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司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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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曦园”相会，父子决裂
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过后，北京大学校园内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部分青年学生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关注和热情逐渐冷却，有的人继续埋头读书，有的人忙着出国留学，寻找着自己的未来。但邓中夏比以前更忙了，他每天除了正常上课外，还要参加各种进步社团活动，听一些爱国学者名人的演讲，还亲自动手写一些宣传新思想、新主张的文章，揭露反动政府愚弄人民的丑恶嘴脸。他清楚地看到，尽管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根基还没有根除，反动政府还在变本加厉的对广大劳苦大众实行剥削和压榨，统治者的腐败，人民生活的困苦，没有得到改变。距离国家独立，民族自强，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目标，还差的很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怎样才能寻找到一条可行的救国道路呢？邓中夏陷入了沉思。
暑假很快到了，邓中夏和十几个要好的同学，在北京租了一个大的四合院，作为他们居住和学习的场所。邓中夏给这个院子取名“曦园”，意思是住在这里的人，要像初升的太阳，有蓬勃的朝气。他向大家提议，凡是居住在这里的人，都要过一种新的生活，他们共同制定了学习公约和生活公约。公约规定：四合院内所有的居住者，都要亲自劳动，不雇佣勤杂人员和厨师，所有的活儿都自己干，包括做饭，挑水，洗衣服，打扫院子，清理垃圾，大家按照名单，轮流值日。公约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他们还在院内设置了阅报室、文艺室和会客室。他们还集体凑钱订阅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全国各省的报纸、杂志等。“曦园”仿佛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实验室。
然而，新的生活并不像他们设想的那样简单，那样理想。这些在劳动人民看来在平常不过的事情，对于这些富家子弟、知识分子来说似乎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他们整天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很少干这些粗活。现在一个人要做十几个人的饭，还要挑水、洗菜、打扫卫生，且不说干的好坏，这么多活儿就累得浑身酸疼，一天下来，几乎把全身力气都都用尽了，恨不得早早躺下。他们也没有做饭的经验，不是没有做熟，就是过头了、糊了。炒菜也是或咸或淡，掌握不好。很多人一到值班日，就成了发愁日，不是应付差事就是有意逃避。
可是邓中夏并不这样，轮到他时，他总是拣重活、脏活干，把轻松一点的活儿让给别人。遇到别人不在，他自告奋勇承担这个人的工作。他做的饭菜，也比较可口，各方面的安排也比较周到，大家很满意。
不仅如此，在曦园邓中夏对自己的个人生活也安排的头头是道。首先他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起得很早，起来后用冷水洗脸，然后活动筋骨，练上一两套他学来的拳术。天气好的时候，他到附近学校的操场打打网球。晚上，他用毛笔记载每天的心得，很少间断。他制定了庞大的读书计划，一面研究中外历史，一面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国内各种期刊，只要登载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情况和资料，他都细心阅读，重要的内容要抄录在笔记本上，并且经常剪报贴报，分别归类。他阅读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著作，尤其注重社会历史和思想史，还有自然科学和外语的学习目标。有的同学见他的计划太大，劝他降低一点，他说：“我已经下了最大决心，没有完不成的道理。”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他在桌子上放了一个小牌子，写着“五分钟谈话”，爱聊闲天的同学看到这块牌子，也不好意思多打扰了。
居住在曦园的邓中夏，一方面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情况，一方面和蔡和森、毛泽东有着密切的交往。
还是在长沙读书期间，他和蔡和森、毛泽东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毛泽东又到了北大图书馆工作，邓中夏又多次和他在一起讨论中国的社会问题。后来，毛泽东回到了湖南。
1919年10月，他接到了毛泽东从长沙寄来的一封信，看过信的内容后邓中夏兴奋不已。
原来长沙那边刚刚成立了一个“问题研究会”，毛泽东专门给他寄来了研究会的章程。
整个章程分十二条，共提出七十一个问题，有社会主义能否实施的问题，有民众如何联合的问题和民族自决的问题，有勤工俭学的问题，有国家制度的改良、废弃的问题，还有军事、财政、劳动、教育等等，从国内到国际，凡是人们关心的问题，甚至连女子、婚姻、家庭、宗教等都涉及了。
邓中夏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这份章程也引起北大许多同学的注意，他们纷纷向邓中夏索要，于是中夏把这份《章程》在10月23日的北大校刊上全文登载出来，并在前面写了启示：
“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份，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这份研究会章程通过北大校刊的传播，广为人知，这些内容也在北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中夏依然在“曦园”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但“曦园”已经不是他最初理想中的“曦园”了。由于各人志向不同，有的人离开“曦园”找工作去了，有的人离开“曦园”出国留学去了，有的人离开“曦园”经商发财去了，有的人心灰意冷回老家去了，“曦园”的新式生活体无形中解体了。眼看着一个个同学离开了“曦园”，邓中夏的心里像打碎了的五味瓶，很不是滋味。
不久邓中夏的父亲从老家湖南专程来看望他，他想象着父子久别重逢的场景，不免有些激动，毕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父亲了。然而，这次父子俩的见面却以悲情的结局收场。
一天上午，在“曦园”邓中夏的住处，父子俩见面了。父亲对中夏说：“爸爸通过熟人总长已在农商部给你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哪里有熟人关照，待遇非常优厚，前途也不错，毕业后就去上班吧！”
