长人选问题上几经讨论不能取得一致。中共方面提出叶剑英，蒋介石不同意，因为蒋介石不愿意让共产党人指挥这支军队。国民党方面提出陈诚，中共方面当然也不同意。任命谁担任军长好呢？蒋介石一下犯了难，蓦地，他想起了叶挺这位在国内享有很高声望的北伐名将。蒋介石想任命叶挺为军长有他的如意打算，他认为叶挺曾加入过国民党，后来虽转为中共党员，但在广州起义后受到中共党内的压抑，脱离了共产党，在国外过了多年流浪生活，这次回国恐怕不会再替共产党卖力了。叶挺现在既不是国民党员，又不是共产党员，可以算是个中性人物。因此，蒋介石想乘此机会把叶挺拉拢过去，通过叶挺把中共游击队抓在自己手中。 延安方面提出叶剑英任军长遭到蒋介石拒绝后，也在继续物色合适人选，并同时想到了北伐名将叶挺。此时，叶挺怀着一腔热血，他在妻子的理解下已从澳门来到上海，渴望为拯救民族危亡、打击日本侵略者奉献自己的一切。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叶挺，这两位曾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友，最后一次长谈还是在欧洲，现在两位老友久别重逢，分外亲切。周恩来告诉叶挺，西北主力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南方诸省游击队也即将改编，开赴抗日前线，问他是否愿意出任军长，叶挺欣然表示同意。之后，叶挺主动找到蒋介石，提出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具体改编建议，改编后的这支抗日武装番号叫“新四军”，意在使这支部队能保持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铁军”声誉。蒋介石顺势应允。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当然，叶挺任军长在当时来说是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决定的，还没有经过中共方面的认可。之前延安方面虽曾考虑过叶挺，周恩来也找叶挺谈过话，但为慎重起见，没有立即同意叶挺任军长。因为叶挺长期寓居海外，中共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还不完全清楚，需要进一步考察。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张云逸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叶挺须来延安，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赣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10月19日，当时在中央负总责的洛浦（即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即秦邦宪）和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并是否愿意到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来一趟。如能办到，则由叶挺整编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部成为一个军是可以的。叶挺获知中共中央的上述态度后，即刻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定赴延安向中共中央当面汇报。
1937年11月3日，叶挺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第二天晚上，延安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同志们，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心潮澎湃、情绪高涨，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往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中央所指的道路走，坚决抗战到底。”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还请叶挺吃了饭，并陪同他参观了“抗大”和中央党校。饭后毛泽东又同他再次亲切交谈，向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询问他是否愿意重新加入党的组织。叶挺表示，自己暂时留在党的组织之外，似乎对国共联手抗日更有利，但他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工作。通过对叶挺在延安期间的全面考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是满意的。1937年11月9日，叶挺肩负着中共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离开延安，踏上组建新四军的征程。叶挺赴延安的举动，蒋介石十分警惕，任军长之后的所作所为，更使蒋介石大失所望，致使后来老蒋发动“皖南事变”，要剿灭这支部队成为必然。
十九、“我是抗日的军长”
1937年11月12日，叶挺到达抗战中心城市武汉，住汉口原日租界大和街26号。当时鉴于日军大兵压境上海，南京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机关已陆续迁往武汉，一些工厂、学校也随迁而至，一时间社会各界名流汇集，武汉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共产党也于当年10月在汉口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叶挺到武汉后，着手南方8省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新四军的番号是1937年10月12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的，其全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了蒋介石的电报，明令“鄂皖边区高敬亭部”、“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粤赣边区项英部”、“浙闽边区刘英部”、“闽西线张鼎丞部”，均“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为了搞好新四军的组建，叶挺一方面向中共中央要求多派干部，另一方面又在原国民革命军的部属和亲友中招募人才，尽可能地多吸收和动员那些拥护抗战的军人和知识分子。叶辅平、沈其震、朱克靖等20余名愿为抗日事业尽力的军人、医生、文化工作者陆续来到大和街26号。叶挺组建起军需处、副官处、军医处、秘书处，叶辅平为军需处处长，沈其震为军医处处长。这些具体办事机构的组成，为下一步新四军军部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新四军名誉上是一个军，实际上蒋介石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弹药粮饷、防区范围等方面都作了极大的限制，改编后的新四军的给养只相当于国民党一个丙等师的标准，且经常拖欠克扣。叶挺耐着性子与蒋介石交涉。11月21日，叶挺、叶剑英赴南京面见蒋介石。遵照中共中央的意见，叶挺向蒋介石提出：新四军拟编为乙种师两个师，军师干部人选、部队集中地点、开拔费、整理费等诸项必须落到实处。蒋介石一听就火了，说：“各游击队不能按照八路军的办法，延安提出的干部名单不能同意。”接着又说：“八路军拒绝点验，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不能先委任师长、旅长。”
叶挺反驳说：“将他们开拔到前方打日本才是主要问题，其他皆为人事问题，容易解决。”
蒋介石又露骨地说：“你是国民党的军长，又不是共产党的军长！”
叶挺大声地回答：“我是抗日的军长！”
蒋介石粗暴地嚷道：“这不行，我估计他们不能调开的！”
叶挺进一步晓以大义：“收编可以增加抗日力量，否则对地方亦不好。”
