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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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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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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水河畔的隐士

古代,很多被朝廷贬谪的官员流放到耒水流域,有一些看破红尘的名人选择在此隐居避世。这当中,张良、罗训、罗洪先、折彦质、何孟春、李永敷、曾绍芳、何绍基就是最有影响的几个隐士。

时值六月,烈日炎炎,我慕名来到张良洞游玩。岩洞背山倚水,与蔡伦竹海隔耒水相望,洞前有个古寺,修竹茂林。我们从黄市镇乘坐渡船到得彼岸,踏过铺满杂草的沙滩,迎面的石壁上,出现“洞灵源”三个大字,下有“汉佐张良书”。究竟是不是张良所写,不得而知了。攀石阶而上,穿门楼,转平台,洞口上“张良洞”笔力劲遒,乃清末耒阳县令李嘉灵题撰。左右两边,有副对联:“今古英雄数指留侯识进退;历代君主岂独高祖负忠良。”诚斯言哉,翻遍史书,历朝历代开国皇帝,打天下时,对待身边的勇士谋臣,可谓肝胆相照,一旦坐稳江山,最先开刀的正是那些出生入死辅助他成就霸业的好兄弟,汉高祖刘邦就是典型。想当年刘邦封七个异姓功臣为王,此后七年,他每年削平一个王。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亡,谋臣亡”, 张良能激流勇退,避居山野为隐士,躲过那场大劫数,实在是明智之举。然而,古往今来,像张良这般大彻大悟的智者,又有几个呢?

张良洞不大,扁圆形的洞穴,面积也就八九百平方米。环顾四壁,里面藏有十几个小洞,同行的几个朋友,借手机光试着探头进入,终因潮湿光滑不敢进去。洞顶宛如覆盖的铁锅,四周垂地,最高处约十米。像所有岩洞一样,张良洞内也有石乳、石笋、石瀑、石花、石幔、石柱,千姿百态,妙趣横生。凉风习习,气候有如深春,倒是适合住人。相传韩愈贬往潮洲,过此流连数日,在洞内题有“还我本来面目”,后宋代名僧无械和尚在此修炼,明代徐霞客在此留迹。洞内空荡荡,张良用过的石凳、石椅、石榻,找不到一张一条。

张良到此隐居,以洞为家,以石为枕,日读夜琴,住了三年。立于洞内水池边,嗅着清凉且幽怨样的空气,我仿佛看到了汉留侯抑郁的身影,感到一种窒息和压抑,这位运筹帷幄、打下汉室江山的优秀军事家,晚年居然落到苟延喘存光景,何其悲哉?两千年来,人们谈到张良这段历史,莫不赞美他的超然脱俗,建了奇功伟业却放弃一切功名利禄,追求淡泊宁静的心境。他真的是自愿当隐士?不!我看纯是文人们一厢情愿的美化罢了。自古男人把出将入相视同人生成功的最高境界,张良内心何尝不想享受人间荣华富贵,只是刘邦的所作所为逼迫他不得不选择隐退啊。所谓隐士,从字面上看,“隐”就是隐蔽、隐藏、隐居,“士”就是知识分子,没有文化的人不能称为士。隐士就是为了某种高尚的目的,自觉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有知识、有德行的人。他们终身隐居乡野,种田种菜,粗茶淡饭,与世无争。有的甚至改名换姓,隐藏真实身份。隐士是没有女人的,因为在封建社会女性本来就是隐的,她们没有显的机会。张良成为隐士,仅仅为了明哲保身。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得意洋洋地讲:“我能有今天,得益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的萧何,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这三位都是人杰,为我所用,所以得了天下。”张良、萧何与韩信,分别被封为留侯、酂侯、淮阴侯。但没几年,刘邦就不再信任这些旧臣。韩信被杀、萧何下狱后,张良感到了一种恐惧,明白这样下去,迟早会轮到自己受剐。他借口体弱多病,从官场中抽身,避居山野,学习“辟谷”、“轻身”之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辟谷就是不吃饭。我觉得,张良之所以不吃不喝地要修道成仙,不过是在放烟幕弹。以张良的聪明,当然知道神仙之事的虚妄,他学道修仙很可能是假装潇洒,以化解刘邦乃至吕后对他的猜忌,保全自我。可吕后就不许张良这样做,强逼他吃喝,还假悻悻劝他:“人生那么短暂,你何苦自找罪受呢?”张良无奈,只有从之。最后,干脆远离京城,过起了漂泊隐居的日子。至于张良是哪年漂泊到耒水的呢?之后又选择了哪里呢?史家没有定论,只有眼前这十几个齐人高的小岩洞挨得紧紧的,如心腹知已窃窃私语,在重复着两千年来难以阐释的秘密。可惜,今天我能看到的只有空灵,一副经自然选择而铸成的空壳。仅此而已,时光流水早把藏在岩洞里的悲情故事,淘得干干净净。

