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司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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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食堂的“刘灶长”
在榆林中学，刘志丹被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息感染着，尤其是听魏野畴和李子洲两位老师讲的课，总会使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畅快感，许多原来不明白的事，困惑的事在他俩这里都能找到答案。魏野畴老师是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于1921年冬请来的，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在北京时就建立了“共进社”，出版了《共进月刊》，后来，回到陕西后在西北宣传共产主义，建立共产党组织。李子洲老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和魏野畴一起在西北宣传共产主义，建立共产党组织。
刘志丹从心底敬佩两位老师，更愿意接近他们，虚心向他们求教。魏、李二位教师，也发现了这名叫刘志丹的学生十分好学，很有抱负，为人谦虚诚实，热心于公众事情，就主动找他谈话。魏、李二位老师，向刘志丹介绍国内外形势，介绍他读马列主义书刊。刘志丹一接触到这些崭新的思想，就完全着了迷，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他深感自己虽痛恶强暴，反对不平，却不知道万恶的来源均出自剥削阶级，出自帝国主义、封建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非与剥削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不能改变环境的。一次，他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李大钊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文中说：“二十世纪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激荡人心的预言，使刘志丹兴奋得彻夜难眠。布尔什维主义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前途，看到了世界的前途。他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心作旧社会的叛逆，共产主义的新人。
为了学到更多的马列主义思想，刘志丹不仅自己省吃俭用，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宣传马列主义的新书，废寝忘食地吸取营养，还经常帮助买不起书的穷同学购买进步书籍。
在杜斌丞校长的支持下，在魏、李两位老师的带动下，榆林中学的民主风气日盛，新思想、新思潮充斥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在这种新思潮的影响下，学生要求自己管理学生灶，以杜绝贪污。学校很快同意学生成立灶务理事会。刘志丹被上灶的300多同学选为“灶长”。他本来办事细心，对公众的事更是认真负责。为了使同学们吃得好又省钱，自己和各理事轮流上街买菜，一有空就去“帮厨”。果然伙食费一月比一月低，吃得一月比一月好。同学们竖起大拇指说：“刘灶长有办法。”
刘志丹还把办灶看成是团结同学和学校工友的好机会。他组织同学业余给工友教字，帮工友干活。晚上来到厨师们住的窑洞，请年老的讲民间故事，年轻的唱陕北民歌。有一次一位老工友唱了一首《信天游》：
说你漂来你实在漂，
跑到城里住洋学校，
白白的脸蛋细细的手，
读书人都给财主把事做。
这歌正好被魏野畴老师听见了，他走进来说：“这首歌好，反映了民众对念书人的失望。你们可不要做这种人呀！”刘志丹说：“魏老师讲得很对，读书人要为穷人做事。”魏老师坐下来和大家谈起革命的道理，向工友们了解陕北的民情风俗。他和大家谈的是那样亲热。
过去学生把工友当“下人”看，工友把学生当“少爷”看，关系冷淡。现在变了。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厨师们住的地方，还成了同学们谈论社会情况和交流新思想的场所。
八、演女角的“刘会长”
在魏野畴老师地积极倡导下，榆林中学成立了学生会。刘志丹被选为学生会会长，同学们都称他为“刘会长”。学生会成立后，先后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体育研究会”等各种进步学术团体，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魏、李二位老师还经常向同学们讲《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文学史》等课目。魏老师还经常组织大家开展打球、游泳等体育活动，既锻炼了体质又活跃了气氛，还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同学们都愿意参加。
正当各项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学校几位留着“猪尾巴”辫子的老腐儒，却对学生会做的每做一件新事，都不以为然，还说什么打球、游泳“有伤风化”，此风不可助长。有的同学被他们一骂，就缩回去了。刘志丹给大家鼓劲说：“人家一骂，就缩回去了，那还能办成什么事！田禾顶破了土才长出来。咱们要顶一顶这些老腐儒，才能站出来。”在刘志丹的倡导带动下，同学们团结战斗，在全校范围内和老腐儒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
随着学生会斗争的深入，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有一次看戏，大家坐好了位子，几个纨绔子弟依仗军阀和官僚老子的势力，要坐在前面的同学给他们让位子。同学们不答应，说：“想坐好位置就得早来。”纨绔子弟出口就骂，带来的狗腿子马弁上手要打。刘志丹一声大喊，几百名同学哗地站了起来。学生会干事大个子杨国栋，把外衣一脱，抡起两个拳头。同学们一起喊“打！”纨绔们一看人多势众，吓得溜了。本来这些纨绔们十分自负，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常寻事滋事，欺辱同学，从这以后，这些纨绔们在学生面前再也不敢胡来了，规矩了不少，而广大学生遇到事情也愿意找学生会解决，学生会的凝聚作用渐渐凸显。
为了向广大劳苦大众宣传革命思想，学生会的活动，渐渐从校内走向社会。他们改变了发发传单，喊喊口号的传统宣传模式，成立了“戏班子”，由刘志丹兼“班主”，自编自演新戏，把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事搬上舞台。那时社会上把演戏视为三教九流，看做是低人一等的事，尤其是妇女演戏更看做是下三滥。因而同学都不愿意当“戏子”，更没有女同学演女角。刘志丹为了打破这种陈腐的观念，自告奋勇演女角。魏野畴老师也主动演反角，一时间在校园内外倡导了一派新风。
有一次，刘志丹演一个穷人家的女孩被地主少爷—一个小军阀凌辱之后，卖给了帝国主义洋行当佣人，而帝国主义分子又要凌辱她。小姑娘气愤至极，手持菜刀，砍死了帝国主义分子，又回来找到那个小军阀，一刀砍得他狗头淋血。小姑娘怒斥道：“我中华就坏在你们这帮卖国贼手中，贪赃枉法，卖国卖民，丧权辱国，害得民不聊生。正告你们，多行不义必自毙，人人伐得，个个诛得。我今天就杀了你这个狗贼！”说的字字是仇，声声是泪。句句是愤。台下人听得鸦雀无声。等他说完，顿时爆发出一片“打倒军阀杀洋贼”的怒吼。
表演中还有一首《爱国歌》，是刘志丹写的。歌词是这样的：“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也不能等待。挽弓持戈，驰聘疆场。快！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
九、学生运动的带头人
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平汉工人“二七”大罢工，掀起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分散在陕西各地的共产党员，也积极开展建党工作。魏野畴早在1921年就和董必武从武汉派回来的共产党员王尚德、王章锋、张浩如等取得了联系，后来在西安会合了。他们分别在榆林、华县、三原、绥德等地发展党员。魏野畴在西安主持办起了《共进》半月刊，成立了共进社，团结教育进步青年。接着又成立了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陕西国民议会运动委员会，魏野畴担任主席。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军阀斗争。李子洲到绥德师范任校长以后，立即在绥德建立了党支部。
1924年秋，党在榆林中学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刘志丹是学校第一批接收的团员，并担任了团支部委员。1925年春 ，又成立了党支部，刘志丹又是第一批转为共产党员 ，并担任了党支部委员。22岁的刘志丹入党后，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起誓对党忠心耿耿。他对入团入党的同学们说：“我们加入了SY，或加入了CP，就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从此他更加勤奋学习，在党的领导下，加紧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8月，成立了中共西安地委，全省已有党员近200人。
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党在榆林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刘志丹带领同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当他讲到中国被列强瓜分，国耻不断，面临亡国之痛时，人们不禁流出了眼泪。
为了使党的思想在工农中扎根，他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业余平民学校，吸收贫苦工农子弟学文化，由党员义务教书。但是学校个别纨绔子弟却从中捣乱，说：“让穷鬼们熏臭了教室。”有一次，他们正骂前来上课的穷孩子，被刘志丹碰上了。他两条浓眉一紧，怒斥道：“大粪臭不臭？你吃的粮食就是穷人用大粪浇出来的！没有他们，你们这些少爷、小姐都得喝西北风！你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会仗势欺人，你们的心才是最臭的！今后再不规矩，就要你们尝尝穷人的厉害！”
1925年4月，陕西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驱逐北洋军阀、陕西督办吴新田的运动。吴新田狗急跳墙，出动军警在西安打伤了50多个游行示威的学生。榆林中学学生会立即进行了声援。早已把学生运动看成眼中钉的榆林镇守使、军阀井岳秀，这次竟以“犯上作乱”的罪名，勒令学生停止活动，企图逮捕刘志丹等。刘志丹毫不畏惧，同井岳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了“反对军阀干涉教育”的斗争口号，团结了全校师生，斗争更扩大了。井岳秀恼羞成怒，竟派兵包围了榆林中学，要搜查“闹事者”。刘志丹立即组织学生关闭校门，在学校周围站岗放哨，不许士兵进入。榆林各界爱国人士，听说军队包围了学校，都表示强烈不满。许多从远路来的学生家长也参加斗争，里应外合和军阀斗。刘志丹并向西安、北京、上海等地学生求援。井岳秀一看事情越闹越大，再蛮干下去自己的臭名声会越扬越远，会把他装扮的一点民主假象全部撕光，不得不撤去了军队。但学生仍不答应，要求开除特务学生。井岳秀也不得不答应了。最使人开心的是连他的儿子井文龙也不得不退出了榆林中学。