当时前线战事吃紧，蒋介石又喊出了“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全民抗战的口号，此刻蒋介石见叶挺不买他的账，恶狠狠地说：“如扰乱地方便是破坏抗战，我要剿的，你们决不能在江南。”他还当着叶剑英的面向叶挺挑拨说：“他们都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
叶挺不为所动，他对蒋介石毫无诚意的态度和小人的嘴脸非常反感，愤然提出辞职。
见叶挺立场坚决，蒋的态度也就软了下来，说具体问题可以找陈诚商量解决。经过这次与蒋介石的交锋，叶挺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真反共假抗日的面目。
在武汉期间，叶挺又与何应钦、陈诚多次磋商。何应钦禀承蒋介石的旨意，仍然千方百计想控制新四军。隶属关系上，决不同意新四军由八路军总部指挥，而由第三战区管辖；在干部配备上，提出各红军游击队主要领导人都要离开部队，由国民党方面派人担任营长以上军官。后来由于在谈判过程中，南京、杭州又相继沦陷，形势更趋危急，国民党这才对新四军改编事宜开始催办。为了顾全大局，中共做了许多让步，特别是同意了新四军由第三战区统辖，加之叶挺委曲求全，从中竭力斡旋，促成国共两党在新四军改编方案上达成协议。12月14日，延安方面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实际上基本批准了新四军的改编方案。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等为委员，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当天，毛泽东、项英致电叶挺：“新四军原则上可照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不要何派人。”叶挺接到电报后，在与何应钦的交涉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意见，即新四军的干部配备均由共产党方面负责，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这就为在新四军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1937年12月25日是新四军建军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下午，叶挺、项英在大和街26号召开有新四军军部机关和部分游击区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大会。到会的新四军领导人有：拟任的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处长赖传珠、组织部长李子芳，军需处长叶辅平、副处长宋裕和，军医处长沈其震、侦察科长李志高、通讯科长胡立教等。会上，叶挺和项英分别报告了抗战形势、上海和南京失陷的经过及原因，布置了集中部队开赴前线的任务。这是新四军军部机关的第一次会议，实际上也是新四军军部宣布正式成立的会议，它标志着新四军第一个军部的诞生。1938年1月3日晚，周子昆率30余名干部抵达武汉，随即充实到新四军军部机关各处部。至此，军政治部、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初具规模。
新四军军部虽然成立了，但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委任仍未核准，叶挺又斡旋于此项工作。在武汉，叶挺以他的特殊身份，利用老朋友、原国民革命军旧部军官等关系，为争取国民政府尽快核定项英等人的委任而奔波。在新四军的军费上，国民政府只答应拨给3万元，叶挺多次找陈诚协商，要求将军费增加到10万元以上。1月15日，叶挺飞抵香港，向在港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催要军费，并到广州筹款购置枪支弹药。由于叶挺的努力，新四军部队的人、枪、款问题的解决有了较明显的进展，军费由原来的3万元增至9万元。 1938年1月下旬，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编组工作全面展开。经过与国民党的反复交涉和复杂的的具体工作，到3月中旬，领导干部的任用基本确定。到4月，各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基本完成：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1.03万人，下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粤赣、赣东北的红军游击队编成，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浙南等地红军游击队编成，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由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编成，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由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桐柏山红军游击队编成，高敬亭任司令员。
新四军的诞生，叶挺功不可没。在叶挺指挥下，分路开往抗日前线。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韦岗进行了江南第一战。由此，揭开了新四军在敌后抗日的序幕。从此，新四军与八路军并肩战斗，在敌占区纵横驰骋，给日寇以极大的威胁和沉重地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二十、运动战大显神威
???????1938年夏季，叶挺指挥新四军的四个支队，在敌后分片集结，与日军全面接火。这个时期正是日本侵略军最嚣张的阶段，也是国民党节节败退的阶段。换句话说，敌强我弱，“恐日症”弥漫国民党军队的主战场。
在这种形势下，这个仗该怎么打呢？叶挺军长在各支队主要干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斩钉截铁地说：“运动战，只有运动战，才能一口一口吃掉日军有生力量。具体地说，我军先选择一个有利城镇，像匕首一样插在敌军心脏，吸引敌人，日军必然会疯狂地扑向我军，这时，我们就兵分几路，四处袭扰，各个击破，让敌人顾东顾不了西，顾头顾不了尾。我们有根据地广大抗日群众做眼线和后勤支持，而敌人就像一头瞎了双眼的疯牛，东闯西撞，我们就可以利用此有利时机、有利地点，将敌人歼灭之……”项英、陈毅、谭震林等主要领导成员，对叶挺的一番精辟分析十分赞同，认为，这和毛主席的游击战异曲同工，对强敌实行疲劳战、袭扰战、蘑菇战最为有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最后，会议确定这把“匕首”就插在安徽南部繁昌这个镇上。
????繁昌不仅是皖南的门户，也是当时新四军军部及其后方基地的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军如从芜湖出发威胁第三战区总部所在地屯溪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繁昌首当其冲。因而敌我双方都很重视这个战略要地。为了让繁昌像块磁石般紧紧吸住敌人，新四军军长叶挺首先命令谭震林指挥的三支队投入战斗，坚决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 “扫荡”阴谋。
?????1939年11月7日晚，日军第15师团所属川岛警备部队步、骑兵近六百人，配备迫击炮5门、机枪7挺，由峨桥、三山镇、横山桥出发。8日拂晓，分三路到达新兴街、松林口、三元口，第一次向繁昌城进犯。经过周密布置，谭震林司令员率支队司令部进至铁门闩一带。五团一营在通横山桥的马家坝附近，以小部队在正面箝制敌人，二营隐蔽在白马山附近，待机向西北方向袭击敌人；三营在红花山、孙村加强警戒，打击荻港可能来增援的敌人，保障我侧翼之安全。另外，由六团三营担任城防，并扼守峨山头。日军晕头转向，草木皆兵，似乎四面全是新四军，因此它也只好分几路开始进攻，各路日军均扑向繁昌城。但是，每一路都遇到了新四军的袭扰，刚要开炮，新四军已不知去向，刚要后撤，新四军又围拢过来。就这样，双方激战到上午十一时，五团一营到繁昌北，二营到繁昌西，将敌包围在繁昌城内。午后三时，我军进城，进行巷战，五时，在一遍遍“活捉鬼子！”和“缴枪不杀”声中，日军向北门溃退。此战斗历时12小时，打死打伤50余名鬼子，新四军也有30余名连排干部和士兵伤亡。另外，我军还缴获子弹500发，毒瓦斯1个，军旗2面，其他日军用品不计其数。????