父亲刚把话说完，邓中夏就接过话茬说：“我知道，总长派人把委任状送来了，我给他退回去了，我已经把这份工作辞掉了，我不想到那个地方上班。”
“什么？辞掉了？”父亲非常震惊，没有想到邓中夏会这样。呆了一会儿，他有些严厉地说：“胡闹，你简直是疯了！”
“我不想做官！”邓中夏倔强地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父亲想要发怒，但还是克制住了情绪，中夏的想法他也并非没有思想准备，眼前他需要做的是引导中夏，他缓缓地说：“孩子，这些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培养你，让你读书、上大学，带你进京，指望你有个好前程，光宗耀祖。做父亲的尽力了，也不容易。现在，你也不小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中夏见父亲眼角有泪花闪动，一时间心里也很难过，连忙劝慰道：
“爸爸，现在政治这样腐败，当官的对老百姓敲骨吸髓，你叫我去当这种官有什么意思？何况，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什么重要的事？”
“这个……”邓中夏为难地说：“你不要问那么多了，将来就知道了。”
“将来？难道现在就不能对爸爸说吗？”父亲隐隐感觉，邓中夏所说的“重要的事”就是他自己选择的“过激”的那些书上宣传的东西。做这些事情轻则锒铛入狱，重则是要掉脑袋的。他可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有什么闪失。希望邓中夏能听他的话回到家乡做一个稳稳当当的官员，既安稳又显赫。
“中夏，你怎么变得这样了？”父亲近乎哀求地说：“我也活了半辈子了，你就不能听爸爸这一次？再说，你读书也花了不少钱，就这样白花了吗？”
“怎么算白花呢？我会有毕业证。……”中夏不愿意再那样倔强，语气和缓下来了，态度却没有改变。
父亲看很难说服邓中夏，便怒气冲冲地说：“好吧，既然这样，以后你就别想从我这儿再拿一个钱！我也没你这个儿子！”
满脸通红的父亲，把门“砰”地一甩，冲了出去。
邓中夏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想追出去，可是，追上父亲又能说些什么呢？难道跟父亲妥协，照着父亲给他选择的道路走下去的吗？不，绝不！邓中夏要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执着地走下去。
就这样邓中夏和他的父亲决裂了。
第七章、长辛店崭露头角
父子俩这次不欢而散的见面，邓中夏很难过，可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他坚定地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前进着。
1920年3月31日，由李大钊秘密组织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成为该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他们的主要活动是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德、英、法、日各种文字的图书资料，并加以编译、组织讨论会和专题研究，主办讲演会、纪念会等。
同年10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由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发起，北方党的最初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小组成员都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分子。此时的邓中夏已由一个爱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从这时起，他开始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北方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虽然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邓中夏和李大钊的来往更加密切了。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中敏锐地觉察到，广大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成分，未来的革命工人阶级是主力军。因此，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成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问题。几经商讨，大家认为有必要首先创办一个属于工人阶级的刊物，一此作为在广大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阵地。
11月7日，一本由邓中夏负责创办的《劳动音》周刊正式创刊，邓中夏写了发刊词。《劳动音》出版后，深受北方各地工人群众的欢迎。
不久，组织决定在长辛店建立一个长期的固定据点，达到宣传教育工人群众的目的。邓中夏等人受李大钊指派以“提倡平民教育”的名义，到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第一步。
长辛店在北京南20多公里的地方，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大站，设有铁路局管辖的3个工厂，有工人3000多人，是北京最大的工厂。五四运动中，长辛店工人和唐山、上海等地工人一道，举行了第一次政治罢工，推动运动走向了胜利，有着良好的工人运动基础。邓中夏也曾于1919年春天，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到过这里进行过宣传，认识了钳工史文彬等一批工人师傅。到长辛店后，先找到了史文彬。史文彬话语不多，为人热诚。邓中夏把想在这里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的想法告诉了他，并进一步提示他说：“现在社会上都在提倡普及平民教育，工人能认点字，是大有好处的。”
史文彬听后并没有立即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认字是好事儿，可眼下什么也没有，再说，这么大的事，如果厂里不赞成，怎么办？”
邓中夏见他面有难色，就对他说：“这件事情你也不用着急回答我，你回去找几个热心的工友商量商量，等商定后再回答我也不迟。”
两天后，邓中夏又来到长辛店，找到史文彬，史文彬告诉他说：“我已经找大家伙商量过了，大家都认为这事儿光凭几个热心的工人是难以弄成的。”
邓中夏听后并没有气馁，而是让史文彬找了几个工友，大家坐下来，认真分析，反复磋商。最终决定去拜访一个最有势力的工头：翻砂厂的邓长荣。这个人虽贪图名利，处事圆滑，但对上对下都能吃的开，如果能说动他帮助，事情就有了突破口。
邓中夏决定亲自去会会这位邓长荣。一天傍晚，他特意换上一身比较考究的衣服，直奔邓长荣家而去，来到邓长荣家他将一封介绍信递上去，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大学的，名叫邓中夏，有点事，想求本家先生帮忙。”
