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光旅社

        到过红光旅社的人都清楚，这是个挺古怪的地方：空间虽不大，但是能装很多人；选址虽然偏僻，但是慕名而来的人还是络绎不绝。红光旅社好像是个医院，人们进去时面色蜡黄、形同枯槁、要死要活，出来时就变得面色红润、如释重负了。可是红光旅社并不能开药方，也不会做手术，因为到这里的人都得了一种病——心病。内心上跨不过的，现实中更是想都不敢想。每个人似乎都要找到自己的症结，并想方设法将其打开。可是到了实在跨不过去的坎，譬如生死之上的坎——不是跨不过，而是不敢跨。于是就会来到红光旅社，寻求最后一次安慰。

        最初的时候，红光旅社建在城市里，大部分市民都知道那里。可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并不喜欢红光旅社，甚至对其避讳不谈。倘若在大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对他说：“红光旅社往哪里走？”抑或是，“我要去红光旅社，你去过吗？”那人一定会吓得连连倒退，以为你是疯子。又有，假如招手叫来出租车，上了车后，司机师傅热情地询问：“先生哪里去？”若是附到他耳边，幽幽来一句：“红光旅社。”那司机准会变了脸色，吓得弃车而逃。可见红光旅社在人们的心目中好似地狱魔窟，不仅不去，连说也不说。但究其根本，人们怕的不是红光旅社这个地方，而是自己心里的那个旅社。红光旅社不过是一个旅社罢了，纵使它多不堪、多可怕，它也终将会走向灭亡。推土机和挖掘机永远不会对红光旅社有任何感情，红光旅社也是一砖一瓦堆起来的。但人们心里的那个旅社是永远也不能被摧毁的。那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尺度。像是囚犯脖子上的木枷，又好像是后背正中的红疹，够不着，睁不脱，如蛆附骨。

        在红光旅社干了三十多年的长工说：“要我说呀，这是个好地方。你看，我在这里这么多年了，见过的人数也数不清。太多的人，来的时候神情悲哀，但过了一会就面带微笑，左呼右唤，一同拉去开饭了。倒好像有了什么喜事。这里确实可以结束一些事情，但我感觉这些事总结束不了。人们把心里最不喜欢的东西放在这儿，只是暂存而已，他们早晚打拿回去。什么时候拿回去？那要等到他下一次来的时候了，他们跑不掉的。”听了老头这番话的人都撇着嘴摇头，都以为他说的是胡话。

        老头说的的确是胡话，大家都不信，就成了胡话。但是这话并不能从听众的左耳进右耳出，有极少的一部分字眼钻进了听众的心中，让他们难受得出不来气，好像自己就身处红光旅社之中。老头有一句是真的，每个人都跑不掉。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每个人都完败。

        老头还说：“我呀，我是一辈子就在这儿了。我也跑不了。也不是不想走，是真的走不动了。”老头现在已经不再做长工了。大家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八七年的夏天。那个时候的老头终于不再扯胡话，他一如既往的平静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且汗涔涔的，他的枯槁老手碰触着自己参差的胡茬。有人看见他躺在旅社的普通间的床上，慢慢飘了起来，哗地一下就消失了。 

        不只是老头，住店的多数旅客都是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的。这也是红光旅社令人胆寒的原因。但真正入住的旅客却不以为意。曾经有过好事的记者专门蹲点采访，半个星期之后，他写了一篇什么狗屁文章，大概叫《红光旅社》这个名字，投到报社去。最后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一九九五年冬天，天气阴惨凄冷，大雾笼罩着整个城市，街头巷尾的路灯被雾汽散射得无影无踪。在居民睡得正酣时，旅社一夜之间换了地址，改迁到郊区。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迁过去的，也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迁走。附近的居民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没有一丝一毫察觉，只是有不少人在第二天的早报上看到这样一则讯息：红光旅社乔迁郊区新开张，市长亲临挂牌更名火葬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