十、神秘的“赶脚人”
1925年5月，为了统一学生运动，党组织决定由魏野畴主持，在三原县召开陕西省第一届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刘志丹作为陕北的代表，接到了出席这次会议的通知。
能够作为代表出席这样的盛会，刘志丹兴奋地一夜没有睡好，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自己的恩师魏野畴，他恨不能长出翅膀一下子飞过去。但是从榆林到三原，距离有1600多里，要走十几天，一来一回加上开会的时间，少说也得40多天，路上也得需要一些盘缠。刘志丹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也都替刘志丹高兴，大家纷纷自摸口袋，为刘志丹凑盘缠，你一角，他一元七零八凑凑了七、八块钱，可这七、八块钱仍是杯水车薪。正当大家为凑不够盘缠发愁时，刘志丹却露出了神秘的笑容，他对同学们说：“大家放心，我自有办法。”同学们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各忙各事。
当天下午，刘志丹笑眯眯地牵着一头驴走进了学校。同学们感到很奇怪，一下子围拢过来指指点点，纷纷议论。有个同学忍不住大声问刘志丹：“你牵驴干什么，莫非要骑着毛驴去开会？”刘志丹听后哈哈大笑，他指着这头驴说；“有了它，就有了去三原开会的盘缠了。”
原来，在当时的陕北，交通非常不发达，驴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一般人从关中、西安来往榆林，只能安步当车。囊中稍微宽裕一点的，就雇了一个“赶脚”的，赶着驴为其载货。“赶脚”实在是又累又苦，每天除了要和客人一起长途跋涉外，还要早起早睡，喂驴、收拾鞍具，晚上还要起来喂一次牲口。倘若天黑时遇不到村店，就只能在荒郊野地露宿。受这份苦的赶脚人，其处境未必及得上驴。苦虽苦，但毕竟可以挣几个脚费。刘志丹现在缺的就是钱，苦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所以他才想出这么个主意：为西安、关中商人赶脚。
到了商人和刘志丹约定出发的日子，天公似乎也格外作美，这一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刘志丹赶起毛驴，载着商人的货物，两位商人背着简单的行李，艰难地上路了。这两个商人是势利眼，自以为花钱雇来的一个“赶脚”人，便可以随意使唤，于是便对刘志丹颐指气使，毫不客气。开始时，两个人自顾高谈阔论，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并不与刘志丹交谈。刘志丹只是淡淡一笑，不急不恼。他眼光何其敏锐，早看出这两个商人虽然一起做买卖，性情却并不十分相投，过不了多久便会话不投机。果然，只片刻工夫，正在海阔天空谈天说地的两个商人便争执起来。一个说孙中山是广东人，一个说是北京人。两人各不相让，争起来没完。刘志丹见此情景，便开口圆场。两个人刚才谁也不爱理刘志丹，现在却急于寻找“同盟军”，都请刘志丹支持自己的观点。刘志丹读了许多书，对时事和历史了如指掌，便不紧不慢地给两个商人讲起孙中山如何出生在广东，在国内外奔波一生，最后又逝世于北京。他讲“孙黄”，讲黄花岗，也讲武昌起义、二次革命。两个商人听得如痴如醉，都睁大了眼睛，用狐疑的目光大量眼前这个谈吐不凡的“赶脚”人。当刘志丹说出自己“赶脚”的原因后，两个商人才恍然大悟。他们再也不敢怠慢这个年轻人了。一路上，他们不停地向刘志丹问这问那，越问越觉得刘志丹学问太大。到后来。两个商人都觉得以刘志丹的才华，将来的前途肯定不可限量说不定还能当上县长省长。他们后来干脆让刘志丹只管自己走路，喂驴装货的事全都由他们自己负责。就这样，头顶烈日，脚踏黄土，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刘志丹和两个商人到达了目的地。两个商人坚持付给了刘志丹双倍的“脚费”，千叮咛万嘱咐，要刘志丹在发迹之后切不可忘了他们。好半天，两个商人才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商人走后，刘志丹立即赶到三原，参加了学联代表大会。会上，刘志丹见到了分别两年多的魏野畴老师。他拉着魏野畴老师的手，亲切地说：“魏老师，您真是我们学生的好司令，把全省学生组织起来啦。您像种子，走在哪就在哪生根，发芽，开花。您离开榆林，可真叫人想呀！”
魏野畴摇着头说：“有你在榆林，我很放心。”
这次大会并不平静，斗争很激烈。个别代表不主张学生参加与学习没有关系的政治活动，使学生运动只限制在为改善教育条件而斗争就行了。刘志丹在会上对这种错误主张，进行了批驳。他以切肤之痛，陈述了军阀和地主对陕北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说：“军阀的税款多如牛毛，连死了人也要上税，杀鸡还要交捐，谁敢反抗，不是抓走，就是枪杀。老百姓一到春天，就揭不开锅。四处逃散，死活不保。像这样下去，不要说‘改善教育条件’，恐怕连学校也要关门了。我们必须和军阀做殊死的斗争，否则就不能生存。”接着，他介绍了榆林学生和军阀井岳秀斗争的经验。当他讲到榆林中学学生团结战斗，把井岳秀的大少爷——学生特务头子也赶走了时，引起了哄堂大笑和热烈的掌声。
正当会议快结束时，突然传来了上海日本纺纱厂的资本家镇压工人，枪杀了工人顾正红，酿成了“五卅”惨案的消息。代表们十分气愤，当即组织游行示威。三原的学生代表学习榆林学生的经验，把三原县工商各界爱国群众也发动起来。从城镇到乡村，到处都出现了游行示威的洪流。在这次会议前后，陕西各地还出现了习仲勋、王世泰、马文瑞、汪锋等一批学生运动的带头人物。怒吼声响彻了关中平原。
会议结束后，魏野畴还把刘志丹带到西安，要他向西安的学生讲述自己的斗争经验。当南靠秦岭，北依渭水，坐落在八百里秦川大平原上的古城西安，出现在刘志丹眼前时，他被那雄伟的城楼和城墙，高耸入云的钟鼓楼和雁塔，震撼了。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的祖先是多么勤劳、智慧和精巧。”但是城内狭长的街道上，却走着一辆辆老牛破车，不时有闲散的公子哥儿提着鸟笼，哼着小调走过。这是多么不合时代！地球在这里好像是放慢了它的旋转速度。刘志丹想：“难道不是已经到了应该很快结束这种现象的时候了吗！”魏野畴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说：“你在这里多看一看，就知道我们祖国是一个沉睡着的巨人。”
刘志丹感慨地说道：“是呀，现在不但应该醒来，而且应该加快革命步伐。”
十一、投笔从戎南下黄埔
刘志丹在西安从魏野畴老师那里得到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正准备返回榆林中学，将会议精神传达下去，带领同学们，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突然接到魏野畴老师的通知，说是叫刘志丹马上去找他有事商量。刘志丹立即去见魏野畴老师，魏老师见到刘志丹，一脸严肃地向刘志丹说道：“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陕西派一名党员同志，去黄埔军校学军事。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各地党组织已经选派了一些同志去学习。我们商量了一下，榆林准备选你和杨国栋同学去，你愿意去吗？”
刘志丹一听高兴差一点跳了起来，他上前紧紧握着魏老师的手说“我当然愿意，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魏野畴说：“组织上也考虑到了你和杨国栋家境都比较好，经济上不会发生问题。你回去通知杨国栋同学。”刘志丹说：“我想国栋也一定愿意去，我回去就跟他说。”
魏野畴接着说：“我党的著名活动家周恩来同志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还有一些教官也是共产党员。有他们在那里，你们去了一定会学到不少东西。”然后，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这可是投笔从戎，你可要考虑周到。”
刘志丹认真回答说：“古话说‘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对付军阀,没有军队怎么行?我服从党的决定,今后愿意当一个革命军人。”
魏野畴这才感叹地说：“按你的性格和爱好，应该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一个学者。可是革命现在需要的是军人。”
刘志丹说：“做军人不是也很好吗！”
魏野畴说：“是呀！革命需要干啥啥就好，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的态度。你这次回去，先把会议决议传达下去，再把工作交代清楚，好好和杨国栋同学谈谈，去了好好学习。”
刘志丹说：“魏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办到。”
告别了恩师魏野畴，刘志丹将离开西安返回榆林。此时，正是五黄六月炎炎夏日。这时，关中平原上的农民正在紧张而繁忙地收割着小麦。刘志丹走出西安古城，只见遍地金黄，到处是割麦的“喳——喳——响声。”本来农民对收获，总是会怀着喜悦的心情，但是现在，在他们流满汗水的脸上，却看不出一点喜悦，反而是沉默和怨愤。因为军阀吴新田不但对农民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而且成倍征收粮款。当农民想到收获的大半将被抢走，而自己反而会饿着肚子时，怎能不痛恨万分呢！
刘志丹深深地同情农民。他知道，这遍地被压抑着的愤怒，终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默默地念着一句古话：“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一路上，信天游的歌声一直回响在他的耳畔：
农民苦，农民难，
一年四季不得闲；
农民苦，农民难，
粮食叫官府全收完┉┉
刘志丹回到榆林中学，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在三原召开的学生代表大会会议精神，传达了派刘志丹和杨国栋去黄埔学习的组织决定后，便马不停蹄启程前往广州。刘志丹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在黄土高原长大，过惯了黄土高原的生活，从未到南方去过。这次他从陕北辗转来到上海，然后乘船去广州。一路上风险浪恶，他晕的一塌糊涂，呕吐不止，脸都泛青了。好不容易到达广州，进入黄埔，又因水土不服，得了重病，几天几夜昏迷不醒，滴水未进。这天，医生量了量他的脉搏，听了听他的心脏，诊断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摇摇头，摊摊手，让人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也许是阎王爷还不收他，在送往太平间的路上，由于床铺颠簸，他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听到他发出的哼哼声，送他去太平间的师傅还以为见鬼了，吓得两腿发软，想跑也跑不动，站在原地动弹不得。半天才缓过神来，当他确认刘志丹真的活过来了时，又重新被送往病房抢救。凭着坚强的意志，在同伴的精心照护下，刘志丹终于战胜了死神，从病床上走下来，走到教室，走到了练兵场。
