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司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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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领袖惊天地
——建党先烈邓仲夏
（作者：朱司俊）
第一章 引 子
“哪有斩不掉的荆棘？哪有打不死的豺虎？哪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必须奋斗着，勇猛地奋斗着，胜利就是你的。”
“人生只有一生一死，要生的有意义，死的有价值。”
是啊！这两句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出自一位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杰出英才；出自于一位在中国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工人运动领袖；出自于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活动家；出自于一名视死如归、浩气长存，用“燃烧”的生命映红了党的旗帜，也映红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旗帜的革命烈士——邓中夏。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刻在奋斗着，勇猛地奋斗着。他从青少年时代就立志报国，进入北京大学后，更是追求进步思想，较早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亲自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为了砸烂旧秩序，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他最早发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于1920年10月协助李大刊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成为党的创建者之一。此后，他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始终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奋斗着，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即使受到处分，只靠妻子李惠馨在纱厂当学徒一个月挣的7块钱艰难度日期间，他仍对党毫无怨言，对革命矢志不移；即使在身陷囹圄时，他仍能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在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间问他：“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时，他的回答至今仍然令那些丧失理想和信念的共产党员听了脸红。他说：“问得好！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即使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他仍然不忘宣传共产主义，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这两句话不仅伴随着邓中夏走完了奋斗的一生，也唤起了无数共产党人、志士仁人、革命群众的斗争热情，帮助了无数在困难中挣扎的人战胜了困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去勇往直前建设强大的祖国。
这两句话同样激励着我们每一名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肩负着实现中国梦的时代炎黄子孙，去努力奋斗，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快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看呀！世界不是劳动的艺术品吗？没有劳动就没有世界。”
这句话，是邓中夏对劳动的理解，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工人阶级的热爱。正是有着对工人阶级的特殊感情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热爱。建党后，他毅然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工运开展伊始，他尝试到街上动员洋车夫集合拦路以要求增加待遇，但仅有少数人响应，警察来后砸了车，洋车夫们还扯住他索赔，邓中夏拿出所有的钱还抵不上损失费。校内有人见面就讽刺：“工运搞得怎么样了？”父亲也因他参加“过激”活动中断了对他的接济。但他并不气馁，而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得出了要想取得罢工成功，单靠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不行，必须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开展的结论。于是，他于1920年未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办劳动补习学校，开展“平民教育”建立工人识字班。开始，有人认为干苦活学文化没用，“要是发窝头我们才来上课”。邓中夏耐心去讲解——认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压，终于使大批工人下班后自动来学。他在教文化的同时，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使大家团结起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邓中夏作为这个俱乐部的代表，为工人们操办各种福利，同时也赢得了工人的信赖。他还组织领导工人罢工运动，使长辛店成为了中国现代职工运动的策源地之一，他本人也成为了工人运动最早期的领导人之一。