?? 日军遭到打击后，并不服输，连日调兵，企图夺取赤滩，威胁我军后方，孤立繁昌。敌石谷133联队、西川大队计步骑五六百人，于十三日午夜至孙村附近，向赤滩镇方向开进。叶挺军长摸清敌人的意图后，为争取主动，凭据汤口坝西沟山地有利地势，立即决定诱敌至汤口坝，命令三支队主力到三梁东侧来投入这场战斗。
14日拂晓，五团三营在梅冲与敌五六百人接火，迫使日军不能渡河，之后三营主力在九龙石高地与敌进行白刃战。八时，二营在乌龟山附近与日军激战，二营营长陈仁洪同志身受数伤，仍坚持战斗到底。十一时，敌200余人从三江口渡河增援，被我军来去冲杀击退。下午二时，敌人第二次增援400人，我方以三营及警卫排阻击。黄昏，六团三营以一部向乌龟山之南出击，日军伤亡很大，退出乌龟山。七时，敌人又来第三批增援敌200人，到达黄浒。十二时，日军不能支持，秘密退出战斗，我军就向黄浒跟踪追击。此次战斗，历时22小时，日军出动总兵力2200余人，伤亡300余人，指挥官川岛中佐被击毙。新四军也有10名营连干部和士兵38人伤亡。此次战斗，我军获步枪十余支，毒气筒、信号筒、手榴弹、步枪子弹一批。
日军仍不甘心，又企图第三次报复。11月20日晚，驻荻港、铁矿山附近的石谷联队会合川岛警备队，计2000余人，分头向孙村、红花山、横山、三山、峨桥等五路进犯繁昌。
????叶挺军长在分析了当前形势后，命令避免正面决战，必须坚决执行运动战的既定方针。在接到叶军长命令后，三支队推进到铁门闩，决定在袭扰疲劳日寇后，在此伏击敌人。
????20日晨7时，五团一营一部在繁昌城西北与敌人接触。经过排为单位的节节阻击，杀伤了敌人。下午3时，敌人大部进繁昌城，并且向峨山头六团三营阵地冲击，激战数小时后，峨山头被敌占领，经过我反击后，又夺回来。
????22日，我军五团一、二营包围繁昌城，不断出击，杀伤敌人，日军困守孤城，非常恐慌。23日拂晓，在“打进城去！”“打到洪山桥去！”喊声中，日军企图冲出重围，被我军痛击后，又退入城内。随后，我军让出一条路，放日军出城，待日军进入铁门闩伏击圈后，我军吹响了冲锋号，把日军打得摸不着头脑。此次战斗计三昼两夜，敌100余人伤亡，新四军仅有1名排长、1名战士，9人受伤。获钢盔1顶，腰剑1把、军旗数面。
????残败的日军狼狈地逃回荻港、三山、横山等据点，繁昌城和它的周围又飘扬着新四军的战旗。
????顽固的日本侵略军虽然几次“扫荡”没讨到便宜，但仍不死心。1939年12月15日，驻芜湖日军1700余人，分两路第四次向繁昌进犯。为避免敌强烈炮火，第三支队主力转移至有利阵地，坚持顽强抗击，双方形成对峙，激战数日。顺安日军200余人，配合驻荻港日军300余人，于15日晨企图占领三梁山、白马山阵地，经新四军抗击未逞，随即折向繁昌城，进抵城西之敌又遭新四军火力杀伤，损失惨重。战至下午6时，该敌不支，向原路溃退。驻三山日军700余人，经松林口、草头山向繁昌进犯，遭新四军守备队阻击。16日晚，新四军各路部队向敌发起袭击，敌不敢固守繁昌城，于拂晓前分路溃退。此次战斗毙伤日军300余人。
????21日上午8时，日军纠集300余人第五次进犯繁昌。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一部在积谷，大行冲等地阻击至下午三时将来犯之敌击退。22日晨，该敌第六次向繁昌进犯，同时，铁矿山500余人，时峨桥、三山之敌400余人，配备重炮10门，分路前来增援。中午12时，日军进占繁昌城。新四军冒着敌猛烈炮火奋力反攻，经反复冲锋，机动袭击，至下午三时半将敌击溃。残敌向横山桥一带窜逃，繁昌再度收复。此次战斗历时两昼一夜，毙伤日军100余人。新四军仅牺牲20余人。
????由于历经数月，时间长，影响大，繁昌城争夺战成为新四军皖南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当时的日本派遣军总司令不得不哀鸣：“国民党军乃是我手下败将，惟共产党的军队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
?????繁昌争夺战是一场军事和政治双赢的战斗。在叶挺的统帅下，新四军采取运动战的战法防御、伏击、夜袭等多种战术打法，六次战役共消灭敌人数以千计，胜利地保卫了繁昌，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为此，不仅延安方面发来了祝捷电，称叶挺军长的运动战打出了神威。蒋介石也向叶挺和新四军发来了嘉奖令。
二十一、泾县保卫战
??1940年4月，正当新四军官兵在叶挺军长的带领下，在云岭发奋操练，苦练杀敌本领之时，日寇却一方面在国民党阵营里作诱降宣传，瓦解抗日力量，另一方面调集了第十五、十七、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1万多人，在强大空军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皖南新四军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第一路由湾址、宣城到青弋江，企图占领南陵、泾县，直扑云岭新四军军部；第二路由荻港、铜陵前进，企图占领繁昌；第三路由贵池出发，企图占领青阳、石台，会攻太平，并乘机占领徽州、屯溪。
由于国民党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毫不费力就占领了南陵、青阳、繁昌等地，直扑泾县新四军所在地。4月26日，日军300余人在大批飞机的掩护下，从南陵九郎庙、戴家汇、晏公殿等地，分三路向河家湾进犯。
此时，由于新四军主力部队都在大江南北敌后抗日前线，分布在云岭地区周围的新四军指战员总共不到5000人，而且大部分为军部直属机关后勤人员。面对数倍于自己而且又是具有较高军事素养和拥有现代化轻重武器的日军，如何才能击退敌人，保卫云岭，保卫新四军军部？这对叶挺军长和新四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叶挺凭着多年军事斗争经验，经过深思熟虑后，迅速做出了战斗部署。命令驻守在云岭附近的傅秋涛的第一团开往三里店鹅岭一带抗击敌人，命令驻扎在铜陵的部队第三团以营为单位梯次配置在云岭东北田坊塘一带掩护军部指挥中心，坚决阻击来犯之敌，并紧急动员民众，支前参战。
26日上午8时，傅秋涛的第一团占领了父子岭一带的有利地形，侧击日军池前联队的2000余人。双方展开了8小时的激烈战斗。战斗中，新四军战士，个个奋勇当先，视死如归，轻伤不下火线。云岭的群众也纷纷赶来支援，他们抬担架、送伤员、递茶水、运弹药……，军民同仇敌忾打退了日军十多次进攻，歼敌370余人，日军被迫撤退。
另一路日军3000余人在南陵至青阳公路上的河家湾，也遭到新四军第三团的袭击，新四军将士越战越勇，经过9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伤亡300余人，被迫狼狈逃窜。
此次历时11天的反“扫荡”斗争，在叶挺军长的调度指挥下，经过数次激烈战斗，新四军以劣势兵力取得了毙敌900余人的重大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日斗志，使国民党编造的新四军“游而不击，在前线不打仗”的谎言不攻自破。