刘志丹被编在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他听课、训练都很认真，害了痢疾也不耽误学习。同学们劝他休息，他说：“机会难得呀，得珍惜。失去时间就是失去知识。”听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报告后，他下来对同学们说：“我觉得他是个伟人。能遇到他，太幸运了！”在学校，刘志丹得到了恽代英、萧楚女、王懋廷等老党员的热情教育，感到受益匪浅。同时，他与陈赓、唐澍等同学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砥砺道义，彼此关系融洽，亲密无间。
十二、奉命改造旧军队
1926年7月9日，刘志丹参加了广州东校场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会后，他带领两个连队随东路军东征，一路摧枯拉朽，连连奏捷。东路军打到江西吉安，刘志丹忽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赶回广州。到广州后，才知道新的任务在等着他。原来是在苏联考察三个月的冯玉祥已经回国，表示将配合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向广州国民政府要干部。现冯部国民军正集结在内蒙、陕、甘边界一带，广州方面考虑到刘志丹是陕北人，熟悉那一带情况，决定派他立即去冯玉祥部工作。
接到任务，刘志丹不顾征程劳累，带着十几名黄埔军校毕业生，风雨兼程，紧急北上。赶到绥远的五原时，正是9月17日，冯玉祥在这天誓师出兵援陕，进行北伐。刘志丹征程未洗，又马不停蹄地随总部一路南下，驰援西安。在三原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他欣喜地看见了魏野畴老师，魏野畴一身戎装，眼下是驻陕总部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陈延年、方仲如、王一飞、邓希贤、宣侠父等共产党人，这时也都在冯玉祥部帮助工作。
刘志丹在冯玉祥部见到了魏野畴等许多共产党人，心里颇感亲切，他跟魏野畴老师简单汇报了自己在黄埔军校的学习情况，魏老师听后十分欣慰。而此时，驻豫西的镇嵩军头子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以十万嵩匪，准备对弹尽粮绝的西安守军发动最后的进攻。冯玉祥已经从固原到了陕西三原，准备与刘镇华交战，解西安之围。然而在此紧急之际，国民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却蛰居宁夏，迟迟不肯发兵。冯玉祥几次电催驰援，马鸿逵都按兵不动。西安城内连连告急，军情十分紧迫。
此时，国民联军总部调刘志丹速赴宁夏，督促马鸿逵立即发兵西安。刘志丹深知此次任务事关整个陕北战局，不能有任何闪失。临行前，冯玉祥亲自为刘志丹饯行，并任命刘志丹为他的少将特使，以国民军联军总部名义，整顿马鸿逵第四路军。
马鸿逵原是吴佩孚手下的一个军长，后见吴佩孚的大势已去，就倒戈冯玉祥。冯玉祥带兵开往西安前线后，他却又暗中和吴佩孚勾结，且按兵不动。当他听说冯玉祥派特使来督促他出兵西安时，就放出口风：要将来使军前暂首示众，以安军心。
在茫茫无际的黄土高原上，刘志丹独自一人催马前行，马后一溜长长的尘土腾空而起。黄土路上极少行人，天似穹窿，四野苍凉，令刘志丹颇生感慨。他想，当年关云长单刀赴会，处境大约也不过如此。想到马鸿逵要扬言杀他，刘志丹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冷笑，他知道，马鸿逵现在脚踏两只船，在形势没有明朗化之前，是绝不敢杀他得罪冯玉祥的。之所以威胁他，不过是想拖延一点时间，多观望几天罢了。用这种雕虫小技对付自己，刘志丹深感轻蔑。
途中，刘志丹恰好碰上了马鸿逵派去给吴佩孚送信的一个连长。刘志丹看了马鸿逵写给吴佩孚的密信，笑一笑，对那个连长说：“烦你先踅回去给马司令报个信，就说冯总司令派的人来了。”
连长唯唯诺诺，不知如何是好。
刘志丹沉下脸来：“快去！你再告诉马司令，像他这样背信弃义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眼下，吴佩孚已经日落西山，国民革命军成功在即，让他不要不识时务。”
连长嗫嚅道：“敢问长官尊姓大名？”
刘志丹用不高兴的声音说：“国民军联军少将特使刘景桂。”
连长露出惊色：“哦，久闻大名，久闻大名……”
连长说罢，赶忙朝来路窜去。
马鸿逵早闻刘志丹的大名，闻报后不敢怠慢，赶紧率领亲信前去迎接。将刘志丹迎到司令部，盛宴招待，竭力讨好，对那些封给吴佩孚的信百般解释。刘志丹对那封信并未多加评论，只是分析当前国内形势，宣传北伐意义，介绍西安前线战况。刘志丹谈吐文雅，学识渊博，行伍出身的马鸿逵对这个黄埔四期生更加不敢小看，当即答应一切唯冯大帅马首是瞻，加紧整顿后立即出兵援陕。并在席间恳请刘志丹对其第四路军进行训导，以便随冯大帅出师参战。
恰在此时，国民军联军总部给马鸿逵部来电，任命刘志丹为第四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长。刘志丹开始名正言顺地改造起这支旧军队。
马鸿逵的部队长期以来，受的是封建家长制的管理，封闭、落后、愚昧，但作战勇敢。冯玉祥经由宁夏入甘时，沿途迎送的竟然是穿着废清官服的地方官吏和兵勇，检阅马鸿逵的军队时，冯玉祥按照在国民军的习惯，问部队：“你们是为谁当兵的？”部队回答：“为马大帅当兵！”冯玉祥又问：“你们是谁的军队？”部队答：“马大帅的军队！”冯玉祥啼笑皆非。
在短时间内改造这样一支素质低劣的队伍，使之脱胎换骨，刘志丹肩上的担子不轻。
刘志丹在征得马鸿逵同意后，在营以上军事单位都设立了政治机构，配备专职干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反对打骂士兵，废除对逃兵割耳朵、打军棍、揭背花等酷刑。还深入到回族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宣传革命道理。士兵大都是穷苦人出身，刘志丹的话很容易就灌输到脑子里去了。很快，他的周围就团结起了一批初具革命思想的士兵和军官，为改造这支旧军阀奠定了基础。
一天，马鸿逵的表弟抢老百姓的东西，被刘志丹当场抓住，关了10天禁闭。这一下起到了威慑作用，过去军纪败坏的人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在极短的时间里，经刘志丹整训的马鸿逵第四路军，战斗力大大提高，在西安解围中攻城南，立了大功，受到冯玉祥的嘉奖。西安解围后，这支倾注着共产党人心血的军队又在出兵北伐、会师中原的战斗中建立了新的功勋。
自那时起，在冯玉祥眼中，刘志丹成了一位能担当大任的青年。
十三、车站脱险
在和冯玉祥合作期间，陕西共产党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
1927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共北方区党委的建议，决定成立陕甘区党委，任命耿炳光为书记，负责领导陕西、甘肃两省党的工作。3月14日至17日，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中山学院召开，选举出陕甘区党委，制定了工作计划。短短几个月时间，陕西党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5月份，党的地方委员会由3个发展到7个，特别支部由9个发展到41个，党员人数由1926年底的388人增加到2177人。在军队中，除了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曾向原国民军第一军派出180多名党员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外，在国民军联驻陕总司令部所属的军队中，如陕北的石谦旅、关中的甄寿珊、杨虎城部，都建立了党的组织，特别是史可轩领导的联军驻陕总政治部保卫队一千多人中，有共产党员近百人，中山军事学校教职员和学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陕西的农民运动进入了全盛的时期。至6月，全省有农民协会的县50个，有区农协179个，村农协3828个，会员41万，农民自卫武装10万以上。
看到影响力逐渐强大的共产党人和不断壮大农民协会，冯玉祥心里犹如打碎了的五味瓶，他隐隐感觉到共产党已经对自己形成了威胁，再任其发展下去，自己就将失去在陕北的地位。其实，早在出师潼关前夕，在军阀混乱中摔打出来的冯玉祥就对日益发展的共产党力量有了戒心。
而此时蒋介石又邀请冯玉祥在徐州进行了秘密会谈，致使冯玉祥反共不再遮遮掩掩。他配合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把国民军联军中的苏联顾问和著名共产党员“礼送出境”，拉开了大规模“清党”的大幕。
陕西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了西安城。
中共陕西区委宣告撤退，陕西省委秘密成立。
1927年10月12日，刘志丹被追随蒋介石反共的冯玉祥 实行“清党”，与200多名共产党员一起在豫陕被押送出境。据说这个叫“礼送出境”的内幕，并不是真正的宽容，实则是冯玉祥玩的借刀杀人之计，欲借湖北军阀之手将刘志丹等人杀害，而自己也不落骂名。所以才把他们从武威用一列闷罐子车送往湖北。然而，天王有眼，神灵相助。火车途径一个小站时，随着天空一声炸雷，顿时乌云翻滚，倾盆大雨瓢泼而下，小火车身患“暴病”，戛然瘫痪。在那血腥恐怖的时期，人心阴冷之极，突然间被响雷炸醒，车站上人喊枪鸣，狼烟四起。刘志丹等人赶快四下出逃。有人说他是钻爬在火车底下挤出身体的；也有人推测他是趁人乱马翻时，脱去外衣溜出的；甚至人们带着感情色彩的期盼，老刘一生最爱人民，是除去衣帽搀扶一位大娘提着包袱出站的。不管是传说也好，推测也罢，刘志丹命大逃过了这次劫难。
十四、古城巧遇救“恩师”
1928年的古城西安，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着西安城。共产党的许多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
一天晚上，魏野畴和李子洲在门口眺望着，借路灯这才看见八仙庵外街道上一棵大树下，摆着一个卖吃喝的小摊。摊主不时地叫喊：“凉粉，醪糟 。”——一身农民装束，头上扎了一条白毛巾的谢子长正坐在小凳子上喝醪糟。老远看见魏野畴和李子洲过来，忙放下碗。
“魏老师，李老师，你们好！”
“你好！”
魏野畴。李子洲示意到僻静处去说话。他们绕过八仙桌，来到护城河边，沿河漫步，边走边谈。
“自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冯玉祥也迅速转向。他的部将宋哲元在陕西制造了更加森严的白色恐怖，他们出动法西斯组织的‘铲共团’和大批密探，到处侦察破坏我党团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了与国民党的反革命镇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陕西省委发动一部分学生和农民，打死了捣毁我区党委所在地——宣化观小学的反动豪绅刘铭初，打伤乐育小学反动校长田宝丰。这一斗争，打击了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争。”
“太好了！”没等魏野畴把话讲完，谢子长就挥着拳头欢呼。
“这一下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更疯狂镇压该地区的革命运动了。”李子洲见四周没啥动静，接着说道：“他们先后封闭了渭南县中学和渭南关东小学等我党活动据点，抓走党团员和革命群众40多人，收缴了我党所掌握的高塘自卫团的武装，并企图进一步消灭我党在渭华地区的党团组织。面对敌人的反扑，省委决定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在陕东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陕东工农民主政权......”