以后他又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上海纱厂工人与日本资本家的斗争，并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积累了许多工人运动经验。
1925年，他到广东发动并领导了举世瞩目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省港大罢工，为了让工人安心斗争，组织动员各界把上万人的吃住都安排妥当，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工人政府的总理”。
在进行宣传演讲时，由于他一口湘音，别人难懂，于是，他克服重重困难，学会了北方话、上海话、粤语。那些揪人心扉的演讲，给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还创办发行了《工人之路》报纸，《劳动音》杂志，编辑出版了《中国职工运动史》等工运著作，撰写了数以万计的工人运动理论文章。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工人运动领袖。
他用开展工人运动的实践，很好地诠释了“世界不是劳动的艺术品吗？没有劳动就没有世界”这句话的内涵。
邓中夏的一生是短暂的，却是辉煌的，他把一生投入到了共产主义事业中，投入到了他喜爱的工人运动中，他勇猛地奋斗着，奋斗了一生，他高昂着头，呼喊着口号，走向了雨花台，用年仅39岁的生命，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许下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诺言。
第二章 灰色的童年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英、法、德、日等西方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行动，东方睡狮——中国成了他们掠取财富和瓜分领地的对象。而此时清政府却由慈禧太后在垂帘听政，这个心狠手辣，擅权弄术，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生活糜烂的女人，对外，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束手无策，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国际上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绵羊；对内却闭关锁国，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经济上疯狂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饥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遍及全国。一大批仁人志士正在不断探索新思想，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
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海战，历时9个月，以中国战败、号称坚不可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得以跻身世界列强。
而正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十五日，邓中夏，在湖南省宜章县邓家湾村呱呱坠地。
邓中夏祖辈都是农民，爷爷曾被官府抓去当兵，九死一生，回乡后开始做生意贩卖农产品，赚了钱就购置土地，渐渐拥有了一百多亩土地，成了当地的富足家庭。奶奶出身贫寒，为人善良，性情温和，勤劳俭朴。她很喜欢邓中夏，邓中夏也愿意和奶奶在一起，经常帮奶奶干活儿。奶奶很善于理家，爷爷外出经商时，整个家庭就靠奶奶操持。她对乡亲们很好，谁家生活有困难，就无偿帮助谁家，使很多人家度过了难关。遇到村里有修桥补路等事情，她也会慷慨地拿出一些财物。奶奶在待人接物上的这些优良品性，深深影响了年幼的邓中夏。
父亲是个勤奋的读书人，旧学底子很厚，考中过清朝的举人，当过清朝湖南省衡山县的县长和省参议员，在当地很有声望。母亲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邓中夏排行第二，一家人其乐融融，日子过得快乐而幸福。可是好景不长，邓中夏7岁那年的一场瘟疫使原本幸福的童年就此蒙上了一层阴影。那是1901年，邓中夏的家乡发生了瘟疫，当时的医疗水平根本无法治疗此病，只能靠人体自然抵御，许多人染疾而亡，到处尸横遍野，有的人家全家都染病而亡，景象十分悲惨。不幸的是小邓中夏的母亲也被传染，不久去世。
母亲的离世，给邓中夏留下了难以抹平的伤痛，他常常在梦中与母亲相聚。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再娶，继母是个阳奉阴违、尖酸刻薄之人，对邓中夏兄弟姐妹几个，百般刁难，经常让他们吃残羹剩饭，打扫卫生，稍不如意就动则拳脚相加，更让人受不了的是继母还经常用言语侮辱死去的母亲。有一次，邓中夏和同龄的孩子们到山上割草、砍柴，由于走的路途远，天黑了才赶回家，继母一顿训斥过后才将半碗剩饭给他吃，邓中夏早就饥肠辘辘只好和着眼泪吃了下去。邓中夏将这些告诉奶奶，奶奶同情他，只是没有好的办法来改变邓中夏的处境。
继母还经常借口说小邓中夏身上不干净，把他赶到干活的长工那里，让小邓中夏和长工们在一起睡觉。日子一长，小邓中夏也渐渐喜欢上这些地位卑微的劳动人民，而这些长工也越来越喜欢小邓中夏，干活常常带着他。邓中夏有时帮助他们干活，有时一个人在他们干活的地边玩耍。因为常和他们在一起，小邓中夏和他们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他觉得这些长工天天劳动很辛苦，可是生活却那样艰难，吃的不好，穿的也不好，很多人因为贫穷讨不上媳妇，就一个人过日子，他们得到的和付出的是那么不相称，这是为什么呢？他幼小的心中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可是，年幼的他怎么能找到答案呢？
每当遭到继母虐待，邓中夏就更加思念自己的生母，他清楚地记着那年母亲已经重病在身，父亲每天给母亲煮一个鸡蛋吃，算是对病人的特殊照顾，那时一般人家是吃不起鸡蛋的，兄妹几个知道母亲有病，尽管很馋也不敢奢求。一天早晨，母亲把邓中夏兄妹几个都叫到身边，说：“妈已经病成这样了，吃不吃鸡蛋也没啥用了，你爸爸给我的鸡蛋我一个也没吃，都在床头篮子里攒着，够一人一个了，你们赶紧分吃了吧！”兄妹几个知道是母亲不舍得吃，都说不吃，母亲生气了，她从病榻上坐起来，让邓中夏大哥把篮子递给她，她亲自把鸡蛋塞到我们每个人的手里。每每想到这件事，邓中夏就潸然泪下。