邓长荣见到来人也姓邓，介绍信又是一位很有身份的人写来的，就很客气地请邓中夏坐下。
看完信后，邓长荣不屑地说：“办平民教育？这帮穷工人，学习有什么用？”
邓中夏早有思想准备，他耐心地解释说：“读书，不但可以使工人增长见识，也可以改造社会风气。目前一些社会热心人士，都很赞成。如果邓先生对于这次办平民教育慷慨相助，我们想请先生当一个发起人。”
听到说可以当发起人，邓长荣感到有些意外，半信半疑地问邓中夏：“我也当一个发起人？此话当真？”
邓中夏肯定地说：“是的，我们还准备登报、发启事。”
邓长荣笑着问：“发起人的名字也登报？”
邓中夏看邓长荣感兴趣，接着说：“是的，也要登报。”
邓长荣点点头，略一停顿说：“可以，我看可以，社会热心人士赞成，听你这么一说，这是个好事儿，应该支持！应该支持！”
邓长荣当上了发起人，很拿这当回事儿，该说话的时候，还真出力。有了邓长荣的支持，事情果然好办多了。
1921年元旦，劳动补习学校在长辛店宣告成立了。学校设在三间平房内，用土坯垒起了讲台，工人们东拼西凑准备了几十张木制桌凳。补习学校分为日班和夜班，日班是为孩子们开办的，主要招收工人家的孩子和附近儿童，夜班专收工人。不论日班夜班，入学者一律免收学费，遇到经济困难的入学人员，学校还补助书籍和文具。
尽管如此学校刚开始招生时来的人并不多。
有的说：“咱不过是个工人，学这有用吗？”
有的说：“这辈子也不想往上爬，费那个事儿干啥？”
还有的工人开玩笑说：“要给饭吃，就去；不给饭，那就算了。没那个闲功夫。”
邓中夏似乎对此早有准备，他说：“凡事都要有个过程，只要学校办下去就会有人听，听课的人感觉有用了就会影响其他人，听课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邓中夏和教员们，在讲课过程中，经常用深入浅出的故事和一些生活中的实际例子作为授课内容，即使是一些高深难懂的革命道理，他们也能用通俗的例子，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比如：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就用“一堆沙子是散的，用石灰和水一掺和，就粘在一起了”，“五个人团结是只虎，十个人团结像条龙，一百人团结起来，就好比一座泰山，推也推不倒，摇也摇不动。”工人们听起来浅显易懂，不枯燥。没过多久来听课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看到听课的人越来越多，邓中夏还经常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到学校来讲课或发表演讲，还将《工人周刊》和《新青年》等杂志带来，供工人们阅读。工人的思想觉悟有了迅速提高。不仅如此，邓中夏还经常换上工人的服装，深入到工厂，与更多的工人进行交流，熟悉工厂的生产过程，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他还拜访工人家庭，和许多工人交上了朋友。
经过一个时期的培育，共产主义小组认为创建工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1年5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时，长辛店1000多工人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也在群众大会上宣告成立了，俱乐部建立了委员会，史文彬被推选为委员长。由于史文彬等人在筹备和成立俱乐部工作中表现突出，还被吸收入党，长辛店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工人俱乐部成立后，立即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工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工头，在工头面前抬不起头来，任人欺凌。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有理有据地和工头们展开斗争，总是取得胜利，这使工人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可是这引起了工头们的恐惧，他们感觉到了工人团结起来的力量，感觉到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会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绝不甘心，连一开始支持成立补习学校的工头邓长荣，这时也转而与俱乐部为敌。他们开始出手了，不仅把几名带头的工人开除了，有将他们赶出了长辛店。觉悟了的工人和工头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7月，长辛店修车厂的工头用欺骗的手段，让工人们日夜加班，突击工作，任务完成后，他们不但不兑现以前所做的承诺，工人们和他们交涉时其气焰还十分嚣张。工人俱乐部及时发动修车厂全体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工头的欺骗行为，罢工持续了两个小时，工头在工人们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做出妥协，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各项条件。
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工人们看到了俱乐部的巨大威力，参加工人俱乐部的人迅速增长，俱乐部的声势也越来越大。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及罢工取得胜利的消息，通过《劳动音》及时作了报道，引起了全国工人尤其是北方工人的注意，于是不少地方派代表来参观学习，回去后也组织了俱乐部。为帮助铁路工人建立工会组织，邓中夏要求长辛店俱乐部派出大批骨干去各地传授经验，北方各铁路纷纷效仿，开始组建自己的工会组织。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的最早的工人工会组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一个起点。从此，长辛店成为中国现代职工运动的策源地之一，邓中夏也成为了工人运动最早期的领导人之一。
第八章、于无声处听惊雷
1921年7月，在上海南湖的一只小船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事，那就是在此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13名代表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章，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和邓中夏由于前往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二次年会，未能参加一大。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决定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总机关，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书记部主任是张国焘，邓中夏是书记部负责人之一，书记部总部的机关刊物是《劳动周刊》。书记部成立后，接着又在海内外各地建立了分部，毛泽东是湖南分部的主任。