东汉时期,耒阳县出了一个隐士罗训。罗训颇有才能,一生拒绝从政,隐居县城西南樟隍岭,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清道光《耒阳县志》卷一“坛庙”载有:“樟隍庙,在县南门外,祀汉隐士罗训。明崇祯年间,里人伍时玉、资绍任等重建。”卷六“隐逸”记载:“东汉罗训,隐居樟隍岭。”清朝《湖广通志》卷八十一陵墓志也明确记载:“东汉处士罗训墓,在耒阳县樟皇岭。晋中散大夫罗含墓,在耒阳县南四十里。”罗训死后,人们为了报答他的恩德,在他隐居的樟隍岭,建庙予以祭祀。有文史专家认为,如果罗训选择当官,以他的才华、学问和名声,也会是一个清廉好官,他不该选择避世隐居。我想,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吧。人天生都有隐藏起来的愿望,孩子爱玩躲迷藏或者藏猫的游戏,就是隐的天性使然。人们喜欢旅行也是一种隐的体现,只是很短暂地换几天环境罢了。但凡做隐士的人,当初没有不想“仕”的,因为“仕”是体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罗训可能也想过当官,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的无奈,他避开了官场,满足于当隐士罢了。

耒水之滨的鹿岐峰,位于耒阳城东三公里处。峰有两座,相距两里,中间是小丘相连,形如笔架,又如两只突兀的羊角,故又名笔架山、羊角仙。两峰不高,却山势险峻,四季鸟语花香,松峦叠翠,白云霭霭。鹿岐峰是耒阳古八景之一,我无数次登临此山,看夕阳西下,看云卷云舒,有种远离尘世的感觉。

清光绪《耒阳县志》记载,明代地图学家、理学家罗洪先长期隐居于此。罗洪先是江西吉水人,年轻时期赴京赶考,结识江西于都人何廷仁、黄弘纲。何、黄两人都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传人。后来,罗洪先考取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嘉靖年间,罗洪先的父母连续丧亡,使得他从嘉靖十二年(1533)归乡后,直到嘉靖十八年才奉召返京师任职,拜春坊右赞善。期间,他常常往返于都与吉水之间,与何廷仁、黄弘纲共同切磋心学之精妙。罗洪先不再出仕,带领门人出游讲学。他知识渊博,凡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阴阳、算术无不精研,尤精舆地学,醉心于山川地理的考察研究。几年后,罗洪先来到耒阳,看到山川秀美,产生隐居长住的念头。他最初看中了耒阳城西郊的南岭仙庵,恳求庵中高僧让他在此修行学佛,高僧拒之。罗洪先长跪不起,以示自己对佛道的虔诚。高僧被感动,遂将其收为徒。过了一年,罗洪先选择皈依鹿岐峰寺,潜心于王阳明心学、天文、礼乐、典章、阴阳、术数、地理等方面的研究,著述甚多。他在鹿岐峰隐居多年,精心绘制出两卷《广舆图》,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分省地图集,为地图绘制和地理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洪先重修苏仙井,并嵌入八卦,改名八卦井。古籍记载,苏仙名叫苏耽,郴县人,生于汉惠帝五年(前190年),其母在郴江边洗衣时遇奇怀孕,升仙于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在人间只活了十三年。苏耽刚出生便被抛弃,得异人授仙术,通医道,识百药,为民治病,以至善至纯的胸怀,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福祉。苏耽在耒阳鹿岐峰隐居过,并用手指点而出一股山泉,故名苏仙井,井水变幻莫测,有时是红黄色的,有时是澄碧的,有时是翠绿的,有时又是青蓝的,孔雀蓝。可能是由于井边的花木簇拥,经阳光投射水面造成的视角“误差”吧?井水富含多种矿物质,能治百病。汉文帝三年五月十五日,苏耽在鹿岐峰跨鹤升仙(一说在郴州苏仙岭)。临仙去时,谓其母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橘树能疗,患疫者,与井水一升,橘叶一枚,饮之立愈。”后果然,求水叶者,远至千里,应手而愈(据《列仙传》)。后世医林传诵的“橘井泉香”一语,即源于此。当然,苏耽升仙之事不可信,但他是正史记载的名儒。我国传统蒙学课本《龙文鞭影·卷四·十二侵》首句就是“苏耽桔井,董奉杏林”。可见,苏耽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清代书法家何绍基长期寓居鹿峰寺。何绍基五十多岁时简放四川学政,从京城走向西南,水陆兼程,沿途求书者络绎不绝。他随到随写随遣,每逢酒酣兴至,一日里挥写百余幅对联,依然无懈笔无倦容。何绍基臂长似猿,晚年号猿臂翁、猿叟。飞将军李广“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莫非臂长人精力、体力都非同一般?五十七岁那年,何绍基作《猿臂翁》诗说:“书律本与射理同,贵在悬臂能圆空。以简御烦静制动,四面满足吾居中。李将军射本天授,猿臂岂止两臂通。气自踵息极指顶,屈伸进退皆玲珑。”何绍基在四川学政任上时,革除弊端,蔚兴文教,量才录用,整顿考试,显示出卓越的吏治能力。他一个管理文教的官员,偏偏爱管闲事,以天下为己任,直言不讳为民请命,弹劾诸如总督、布政司、按察司等顶头上司,因此得罪了一大帮官僚,遭到莫名其妙的降职处分。从此,何绍基看破官场,云游四方,醉心山水,隐居鹿岐峰,醉心书法艺术,伤时感事借酒浇愁,喝酒也喝出另一种性情来,“闲随谢客登山屐,远访苏公洗砚池。”在他的后半生以文房四宝为伴,用真性情写真自我的字,终成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的大书家,被誉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