尽管继母的虐待时时给邓中夏带来灰色的记忆，但喜欢读书的邓中夏一到私塾里读书时早就把那些不愉快抛之脑后，一心只读圣贤书。他是7岁那年上的家乡的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的文章和一些古诗词，他记忆力很好，老师讲过的文章、要求背诵的古诗词他都能很快背诵下来，老师很喜欢他，同学们也愿意和他在一起。他还喜欢画画，听别人讲故事。他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的故事特别感兴趣，总是找机会多听一些。
他还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学校组织一些活动他都作为组织者，带领同学们认真完成。他的想象力很丰富，有一次他和小朋友一起观察蚂蚁的活动，看到小小的蚂蚁很有组织，排着长长的队伍，不停地忙碌，有时候一群小蚂蚁会运送比它们身体大得多的东西，虽然不知道小蚂蚁运送这些东西做什么，但邓中夏对于小蚂蚁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团结精神有着深刻的印象。他感慨地说：“蚂蚁的力量真大，要是人也能像蚂蚁这样，连村子后的那座小山也能搬走。”
在私塾一学就是六年，六年的私塾学习时他掌握了许多四书五经等国学知识，也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但他对私塾先生那种摇头晃脑式的死板教学方式也产生了厌恶情绪，私塾里学的内容也越来越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了，他不想做一个整天之乎者也的书呆子。他想转到新式学校去接受新式教育。在他的一再要求下，父亲把他转到离家不远的樟桥小学读书。那年他13岁，对于新式教学和新鲜的知识充满着渴求的他，如鱼得水、如饥似渴，他对每一节课都认真地听讲，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在学校学习成绩优秀的他，一到假期，就同那些长工们一起干活，虽然累一些，但他感觉到很充实，从长工们身上他了解了底层社会的真是生活现状。随着对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了解，他越发感觉困惑。有一天，他问奶奶：“奶奶，你说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人不劳动，却能吃好的穿好的，生活幸福；一些穷苦人天天面干活，辛辛苦苦，却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这是为什么，这公平吗？”
奶奶看着孙子困惑的眼神，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钱。”
邓中夏问：“怎么辛苦劳动还没有钱呢？有的人为什么那么有钱？”
奶奶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只好说：“小孩子家，别问那么多，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这时邓中夏想到了他的姑姑们。他有三个姑姑，她们的家庭条件差别很大，二姑姑家很穷，另外两个姑姑家很富裕，富裕的姑姑家过着很好的生活，二姑姑因为穷，不但被别人看不起，富裕的两个姑姑也常常流露出不屑的神情。邓中夏很同情这个穷姑姑，他对奶奶说：“二姑母家里这么穷，我心里真不忍。世界上太不公平了！要是人人都有饭吃，有新衣服穿多好呀！”
邓中夏的这些话，是出自内心的，奶奶听了这些，也感觉邓中夏说得有理，可善良的老人也无法解答，只流下了两行热泪。
那时，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使中国一步步坠入了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人民生活受到了内外双重压榨，大多数百姓生活大都非常艰难，遇上天灾人祸，更是火上浇油，老百姓没法生活下去，就到处流浪，靠乞讨艰难度日。野外和路旁常可以见到被冻死、饿死的可怜的穷苦人。
小邓中夏对这些人充满同情，总是尽力求家人帮助他们。有一年冬天，空中飘着鹅毛大雪天气十分寒冷，许多人都穿着棉衣，躲在家中御寒。邓中夏无意间望了一眼院外，却看到了一对穿着破衣烂衫的外地母女流浪到邓中夏的家门口，由于又冻又饿，母子俩步履蹒跚，似乎随时都要摔倒，样子十分可怜。邓中夏把看到一切告诉了奶奶，央求奶奶帮助帮助这可怜的外乡人。奶奶知道孙子天生善良，就很爽快地答应了，邓中夏飞快地跑出家门找到那对母女，把她们两个领到家里，给她们饭吃，让她们烤火，奶奶还送给她们一些衣服，母女俩千恩万谢，连连说：“真是遇到好人啦，真是遇到好人啦。”
第三章 与毛泽东师出同门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发动了反对清政府的武昌起义，起义取得了胜利。湖南的革命党人也推翻了清政府在湖南的反动统治，宣告全省独立。这一年，17岁的邓中夏考进了宜章县立高等小学，这是县里最好的小学，教学条件比农村好多了。学校设置了各门培养全面素质的课程，还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学校的图书馆有很多种报刊供学生在课外时间自由阅览。接触的范围扩大了，读的书报多了，邓中夏的眼界更加开阔。
而此时，革命的风暴吹到宜章，逐渐成长起来的邓中夏，对这些充满了兴趣，他的目光已经越出了学校。这些发生在全国、全省的革命活动，影响是那样巨大，革命也带来新鲜的西方哲学、文学著作，还有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的著作，也受到热烈的追捧，进步青年们热血沸腾，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崇拜这些革命家，争相搜寻最新出版的书籍，邓中夏正是在这时候开始接触民主民族思想，他立志要像那些革命党人一样，将来为国家做一番事业。
时局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这些政策法令，移风易俗，除旧布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传播。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府中立宪派、旧官僚、政客的篡权，以及一些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致使南京临时政府权力被袁世凯所篡夺。