在总部和各地分部的推动下，工人俱乐部等工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的遍布海内外各地，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工人运动的新高潮，为了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发起，决定于1922年4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
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开幕，邓中夏以长辛店工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他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在代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选为大会的领导人之一。邓中夏在会议中提出了《工会组织原则案》。会议期间，邓中夏还应邀出席了广州工会、香港工会和海员工会举行的欢迎会，他每次都发表演说，通过和这些工会组织和个人的广泛接触，结识了许多朋友。
大会结束后，邓中夏又在广州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到上海。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邓中夏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中分析了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据此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后，又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改选了党的中央机关，并决定出版党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会后，邓中夏就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总部机关由上海迁往北京。随后，党中央又任命邓中夏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面对北方各铁路工人在经济上待遇低下，政治上没有民主权利，受尽工头和军阀压迫的情况。邓中夏决定在工会工作基础最好、工人群众觉悟最高、党组织力量也比较雄厚的长辛店首先发动大罢工，以此与湖南等地工人罢工遥相呼应，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壮大工人力量。
盛夏的夜晚，虽不像白天那样酷暑难耐，但温度依然较高，工人们有的穿着短裤、有的扇着扇子，三三两两地来到了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不一会，俱乐部里就挤满了人，他们衣衫褴褛，有的站着，有的蹲着，人多却不嘈杂，只是不时有一两声咳嗽声和扇扇子的声音，他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一个人的讲演。
只见史文彬站在人群中，沉痛地说：“咱们工人真是太痛苦了，每天累死累活，得到了些什么？没的吃，没的穿，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唉，不能再这样忍气吞声地活下去了，咱们得要求过过好的生活。”
他的话引来人们的附和。
有的说：“我也不要什么好生活，不要求吃香的、喝辣的，只要求吃饱穿暖，每天能多挣上几毛钱，也松口气。”
有的说：“光加钱也不行！我们每天顶星星来，顶星星去，孩子都好几岁了，连当爹的也不认识，要不减少钟点儿，累也得把人累死！”
邓中夏坐在台上的一张旧桌子上边听边记，他扭头对史文彬说：“还有什么，叫大伙都说说。”
史文彬大声说：“还有什么要求，大家站起来说说。”
拘谨的工人们看到邓中夏和俱乐部的负责人问的、说的，都是最实在的问题，是关心他们生活、工作状况的，他们渐渐放开了，把自己的想法、要求都说了出来。
人们在积极发言，只见邓中夏迅速地记录着、整理着，发言结束后，他把一张纸交给史文彬，说：“你念给大伙听听。”
史文彬接过纸，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大声念道：“现在我把大伙提的条件，念给大伙听听：第一，要求每人每天加一毛钱；第二，要求短牌（临时工）换长牌（正式工）；第三，要求把总管郭长泰等五个当头的换了；第四，要求改八小时工作，一个月歇四个礼拜天；第五，工人退休、死亡，子弟可以接班；第六，要求厂方给工人盖官房；第七，俱乐部可以推荐人，……还有么？”
“还有！”邓中夏说：“工友们，我提议第一条还该加两个字——将要求每人每天加一毛钱，改成要求全路每人每天加一毛钱。天下工人是一家，我们不能光想自己。”
工人都很赞成：“对呀，工人们都不容易，要吃，大家都有的吃。加上！加上！”
人们纷纷称赞邓中夏心细、周到。
邓中夏接着说：“好，现在已经有了七条，大伙要没说的，我再添上一条：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有了这条，那七条就不会落空了。”
“好！好！这条真管用！”一个工人说。
这时，一个老工人站起来，他不安地问邓中夏：
“邓先生，这些好是好，可咱们工人一没枪二没炮，上边要是不答应，怎么办？”
“我们就罢工！”中夏坚定地说，“香港的海员，不是也没有枪炮吗？可是他们一罢工，资本家就傻眼啦！上边要是不答应，咱们就一直罢下去，直到他们答应咱们的要求为止！”
“对呀！对呀！要给就给他个厉害的！”人们嚷着。
会后，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代表工友们把工友们提出的条件递了上去。可是，一天、两天┄┄几天过去了仍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音信。
8月22日深夜，邓中夏又来到了长辛店。经过商议23日，俱乐部给铁路局长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之内予以答复。
铁路当局在限定的时间内仍然没有答复。
晚上，邓中夏在工人俱乐部做了最后的动员：“上边现在还不答复我们的条件，为了达到我们的要求，明天我们就要开始大罢工了！这次罢工，不单为了我们长辛店3000多工人，更重要的是为了全京汉路两万多人的利益。因此，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定要争取最后的胜利！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邓中夏又和史文彬等人又连夜商讨具体罢工方案和斗争策略，经过充分的发动和准备，8月24日，长辛店3000多铁路工人在工人俱乐部的一声号令下，同时举行大罢工，断绝南北交通。罢工后，俱乐部代表工人向铁路局提出十多项复工条件。