正说着，突然间，从旁边草丛里跳出4个特务，掏出短枪，推弹上膛，逼住他们，厉声命令：“不许动！”
谢子长从衣服底下拔枪反抗。一个大个子从背后抱住了他，下了他的枪。魏野畴和李子洲也被其他人抱住。这时，特务头子赵志俭从草丛中站立起来，狡猾地笑着说：“看你们今天到底有多大能耐。走，押上走！”
“慢，为啥抓人？”随着一声断喝，一位中等个头，白净英俊的青年军官，挡在了特务面前。后面跟随的10多个副官马弁，立刻端着枪围拢上来。特务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愣在原地不敢动弹。
这时，特务头子赵志俭上前敬礼，立正报告：“报告长官，这三个家伙，都是共产党要犯，小的亲眼看见，他们企图谋反.......”
没等赵志俭说完，那军官走上前来，“啪啪啪”接连抽了他好几个嘴巴，厉声斥道：“混蛋！你没有根据，凭什么说他们是共党，我看你们当像是共党。”说完一挥手说道：“给我拿下！”
十几个副官、马弁一拥而上，缴了特务们的枪。
赵志俭连忙跪倒，苦苦哀求：“长官，你看看。我们是省党部宋书记亲自派来的。”说着，双手递上特务的“派司”。
那军官看也不看，说：“你们这些土匪，我见多了。”说着，又对他的副官、马弁们说：“曹副官，你带人把他们押到前边，仔细审查，就地处理。”
特务们忙跪地求饶：“长官饶命！”“小的们有眼无珠......”
副官押着特务们走后，那军官又对马弁说：“将这几个人押进城内，我要亲自审理。”
两个马弁押着魏野畴他们向前走，拐过了城角，来到僻静处，见四下无人，军官忙走上前来，解开绳索：“魏老师，李老师，委屈你们了。”
魏野畴，李子洲迎上前来，拉着军官的手激动地说：“今天真是多亏了你呀！”
这时谢子长也走了过来，紧紧地握着军官的双手说：“老同学，你在黄埔军校毕业了?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 那个军官回应说：“是啊，我们能在这里见面也是蒋介石、汪精卫逼出来的！黄埔毕业，参加北伐，分在冯玉祥部下，今来西安执行公务，有幸古城相会。”
这位英俊的军官不是别人，他就是井岳秀曾用200块大洋买过他人头的刘志丹。
刘志丹在古城见到了久别的老师和同学，心里无比激动，他是多么想和他们聊聊天，叙叙旧，重温一下师生情，同学谊。此时魏、李两位老师和谢子长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但他们彼此都明白，此地不宜久留。只见刘志丹拱手说道：“敌人已经动手了，请你们赶快离开这里，注意隐蔽，多多保重。” 告别了魏、李两位老师，刘志丹骑马出了西安，直奔洛南的三要司而去。
十五、许权中旅整军
刘志丹一行快马加鞭，风尘仆仆驰骋在黄土高原上。
许权中旅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掌握的唯一军事力量，是党费尽心血才保存下来的一支革命武装，此次党以许旅党委委员、参谋主任的身份派自己到许旅去，是希望自己和许权中旅长一起，把它打造成一支由党绝对领导的听从党的统一指挥的革命武装力量。而此时全体许旅的官兵们正在热切盼望着他们的到来。一想到这些，刘志丹的热血就沸腾了，一路的旅途劳累顿时烟消云散了。
说起许权中旅的来历，还得从冯玉祥说起。1927年7月，冯玉祥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编，命令史可轩率领这支武装去河南“整训”，实际上是企图伺机消灭它。中共陕西省委当即决定，拒绝命令，不赴河南，由史可轩率部开赴陕北山区独立发展。7月14日，史率部向渭北山区进发。7月29日，盘踞富平县美原镇的地方军阀由生春将史可轩杀害。部队北进受挫后，退至临潼县康桥镇，由许权中回队统一指挥，暂属于国民党冯子明部。冯任命许权中任旅长，先后驻防临潼县关山镇、泾阳县云阳镇及三原、高陵等地。1927年年底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精神，部队又南渡渭水向商洛山区进发。行至蓝田县许家庙，许权中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冯子明策动的阴谋叛变活动，纯洁巩固了部队。后来，部队达到商洛后归属李虎臣部，李又委任许权中为旅长。全旅共有1290余人，1020多支枪，有共产党员50多人。1928年1月17日，部队移驻洛南寺坡、三要司。当冯玉祥转向后，反动派就千方百计想把这支部队调出潼关，并吞消灭。当时，冯玉祥对待自己收编的杂牌军，也是“大鱼吃小鱼”，各部之间互相猜疑倾轧，彼此钩心斗角。党就利用这个矛盾，“找主求生”，才得到合法的存在机会。
刘志丹一行刚到村口，一群穿军衣的军官就跑了过来，又是敬礼，又是喊：“刘教官”。他们都是许旅的青年军官，大部分是中山军政学校出来的，聆听过刘志丹的课。几个军官就领着刘志丹去旅部。来到旅部，许权中旅长高兴地拉着刘志丹的手说：“景桂同志，可把你盼来了。”许权中30来岁，微黑冷峻，中等个头，韶关讲武堂的学生，在中山军事学校当过总队长。
刘志丹洗着脸问道：“听说队伍里出了叛徒，没受损失吧？”
杨伟林说：“多亏发现得早，先除了叛徒，才转移到这儿投了李虎臣的，现给了个新编第三旅的番号。”
许权中感叹道：“从离开西安后，投奔过两个军阀，真好比跟虎狼打交道，阴谋暗算，防不胜防。投李虎臣算是第三次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哩？”
刘志丹一听，激动地说：“所以我们必须抛弃任何幻想，跟旧军阀彻底决裂，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上、军事上完全统一的自己的队伍。否则，难以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许权中听后赞许的点点头。
刘志丹顾不上旅途疲劳，连夜召集会议详细了解全旅人数，武器装备，建制及党在旅内的控制力等旅内情况。一个整改军队的计划正在他脑海里渐渐形成。
初春的三要司，寒意绵绵，这丝毫也阻挡不住官兵们军事训练的热情。天刚蒙蒙亮河滩旁、山谷间就传出了阵阵地喊杀声，官兵们的军事训练正热火朝天的进行中。步兵团在练习拼刺刀、搏斗、匍匐前行等项目，个个真刀真枪的练，豆大的汗水滴在了脚下的黄土上，没有一个人叫苦，更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出；手枪连的官兵们也在刻苦练习站射、卧射、颗颗射中靶心，他们还将苹果放在草把人的头上，分组比赛，负者将做俯卧撑，官兵们都奋勇争先不甘落后；炸弹队则在山谷间展开了拆弹比武和定点爆破训练；医务处的女兵们也巾帼不让须眉，她们训练的科目是限时包扎伤员，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包扎质量，谁获胜，只见女卫生员们，一个个身手敏捷，争先恐后，几乎难分伯仲。
刘志丹经常下到连队观看和指导官兵们的训练，有时还参与到其中，官兵们看到刘志丹和大家在一起训练的更起劲了。
刚刚从训练场回来，刘志丹就将许权中旅长、杨伟林书记等干部召集在一起，研究建立修械所的事。他说：“我们旅有着很好的造械基础，尤其是有杨书记这样的高材生，建立修械所能够更好地将这一优势发挥好，造出更多的枪弹，这样就减少了对冯玉祥、李虎臣等军阀的依赖。”许旅长点点头说道：“我看这个修械所就交给杨书记来管吧！”大家都拍手拥护。
杨伟林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大革命以前的老党员。西安解围后，在省政府管财务，如今是许旅的党委书记。可是平常，他只穿大褂，在部队出出进进，所以，大家都当他是旅长的“上宾”。他来到许旅后，看到部队严重缺子弹，缺炮弹，就利用在学校时学到的知识，找了几个老铁匠，支起了铁匠炉，土法上马，指点着大家就造起炮弹来了。如今许旅中这个由铁匠组成的“兵工厂”就自然而然的成了修械所的前身了。
刘志丹刚到许旅的头一天，就听到街心传来了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他便走上前去，一探究竟。忽听风箱呼呼噜噜，铁锤叮当叮当响。军官们说：“这是兵工厂在干活。部队有5门迫击炮，就是没炮弹。农民们用土铁正给咱们造炮弹呢。”说着来到龙王庙，刘志丹看见院子里的工人正造弹壳，沿墙根摆了一堆木柄手榴弹，屋里供桌上对着迫击炮的成品。刘志丹问：“机器哪里来的？”几个人笑着说：“哪有机器？杨书记出的主意，把个铁匠炉一改装，就成了工厂。”就在街上看到了这个“兵工厂”，一拍他肩膀：“杨伟林同志，你真是又能文，又能武，太不简单了。”自那时起，刘志丹就开始考虑成立修械所的事了。
修械所成立后，官兵们因陋就简，在离旅部不远的山谷中用石头盖起了几间简易的房子，把所有的铁匠炉搬到里面，一个制作车间就这样建成了，从此后这里是青烟袅袅，锤声阵阵，红旗飘扬，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修械所造出的手榴弹、子弹头、炮弹及土枪堆满了车间内外，全旅的装备得到了补充，官兵们个个劲头十足等待着新战役的来。