在叶挺军长的指挥下，新四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扫荡”的胜利，使日寇领教了新四军的厉害。同时，也使日寇对新四军更加仇恨和疯狂，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决心重振旗鼓，再行报复。1940年10月，日寇调动了一万余人气势汹汹地对皖南新四军所在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由南陵、繁昌向军部云岭进犯，妄图一举摧毁新四军军部。
当时军部只有3000余人，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日军，加之国民党友军不配合，军部有些同志一度建议新四军撤退以避其锋芒，但遭到叶挺军长的反对，他认为撤退是对云岭老百姓的不负责任，没法向延安交待，也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这一仗必须打。决心下定后，叶挺军长根据敌我力量悬殊较大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敌人进犯的企图，深入研究战场地形，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亲赴前线，临阵指挥作战。新四军广大指战员遵照叶挺军长“打掉敌人气焰，磨掉敌人棱角”的命令，在日军进攻的道路上埋地雷、挖坑沟，拒险设伏，层层阻击。
10月4号中午,日寇在空军的掩护下,沿繁昌南陵大道,进抵三里店。这时,叶挺军长指挥一团部队,早己预先埋伏在三里店附近,待机出击。当敌骑兵一路气急败坏地进入三里店一团埋伏圈时，随着一声令下，全线部队如神兵天降，扑向敌阵，向日寇行军发起冲击，日军骑兵部队被打得人仰马翻。日军先头部队遭严重打击后，恼羞成怒，立即使用主力向三里店东螺丝桥进犯，企图寻找新四军主力进行报复。
10月6日，当敌主力一部刚跨过螺丝桥，隐蔽在桥头两侧的新四军伏击部队，再次勇猛出击，敌人不时踩响地雷，四下逃散。新四军部队完成伏击任务后，即按叶挺军长预定的作战计划，神出鬼没地向三里店东南地区迅速转移了。叶挺军长分析了敌我的战况和态势后，预见敌人下一步会更加猖狂，判断敌人将很可能进占汀潭，南犯云岭，东取泾县。
10月7日新四军主力部队迅速转移到汀潭以东的山地，利用有利地形与敌周旋，打打停停，使日寇欲战不能，欲罢不甘，进退两难。日军在进攻军部云岭无望后，仓皇东逃，渡过青弋江向泾县城南窜犯。驻守泾县城的国民党52师，见状不发一枪，连夜不战而逃，使叶挺军长与52师联合夹击日军于青弋江的计划被迫流产。叶挺愤怒地说：“追，绝不能让鬼子跑掉！”叶挺率领部队迅速向泾县开进，追击东逃日军。他抓住有利时机，查明敌情，趁敌人立足未稳之机，进袭泾县之敌。日军调动30多架飞机对新四军部队实行轮番轰炸扫射。战场上，叶挺军长沉着镇定，果断指挥，将个人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他一手拿着望远镜，不时观察前线战况，一手拿着照相机拍摄战场实况。战场上的指战员被军长的大无畏的精神激励着，个个奋战厮杀。经过7昼夜的苦战，新四军终于从日寇手里夺回了泾县县城。后撤避战归来的国民党52师却立即照会叶挺，要新四军限时退出城防。叶挺军长虽深感恼火，但为了顾全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还是作出了退让的决定，返回云岭驻地。云岭的老百姓听到新四军打了胜仗的消息后，一路夹道欢迎，唱出歌谣：“云岭村，军部蹲，叶挺和项英，打鬼子，真操心……”叶挺军长刚回到云岭，再次收到了蒋介石传令嘉奖的电文。
“泾县保卫战”这一重大胜利，震动了大江南北，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提高了新四军的威望。叶挺军长料敌如神、灵活指挥的军事指挥才能，赢得了泾县民众的无限爱戴和敬佩！
二十二、“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训、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坚决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说："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将相不和，叶、项分歧，为日后的“皖南事变”埋下了隐患。但是，“皖南事变”的最根本动因，还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自始至终把新四军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须置之死地而后快。蒋介石对叶挺这个军长尤其是不放心，尽管叶挺领导的新四军在敌后打了不少胜仗，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也有力配合了国军的主战场，但是叶挺从思想到立场和延安方面态度吻合，新四军实际已成为中共的一支武装力量，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早在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按蒋介石的密令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国民党方面以7个师8倍于新四军的兵力，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地，布成袋形包围圈，企图歼灭新四军。但项英还没有下定决心按时北移和在北移中打破顽军围攻，他的思想还在撤和不撤两者之间打圈圈。叶挺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心情极其难过，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
194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洞若观火，已经知道“皖南事变”已不可避免了，便指示叶、项："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11月24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11月30日，毛泽东做了如下分析："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1940年12月，皖南的形势日趋严峻，项英急电中共中央："近顾（祝同）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品仙）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毛泽东代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这个批评深深震动了项英。作为军长，叶挺在新四军收到中共中央严历批评后，感到惭愧，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项英极力劝解，没有把叶挺辞职的电报发出去。随后，项英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电报。电报念完后，项英心情沉重地说：“大家再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叶挺严历地指出：“什么时候了，还要讨论行动方针？现在需要的不是讨论，而是决定走哪条路线。”项英也感到自己说得不妥：“就按军长说的，挑选决定一条路线。”参谋长周子昆提出三条路线供选择。在确定突围路线上，叶、项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会议不欢而散。