京汉铁路是全国南北交通的一条大动脉，交通中断后，引起了政府的恐慌政府调来大批警察和军队，妄图强迫工人复工。但工人们组织有序，意志坚定，虽然有警察和军队的干涉，工人们坚持不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决不复工。
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斗争，铁路局不得不同意接受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大部分条件。不但解决了长辛店铁路工人的一些待遇问题，整个铁路中段南段没有参加的罢工的工人，也得到增加工资等待遇。
长辛店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我国铁路工人斗争史上一个空前的胜利。
8月27日，3000多罢工工人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大会，邓中夏到会并发表了讲话，会后工人们还举行了庆祝游行，并印制了大批传单，详细写明罢工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在铁路沿线散发，《工人周刊》还专门出了一期“特刊”进行宣传。
长辛店罢工的胜利，打响了北方铁路工人斗争的第一炮。它的影响巨大，紧接着9月4日，京奉铁路山海关机器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换掉工头，改善生活，罢工坚持了八天，最后铁路局不得不接受工人的条件。
9月8日，粤汉铁路武长段全体工人，因为监工虐待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坚持了27天，也取得了胜利。
10月27日，在邓中夏派遣的何孟雄的直接领导下，京绥铁路1000多车务工人举行罢工，京绥铁路全线瘫痪。政府派大批军警包围车站，威胁工人，但工人们毫不屈服。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斗争，终于迫使最高铁路当局接受了工人提出的要求。
几次大罢工的胜利，鼓舞了铁路工人的士气，铁路工人看到了工会组织的巨大力量，明白了团结起来争取自身利益的重要，在短时间内铁路工人的罢工几乎席卷了全国。
11月，京奉路唐山制造厂2000多工人举行了罢工。
12月，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1000多工人举行了罢工。
1923年1月，津浦路浦镇机器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2000多人举行罢工。
同时，粤汉路徐家棚2000多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1月中旬，京汉路刘家庙车站工人举行了罢工。
这些罢工斗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罢工的胜利，不但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
邓中夏感慨地说：“铁路罢工潮激动了每个工人的心胸，数千年麻痹自卑的劳动者，到此时的确逐渐觉悟起来了，也就因此迅速的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一跃而到反对军阀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
与北方的罢工都争相呼应，南方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分部的领导下，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湖南，1922年下半年，先后爆发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等；在湖北有汉口钢铁工人的罢工、英美烟厂工人的罢工、汉口花厂工人的罢工。这些罢工打击了腐败的政府，壮大了工人的声势，罢工中影响最大的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在邓中夏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期间，我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这些罢工的胜利，也使工会组织在这段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第九章、血雨腥风陷低潮
一系列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人的革命斗志，使广大工人阶级看到了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希望。邓中夏和书记部的同志们经过多次筹备，决定在郑州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以便于更好地把京汉路的工人力量统一起来，形成合力。
1923年1月底，各地代表纷纷来到郑州，筹备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消息传到军阀吴佩孚那里，吴佩孚以郑州是军事区为由，向筹备会人员发来通电，禁止在郑州开会。30日筹备会组成人员商议立即派代表史文彬等五人去洛阳，与吴佩孚交涉。经过一天的交涉，吴佩孚拒绝代表们提出的要求，交涉毫无结果。第二天晚上，史文彬他们只好从洛阳回来。消息很快传遍了每一名参会代表的耳朵里，大家非常气愤，一致决定成立大会如期举行。
2月1日清晨，郑州街头一面是浩浩荡荡向预定的开会地点走去的工人代表们，一面是荷枪实弹，剑拔弩张的军警们，整个郑州街头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气氛。就在代表们到达会场附近时，大批军警上前阻拦，一个也不准通行，纷纷涌来的代表们和军警据理力争，双方相持两个多小时。最后人们忍无可忍，高呼口号，冲破封锁，奋勇冲进会场。
在紧张的气氛中，大会主席史文彬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然而，以吴佩孚为首的军阀反动派岂能善罢甘休，当天下午，大批军警捣毁工会驻地，占领工会会址，夺走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牌子。还封锁了旅馆、饭店，并拒绝向代表们提供食宿。
为抗议军警的暴行，当晚，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行全京汉铁路的大罢工，各地代表立即返回进行发动。
2月4日，京汉铁路全线举行了总罢工。几小时之内，1000多公里长的京汉铁路陷入了瘫痪，到处是灭了火的机车，摘了钩的货车。车站上，大门紧闭，货物堆积如山。
各地消息如雪片般飞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邓中夏等总部领导人不停地忙碌着，时刻关注着罢工的动态，全力支持这次罢工，他们联络各界成立了“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联络学生团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夜以继日地听取各地的情况汇报，研究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并发出最新指示。