此时的邓中夏虽然不到二十岁，但他对国内时局非常关注，对一些所谓的革命党人不彻底的革命，旧官僚、政客们改头换面的“革命”，非常不满，同时意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与旧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
邓中夏的父亲知道儿子的思想激进，很为他的将来担心，多次劝说邓中夏说：“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不要掺和政治，更不要为一些激进思想所迷惑。”可邓中夏哪里听得下去，他振振有词地反驳父亲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身为学子岂能置身事外。”父子俩往往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不欢而散。父亲满怀疑虑地对全家人说：“这个孩子，将来恐怕不是我们邓家的人了。”
进入第二学期时，邓中夏接受了许多新思潮，经常组织一些学生社团活动，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在同学又有很高的威信。由于对学校的教育模式不满意，同学们就推举邓中夏作为罢课代表，组织全校学生罢课。邓中夏积极参与并组织了此次罢课运动。但由于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组织也不严密，罢课运动已失败告终。县长下令开除几十名罢课学生，由于邓中夏的父亲在县里的名望，加上他的学习成绩很好，校方没有开除他。
罢课事件过后，省里的视学员到学校视察，见邓中夏等几个学生的成绩很好，就允许他们跳级。1912年冬天，邓中夏以“最优等第一名”的成绩在宜章县立高等小学毕业。
第二年邓中夏考入郴县联合中学。那一年邓中夏已年满18岁，已经成人的邓中夏，不仅更加努力地读书，继续保持着优良的学习成绩，而且开始树立读书救国的思想，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他已经开始把读书和爱国紧密联系起来，他经常学习一些时下的进步书刊，开始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常常和同学们就国内国际形势进行讨论，凭着他突出的写作才能，对历史独特的认识以及对文学的特别爱好，他在与同学们的辩论中总是占上风，后来同学们都愿意和他在一组。邓中夏还特别注意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由于他思考完善，口才绝佳，很多人称他是“辩论家”。
在学校是个当仁不让的“辩论家”，但对待底层的劳动人民他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慈善家”。有一年冬天，邓中夏被家人派去收取地租。看到一个佃户的稻子还没有收割完，邓中夏就帮着干起来。晚上，稻子脱粒完了，佃户按照租约把粮食给邓中夏称好。邓中夏看到交租的粮食，比佃户留下的还要多，所剩无几的粮食就是佃户全部的口粮，他心中不忍，从收取的地租中分出一部分给了佃户。
佃户很感激，但都知道邓中夏继母的厉害，就说：“你帮了我的忙，我千恩万谢，可你这样做，回去怎么交代？”
邓中夏说：“粮食是你种的，我们家收的租子比你得到的还多，你说这公平吗？再说，租子是我来收，就由我做主，回去我往粮仓里一倒，谁还会去量？”
邓中夏很富有正义感。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他见到一群人围成一个圈，似乎在看热闹，里面传出嘈杂的声音，还有哭声，他走过去，看到两个穿得很破旧的中年男人被绑在两根柱子上，旁边两个壮汉用鞭子抽打这两个人，完全不理会他们的苦苦哀求。邓中夏一问才知道这两个农民偷了大地主肖贤晋家两个红薯和一点菜，肖贤晋就指使家丁割断一个人的脚筋，割去另一个人的一只耳朵。邓中夏看到这残忍的场面，非常气愤，他走上前，责问肖贤晋：“他们犯了什么法？你们肖家人这样对待，你们还有点儿人性吗？他们就是犯了法，也应该送政府处理。你们这样私用刑法，残害人命，就是不对！走，到政府说理去！”
肖贤晋并不示弱，他对邓中夏喊道：“你知道他们偷了我家的东西吗？不要多管闲事！”
邓中夏没有退让，义正词严地说：“不就是几个红薯吗？有什么了不得！你们肖家掌握地方上的公产、祭田，用公款公粮放高利贷，私自吞用，你肖贤晋偷了多少东西？你们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置？”
这些话有理有据，说到了点子上，肖贤晋无法回答。他看到邓中夏一身正气，而这时候围观的人们也开始支持邓中夏，责备肖贤晋这样做太残忍。看到局势对自己不利，再弄下去会难以收场，肖贤晋只好把两个人放了。
在郴县中学邓中夏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也接受了一些新思潮。但整体上学校里存在的校风陈腐，思想僵化，很多老学究整天只知道钻进故纸堆，咬文嚼字，不关注时事变化，对新思想持抵制态度等问题，仍然存在，一些新思想很难大范围推广。邓中夏对这种状况越来越不满，他萌生了离开郴县，到省会长沙求学的念头。就在这时，他得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要招生，这消息来的太及时了，邓中夏非常兴奋，他决定不在郴县中学再浪费时间，于是借了哥哥的中学毕业证书，改名邓康，去长沙报考师范学校。
他如愿被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科录取。
邓中夏就要到长沙读书了，但他并没有只是想到自己一个人的前途，一个人的力量。在假期中，他倡议成立了“宜章同学会”，同学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为宜章兴利除弊，改造旧社会。”每个入会人员缴纳会费两元，作为经费，同学会还决定创办刊物，宣传他们的主张，介绍新知识、新思想，用以启发人们的觉悟，树立新风，他被大家选举为总干事。
暑假后，邓中夏迈进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的大门。走进学校，邓中夏就被湖南高等师范学校那古朴典雅而又具有开放意识的氛围笼罩着，他仿佛走进了知识的殿堂，一种对知识的渴求充斥着他的内心，他要在这里大展宏图。他不但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而且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很多同学喜欢和他在一起，蔡和森也和他成了好朋友。