最终的突围路线是按照项英提出的方案走的。由于转移时间和转移路线都是在受到党中央批评之后临时决定的，因而全军的序列编组和政治动员也都显得很乱。这时我皖南部队共有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新四军前进到茂林地区时，已经进入国民党顽军袋形包围圈之内。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顽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终于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得已经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再次陷入绝境。
在失去星潭突围这一最好战机之后，叶挺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最后突围出去的总共只有1000余人。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下山与国民党一零八师谈判，结果被扣押。项英、袁国平、周子昆3人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项英与周子昆携带着作为新四军经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他们在一个叫蜜峰洞的山洞中熟睡时，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至此，在这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指挥作战的5位领导人，只有饶漱石1人突围脱险，化妆潜到了上海。
“皖南事变”后，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委员会令》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高度评价了叶挺领导的新四军为抗日战争做出的卓越贡献，强烈谴责蒋介石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呼吁继续加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将抗战继续推向胜利。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广泛发动社会各界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阴谋，要求蒋介石立即释放叶挺，恢复新四军名誉，并愤笔疾书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吊唁题词。而此时的叶挺正在监狱中与国名党反动派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二十三、“好友”轮番劝降
? 叶挺一行10人被押到宁国时，上官云相按蒋介石之命，为叶挺设宴洗尘。席上，上官提出只要叶挺发表声明，诬指新四军首先袭击友军，就可让他当副总司令。看到这些屠杀抗日战士的刽子手，叶挺不禁怒火中烧，他一言不发，拂袖而去。上官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又将叶挺解送江西上饶三战区长官部，单独囚于李村监狱。
??? 上官云相劝降失败，蒋介石并不就此甘心，又令顾祝同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诱劝叶挺归顺。叶挺与顾祝同、上官云相本为保定军校同学，因各有志而道不同而分道扬镳。顾祝同、上官因“剿共”有功，深得蒋介石赞许。叶挺一到上饶，顾便以同窗好友名义宴请叶挺，此外，罗卓英、上官云相、黄伯韬等，也相继以老同学、老同事名义轮流作东，为叶挺“洗尘”。宴席上，一阵觥筹交错之后，面热耳酣之际，顾一干人马总忘不了蒋介石意图，都想抢劝降叶挺的头功，然而均遭叶挺拒绝。一日，顾又邀上官云相、罗卓英等人一同把盏相劝，吃得兴起，顾又向叶提出：“只要老弟发一声明，说明事变之起，都源于项英违抗军令政令。一旦责任分清，老弟即可留此屈就三战区副长官之职。甚而弟为主官，某作辅弼，亦无不可。”叶挺知敌人分化瓦解之图谋，起而辩驳：“如果事变之起，起于我军抗令，身为军长，责任在我，与他人无干。”顾又接着劝道：“老弟聪明一世，又何苦代人受过呢？”叶挺接过话头说：“要说有过，过在贵军。你们背信弃义，悍然围歼我军。我要求组织军事法庭，澄清事变真相，公诸国人。”黄伯韬力图从中转圜：“希夷兄如果碍难措辞，可否由我们代为起草声明，由您署名发表？”面对如此下流之辈，叶挺不禁拍案而起：“不想你身为高级将领，这样下作，我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此生如尚有出头之日，我定将这些事实告白天下。至于我个人去留，我原提出，此次事变与部属无关，应即无条件释放我军被捕官兵。如法庭判决，责任在我，我甘愿坐穿牢底，著书写作，以度余年。这就是我要发表的声明。”开始，叶挺出于礼貌，与这些人周旋，后干脆闭门不出，在斗室内著书写作。
??? 1941年7月，叶挺由上饶被押往桂林，名为由李济深和张发奎看管，实则落入军统之手，在军统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的指挥下，叶被送往桂林城郊七星岩洞秘密囚室，内部由“桂办”警卫组长沈默带领12名特务日夜轮班看守，洞外另派一排宪兵担任警戒。??????
??? 1942年1月3日，叶挺由沈默解送，乘民航班机由桂林飞重庆。????????
??? 重庆是战时陪都，叶挺对这座城市并不太陌生。在他的记忆中，有几分酸涩，也有几分欢欣。那还是他任新四军军长时，由于蒋介石故意削减、拖欠其军饷、弹药，每月只给新四军军饷7万元。为了这支抗日队伍，叶挺一面动员妻子变卖岳父资产，为部队购置军械，一面动员参军的泰国华侨陈子谷远去曼谷，为部队募捐，但仍难以为继，只好带上军医处长沈其霞去重庆，面见蒋介石交涉，求告军费，遭受白眼，不能不使他心绪黯然。但重庆也有他值得回忆的事，他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的关怀，使他倍受感动。???????