十六、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8年5月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西北工农革命军在陕西省高塘镇正式诞生了。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唐澍任总司令，许权中任军事顾问。附近的农民协会带领农民和官兵们敲锣打鼓，扭秧歌，放鞭炮，热烈庆祝工农自己队伍的成立。这一天，在高塘镇的小山坡上还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刘志丹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工农革命军把司令部设立了在了华县高塘镇高塘小学。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的大会就像是在疾风中燃起了烈火。革命的火焰燃烧得更加旺盛了。
就在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的时刻，李虎臣却要部队攻打潼关，消灭马鸿逵的队伍。原来，李虎臣发动反冯战争后，急令何毓斌去围攻西安，他怕冯玉祥回师陕西，所以，命许权中去进攻潼关，企图扼守这个要道，阻止冯玉祥。去不去呢？就像一道横坎卡在路当中。刘志丹和他的同志们犯难了：我们养精蓄锐是为了起义，若是为地方军阀去争权夺利，岂不白流血汗。不出兵，又怕暴露了自己的意图，他们一时难以决断。
刘志丹连夜派人向陕西省委汇报，同时和唐澍等人反复分析利弊，目前全师上下兵强马壮，齐心协力，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更是异常高涨，打土豪分田地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情况下，去替北伐军争夺地盘，岂不白白浪费了革命的大好时机。经过再三斟酌，刘志丹、唐澍终于决定不参加攻打潼关的战争，迅速起义，去渭华配合当地农民的武装斗争。并得到了省委的支持。他们真是心花怒放。为了不暴露起义意图，当晚便离开巡检司，向潼关方向前进。同时，派了雷天祥带一个营先去渭华。
部队拉出潼关，走了30多里路后，在南源以西的一个村庄里，宣布了起义。全军上下顿时欢腾若狂，大队人马蛟龙似虎直奔渭南。
到了高塘镇，从地方党的领导人那里了解到，在党的领导下这里的革命运动正闹得热火朝天。群众组织了陕东赤卫队，先后出击了 大王村、算王村、王家崖等十几个重点据点。像疾风扫落叶一样，一两个晚上，渭南、华县一带的反动政权就被摧毁了，反革命武装和地主团、队被打垮了。各村庄成立了自卫队和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组织、宣传委员。部队正式编成5个大队，每队200人左右，第一大队队长为赵松生，第二大队是威名赫赫的谢子长，第三、四、五大队分别由武培漠等担任队长，另外还有一个手枪队和一个骑兵队。
五月中旬的一天，中共陕东特委、华县县委在高塘镇召开一万多人参加的军民誓师大会，宣布军民联合暴动，当场枪毙了三个为害一方的土豪、劣绅。
那枪声，是向旧秩序宣战的檄文......
会后，在高塘小学大门外的墙上，醒目地出现了一幅白纸黑字的文告：
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
土豪劣绅和财东 剥削穷人是真凶
加一放账驴打滚 卖儿卖女还不清
如今穷人要翻身 大家团结来求生
西北工农革命军 他是咱的子弟兵
大家同心一起干 铲除土豪和劣绅
贪官污吏都打倒 我们要做主人翁
建立苏维埃政权 才能过上好光景
西北工农革命军
军委主席 刘景桂
前敌总指挥 唐澍
政治委员 刘继曾
中华民国十七年
“革命起来了！”这声音像春雷、像疾风，南从秦岭，北达陇海线，在那广约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滚动着。到处是沸腾的人群在进行斗争，打土豪的声势更为壮阔。
十七、渭华起义
正当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陕东大地蔓延之时，敌人开始进攻了。消息一传来，正在田里锄地的农民，跑回家拿起了火枪；在山坡上砍柴的，放下扁担拿起了长柄斧......农民们纷纷武装起来，他们高呼着“保卫农民协会！”“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奔向火线。
敌人出动了一个旅，从渭南出发，顺着瓦塔至龙尾坡间的土坎，像笨猪一样，慢慢向前爬动着。他们刚到龙尾坡的南端，就遭到埋伏在那里的部队突然袭击，敌人惊慌失措，丢下大片尸体逃了回去。
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没过两天，敌人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次竟把田金凯的一个师也调来了。东从崔家村，西到段家村东王庙，在两块大原上分了几段，成扇面形直向农军步步围攻。敌人每到一个村就放起大火，大王庄、贺王庄全村都卷起了火焰。高塘以北，成了一片火海。
看到家园被毁，大家气愤极了，急于报仇。只见大队长薛自爽大手一挥，高喊：“冲呀！杀呀！跟这帮狗日的拼了。”农民赤卫队，杀红了眼，和敌人展开了硬碰硬地狙击战，几名赤卫队员倒在了血泊中。这时，刘志丹派人送来命令，他知道农民们作战经验不足，硬上要吃亏的，便通知赤卫队随机应变，打强敌的空隙。薛自爽接到通知命令队员注意隐蔽，等待时机，伺机进攻。敌人感到火力减弱，以为赤卫队死伤严重，便停止了炮击，向赤卫队冲来。离赤卫队越来越近了敌人的重火力失去了优势，“冲啊！”随着一声呐喊，赤卫队员个个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敌人，一时间几里长的阵地上喊声、杀声，声声震天，此起彼伏，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赤卫队乘胜追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打退敌人二次进攻后，刘志丹又召集了军委会，分析敌我形势，他说：“我们虽然取得了两次胜利，但仍处于敌军四面包围之中，敌数十倍于我，加之冯、李言和，冯玉祥肯定会回师陕西，大军压境，我们与敌人硬拼，势必弹尽粮绝，全军覆灭。我们应立即作转移到陕北的准备，到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还说：“如果情况太紧急，可向秦岭以南撤退，再谋新图。”
正如刘志丹所料，6月19日，敌人又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这次，敌人调动了一个军的兵力，其中有孙连仲的一个师，魏凤楼的一个师，还有一个炮兵师。逃到县里的大地主、大豪绅们像墙头草，一见风向倒了，赶快支援敌人，一块来了，他们成了敌军的急先锋和带路人。
当侧面敌人到侯家崖时，薛自爽把胳膊一轮，喊了声：“赤卫队跟我来！”迅速把队伍带上去，占领了侯家崖村西的土坡，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经过几天几夜的残酷激战，他那号称100多勇士的赤卫队，仅仅剩下10来个人。
中午时分，一匹匹战马嘶鸣着向战场奔去，那是许权中带领的骑兵队支援赤卫队来了。许权中见到薛自爽已经是身体多处负伤，头上、胸部都绑满了白布条，脸上也被硝烟炮火熏得漆黑，衣服破的到处露肉。许权中命令薛自爽退下，可是他说什么也不下火线，许权中的眼圈红了，他喃喃自语：“多好的同志”。就这样许权中率领的骑兵队和农民自卫队一起战斗到天黑，击退了敌人三四次进攻。这时，刘志丹下令部队逐渐向秦岭以南撤退，相机而动。命令西路部队撤退到箭峪口，占领着山头掩护许权中骑兵队撤退。
敌人以强欺弱，见骑兵队向后撤退，又调动了所有的部队进行反扑。后撤部队与他们接上了火，战斗又到了白热化程度。
天黑下来。部队接到刘志丹指示，要东路队从街峪口，西路部队从箭峪口，一起向南山转移。
部队撤至箭峪口时，一颗子弹从薛自爽胸部穿过，他跌倒在地上。人们忙去扶他，他瞪着两只大眼严厉地说：“我活不了了，枪不能让敌人拿走，给你们，你们快退，别再管我！”说完壮烈牺牲了。
这时，一阵急催的马蹄声敲碎了夜的平静。省委交通员来报告，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被破坏，省委书记李子洲等被敌人逮捕，于6月18日壮烈牺牲。新省委和中央断了联系，要刘志丹立即去找中央。
夜深了，一股黑云压了过来，月儿退下去了。刘志丹的心里沉重极了。他点着根烟，一边沉思着，来到谢子长处。两人一夜未合眼。商议、交代、告别.....临走，刘志丹说：“宋哲元指挥的这次进攻虽然退了，估计李虎臣还会来。这南山终不是久留之地，如有机会还是要分散向陕北转移。”
谢子长会心地点点头。
第二天中午，又一个沉痛得令人窒息的消息传来：威震西北的重要领导人、刘志丹的黄埔校友唐澍壮烈牺牲了。敌人将他的尸体大卸八块，至于荒郊，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悬挂于洛南县西门，暴晒十日示众。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传来，刘志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眼泪夺眶而出，豆大的泪珠扑簌扑簌的滚落在地上.....