很快邓中夏就发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开放和自由，而是由省里有名的旧派人物所把持，校长和许多教师都是封建文人的代表。就连邓中夏所在的文史专修科的课程设置，都没有丝毫新意，还停留在用古文做教材，用文言文讲授课程，每月初一都要举行祭孔典礼。许多进步青年都不喜欢这种教育模式，邓中夏更是深恶痛绝。
正当邓中夏为寻求摆脱落后保守的教学模式而困惑时，一缕曙光照亮了他的心灵。那就是他听到了杨昌济老师讲的课。杨昌济老师是一位思想进步、深受同学爱戴的老师，他先后在英国和日本留学10年，学识渊博，回国后，看到中国的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情况，万分痛心。他拒绝了官府的聘请，决心专门从事教育工作，为救国和改造社会培养人才。
邓中夏十分崇敬杨昌济先生的学识、理想和为人，他和蔡和森常到杨先生家里，听杨先生讲解新知识，传授新思想。在杨先生的家里，经蔡和森的介绍，邓中夏认识了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他们很快成为挚友。从此，邓中夏、蔡和森和毛泽东经常在一起接受杨昌济先生的新思想，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一起读一些进步书刊。当邓中夏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和邹容的《革命军》后，思想深受震撼，对于书中宣传的民主革命思想推崇备至。陈独秀主办的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杂志出版后，邓中夏很快就读到了，他从这些进步书刊中汲取着新思想带来的营养。
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科的学制是两年。1917年6月底，邓中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年他23岁。为了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思想，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决定投考北京大学。
第四章 北大的成长岁月
1917年，邓中夏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令莘莘学子们向往的北京大学，成为北大中国文学系的一名本科生，这时他的名字还叫邓康。
从千里之外的湖南来到六朝古都的北京，邓中夏也顾不上游览北京城的景色，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北京大学那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自由氛围中，他犹如旱地遇到了甘霖，干柴遇到了烈火。在这里他能见到在当时都名噪一时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著名的学者教授，不但能聆听到他们的授课，也能与他们自由探讨学问以外的东西。许多进步思想，在这种自由争鸣的环境中得到迅速发展和传播。邓中夏自由地徜徉在这个美好的环境中，贪婪地阅读那些宣传新思想的书刊，经常听一些先生们宣传新思想的演讲，他如沐春风，每每使自己的心灵得到震撼。小学时期一些得不到的答案似乎在这里都能找到。
邓中夏多次聆听过李大钊先生的讲演，每次听后都会对听者的心灵产生震撼，他对李大钊先生更是崇敬有加。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邓中夏成为北大学生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对北大的各种学会和研究会的活动也很感兴趣。10月，他报名参加了由蔡元培校长发起组织的“哲学研究会”。由于邓中夏常常帮助穷苦的同学，看到别人没有衣穿、吃不上饭，他就送钱送衣，他热情好客，朋友很多，很多人晚上都乐于到他的房间交流、讨论，于是邓中夏的宿舍里俨然成了同学们交流、讨论的活动场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是接受十月革命影响最早的代表人物，1918年初，他就开始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他把十月革命的成功看作是“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人类全体的新曙光”，这些声音鼓舞着广大革命青年积极探寻救国之路，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下，邓中夏开始多方搜集资料，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认识到只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苏联的道路，中国的劳苦大众才能得救。他迅速把这种救国思想化为救国行动，除了认真学习我国近百年的历史和外国历史，研究我国的政治状况外，还在同学中积极活动，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
邓中夏和同学们始终关注着国内外的时事。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日本也参与干涉并趁机扩大在华利益。1918年初，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商谈中日军事行动问题，不久，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换了关于“共同防敌”的照会。5月16日和19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御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总计七件二十八条。日本签订该协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苏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为巩固其在“北满”(中国东北地区)的统治。日本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中这样写道:“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加快帝国经济的发展。”日本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侵略野心，既是如此。