??? 今日来重庆，已经不再是军长，而是囚徒。
??? 叶挺下了飞机，杨清植、沈醉早迎上去，向叶挺立正敬礼，叶挺很客气地点了点头。杨植清害怕有人劫狱，早为叶挺准备了一乘轿子，轿门和帘子被严密遮盖。叶挺很不高兴，不想坐轿，杨却一直请他坐。双方僵持了一会，叶挺才勉强同意。轿中，他思考着，如何才能打破敌特封锁，设法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情急之下，他声言急需入厕。入厕后，取出纸笔，在一张纸上飞快写下：“阳翰弟：我已被押解来渝，任光在我身边阵亡。希夷。”而在另一张上写到：“请拾到此信的朋友，买一信封，邮寄本市中国电影制片厂阳翰笙先生收，感激不尽。所附五元钞票，权作酬谢。”随后，他将纸条连同五元钱，用砖头压好，转身出门。
??? 此信后来被一位爱国人士送到了阳翰笙手中。据阳翰老回忆文章称：有一天，我在重庆突然收到一封意外的来信。白色的信封，恭整地写着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地址和我的名字，下面没有写发信地址。拆开来一看，啊，原来是叶挺亲笔写的字条......我怀着兴奋紧张的心情，立即拿着这封信去找周恩来。他一看到信，就惊喜地说：“好！我们正在设法找他呢！反动派玩弄阴谋诡计，说他生活得好，很自由，全是鬼话！有了这封信，我就可以立刻去找蒋介石。”
??? 叶挺到重庆后，即囚于望龙门22号特务团团长杨清植公馆。尽管上官云相、顾祝同等一干人对叶的拉拢均告失败，但蒋征服叶挺之心不死。又令曾帮他“引掖贤才”的老手陈诚，以老同学、袍泽的关系去做叶挺的工作。
??? 陈诚当时是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官。与叶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又同在粤军第一师任职，私交一向很好。因此他认为满有把握把叶挺转化过来。
??? 自从被囚禁以来，为抗议国民党的无理关押，叶挺一直拒绝理发，到重庆时，发须长半尺，好似秋草，听说陈诚将要探望，戴笠指示沈醉，立刻带上新衣和理发师前去，劝说叶挺理发更衣。无论沈怎样劝说，叶挺只坚持一条，不获无条件释放，决不整容。沈醉在他的回忆中这样写道：“戴告诉我，六战区陈诚司令长官要去看叶，要我给叶理好头发，换一套好点的衣服，房间弄整洁。我带一理发师和副官去见叶，我先和他谈了一些生活起居，他表示没有什么要求。最后我兜了一个大圈子，说重庆的天气如何热的难受，许多人头上长虱子一类的话，劝他把头发稍许剪短一点。话刚出口，他便猜到我的用意，马上严肃对我表示，不获无条件释放，他不剪头发，天再热也能忍受，叫我不要替他担心，对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决不会为了见我所不愿见的任何人而修整须发。由于话不投机，衣服也不肯换，带去几套衣服他试都不肯试一下。”
??? 不日，陈诚来到狱中，一阵寒暄之后，陈诚试探着问道：“我想请你出去做事。如果愿意，就暂时屈就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或者挂一个高参名义什么的都可以。”叶挺马上明白了陈诚的来意，他厉声质问：“蒋介石有什么理由袭击新四军，为什么捏造叛变的罪名把我扣押，把新四军指战员镣铐加身投入监狱？为什么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做出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接着他又表示：除恢复新四军，继续由他担任军长，其他职务概不考虑。他真挚地对陈诚说：“念在我们故交的份上，请你帮助，将新四军被俘人员全部放了。希望辞修（陈诚字）兄体谅我的处境，尊重我的人格和政治抉择，不要逼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陈诚不但没有说动叶挺还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灰溜溜地告退而去。
二十四、一份珍贵的笔录
眼见众多说客都以失败而告终，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1942年5月12日，叶挺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忏作陪，蒋介石亲自劝降，威逼利诱，但都被叶挺巧妙地顶回去了。这件事的过程，叶挺事后亲笔追记了一个‘笔录'。这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笔录"真迹，还原了当年鲜为人知的历史一幕。笔录是这样记载的：
卅一年五月十二日晚上八时半
甲步入客厅频点首，口哼哼不止。三人三角对坐
甲：身体很好？
乙：还好！
甲：一年来修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很好让尔做点事。
乙：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甲：尔这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了尔。去年（实是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乙：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给我们移动的命令是我到上饶去商议决定的。大意是：因皖南敌情和地形关系无法渡江，必须走苏南渡江过苏北，在移动期间苏南皖南各军部署不变动。假如调几师迫在我们周围则我是不能负责的，我预早已说过了，又渡江必须经过重重封锁线，必然会对敌作战，所以弹药须酌量发给。但到后来这个命令完全变更了，第二次命令要我们依期限由皖南渡江，又新调来了三个师连原有的共七个师，在我们一百里路内的周围，弹药又不发给，这个时候我打电去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下去逃命，孝经上有这样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几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甲（大声）：尔的部下就是△△党，他们破坏抗战，搅乱后方，尔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吗？
乙：如果这样说，△△军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甲：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尔是不是△△党？
乙：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甲：尔觉得△△党对，尔就到那里去，尔觉得国民党对，尔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
乙：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甲：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第二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乙：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甲：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复我。
乙：起立鞠躬：谢谢委员长。
乙回来还同郭谈话约一时，最后结语：我不能够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 这份笔录是用毛笔写在十行纸上的，为了不被人识破便于传出，“笔录”以甲（蒋介石）乙（叶挺）对话的形式记录两人之间谈话内容，并以"△△△"代表"新四军"，"△△"代表共产党，回避了这两个在当时犯忌讳的词。文中的三人，就是蒋介石、叶挺和蒋介石的心腹郭忏，笔录中再次印证了叶挺的硬汉形象和革命到底的信念。
????眼见不能征服叶挺，蒋介石撕下了温情的面纱，下令取消对叶的“优待”，移禁白公馆看守所。沈醉在回忆材料中写道：
??? “我去看过三、四次，问他生活上缺少什么，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