邓中夏非常关心的长辛店工会的消息也不断传过来。
4日那天，史文彬在娘娘宫，向几千工人报告了郑州开会的经过，说到最后声泪俱下，全厂工人听到军警的暴行，义愤填膺，表示坚决响应总工会的号召，举行罢工。工人们立即行动，他们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当天，所有开到长辛店的火车都被截住了，工人们想方设法通过其他方式把乘客送走。下午，大批士兵赶到，史文彬又组织工人讲演团，不顾自己安危，向士兵们散发传单，做了演讲。
5日，更多的士兵赶到，形势更为严峻，但工会委员和工人们依然坚守在工会，没有丝毫退缩。
6日，宛平城县长亲自劝说工人复工，史文彬他们无人理会，县长碰了一鼻子灰。
敌人软硬兼施，还用欺骗的手段，妄图使工人复工，但罢工工人在坚强的工会领导下，识破骗局、寸步不让。
邓中夏牵挂着这些工人们的斗争，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彻夜难眠。当他得到铁路局长到了长辛店的消息时，知道史文彬他们的斗争势必更加艰难。他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不仅为长辛店的工友们捏了一把汗。
7日，长辛店工会的消息断了，邓中夏非常着急！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步，正想派人前去打探。就在这时，一个化妆成农民模样的工人人急匆匆地冲进来，气喘吁吁地说：“邓主任，不好了，军警们在长辛店开了枪，把委员们都抓去了！”
邓中夏连忙劝这名工人同志说：“慢一点说，我问你，有死伤吗？史文彬怎么样了？”。
这名工人接着说：“工友们死伤很多，史文彬也被他们抓走了！”
听到这里，邓中夏把拳头狠狠地砸在桌子上，愤怒地说：“这笔血债，早晚是要让他们偿还的！”
他急忙召集同志们开会，决定用书记部名义，向全国发出紧急电报，号召各地工人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反动派的暴行，声援罢工运动。
然而令邓中夏等总部领导人没有想到的是，哪里有工人的罢工哪里就有军警的疯狂镇压，一桩桩血腥屠杀的消息也源源不断的从各地传来：
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命令湖北督军萧耀南对罢工实行武力镇压。当天下午，萧急派汉口镇守使署参谋长带领两营士兵，分三路包围了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对工人实行血腥的屠杀，工人死难者32人，受伤者200余人，被捕者60余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捕后，被绑在江岸车站电线杆上，敌人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坚决拒绝，敌人向他连砍数刀，活活将他砍死。临死前，他大声呼道：“我头可断，工不可复!”
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被捕后，敌人将他押至武昌洪山脚下杀害。临刑前，他对敌人厉声地说：“我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我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洋……”
同一天，保定、郑州和京汉铁路其他各车站的罢工工人，也都遭到反动派的疯狂镇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邓中夏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下令于2月9日，结束罢工。
在疯狂屠杀各地罢工工友的同时，北洋军阀政府开始把魔爪伸向了在北京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大批军警查封了书记部总部，并下令到处捉拿和通缉邓中夏等总部领导人。一时间工人运动处于血雨腥风之中，一大批工运积极分子遭到屠杀，总部被查封，领导人被通缉。革命陷入了低潮。
邓中夏随时面临着被捕的危险，在他身处险境时，在北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许宝驹及时出现了，他想方设法找到了邓中夏，并把他接到自己在亲戚家的住，两人同住在一间小屋子里。
面临着极大危险的邓中夏，每天仍然冒险出去，秘密安排工作。他一面通过民权运动大同盟等团体，发出通电抗议和声讨军阀屠杀工人的罪行，发动北京各界人士5000多人为死难工人召开追悼大会；一面又推动北京各社团及时建立了“京汉铁路罢工后援会”，筹款援助罢工工人，抚恤受难工人家属，并委托人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散发到广大群众中。
由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党决定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也迁往上海，邓中夏也要离开北京赴上海任职。 离赴上海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许宝驹一方面难舍同学情谊，一方面又担心邓中夏的安全，他显得焦虑不安，邓中夏看到许宝驹焦虑不安，就笑着对他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能够平安到达上海的。即使遇到不幸，那也是极平常的事。古今中外，没有不流血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最后一定能胜利成功。能为共产主义而牺牲，也就等于不死。”许宝驹明白邓中夏的志向，只能默默地为他祝福。两位老同学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为了避开反动派的检查，邓中夏不得不化装成商人的模样，乘车离开了北京。
在前往上海的列车上，邓中夏回想着这段时间来的斗争，想起被残杀的工友，想起被抓到监狱里的史文彬等工会委员，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写下了一首充满英雄气概的战斗之歌：
军阀手中铁，
工人颈上血，
头可断，
肢可裂，
此志不可灭！
在滚滚前进的列车上，邓中夏反复吟诵着这首歌。
路过南京时，邓中夏还去看望了一位进步朋友，和这位朋友进行了一番长谈，鼓励朋友走革命的路。谈到“二七”大罢工的失败时，他满怀信心地再次表示：“革命总要流血的，只要我们再接再厉，中国革命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邓中夏人到达上海心却始终惦念着参加“二七”罢工的工人和战友，他撰写文章，在全国有影响的进步报刊发表，表彰罢工中牺牲的工人和革命者。在他撰写的《中国职工云动简史》中，把《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惨杀》专列为一章，详细叙述了工人阶级斗争的过程并作了高度评价，同时总结了斗争的经验教训。
“二七”罢工暂时告一段落，但党对邓中夏寄予的期望更高了，他肩上的担子也将更重，许多重要的工作将等待着他去做，迎接他的将是更大的考验。