所谓“防敌”，是指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当时，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俄国革命。日本企图乘机侵略俄国，并独占中国东北地区。“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与日本采取“共同防敌”的行动;日本在战争期间可以进驻中国境内；日军在中国境外作战时，中国应派兵声援；作战期间，两国互相供给军器和军需品。通过“协定”，日本派出大批军队进入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取代了沙俄在东三省北部的侵略地位。中国面临被日本独占为附属国的危险。
留日学生澎湃等在东京游行抗议，继而罢学归国，在各地组织救国团体，进行爱国宣传。当得知留日归国学生来北大宣传，并发动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北洋政府废除条约时，邓中夏一方面和留日归国学生一起向学生揭露真相，一方面一连几天跑前跑后，联络发动校内外学生积极响应。几天时间，响应者达2000人之多。
1918年5月21日，两千多名爱国大学生走上北京的街头，进行游行示威，高喊口号，要求政府废除条约，树立民族尊严，停止卖国行为。邓中夏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这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使当时的北洋政府措手不及，迫于学生游行示威的强大压力大总统冯国璋，只好硬着头皮接见了学生代表，他欺骗学生说政府将答应学生提出的一切要求，并要求学生尽快复课。邓中夏和同学们由于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听信了冯国璋的话，返回学校，第二天学生即宣告复课。可是，令学生们没有想到的是，北洋政府不但没有废除条约还签订了实施这个协定的详细《办法》。骗局，一场赤裸裸的骗局。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被卑鄙无耻的北洋政府践踏了。
邓中夏等人，及时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仅仅组织一两次游行是救不了国的，必须把爱国学生真正地组织起来，进行深入持久的斗争。在邓中夏等人的活动下，北京一部分爱国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团，天津学生也建立了救国组织。两个组织成立后，一些代表又到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联络，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学生们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秘密团体“学生救国会”，救国会总部设在北京，邓中夏是负责人之一。
学生救国会虽然建立了，但活动仍受到很大限制。在军阀政府的统治下，一时难以公开从事活动，他们就决定先创办一个《国民》杂志，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进行反帝爱国宣传。1919年1月，《国民》杂志的创刊号在北京出版发行，蔡元培为创刊号写了序言。因为这个杂志宣传爱国思想、评述时事政治、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等鲜明的特点，一出版就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邓中夏是《国民》杂志主要创办人，也是杂志的编辑，他常用笔名对国内外大事进行评述，在这些文章中，他借助国内外报刊舆论，以大量的事实，犀利的笔锋，揭露了日本收买北洋军阀，控制我国军事、财政大权，侵占我国领土，妄图吞并我国的野心，同时揭露了段祺瑞政府为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惜投靠外国，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国民》杂志的一些报道和述评，激发了爱国知识分子的热情，对于知识分子进步青年的宣传鼓动作用确实不小。邓中夏却感觉到，杂志对学生和知识分子作用很大，但对于那些不识字的广大民众，却无法起到宣传作用，还是不能够唤起更多民众共同救国。
如何才能使大多数民众能够读书看报，接受爱国思想呢？邓中夏想到了普及平民教育，开班“夜校”。他的想法得到了大多数进步同学的响应，也得到了校长蔡元培支持。不久，在北京大学正式办起了“夜班”，由学校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共同讲课，为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工友们上文化课，同时向他们宣传国内外的时事。由于“夜班”的讲课形式不受限制，深入浅出，灵活多样，一传十，十传百，有很多工人从校外赶来听课，听课的人越来越多。
邓中夏越来越感觉到，广大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把他们都发动起来才能摧毁旧势力。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油然而生。他想起了刚入学时李大钊先生在课上所讲的那些内容：
“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单是做到‘独善其身’、‘洁身自好’是不行的。现在的社会，是个黑暗的社会，是个遍体鳞伤的社会，到处充满了痛苦、悲惨、眼泪，我们，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能够找到一块不沾泥土的地方，偷着去安乐，享清福么？这种安乐，这种清福，能称得上是幸福么？”
李大钊坚定、热情的声音，在邓中夏耳边回响：
“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产生，究竟是什么原因？有的人说，这个痛苦悲惨的地方，我们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却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去解救啊！”