??? 他对国民党报纸看了很厌恶，看一下就丢在一边，但又无聊，无可消遣，无人谈话，往往又把丢在地上的报纸拾起再看下去。
??? 看守所长侯子川很凶残，打骂犯人，但对叶不敢随便，有时叶还叫他不要对人太过分，没有必要增加别人痛苦。
??? 有次戴笠顺便去看叶挺，叫我去通知叶，戴笠进去时，叶还是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一把大葵扇。平时去，他还有说有笑。看到戴笠，他理都不理。随从怕叶不认识戴笠，便介绍说：“戴先生来看你了”。叶坐着不动，说：“我早知道，你不是派人告诉过我吗？”戴笠向他招呼，叶把嘴噜一下“请坐”。戴笠看这样，知道没有什么好谈，只问一下他生活情况，叶表示不需要什么。戴笠看他冷谈，心里老大不高兴，站了一会走了。
??? 不久，叶挺又被转往蒋家院子秘密囚室。蒋家院子位于白公馆东南角，云遮雾障、隐秘幽深，院旁静立一棵参天银杏。除孀居的蒋老太婆和几个孩子外，别无闲人。为保密起见，对外称"将官休养所"。
??? 叶挺被关在这里，由军统技击班副主任李克炼带领12名便衣、8名武装看守、警戒，叶挺戏称他们是"二十四大金刚，二十四个饭桶"。在这里，没有陈诚一班人如蚊蝇般在周围嗡嗡叫唤，倒乐得耳根清静。平时生活极有规律，早晨起床锻炼，做操习武，饭后便在房中看书写字。将军习惯南征北战，如今活动范围只限于斗室之间，不免常觉无聊。他在院子里养了一些鸡和兔子，既可以改善生活，又可打发这难熬的时光。他在出狱时，除一盏油灯外，还带了4只小兔到红岩村，乐得小女儿手舞足蹈。
?????叶将军对李克炼等人深恶痛绝，常骂他们，但对小特务和老百姓很好。有时还与他们下棋闲谈，经常给房东的孩子讲述新四军打日本鬼子的故事，还把自己养鸡下的蛋给房东孩子和小特务吃。因此房东一家和几个小特务对叶挺特别尊重，说话必称“将军”，并主动帮助叶挺做些杂事。
? 二十五、?囚歌
叶挺夫人李秀文，一直不知丈夫的下落。1942年10月，她终于通过李济深的关系，打听到丈夫被关押在重庆。她拿着李济深的亲笔信找到戴笠，要求探视叶挺。经过半个多月奔波，戴笠才派人将李秀文母女接到歌乐山下五灵观招待所，与从山上囚室下来的叶挺相见。当见到发长须的丈夫时，李秀文已泣不成声，叶将军见到母女二人，也悲喜交加。蒋介石原以为李秀文会劝说丈夫妥协，其实通过几次探视，她带来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问候和敬意，这使叶挺非常激动。他知道虽然他在坐牢，但他不是孤立的，全国人民的心都和他在一起，特别是当夫人告诉他党中央一直在设法营救他时，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回到蒋家院子，他捺按不住激动的心情，要来纸笔，独自关进房间，任思绪信马由缰。他想到了很多很多：北伐战争的硝烟，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鲜血，江南抗日战场的烽火，上饶的软禁、桂林的幽囚，延安时毛泽东热情洋溢的欢迎。想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他身处逆境时时刻关心着他的安危。是党，给了自己力量和勇气，离开了党，犹如断线的风筝，随风飘舞。党的关怀，使他坚定了把牢底坐穿的决心。他热血沸腾起来，挥笔写下：
???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囚歌》写成后，由夫人李秀文带出及时交给郭沫若，这首被郭誉为“用生命和血写成的真正的诗”，开始在社会上广泛传诵。渣滓洞监狱难友胡作霖将他谱成曲，成为渣滓洞的“洞歌”。
??? 由于蒋介石闻报李秀文常与中共代表团成员联系，害怕劫狱，于是又找到陈诚，让他把叶带到湖北。陈诚领命到红炉厂看望叶挺。两人见面，互致寒暄。叶挺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胡须和头发更长了，蓬松的长发中间夹杂着银丝。这次陈诚绝口不提劝降之事，他以故交的口吻，关切地对叶挺说：“我在重庆逗留期满，现准备离渝回战区长官部。希夷兄不愿做事也罢，然一人呆于荒郊野岭，于安全考虑，是属不妥，不如与夫人一起去六战区休息，我也好从中照应，希夷兄意下如何？”叶挺也考虑到目前蒋介石不可能放他，关在重庆，戴笠一伙把他困守死死的，根本无法再与党取得联系。与其如此，还不如换个地方试试。于是便答应了陈诚，但同时，他要求陈必须答应他两个条件：“一是不挂任何职衔，不与任何军政人员发生关系；二是生活要民办，不要官办，不沾第六战区和湖北省政府的一碗水，一粒米。一切用度暂由我的老朋友周苍柏借助，以后我如数偿还。”陈诚见叶挺答应去恩施，心里十分高兴，马上跑回去向蒋介石报告。两天后，陈诚兴冲冲地告诉叶挺说，老蒋点头了。这样，叶挺于1942年12月中旬，从重庆乘“同德”兵舰被秘密押往巴东，再转道恩施，同去的有夫人李秀文和女儿杨眉。周恩来、郭沫若提前到码头为他们送行。
??? 叶挺在恩施，先是被关在“民享社东门招待所”，后又迁往西郊朱家河岸边的一所农舍。由于叶挺坚决要求生活自办，政府发的囚粮，往往不够吃，于是，他带领妻子和儿女，开荒种地、养鸭养鸡。他种的菜和载的茶树，用度有余，还时常送些给当地邻居吃用。
???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胜利的欢乐，却与叶挺无缘。28日，他们一行在武装特务的押送下，又由恩施启程，押解重庆。9月14日夜宿朝天门旅馆。第二天早晨，三个孩子按照父亲的吩咐，说是出去买油条，溜出旅馆大门，由10岁杨眉带队，穿街过巷，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这是叶挺巧设计谋，告诉八路军办事处，叶挺已到重庆，然而由于值班员一时疏忽，未能及时电告周恩来。待周下午归来，带上杨眉驱车找叶挺时，早已人去楼空。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周恩来为此气得跺足：“假如你们及时告诉我，我去找到叶挺，我就能把叶挺救出来。”
??? 跟随叶挺的特务，看见三个孩子一大早端着碗出去，像是购买早餐，便不在意，然等至中午，仍不见其归来，知道事情不妙，马上强迫叶挺转移。叶只好随特务而去，再度关进蒋家院子秘密囚室。
二十六、出狱后的首件大事
???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谈判时断时续，在每一次谈判中，中国共产党都提出恢复叶挺自由，而国民党方面总是哼哼哈哈，不置可否，使得叶挺长期遭受不白之冤，不明之狱。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在谈判桌上，周恩来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将释放叶挺等政治犯作为最重要的条件之一。1946年1月8日政协会议召开，蒋介石虽在开幕词中许下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然而对是否释放叶挺，一直不肯明确表态。3月，我党提出以释放在邯郸战役中被我军生俘的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马法五，作为交换条件再次要求释放叶挺，国民党这才勉强同意。
??? 叶挺在蒋家院子囚室，从报上已断断续续了解到党中央正在大力积极营救，推测自己获释的时间将不会太久。在狱中一面苦度时日，关注着时局变化，一面静候党中央的佳音。这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从中我们更能看出叶挺将军崇高的人格品质。沈醉在他的往事回忆材料录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此事的经过：