刘志丹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好觉，眼睛布满了血丝。他想了很多，起义遭到重大挫折，一个个好战友、好兄弟牺牲了，刚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被反动派扼杀了，起义队伍损失惨重。想到这里他不仅痛心疾首，扼腕叹息。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出路在哪里，他越想越理不出一个头绪。此时的他是多么的想得到省委的指示。
一天晚上，朦胧的月色下，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正匆匆向两岔河工农革命军司令部走来。警卫员见有可疑人员，立刻上前盘问：“什么人？到这里来干什么？”那人答道：“我要见你们司令。”说完就径直往司令部走去，警卫员一个箭步窜上去挡住了他的去路，厉声说：“站住，再往前走我就不客气了。”那人只好站住了。听到外面有动静，刘志丹走出了司令部，看到刘志丹出来那人兴奋地喊道：“志丹，我是刘继增，总算找到你们了。”刘志丹一看果然是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便迅速迎上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原来刘继增是在田金凯骑兵向渭华起义中心区发动第二次围攻后，从高塘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的。在他向省委汇报工作期间，宋哲元对渭华地区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进攻。他从西安返回临潼后，带了一个交通员，化妆进入两岔河，几经周折才找到了这里。刘继曾从西安出来时，省委还不知道渭华兵败的消息，他还被省委任命为工农革命军党代表。来到两岔河后，才知近期发生的一切，带来的指示都已不再适用。刘继曾、刘志丹商量后，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保留起义剩下的力量。经过一夜研究，决定工农革命军应立即离开两岔河，设法向已在蓝田的许权中靠拢。
翌日晨，刘继曾、刘志丹率领仅剩下的二三百人，顺着秦岭里的山路，进入蓝田。行至坝龙庙时，被蓝渭八保总长、土匪头子李林荣挡住了去路，不许通过。李林荣当地人称土皇上，手下有二三百人的 武装，个个能骑善射，此外还拥有一两千人的红枪会势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刘志丹给驻扎在许家庙的农民自卫分团团长尹耕莘写信，要求尹耕莘说服李林荣让路。尹耕莘与李林荣有些交情，他接到信后，立即给李写了封信，派护兵穆战胜骑快马送去，才将刘志丹、刘继曾一行接了过来。
许权中、杨晓初与刘志丹、刘继曾分别率领的两支部队7月5日会师于蓝田县张家坪。此时，全军不足五百人。
当天，刘志丹、刘继曾、许权中、杨晓初等人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作出以下决定：
一． 取消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及军事委员会，党在军队中的组织秘密隐藏起来。
二． 不再开展苏维埃活动。
三． 通过许权中的私人关系搞统一战线，争取暂归李虎臣部的刘文伯师。
会后，刘继曾以军党代表身份，召集了活动分子大会，宣布了上述决定。
打了两个月的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旗子，被两名衣衫褴褛的战士含着泪卷了起来。
正在生病的刘志丹在一个炎热的午后离开了部队，穿着一件白布衫，徒步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来到许权中的住处，两人守着一盏煤油灯，相对无言，默坐了一夜。
分手时，刘志丹对许权中说，他到西安后不想多待，向省委汇报后，准备回到陕北老家去。他说他还要弄枪杆子。他说以后再搞武装可能会好些。许权中说陕北山大沟深 林多，又远离交通要道，在那里搞武装一定能成功。
最后，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十八、师徒对话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拖着病体，裹着尚未散尽的烟尘，从渭华前线回到西安。他在刚刚搬到东洋市不久的省委机关找到了自己的老师李子洲。师徒相见分外亲切，李子洲见到刘志丹又黑又瘦，便心疼地说：“你瘦了！好好休息几天吧！”刘志丹说道：“李老师，你看上去有些疲惫，更应该休息！”
是啊！李子洲的确很疲惫，那时，省委组织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几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作为兼管军事工作的省委常委李子洲心急如焚，日夜操劳。他向刘志丹详细地询问了渭华起义失败的经过，刘志丹一五一十地详细汇报了起义经过及自己对起义的看法，师徒二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突然李子洲慢慢抬起头，望着眼前的这位陕北青年革命者说：“景桂，我们一切都是按照中央指示进行的，我总寻思着，难道我们什么地方错了吗？”
刘志丹看着李子洲，诚恳地说：“也许，我们不恰当地选择了渭华地区发动暴动。”
李子洲一怔，抬起迷茫的眼睛，看着昔日榆林中学自己的学生，说：“渭华靠近冯玉祥，中央指示我们，陕西要集中力量打击冯玉祥，我们正是按照中央的这一要求发动渭华起义的。”
刘志丹喝了一口水，看着屋外的槐树，低沉地说：“可是我们忘了，在冯玉祥后院放火，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何况，他是不允许我们这个钉子揳在他的兵源、物资补给线上的。”
李子洲点点头：“我们当时决定在渭华地区发动起义，只考虑到如果在此地闹成气候，可以切断冯玉祥的运输线。”他苦笑了一下，摇摇头，又说：“可是我们忘了，我们能想到这一点，冯玉祥、宋哲元不会想不到。看来。我们都缺乏打仗的经验。”
李子洲闷闷地吸着烟，慢慢踱着。踱到门口。眯缝起眼睛，看着蓝天上疾走的白云，愁绪绵长地对刘志丹说：“景桂，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作出《全陕总暴动决议案》已经一个多月了，可是如今，除了失败的几次起义，再没有新的行动，你说，实现全陕总暴动得等到什么时候？”
刘志丹一怔——他没想到，直到眼下，他的这位老师的心还放在武装起义上。
显然，即使在陕西各地武装起义已经失败以后，办事认真的李子洲还没有完全放弃由他起草的这个全陕总暴动计划。
“在陕北，李像九的部队打完了，在渭华，许旅又打光了。眼下，冯玉祥、宋哲元对我们加强了控制，新的武装起义，恐怕一时半时发动不起来。”刘志丹说。
李子洲点了点头，无可奈何地默认了。
“老师。”刘志丹轻轻喊了一声，打破了屋里的沉默，“省委对我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吗？”
李子洲沉吟了一下，说：“关于你的工作问题，省委有两个意见供你考虑，如果你愿意，可以依然做省委与中央间的联络工作。你到许权中旅之前，一直在西安和上海之间跑，有了这方面工作的经验。你可以考虑一下。”说到这里，李子洲停了下来，让他想一想。
刘志丹问：“另一种考虑呢？”
李子洲说：“依然搞武装。”他用热切的目光看着自己昔日的学生，说：“省委清楚，眼下，党所掌握的两支部队都打光了，在这个时候搞武装等于白手起家，很困难。”
刘志丹的目光露出了倔强的神色：“老师，革命想要取得成功，没有党所掌握的武装不成，如果省委同意，我想先向中央汇报一次，然后回到咱们陕北去。”
李子洲明白了他的意思，微微点点头，示意他说下去。
刘志丹抓着李子洲的手，急切地说：“渭华起义失败后，我想过好长时间，在靠近大城市搞武装不是个办法。”
李子洲默认地点点头。
刘志丹接着说：“老师，我想回到咱陕北的山旮旯里去，在山沟沟里、梢林子里去拉队伍，搞武装。咱那里山高皇帝远，人熟好办事，扑下身子，干他个三年五年，不愁闹不起一支咱共产党的队伍来。”
李子洲被刘志丹一番热辣辣的话打动了，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景桂，你的想法太好了！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之后，就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在那里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看样子，共产党搞武装斗争，就得走毛泽东的路子。省委也有派你回陕北搞武装的打算。”
刘志丹激动地说：“我争取给老师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李子洲笑了：“合格？我记得在榆林中学，刘景桂交的答卷可都是优良啊！”
刘志丹也笑了。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刘志丹对李子洲说：“老师，我走了。”
“好，祝你成功！”李子洲又一次握住了刘志丹的手：“省委的指示会通过交通及时传给你。”
刘志丹忽然注意到李子洲充满血丝的眼睛，关切地说：“老师，这些日子你太劳累了，要多保重。”
“你也要多保重。”
刘志丹恋恋不舍，终又坚决离去。
十九、金蝉脱壳出西安
1929年，一个初夏的早晨，天刚麻麻亮，雾气蒙蒙，西安城里那些卖菜的、卖吃食的，就忙着收拾筐担，准备应酬主顾。只见晨光朦胧中，一辆马拉轿车，摇摇晃晃驰过街道。赶车人坐在车辕上，扬着鞭子，高声吆喝牲口，鞭子响得又清又脆。来到城门洞，城门还紧闭着，好多男女围成一堆，等候赶早出城。赶车的跳下车，收住鞭子，向哨兵点点头说：“老总，我们家老太爷有病，夜里打发我进城请医生，请你通融通融吧！”
哨兵斜了一眼，不搭腔，赶车的忙递上烟卷，说：“请老总赏光。”哨兵指着墙上的布告说：“你看见告示没有？城里正搜查这个人，上头没打招呼，就是皇帝老子来了，也休想出去！”赶车的扫了一眼，布告上写着核桃大的字：“缉拿渭华暴动匪首刘志丹”。