李先生满怀信心地说：“青年啊，只要我们勇于奋斗，敢于拿光明去照彻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做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努力啊，猛进啊，我们亲爱的青年！”
李大钊的话像一道闪电、像一团火、像一盏明灯，深深触动了邓中夏的内心，给他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让邓中夏真正懂得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做人，一个青年的肩上，担负着怎样重大的责任。
想到这些，他更坚定了信心。他要迈出校门，向广大的劳动人民传播文化知识和讲述爱国救国的道理。他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讲演团成立的消息，宣称“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呼吁热心平民教育的学生，利用星期日或假日，到北京城区的各个游艺场所、庙会、集市，向一般市民做宣传。讲演定在每星期一的下午，遇到假期和重大节日还进行不定期讲演。
从成立讲演团到1921年前，邓中夏一直是讲演团的实际负责人。他先后担任过团的总务干事和编辑干事，并作过多次讲演。他演讲的题目有：《家庭制度》、《我们为什么要讲演——谋大学教育之普及》、《互助》、《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国事真不可谈吗？》等，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文件和讲稿。这些活动使他进一步贴近了群众，同时锻炼了他的组织和宣传才能。
第五章 “五四运动”的急先锋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和会代表还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件。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4月30日还是签订了《和约》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5月3日早晨，北京的所有报纸都登出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并很快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这一消息，深深激怒了中国人民，受先进思想影响最大的北大，立即做出最强烈的反应，成为这次革命风暴的中心，他们联合了北京所在的高校：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的学生于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大礼堂，聚会共商应对之策。邓中夏作为此次聚会的主持人，坐在台前。他首先请北京新闻界人士报告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接着北大各社团代表和学生代表发表演说。
北大学生会主席易克嶷，悲愤地说：“同学们，现在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我们再沉默、等待，我们的民族就只有灭亡，再也无法挽救了。北大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我们应该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要不，我们就只有做亡国奴了……”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整个礼堂就响起了一片呜咽声，有的同学抱头痛哭，有的泪流满面。一位学生当场将中指咬破，撕下衣襟，用鲜血写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看到这些，邓中夏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激动地心情，他跳上讲台，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学们，眼泪感动不了无能的政府，更感动不了帝国主义，我们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废除二十一条，我们要求政府坚决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我们要抗议，要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
“对，我们要游行示威！”
“坚决反对在合约上签字！”
“废除二十一条！”
喊声响彻在礼堂的上空。
在易克嶷、邓中夏等人的主持下，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1919年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大会主席易克嶷临时提议，为了准备游行和向全世界发通电，号召大家现场捐款。
话音刚落，会场上便出现了激动人心的场面，人们纷纷把银元、铜板、钞票，扔到台上，没有带钱的，把毛巾、帽子、衣服拿了出来，有的人甚至拿出了戒指和手表。
不大一会儿，收了一万多元现金。
大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各学校代表在暮色中返校。
散会后邓中夏他们并没有休息，同学们找来纸张，做好浆糊，有的写标语，有的起草宣言。不少同学把床单、门帘拿出来，写上了激动人心的口号。
北京大学校园内，到处是忙碌的身影，沸腾的人声。看似沉寂的黑夜中并不平静，一场划时代的斗争正在这洒满月光的夜晚酝酿着。
5月4日一大早，同学们有的举着标语，有的手拿彩旗，纷纷走出宿舍，上午九点多钟北京大学的校园内就聚集了上千人，同学们很有秩序的排成了几列纵队，场面十分壮观。
队伍正要出发，一个穿西装的人匆匆跑来，气喘吁吁地质问：“谁是带队的？”
邓中夏和易克嶷等几个学生走过来，很自然地把来人围在中间。
只见那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说道：“我是教育部的教育次长，你们不能这样上街胡闹！”
“这怎么叫胡闹？”易克嶷反驳道，“国家都要灭亡了，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连这都不能过问么？”