??? 毛主席提出要放叶，我特地好奇地去看叶，看他出狱后办什么。叶毫不迟疑象作了长时间准备一样，以肯定的口吻答我“我出去第一件事需办的，便是请求恢复我的党籍。”我十分惊异，一直没想到他是一个脱离了共产党的非党员，直到那天我才明白这一情况。说完昂起头来，凝视窗外，久久不发一语。我怕碰钉子，赶忙辞出，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我回去向戴笠报告，他听了不作一声，很久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 3月4日，叶挺获得自由。这时他已长发挥肩，胡子齐胸。当车来接他时，他取下从桂林起就一直带在身边的油灯，并捎带上几只小白兔。出于对房东蒋太太的感谢，叶挺送给她一只手表、两段夏布，但慑于特务的淫威，蒋太太不敢接受，于是改送一双皮拖鞋。行前，他轻蔑地指着沈醉，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用骄傲愉快的神情，抚着长发和胡须对他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没有答应，现在我要自动把它剪下来，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说完，发出爽朗的笑声，随即登车离去，由邵力子亲自陪送到中山三路263号中共代表团驻地。此时早有董必武、陆定一、王若飞、邓颖超、博古等人列队欢迎。当时周恩来在武汉，两天后二人才得相见。
叶挺出狱后与郭沫若和阳翰笙两位故交相见格外亲切，郭沫若见到叶挺即刻向他展示了“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的印章，这是叶挺在监牢里亲手刻制的送给郭沫若的礼品，叶见后无比感激，随之也拿出了郭送给他的对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面对两件极为珍贵的互赠礼品，二人爽朗地大笑，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见到阳翰笙时，阳翰笙重提叶挺再往重庆转移时巧妙躲过于静，在厕所里写下的与组织的联络信，由衷地夸赞叶的大智大勇。叶挺对这位兄长般老友的鼎力相助再次当面致谢，之后二人紧紧相拥。在旁的李秀文被这种革命情谊感动得眼圈发红。
叶挺出狱后，首件大事就是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入党申请。出狱后的次日凌晨，叶挺早早起身，找来纸和笔，无比激动又十分细心地写下了他凝聚在心底的从未动摇过的志愿：
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叶挺
1946年3月5日于重庆
3月7日，党中央复电同意了叶挺的请求，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电文如下：
???“ 亲爱的叶挺同志：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和欢迎之忱。”
二十七、将星殒落黑茶山
１９４６年 4月8日，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和孩子小杨眉、阿九，乘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本来，周恩来劝他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乘这趟飞机。同行的还有博古、王若飞、邓发等参加国共谈判后返回延安的中共代表。
这架飞机由美国空军上尉兰奇、上士瓦伊斯、迈欧、马尔丁四人担任机长和乘务，一路上飞机与地面一直保持联系，没有异常。但这一天阴云密布，雾气很重，给飞行带来相当大的困难。此时，延安方面已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场面，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群众代表们，早已等候在延安机场。
中午时分，天空飘起毛毛细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听到飞机的声音由远而近，整个机场翘首盼望。但很快，飞机的声音又慢慢消失了。一直到傍晚，仍不见飞机的踪影，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延安机场上每一个人的心头。当时，在延安读书的叶挺两个儿子叶正明、叶华明，也被朱老总派专车接到机场迎候父亲的到来。暮色渐渐降临，兄弟俩的心情如同这夜幕越来越暗，似乎有什么大祸即将降临一般。
两天后，噩耗才得到证实，飞机在飞抵延安上空时由于天气恶劣，雨雾濛濛，驾驶员看不清飞机场的着陆跑道，不得不采取临时应急措施，转向飞回西安机场着陆，结果飞机在飞到山西省兴县东南80里处撞上海拔2000多米的黑茶山，飞机顿时爆炸起火，坠毁山崖，同机的除了叶挺、博古、王若飞、邓发等党的重要领导人外，还有叶挺的夫人和两个孩子小杨眉和阿九，加上机组人员共计17人全部遇难。17人中只有小杨眉的尸体完好，令人泪下的是遇难时她手中还紧紧攥着爸爸叶挺送给她的盛有两只小白兔的笼子。
1946年4月15日，延安各界2000余人，参加中共中央为坠机而牺牲的叶挺等烈士举行的追悼大会。叶正明、叶华明兄弟肃立于悼念人群中，悲戚的泪水止不住流淌。将星殒落，同志泣血，苍天生恨。上午10时，哀乐声起，全体肃立默哀，鸣礼炮24响，山河同悲，万人哭号。
在国民党统治区首府重庆，6000余人和各民主党派代表在市区为叶挺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民主人士张澜主祭，周恩来、孙科、沈钧儒、邵力子陪祭，李公朴先生作为司仪主持了追悼大会。
在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上万人隆重集会，追悼叶挺将军，军部上空枪炮齐鸣，为叶挺将军送行。陈毅、张云逸、饶漱石等新四军领导人还为“四八”空难烈士联名题写了挽词：“顾现势，国家多事，人民多难，反动多狂，诸先烈在九泉安能瞑目；想当年，富贵未淫，贫贱未移，威武未屈，给同志作一贯无上典型。”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向叶挺将军学习，并顺应民意决定把盐城县改名为叶挺市，把盐城改名为叶挺城，以永远缅怀叶挺将军的丰功伟绩。
当然最具意义的追念活动还是在延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分别书写了挽联：
毛泽东主席题写的挽联是：“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朱德总司令的挽联是：“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而牺牲！”
刘少奇的挽联是：“把给与我们伟大死者的悲痛变为积极地力量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
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廖承志的挽联是：“因政协枝节横生，丧吾党一批优秀英才，此责任有人应负；看反动阴谋层出，为祖国百年民主伟业，着斗争我辈当承。”
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邓小平、徐向前等领导人也都分别书写了悼念叶挺的挽联或长诗。
毛泽东主席特意发表了题为《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的悼念文章。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承先烈遗志，继续奋斗，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朱德总司令写下了题为《完成死难者所遗下的事业》的悼念文章，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以叶挺将军为榜样，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周恩来撰写了题为《“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文章，文中说到：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对叶挺将军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解放后党和政府，先后于1983年和1991年在叶挺将军被囚居的旧址湖北省恩施市和叶挺将军的故居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建立了叶挺纪念馆，让后人永远学习和缅怀叶挺将军的革命斗志和高尚情操，永远铭记一代名将叶挺将军的历史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