第十章、上海积蓄新力量
1923年3月，邓中夏到达上海。初春的上海，海风吹过略带一丝凉意。黄浦江边高高耸立的高楼大厦在闪烁的霓虹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繁华，不同肤色的人们穿着各色服饰行色匆匆地走在大街上。晚上的夜上海，各种灯光交织在一起，如天上的星星一般，但又比天上的星星更多姿多彩。舞厅、酒吧里传出了各种靡靡之音，一些达官贵人、各界名流、外国人在这里尽情地释放着，过着纸迷金醉的生活。上海这座世界性的大都市，宛如一粒东方明珠镶嵌在中国的东海岸边。多少人连做梦都想到上海来，但身处上海的邓中夏却是反动当局通缉的要犯，他满眼看到的是法租界、日租界、德租界一个个长着黄头发、白皮肤、高鼻梁的人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们统治着码头、金融、商界，将从各地掠夺的资源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各自国内，偌大的上海成了帝国主义掠夺资源的中转站。他当然没有心情欣赏这里的美景，他为这样的上海感到耻辱。
为安全和工作方便，邓中夏只好将名字更名为邓安石，经李大钊先生推荐，以中国共产党身份到上海大学担任总务长，负责主持行政工作。上海大学是由孙中山先生倡导成立的学校，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校长，邵力子任副校长，共产党人瞿秋白任教务长，校内聚集了大批共产党人，这里成了共产党人在上海的主要活动场所。
邓中夏到任后首先对学校的科系规模进行了扩大，在文学和美术两科的基础上，把“文学科”扩大为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两个系，又开设了社会学系，学生人数也有成倍的增长；其次，对教师结构进行了优化，一方面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共产党人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等担任教授，扩大共产党在学校的影响力，同时还解聘了一批没有真才实学、讲课不受欢迎的教师，使上海大学的教师队伍发生了根本变化。
他对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了重大调整，设立了许多新课程，还经常举行“特别讲座”。请著名人士李大钊、孙科等来校讲演，每当这些名人前来演说时，前来听课的人人满为患，教室里容不下，同学们就站在走廊里听，往往是屋里屋外形成了互动，讲到激动处有的同学甚至带头喊起了口号，上海大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不仅如此学校还组织了许多学术性的研究团体，这些团体创办刊物，对各种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活跃了学校的学术气氛。
知名度越来越高的上海大学很快吸引了各地青年竞相报考，报考的人员也越来也多，原来的校舍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学校决定在上海寻找新校址并迁址，而此项工作又落在了邓中夏的头上，他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全力做好选址和迁址工作。
邓中夏虽担任总务长，但他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他拿出薪水中的大部分，用来帮助那些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他还为许多缓缴和分期缴纳学费的学生做了担保人。学生们对他的学识和为人十分佩服，有一大批有志青年学生围绕在他的周围。这也为宣传马列主义，培养党的后备人才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不仅如此，共产党人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同志也经常为同学们讲解马列主义理论，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青年学生，勉励他们为推翻旧体制创造新生活而奋斗。一大批青年学生纷纷加入共产党人创办的各种社团组织，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当时上海大学被称为“东方红色大学”，上海大学和北京大学南北呼应，成为了共产党活动的南北两个中心。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重点讨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邓中夏因为当时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未能去广州参加会议，但他完全拥护大会确立的国共合作路线，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7月8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进行改选，邓中夏、沈雁冰等5人当选为地委兼区委执行委员，第二天，邓中夏又在全体执委会上被公推为执委会委员长。随后他多次召开执委会议，研究和部署工作，在一些党员少的地区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
8月，邓中夏去南京出席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团中央的执行委员和组织部长。10月20日，他创办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亲自担任主编。借助《中国青年》邓中夏发表了很多文章或论述青年运动，或与反动思想学说进行斗争，或阐明文艺理论，或指导青年的思想生活。
这段时间邓中夏十分忙碌，他既要做领导党、团工作，又要管理上海大学的校务；既要搞工人运动，又要编辑刊物，撰写大量文章。但他是充实的，29岁的他，浑身散发着蓬勃的朝气，有使不完的劲儿。
1923年12月，邓中夏被派往北方，检查团组织的改选工作。他坐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初冬的北京树上已经找不到一片树叶，光秃秃的树干孤零零的直立着，时时被风吹得摇摇晃晃，马路上人们已经穿上了厚厚的棉衣，小河里也已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阳光一照反射着刺眼的光。一想到就要见到分别许久的同学们，邓中夏也顾不得寒冷，他奔走于北京的大街小巷，约见了许多同学，召见了各团组织的负责人，了解了北方团组织的现状，分析了当时团组织开展工作的艰巨性和危险性，号召各级团组织既要坚持斗争又要注意安全，保存实力 。
处理完北京的事务，第三天，他便匆匆踏上了去保定的路途。
临行前，许多有朋友劝他说：“保定是曹锟的老窝，防范很严，抓捕你的通告还没有撤，还是不去为好。”
面对好心的劝告，他笑着说：“这些恶狗的目标是骨头，他们一心一意抢骨头去了，还怕什么！”
火车经过长辛店的时候，中夏看到熟悉的厂房，想到此前的斗争，感慨万千。他在日记中写道：“过长辛店，往事兜在心头，光景看在眼底，不禁怆然雪涕。”
火车到达保定的时候，已是傍晚。