教育次长急不可耐地打断易克嶷的话：“学生就应该好好念书，国家大事自有政府去办。”
“政府办？政府会办什么？卖国的事不就是政府办的？政府除了会卖国还能会办什么？”邓中夏挖苦地说。
人们发出一阵大笑，次长的气焰被压下来，叹气道：“这样会把事情闹大的，闹大了，会很糟糕！”
邓中夏提高声音说道：“你身为堂堂的教育次长，自己不爱国，还不许别人爱国，你还是中国人吗？”
邓中夏的话音刚落，人群中传出了“可耻！”“卑鄙！”的怒吼声，次长满脸羞愧，无话可说，慌忙逃离。
广场上，五颜六色的旗帜迎风飘扬，口号声此伏彼起。
游行刚要开始，那位教育次长又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
他态度强硬地对同学们说：“我接到教育部的命令，请大家从速解散，有事可以派代表来办。”
邓中夏领着同学们高喊：“我们今天的行动，教育部管不了！”
在如雷的呼声中，次长脸色铁青，无计可施。
如潮水般的游行队伍出发了。
有警察上来阻拦。
在震天的“打倒卖国贼！”“打到帝国主义走狗！”口号声中，激情澎湃的人群，已经势不可挡。
游行的队伍按照既定目标，向着天安门进发。
下午一点左右，北京十三所高校的学生3000多人，从四面八方陆续汇聚到天安门。
大规模的游行开始了。
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人们手里拿着各种旗帜，旗帜上写满标语：“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等标语。
他们高呼口号，一路散着传单，浩浩荡荡向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涌去。一路上，许多工人、店员、市民自动地参加到游行的行列中。
在东交民巷西口，队伍被使馆的巡警和政府的军警截住了。
他们借口这里是使馆区，不能随便通过。
人群中传来愤怒的声音：“这是中国的地方，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通过？”
有人激愤地大叫：“不管他，咱们冲过去！”
这时罗家伦带着几个学生走过来。罗家伦在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在游行中，他被推选为三人代表之一。
他呼吁学生冷静，“我们可以请愿，向他们递交请愿书！”
有人赞同，队伍暂时平静下来。
罗家伦等几名学生，遍访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美法英意各国公使馆，因为是星期天，各国公使都不在馆内，由馆员代为接见并转交书面意见。
可是，游行的队伍仍被阻在东交民巷西口，没办法前进。
这时，有人提议找曹汝霖问罪。
罗家伦等想要制止，但游行的队伍已行动起来，他们向曹家所在的赵家楼涌去。
游行队伍到赵家楼后，见到一大群军警在那里守卫。同学们把军警分割包围起来，向他们宣讲爱国的道理，并要曹汝霖出来对话，但曹汝霖哪里敢出来？
人群在愤怒之下冲了进去，曹汝霖逃跑，学生们痛打了正在那里的亲日派驻日公使章宗祥。
猛然，外面有人喊起来：“着火了，着火了！”
只见曹宅上空，升起了一团团浓烈的火焰，街上的人们纷纷停下来观看，拍手称快。
邓中夏和几个同学从赵家楼出来不久，大批军警就赶到了。
学生队伍早已解散，易克嶷和几个同学，刚走到岔路口，就遇到迎面冲来的一批军警，他们马上四处散开。
易克嶷的鞋跑丢了，没走多远，就被警察抓住，绑了起来。
有的学生被警察追上，被打得满脸流血。
有的和警察扭打在一起，浑身泥土。
邓中夏在后面，一看情况不好，扭头就跑，只听警察在后面大喊，“抓住，抓住！”
邓中夏见胡同就拐，好不容易摆脱了军警的抓捕。
回校后，邓中夏得知警察抓走了31个学生。
他立即和李大钊及各学生社团负责人联系，他们一方面向蔡元培校长报告情况，请求蔡校长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一方面决定立即把全校同学组织起来，准备继续斗争。
当晚，北大学生成立了干事会，邓中夏负责对外宣传和编辑出版“五·七”小报。5月5日，全北京市的学生举行了总罢课。革命风暴立即席卷全国，各地学生积极响应。邓中夏日夜奔走，营救被捕的同学，还到监中探望难友，给他们送去衣服、食物等生活必需品。
由于全国人民声势浩大的声援，被捕的同学不久被释放了。
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在北京大中学校的总罢课实现后，学生喊着口号，走上街头。到处是飞舞的传单，慷慨激昂的演说。
6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接连下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是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一道命令是再次要求学生停止活动，立即复课。同时，军警在北京街头逮捕了许多推销国货的学生，这更激起了学生的义愤。
6月3日，斗争达到了高潮，担负宣传任务的2000多名学生涌上街头。
这天，有1000余名学生遭到了逮捕。监狱关满了，警察们把北大的一个礼堂用作临时监狱；礼堂也关不下了，又占用几个教室；最后把午门前的一块空地，也辟为露天监狱。
看管学生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邓中夏的衣服被撕破，脸上有几处伤痕，声音也嘶哑了。他和被关押的学生们丝毫没有气馁，他们向看守的警察展开了热烈的鼓动宣传。
为了声援被捕的同学，人们用车拉着面包、行李送给被关押的学生，鼓励他们坚持到底；同时，大批的学生、群众走上街头，继续游行；北京5000多名爱国学生，抱着坐牢、牺牲的决心，背着行李，走上街头，到处展开演说，就连警察局门口，也成了演讲场。
段祺瑞政府的暴行，也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愤怒。6月5日，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接着其他纱厂工人、印刷工人、码头工人、铁路工人等也举行了罢工，参加的人数达到七八万人；沪宁、沪杭两铁路的工人举行罢工，交通一时中断；唐山、长辛店的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上海及全国重要城市，都举行了商人罢市。
在这种情势下，军阀政府害怕了，他们被迫释放了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的职务。
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邓中夏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