下面还写着衣着相貌特征，画着影行图。
赶车的忙从怀里掏出个大信封，双手捧着递过去说：“里面坐的是张大夫，请老总看看这个护照！”
哨兵接在手，抽出信瓤瞅瞅，一个字也不认得，只见上面盖着大红官印。捏捏信封，还有硬货，猜想是银元，立即满脸堆笑地说：“原来是张大夫。”挑开轿车的门帘，看了看，见那医生温文典雅，洋草帽，金丝眼镜，白纺绸衫，穿戴的整整齐齐。哨兵连连点着头说：“认识认识！”把信封塞进口袋里，忙去摘下铁链，拉开城门，哈哈腰说：“对不起！耽误你们了。”
医生欠欠身子，抬抬眼镜，算作还礼。赶车的鞭子“吧嗒”一甩，轿车出了城。
那伙做生意的男男女女趁势往外挤，都被哨兵挡回去了。
出城二三里，转进一条土沟，轿车“吱扭”一声停下来。赶车的拿鞭子敲敲车篷，说：“先生，车轴坏了！”
医生探出头问：“到了吗？”
赶车的笑说：“谢天谢地，总算过了虎口！这哨兵是个笨蛋，还说同你是老相识！”
医生也笑了起来：“他认得银元上的袁大头！”
赶车的说：“说不定他真以为，刘志丹是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呢？”
医生说：“真长成那副模样，今天就出不了城了。化了妆也不灵，人家一眼就认出来这个怪物不是？”说着，摘了眼镜，脱下纺绸衫，打开小包，穿上一身蓝制服，又把脱下的衣服包好，交给赶车的说：“这些东西，我留着无用，你还是带回去。对省委的同志说，一路平安无事，叫他们不要担心！”
赶车的把小包塞到车板底下，也嘱咐说：“大路上贴满了告示，你也不要大意！”
这位医生不是别人，他就是敌人正在到处悬赏通缉的刘志丹。
上个月，他被省委派往上海，向中央回报和请示工作。当时，党的“六大”刚开过。刘志丹读了“六大”文件，认识到目前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党的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六大”总结了革命武装的经验教训，既清算了右倾投降主义，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封建势力。陕西省委根据“六大”精神，结合西北的情况，对今后工作，重新做了部署，派出一批干部，到白军中做秘密工作。刘志丹被派往陕北，担任特委的军委书记，从事军事活动，等时机成熟，再打起红旗，实行武装割据。
前些日子，刘志丹就要动身的，不料，有叛徒告密。敌人出动了大批军警，沿门挨户搜捕他。他在榆中上学时的一位女同学把他藏在一个杂货铺的后院，憋了些日子，才躲过去。今天，好不容易得着机会，由后院翻墙出来，由交通员送出了城。
刘志丹穿行在田间小路上，放步紧走着。
今年又逢陕西大旱灾，天高无雨，刀镰不动，庄稼苗子都枯死了。省委曾派黄子文、陈冠英等到渭北帮助农民解决糊口问题。他们提出了“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若要不反，离死不远，大家起来，实行共产”的口号。
刘志丹拿了把黑阳伞，也不打在头上，顾不得烈阳似火，顾不得疲劳饥渴，只是两脚不住地往前赶路。中午时分，已过了铜川，擦擦额头上的汗，稍作休息，便开始爬山。到第二天正午，又到了洛川。
这座小县城，坐落在土塬上，孤孤零零，毫无生气的样子，却见路边的土墙上，也贴了两张悬赏捉拿刘志丹的告示。刘志丹微微一笑，略一迟疑，还是拿着伞走进南门一家小店。拣了个红漆小桌子朝里坐下。刚叫掌柜的泡茶，后面跟着进来个人，中山服，黄皮鞋打扮。掌柜的又赶过去，张罗说：“书记长来了，请坐。看茶！”
那人嫌他啰嗦，挥挥手叫他下去。只是两眼像豆豆一样，在刘志丹身上乱转。
刘志丹听见招呼，一回头，四目相对，吃了一惊。他稍作镇定，干脆直呼到：“黄舜尧！”
黄舜尧认出果真是刘志丹，转身就往外走。
刘志丹伸手拉住说：“黄先生，一向少见，别忙着走啊。”
黄舜尧只得站住，绿豆眼转了几转，立刻装作刚认出来的样子：“原来是刘先生！我看见有人上塬，心里就奇怪，天气这么热，又是晌午头上，有啥急事，这么不要命地赶路。万万想不到，这这种时候，刘先生还敢露头！”
刘志丹不动声色地说：“人生在世，总得走路。下几个雹子，还怕砸破脑袋？”
黄舜尧说：“还是刘先生想得开。既然这样，请跟我去歇两天吧！”
刘志丹说：“哦，我还要等两个朋友！”
黄舜尧见此，也坐了下来。心想：量你也逃不出我的掌心。嘴里却说：“那更好，大家一起谈谈！”
刘志丹不理他，叫到：“掌柜的，打酒！”
自从国民党叛变后，黄舜尧就在各县主持“清党”，新近才当上洛川县党部书记长。也是冤家路窄，就给碰上了。
刘志丹叫跑堂的摆上杯筷、酒菜。一边叫再添上两副碗筷，一边给自己斟了酒，端起来略让一让说：“黄先生，失礼了！”
黄舜尧也虚应一声；“请便！”挠着腿，眯起眼，看门外有谁进来。
掌柜的跑进跑出，端茶递烟，忙着伺候黄舜尧。
刘志丹本不胜酒，端起酒杯，无非沾一沾唇，做做样子，随即又叫：“炒菜！”“拿馍来！”连叫几声，无人支应。刘志丹进了柜房，问道：“怎么回事？”
掌柜的只是不言语，端着托盘，给黄舜尧送上两盘饺子。等了会儿，怕刘志丹见怪，又忙着陪着笑说：“先生，请等一等。”
黄舜尧没有留意，嘴里吃着饺子，两眼却溜着大街。
刘志丹见后院有道端墙，正好脱身。刚迈步要走，不提方掌柜房子跳出个穿军装的，一把抓住刘志丹的胳膊，拖向后院，一边说道：“我等你好几天了，今日落在我手里，看你往哪儿跑！走，上公安局！”说着，两人已到了后院。
刘志丹抬头仔细一看，是马罗武，越发地感到奇怪。
马罗武悄声说：“快走吧，我救你来了。”
刘志丹来不及细问，跟着马罗武出了角门。
黄舜尧吃到半截，还不见刘志丹回来，觉得事出蹊跷，忙放下筷子，叫掌柜的，问道：“那个人呢？”
掌柜的说：“你们的人把他抓走了！”
黄舜尧一愣：“那人什么样？”
掌柜的说：“大个子，黄军装，说是公安局的。你进前门，他进后门。说你等着捉拿那人的同党，叫店里不要声张！还叫我给你包饺子┅┅”
黄舜尧气得跺着脚吼道：“放屁！走了共产党，回头我找你算账！”提起刘志丹丢下的那把阳伞，气急败坏地往公安局跑。
刘志丹和马罗武 一出城，怕人追赶，不走大路，只抄小路，顺着洛河川，马不停蹄地跑出几十里，天也黑了，找了个小村子住下。幸好马罗武事先在店里买了几个馍馍，弄了一包羊杂碎，两人胡乱吃了。主家端来两碗米汤。两人不肯过分打搅，借了一领席子铺在门洞里，躺下歇息，这才顾得上说起话来。
刘志丹奇怪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来这了儿？”
罗武笑了：“咳！墙上贴满了告示捉拿你，想必你要到这边来了。这几天，大小客店我都挨个儿查问过了，就是不见你的影子。刚才，突然见你不知从哪打崩出来，竟然跟那姓黄的一搭喝酒，就捏一把汗。想助你一臂之力，又怕打草惊蛇。只好绕到后边，等待机会。幸亏他也是一个人，没敢当场下手。”
刘志丹说：“多亏你费这番苦心。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还敢找我，不怕受连累？”
罗武急的嚷起来：“看你净说些什么话、我闯荡小半辈子，到处受欺，碰钉子，正要找你指条明路，还怕什么连累！”罗武说到这儿，突然眼睛一亮：“景桂哥，去年秋天，我在洛川看见杨滚枪毙刘含初。那人死得英雄，绑到刑场上，还大骂国民党。我问营长，刘含初是做什么的。营长说是共产党，专门杀人放火。我看不像，又去问文书。文书说，共产党要闹共产，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我说，这是好人嘛！难怪杨 要杀他。前几天，看见告示，你也是共产党。我就明白了。在党的既然专跟老财作对，共产党一定是一个好党。我白天黑夜，都盼你过来，把我带上，一起闹共产。”
刘志丹被深深地感动了，觉得罗武的每句话都发自肺腑。便说：“你说得对，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翻转这个世界，不许人欺人，把那些贪官污吏、地主豪绅，连同蒋介石统统打到，叫穷苦人当家主事！这就是条明路，咱们一起干吧，你经得多，见识广，心眼又实诚，能到革命队伍里来，会顶大用的。”
罗武心里滚热，说：“这可是天大的美事呀！我在社会上，东闯西荡，受够了罪，谁看得起我？难得你这样高看我，把这条命交给你也甘心！只要革命用得着，做饭、喂马、跑脚，我都舍命干！”
夜越来越深了，他们越谈越激动。马罗武竟急不可待地问刘志丹：“咱们要去什么地方？”
本来，刘志丹打算从洛川上走，经延安走大路去榆林找特委。如今看来，这条路不好走，沿途都有卡子，贴了告示捉拿他，不如绕路走保安、靖边。前些日子，永宁山的同志还有信，要他顺路把保安县的工作也整顿整顿。如今身上又害了疥疮。在渭华打仗时，经常露宿野外，那地方地气太潮，现在化了脓，也好回芦子沟找个土法子治治。便对罗武说：“咱们先去永宁山，看看那里的情况再拿主意。现在是咱们最困难的时候，只能一点一滴地积蓄革命力量，三拳两脚打不出天下。干革命，这一代干不完，下一代接着干。水滴穿石头，铁梁磨绣针嘛。只要不怕困难，革命定会胜利！”
又一个星星撒满天的晚上。过了河，远远听见山上有三玄声，大概是瞎子 说书，永宁山平平静静，跟当年没什么两样，好像动乱、斗争、血火，都离这里很远。
王子宜的窑洞里刚刚开完党小组碰头会，子宜打开炕席想把文件藏起来，只听一声狗叫，紧接着，就有人小声敲门。
“崇义（子宜）！开门。”
声音挺熟悉，会是谁呢？王子宜也来你急细想，赤着脚跳下炕，打开了门。只见曹力如一步迈进来，王子宜大吃一惊。曹力如是在王子宜之前从榆中毕业，去北京杨虎城办的无线电学校学习的。他一把拉住曹力如，“你咋会来了？外面的情况怎样？就你一个人回来？……”
曹力如神秘地笑了笑，说：“你别急，你看后边是谁？”
话音未落，一个身穿大褂的汉子一步迈进来，将他肩膀重重一拍，哈哈大笑。
嘿！正是日夜想念的刘景桂刘志丹嘛！王子宜惊喜得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上下打量他。他头戴一顶旧礼帽，身穿一件半旧的阴丹士林蓝大褂，消瘦的脸庞格外的粉白，看不出有什么倒过霉的的迹象……。
王子宜激动地说：“做梦都没想到，你两个一起回来了，真是太好了！”
一会儿，葛明山、杨跃云、冯文芳等人都挤进了窑洞。都是些有见地有作为的青年人，都想干一番革命事业，如今聚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
刘志丹说：“我要在子宜这儿住几天，咋样？子宜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子宜忙说：“只管住下吧。我现在已经‘官拜’本县教育局的督学员了，没问题的。”
