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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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家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以娓娓而谈的文笔和行云流水般的故事，写出医药学研究生池大为置身官场后，面对权力和金钱对知识分子人格和价值的摧毁，逐渐放弃传统操守，最终屈服于“适者生存”的觉醒过程。这种觉醒其实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失落的悲剧。
一
池大为出生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从小他就不断接受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代表的父亲的教育，从孔子“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到苏东坡“君子之风，流泽万古”，再到谭嗣同“肩承社稷，肝胆昆仑”，父亲把这一脉相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格和所信仰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到儿子的心灵深处。父亲还把这种传统思想转化为一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成为永久遗物，牢牢套住池大为的信仰。这样的环境最终把池大为造成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池大为在中医院学习时，曾对父亲的一生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甚至为父亲感到委屈，“那么好的一个人，又那么有才华，却那么凄凉地过了一生。‘做个好人’，父亲他值得吗？”然而，他信仰孟子的“舍生取义，信善性善”，认为“我注定是要为天下，而不是为自己活着的，这是我的宿命，我别无选择”，还在内心上把那些追求物质享受的人称为“猪人”，不屑入流。他把发现的一个事实，即但凡大人物没有几个不是命运凄凉一生潦倒的，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人。”正是这份清高，使他拒绝了初恋的许小曼，终止了与女友屈文琴的发展。正是这份清高，使他研究生毕业分配到省卫生厅工作后，对丁小槐之流奴颜媚骨、拍马奉迎的举动十分鄙视，为丁小槐帮马厅长打开水、争评优的事情感到可笑，为他们说假话感到愤恨，为他们铺张浪费乱花国家的钱感到可耻，认为厅里买新车是浪费。他只想实实在在做点事，坚持自己与世无争，自尊自重、洁身自好的独立人格。一句话，他只追求做一位品德高尚的“好人”。因此，当他下去疫区看到受苦民众时，十分同情，接到卫校校长的红包时惴惴不安，还塞给一位重病乡村医生80元钱。
然而，在权力和金钱面前，池大为的清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当前中国官场无情的、冷酷的现实逼使他处处碰壁。原本赏识他的马厅长不再器重他了，把他从厅办公室贬到清水衙门的中医学会。由于无职无权，连小小的科长也可以在他面前趾高气扬，指手划脚，他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分房子打分低，只能三代同居一室；想把妻子董柳调到省人民医院却束手无策；小孩想进条件好的省政府幼儿园，还是费尽周折求人才办到；连小孩生病住院这样的小事还要去找有职权的丁小槐处长打招呼。池大为的清高同时受到金钱的挑战，连襟任志强夸夸其谈，投机取巧，唯利是图，施大为非常瞧不起他，可他可以开越来越好的车，可以给岳母送来丰厚寿礼，可以办成把儿子送到省政府幼儿园这样“难于上青天”的事。他一度想埋头于学术研究，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岗位，但当今社会学术领域也不再是净土、圣地，腐败侵蚀了学术，行政权力消解了学术权威，论文评奖、课题申报、出书、职称评奖等等，不与权力和金钱发生了联系。
正是在权力和金钱的双重挑战和挤压下，池大为逐渐领会了权、钱的价值，懂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及“适者生存”的道理。他慢慢“觉醒”了。
池大为的觉醒是漫长的、反复的、矛盾的，而这恰恰是《沧浪之水》的震颤之处和成功之处。池大为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他的精神信仰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摧毁的。在上大学和参加工作之初，他有过两次恋爱。