很多熟人得到邓中夏到来的消息，都赶了过来，他们简单的寒暄过后，邓中夏就急切地问起“二七”罢工中被捕工友们的现状。
一位同志叹了口气说：“还在狱中呢，虽然受了很多苦，但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动摇叛变的！”
听完，邓中夏感叹道：“真不愧是工人阶级！”。
那位同志继续向邓中夏讲述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当听到被捕工友们都被关在军法处，每个人都带着七八斤重的脚镣、手铐，敌人对他们用尽酷刑时，邓中夏泪水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他们受苦了！受苦了……”
稍稍平静后，他关切地问：“史文彬怎样？”
那位同志回答说：“史文彬因为是委员长，受刑最重，但他并不屈服。最近，他在狱中还建立了党小组，继续开展斗争。……”
邓中夏听后，感慨道：“史文彬不愧为是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深夜里，邓中夏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他想到那些和他一起领导工人运动的、亲如兄弟的工友们，此刻就关押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可是自己却无法探望，这些工友们还在忍受折磨，这是怎样的悲痛啊！
北方之行结束了，但邓中夏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是啊，工人阶级生活在最底层，饱受反动当局和资本家的压迫和欺侮，他们受压迫最深，革命的要求最迫切，也最容易团结和组织起来，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二七”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工友们表现出了不怕牺牲的坚强斗志，工人运动之火绝不能熄灭，也不会熄灭只会越烧越旺。只是作为党团组织应如何起到领导作用，帮助他们提高斗争的艺术性，还需要探索。对统治者和资本家的顽固、凶残和残暴的本质还认识不深，甚至还有一部分同志还抱有同情心理，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一回到上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毅然拿起了毛笔。
他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发展的过程，说明我们的组织虽然幼稚，但在不到三年的短时间内，能组织起27万多工人，这在从来是一盘散沙的中国，是“一件可惊的事情”。接着他指出自京汉罢工失败后，不仅是一般的同情者，就是“笃信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家”，对于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开始抱“过分的怀疑”……
他引用自己在《论工人运动》一文中的话：敬佩的中国革命的社会运动家啊！望你们鼓起以往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吧！如果因为稍稍受了一点挫折，便认为“此路不通”，另辟他道，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
邓中夏的这篇《我们的力量》，发表在1924年11月《中国工人》上。这篇战斗性很强的论文，对于反对当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继续开展中国的职工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着深远的意义。
邓中夏认识到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只有把上海工人群众重新发动和组织起来，才能逐步恢复全国的工人运动，推动国民革命。
当选中共上海区委委员长后，他就立即在区委下建立了一个“劳动委员会”，主要任务就是恢复上海市各主要产业部门的工人运动。同时还组织创办了一种工人刊物《青年工人》月刊并亲自为创刊号写了两篇文章，《青年工人》成为了向青年工人宣传革命思想的主要阵地。他还积极创办“平民学校”，帮助工人学习文化，提高政治觉悟，在上海大学他还亲自主持召开“筹备平民教育大会”，表明开展平民教育的宗旨。在邓中夏的积极提倡和帮助下，不少平民学校相继建了起来了。
这些平民学校开办后，迫切需要既能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又能提高他们阶级觉悟的教材。邓中夏写出了数万字的《劳动常识》，供各平民学校作为学习的课本。
《劳动常识》以通俗的语言，简要阐述了人类社会进化的各个时期的历史，证明劳动人民就是社会的主人，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改变生活困苦的不合理状况，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在继续关注工人运动的同时，担任上海地委兼区委执委会委员长的邓中夏也十分注意对上海各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区委下专门成立了“国民运动委员会”，其任务主要是发动党员对上海各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提出国民运动的方针和方法等。
从1923年下半年起，邓中夏就帮助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创办《新建设》、《新民国》杂志，为这两个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起来参加国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同时也热情赞扬了国民党的改组，积极宣传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邓中夏不但在理论上提倡统一战线，在国共两党建立关系之后的实际生活中，也处处注意联合国民党人。他在上海大学学生会发起举办的“上海夏令营讲学会”，不仅请人讲述马列主义观点，同时也请国民党要人讲授“三民主义”等。这样的安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听讲者了解了国内国外的现状，增加了知识，又保持和加强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
但是邓中夏对待国共合作是坚持原则的。他既注意争取和团结国民党的多数，又坚决反对国民党中的少数人的分裂破坏活动。
在邓中夏的领导下，上海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迅速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增添了活力。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中担任了要职。上海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