《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解释不精确。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的人,才叫“隐士”。罗洪先、何绍基无疑是这种有才能、有学问的贤人,算得上真正的隐士。

明代,永兴县两个名士辞官回乡,创建私人书院,专心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取得很大的成就。他们就是诗人李永敷和曾绍芳。

李永敷是永兴县城关石屏村人,出身于耕读世家,其父李秀实担任过云南泰和县知县,为官清正。明成化十年(1474),李永敷参加科举考试,以二甲一名登进士,任职兵部郎中。他善于谋略,治军有方,与王阳明、李东阳、何孟春、李梦阳、杨一青等名人交往甚深。明宏治十三年(1500),李永敷受皇命出使南直隶州,传湖广诸武臣所得诰命,顺道到故乡永兴省亲。临行前,李东阳、杨一青、王阳明皆为诗集作序,对其品行评价甚高。明正德年间,太监刘瑾弄权,李永敷、李东阳请诛之,武宗没有采纳,反命刘瑾掌司礼监。刘瑾利用手中权势迫害忠良,王阳明受庭杖,李梦阳下锦衣狱,李永敷愤而辞官回到永兴县,捐资置义田,创建石屏书院,一时间,许多学子到书院求学。教育之余,李永敷流连耒水两岸风光,回首往事,饱览乡情,写了不少文章和诗词,成为知名诗人。所著《鹤山集》、《石屏文稿》刊刻行世,所写《筑邑城记》,颇具存史价值。明正德八年(1513),他还主修了第一部《永兴县志》。现摘录他的诗作《春游云盖山》:“春色近山城,何妨载洒行。云穿风转媚,溪暖日初晴。洞里千年鹤,林间百转莺。谈空逢老衲,半晌已忘情。”

曾绍芳,字世德,号兰若,永兴县碧塘乡注江人。他是个孤儿,父母早丧,由伯父曾龙坪扶养成人。不幸的身世,促使他读书发愤,先后中举人、登进士,县署为其立金榜题名坊。曾绍芳初任浙江乌程县令,不久提升为户部主事,政绩有声。后来,他改任东川参议,分巡夔州。他在官场近二十年,目睹官员腐败与勾心斗角,感觉自己与之格格不入,齿于跟某些同僚为伍,于是效仿本县前辈文人李永敷,辞官回到家乡,在县西南文笔峰下建书院,教书为业,过上隐居乡野的悠闲生活。当时,州役肆害于五邑,刺史贪污受贿,民声鼎沸,曾绍芳据情告到道院,后按律以治,有的被杖死于庭下,有的被枭首示众,县人无不拍手称快。曾绍芳热心公益事业,县内学宫废圮,交通不便,他带头捐资创修,在群众中有口皆碑。他还捐资置义田,以济贫困的读书人。县民感念他的功德,在城内学宫左侧和耒水河对岸鲍家码头真武庙左边,为他建生祠两座,曾氏后裔还把他的画像悬挂在私塾里,要蒙童从小就要像曾绍芳那样造福桑梓。明崇祯十六年(1642),岑东参议谭汝伟(衡阳人)听了曾绍芳的业绩,感慨万千地写了《曾兰若先生祠记》,追述他“以抗节著名于苕溪,以谋善扬声于北平,以高风显绩于蜀川。”曾绍芳一生著作甚丰,至今有《燕游草》、《蜀道呤》、《林下四箴》和《茹荼集》等书流传于世。