许小曼经常点拨他，启发他，劝他转变观念，他无动于衷，宁愿失去两位女友。后来，他与那个能够尊重他、不逼他“进步”的董柳结了婚，他更加不屑于奉迎，哪怕被贬到中医学会了，还能保持原有的衿持和清高。“我觉得做一个边缘人有好处，像个现代隐士与世无争。”“如果不是带有惩罚性质，我倒要感谢那个建议我去中医学会的人。”怀着这样的心态，池大为在中医学会尽力做一个好人，一个与世无争、只求在学术领域有点成就的知识分子。他发表了几篇论文，在中医学会颇得人缘。他的妻子也很满足于现状。可是，现实是冷酷无情的，纵然学术领域已非净土，又怎能容得下池大为的价值观？等他从北京参加同学聚会回来，思想上已经有了觉醒的萌芽。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异质的东西，使他与潮流格格不入，甚至对自己的信仰表示怀疑。他发表在《中医研究》上的论文报到省里评奖时，没入围被刷下来。一次次碰壁，使施大为渐渐悟出“我不必再坚守什么”，“我感到了一种堕落的快意和恐惧。”在这种最初的不自觉的觉醒中，他开始有了一些背叛举动；他被调去参加全省血吸虫调查，为了不得罪领导，他居然说：“怎么都行”、“高兴就好”，回来后在写调查报告时未能据理力争反对掺假。他从丁小槐接连升迁中体味出同学汪贵发的肺腑之言：“一千条一万条，把决定你命运的那个人伺侯好了就是第一条。”他终于能放下可怜的清高，陪同过去最瞧不起的连襟任志强去推销假冒产品。手持轻易挣来的钱，他感到“一个人只要不把自尊看得那么重，机会还是很多的。我一个小物，把人格自尊吊得那么高，合理吗？”他开始理解了丁小槐、任志强和匡开平他们，认为他们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都是人。
这个时候，池大为的觉醒仍然是矛盾的。他为生存成为生存的唯一依据感到可怜。他认为，醒了的人是可悲的，他承受着残忍的悲哀，横下心剪断了对世界的任何念想，舍弃了道义人格和良知，顺从了可亲又可近又可悲可鄙的现世主义。他感到世界上一定还有另外一种声音，使他有抗拒的力量。比如孔孟之流的人圣人们，就是一些抗拒者。“我崇拜他们，但我再也不能跟着他们走下去了”。“我已经打倒了。我知道我已经挖了很深的洞穴，把过去的自我埋葬，这也是历史埋葬的，人拗不过时代。”此时，池大为的觉醒已由不自觉变为自觉了。可是，他的觉醒付出了太多的惨重代价，这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哀。
三
促成池大为价值观崩溃的原因来自于社会，而《沧浪之水》用艺术的神来之笔将这种“外界社会”十分生动地具象化了，使我们看到了其丰富性、复杂性、鲜活性。
池大为身处官场，天天耳濡目染官员百态，对官场上流行的“向上负责”、“操作主义”、“实用主义”、“数字就是政绩”、“领导说的做的都是对的”等现实由不满、判逆逐渐变为接受、顺从、迎合，正是他处处碰壁换来的觉醒。这种觉醒，首先当然是来自于官场的心灵刺激，其次是家庭、亲友、同学的影响和熏陶，昔日恋人许小曼、屈文琴的离去多少给了他反思，妻子董柳恋爱和结婚之初并不逼池大为“进步”，但有了儿子一波后就不同了，常以儿子和房子的事要挟，逼使池大为转变思想观众。同学对池大为的影响是明显的。那次去北京聚会，许多同学坐飞机去，一般的都坐火车，只有池大为是坐硬座。在捐钱时，有的同学捐了五千多，而池大为的800元捐款还是因为召集人是他初恋情人许小曼，她虚报了800元以照顾他的面子。至于两个下海暴富的同学胡一兵、刘跃进更是经常有意无意给他上课。连襟任志强，就凭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不但有钱有小车，而且连池大为办不成的难事也能办成。本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晏之鹤也是名知识分子，年轻时和池大为一样清高、自信、不愿奉迎、巴结，到头来一无所有。结识池大为后，他常以过去的惨重教训，教育、启发池大为彻底抛弃脑海中可怜的清高，告诉他反抗是没有意义的，人活在这世上，是一种状态，适者生存，逆者消亡。“你讲良心，做好人，别人不一定对你是这样，世上没有比良心更能坏事的了。”晏之鹤的话摧毁了池大为的心中剥夺得只剩一点点的信念。他大彻大悟中，感到了绝望。“人只有一辈子，难道我作为厅里的第一个研究生，就这样过一生吗？”他开始觉得科长、处长这些以前不屑一顾的头衔，现在都有了一种神秘的光环，可望而不可及。
在权力与金钱交融组合的“社会场”的作用下，池大为的人格堕落了，扭曲了，而这种传统价值观的崩溃，是无奈的必然，他一旦醒悟，身上的潜能欲望开始无限上涨。他开始为自己重新设计人生，为自己设定位置、目标。他把官场的一切“进步”经验化为自觉的行动，他不断获得利益；由一般干部而到副处长、处长，而厅长助理、副厅长、厅长，由中级职称而副高、正高职称，直到博士导师。他有了小车，有了大套房，有了钱，甚至找了个情人。他为自己的觉醒感到庆幸。
有人说，池大为的觉醒过程是一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但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悲剧，绝不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悲剧。笔者认为，这种悲剧的产生是必然的，深受几千年传统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谁不愿像池大为一样做个与世无争，只求学术上有点建树的好人。可是，你要做池大为就是处处碰壁，付出各种代价。适者生存，这个亘古准则，注定了在当前中国国情下传统的知识分子要醒悟，要彻底放弃固有的价值观念，才能顺应社会现实。因此，池大为的醒悟不是悲哀，而是幸运，一种苦涩的幸运。
（该文作于2005年3月29日晚，先后发表于中国作家网、湘滨文学网、天下湖南网。该文后来被许多高校学生论文引用作为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