“是啊，我听说你们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搞得很不错。你们这些‘共产分子’都成了国民党县党部的‘要员’，连县政府开庭议事，你们不到场都不行的。”刘志丹说着，笑了起来。
子宜告诉他们：“现在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是曹继之。”
曹力如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知他现在咋样？”
刘志丹说：“在西安时，听省委的同志曾介绍过，他是杜衡在西安发展入党后派回来的…”
子宜说：“是啊，他从西安带回组织关系，分在我们党小组。因为他同时又带回国民党证和省党部的介绍信，所以，一进来就担任了县教育局和县党部书记，还把我们几个人也带了进去，现在国民党的县党部基本上被我们的人掌握了。”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刘志丹从大革命失败讲到南昌、秋收等几次起义，又从渭华暴动将到“六大”。他说：“失败不要紧，跌倒了再爬起来。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恰如干柴遍地，一遇火种，就会烧的塌天的！我们就要做火种，依靠人民群众，拉起武装，建立根据地，革命一定会蓬勃发展起来。”
刘志丹一直在王子宜窑洞住了4天，4天中给这些党的骨干们灌输进去了许许多多马列主义的营养和坚持革命到底的雄心壮志。
第四天一早，刘志丹说：“我该回家了。”正准备走，他的弟弟刘景范赶着毛驴来接了。原来刘景范是因近来谣言多了，心中不安，到县城来打探消息的。于是，兄弟二人一同下山回芦子沟去了。
二十、坚持开展武装斗争
刘志丹走后，王子宜来到教育局找到曹继之局长，告诉他刘景桂回来了，请他给安排做教育局的督学员，以便利用合法身份，借巡视教学为名在全县各处走动，进行工作。
曹继之倒是二话未说，一口赞成，并立即拉着王子宜一起去见县长。
县长叫崔焕之，是国民党员，曾经在榆林中学任过教，说来还是他们的老师，是个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平时很能和他们说得上话，就是有点胆小怕事。他听说刘志丹回来了，很高兴，把水烟袋一放，忙说：“啊，刘景桂回来了？让我去看看去。”
子宜忙说：“他回家了，让我代他问候老师您哩！”
曹继之又把刘志丹夸了一番，说他如何有文才，这些年在外边又历练了不少武略，实在是少见的人才。
县长听着，不住地点头。
曹继之在王子宜的示意下，趁机叫苦，说教育局摊子大，人才不济，流露出要请县长任用刘志丹到教育局的意思。
王子宜掌握火候，又在一边不断旁敲侧击，替局长帮腔。
崔焕之思考了一会儿，说：“等他来时，我问问看，他如果愿意去教育局，我岂能从中作梗？”
后来刘志丹去见了崔焕之。没过多久，他就担任了教育局督学员。紧接着，他要曹力如到高小任了校长。并调整了本县各区的小学校长人选，成立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支部就设在永宁山，刘志丹兼任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王子宜任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党的工作便像雨后春笋，进一步开展起来了。
刘志丹边工作边等待特委的指示，安排新的革命行动。但是夏去秋来，进入了11月，仍不见特委回信，他心急如焚。可他怎么会料到，当年和他同去黄埔军校上学、如今的特委书记杨国栋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变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个软骨头。杨国栋采取消极防御的方法，不再领导群众搞革命斗争，而是专注于白军上层工作，幻想通过结识几个白军军官来加以掩护，特委的工作早已陷入停顿，更不用说领导武装斗争了。他接到刘志丹的信又恨又怕，三两下将信撕个粉碎，气急败坏地说：“唉，刘志丹这个人就是喜欢盲动，喜欢出风头，说什么斗争和武装割据，起义都失败了，还不藏起来，一回到陕北就瞎搞，闹得大家都躲藏不成，还得陪着他送死。”
刘志丹等不来特委的批示，便决定到榆林去找特委。一天早饭后他带了些干粮，牵上头毛驴上路了。顶着高原上的寒风，骑一段驴，步行一段，经过几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榆林。见到杨国栋，刘志丹都有些不敢认了，只见杨浑身肥胖，身穿狐皮长袍，头戴礼帽，提着文明棍，脚蹬着亮光光的牛皮靴子，脸上的肉一颤一颤的，一双原来就不大的小眼睛挤成了一条缝。他一见刘志丹就发火道：“你这个人就是急性子，这会子，天这么冷，你不在家里呆着，急着跑出来干什么？白色恐怖这么厉害，还不快想办法躲起来！”说完只擦脸上的虚汗。
不一会，特委委员贾拓夫、刘澜涛、马文瑞、李力果、冯文江等都来了，谢子长也来了，他们一一和刘志丹握手问好，十分亲热。杨国栋靠在椅子上，欠着身子，天上地下的和大家开着玩笑，就是不谈正题。
刘志丹心里着急，便问杨国栋：“我上次的信写得仓促，可能没说清┉┉”没等刘志丹说完，杨国栋就打断他说：“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不知你怎么想的，现在局势这么紧张，人藏躲都躲不掉的，你还敢夺人家的武器，这不是白白送死吗、难道你还要重演渭华起义失败的悲剧吗？我绝不许你在陕北胡闹。”
谢子长一听杨国栋这番根本不容商量的话，便反驳道：“照你这么说，都藏起来躲起来，那谁来革命，革命又怎么取得胜利呢?”
其他同志也说：“搞武装斗争是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怎么能说是盲动胡闹呢？”杨国栋急了：“就知道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好像一抓到枪就能把蒋介石打倒，真是异想天开。”
刘志丹对杨国栋的蛮横态度也非常气愤，但为了解决问题，他只好压住火气，尽量平静地分析当前形势：“毛泽东同志已经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一带建立了六七个县的红色政权，开辟了湘赣边根据地。陕北山大沟深，敌人的统治力量又薄弱，群众基础好，很适合搞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武装割据政权┅┅”
杨国栋一味害怕失败，根本听不进去，对刘志丹说：“你开口闭口是井冈山，怎么不提你的渭华起义？陕北是陕北，想搬南方那一套，行不通。现在机会不到，不能乱来。根本想让你开个小铺子，如果你不愿意去，那么就到榆林中学当个教员也可以，遇到机会，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啊就行了，再不要提武装斗争了，再乱来，我可要执行党的纪律了。”
刘志丹耐心听完后严肃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你强调的是机会，实质是机会主义。我们大家都知道，放弃了同敌人的斗争，空喊革命有什么用？我们只有按照朱毛红军的办法，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去年省委9月26日会议上，就做出关于军事行动的决议案，这次我回来省委又有指示，要抓枪杆子，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义。我建议特委应该认真讨论一下任何贯彻中央和省委决议的问题。”
其他同志纷纷表示赞同，谢子长说：“对党中央和省委的决议不贯彻、不执行，这是党的纪律不能允许的。”
杨国栋一意孤行：“你们看着办吧，反正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说完便不再言语。大家对他的缩手缩脚的态度非常愤怒，问：“杨国栋，这是党的特委会议，你这样对待会议是什么态度？”杨半闭着眼睛说：“我这个书记不当也行，让我改变主意，办不到，你们这是合伙跟我作对。”
刘志丹坚决地说：“国栋同志，这是党的会议，个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谈，我觉得 你的看法，跟中央和省委的精神有着原则性的分歧，你应该正视这个问题。”马云泽接着刘志丹的话茬说：“照你这个样子，还革命不革命？”杨国栋猛的坐起来大声说：“我革命不革命是我的自由，你们管不着”随即跳下炕，披上狐皮袍子把门一拉，气呼呼地走了。
刘志丹和其他同志，被杨国栋的这种态度和极其错误的观点激怒了，他们继续开会，最后一致同意：坚决按照中央和省委决议办事，抓枪杆子进行武装斗争，并将杨国栋的情况向省委报告。
刘志丹同杨国栋的斗争，得到了特委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不久省委决定撤销杨的特委 书记职务，由刘志丹主持特委工作。刘志丹便决定利用年关春荒，领导村民进行斗争。
当时，大街上随时可见到成群结队的饥民，他们把沿途的树皮剥光了，野草根也挖空了。那时的陕北大地饥民遍野，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
刘志丹把大家组织起来，对领导饥民斗争的党团员及时进行指导，组织饥民分官粮吃大户，闹得热火朝天。这场饥民斗争犹如阵阵春雷，震撼着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冲击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
春荒将过，种庄稼的时间已到，大部分饥民分得粮食，回去准备下种。但有些人不愿散伙。刘志丹指示组长赵二娃把他们拉到南梁一带的稍山区，并叮嘱道：“没有枪，可先弄些大刀长矛，但不能在山上当土匪苦害百姓，一定要和地主老财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也不能遇到苦难就散伙，要坚持斗争。”
赵二娃坚定地说：“一心跟你闹共产，雷打不散伙，火烧不变心。”这些人就像撒向山里的种子，必将在陕甘边开展的武装斗争中发芽结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