古代隐者有三个层次:“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我认为,朝也好,市也罢,身处官场,身处闹市,不可能达到真正的隐的境界。然而,一个人要选择避居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是很难做到的,需要借助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所以,李永敷和曾绍芳选择办书院的方式作为隐居之所,算是聪明之举。不但解决了生活来源问题,而且为地方培育了一批人才,自己也通过“小隐于野”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做这样的隐士,何乐而不为呢?

郴州城有燕泉路。考证燕泉的历史,可追溯到两个历史人物:一是宋代枢密史折彦质被奸相秦桧贬到郴州,隐居燕泉,建造了引春亭与春和堂。二是明代吏部侍郎何孟春归隐后傍燕泉而居,自称燕泉先生。

先说折彦质。他祖籍山西大同,生于陕西府谷,字仲古,别号介之。折氏自五代以来即为党项之一大望族,世守麟、府,北御辽而西抗夏,始终为北宋藩篱。折彦质的父亲折可适战功卓著,曾任皇城使、成州团练使、知岷州、知镇戎军等职,卒于知渭州(今甘肃平凉)任上。折彦质的哥哥折彦野在徽宗时,官西染院使,为秦凤路第一副将,屡立战功。折彦质是折家第七代名将,崇宁时进士,文武兼备。韩荫晟《折彦质传》记载:“折彦质振七世之家声,为折氏之冠冕。才兼文武,心存江山。广交游,所知多一时贤臣名士”,这为他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金军攻打开封时,与姚古、种师中率兵勤王,在南关、黄河等地与金兵血战。后任知枢密院事,与岳飞、韩世忠等协力抗敌。后来政局动荡,他被朝廷贬谪海南五年之久。绍兴二年(1132)六月,折彦质回京,复任龙图阁直学士。正值洞庭湖的杨幺作乱,尚在广西的折彦质被赵鼎推荐委以重任,担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绍兴八年(1138)赵鼎再次罢相,秦桧独揽朝政,折彦质受到秦桧的强势打击被免职。起初,他隐居信州(今江西上饶)过着赋闲生活,后辗转到郴州,在燕泉隐居10年之久。他热衷山水之乐,经常乘船由郴江入耒水,流连两岸风光,作文赋诗。绍兴三十年(1160),折彦质逝世于潭州(今长沙)。《宋代诗人大全》收录有他的18首诗。

何孟春,字子元,明成化十年(1474)生于郴县鲁塘,是对耒水文化影响深远的人物。何家属于书香门第,出过三代进士、五代科甲。何孟春从小深受儒学文化熏淘,文采出众。八岁那年,他随父亲出游,客人让他对对联:“夫子之墙数仞高,得其门而入者或寡矣。”何孟春随口作答:“文王之囿七十里,与其民同之不亦宜乎?”上联出《论语》,下联对《孟子》,其工整大方就令人称奇。后来,何孟春拜读于大儒李东阳门下。东阳赞叹道:“此子当表吾楚。”明弘治六年,孟春考中进士,初授兵部主事,官至吏部左侍郎。武宗皇帝死后,没有继承人,大臣们认为孝宗之子才有继承皇位的资格,要求嘉靖称已故的孝宗为父亲,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嘉靖帝不同意,非追认生父为“兴献皇帝”不可。于是,以何孟春为首的数百位朝廷大臣,在金銮殿痛哭,逼嘉靖收回成命。嘉靖皇帝大怒,当庭杖责打死大臣十六人,这就是明史重大事件“议大礼”案。这事今天看来很荒唐,皇帝幼稚、大臣固执,但在皇权世袭的时代,谁是爸爸、谁是伯父,关系到皇权来源的合法性问题,继统大事不得不争。“议大礼”事件之后,何孟春被夺俸一月,降为南京工部左侍郎。此后,何孟春对仕途心灰意冷,告病辞官回乡,隐居燕泉以著述为乐。他著述颇丰,共计26种,约600万字,《馀冬序录》、《何文简疏议》、《燕泉集》、《孔子家语》等著作还被收入《四库全书》中,是研究明史与郴州地方史的珍贵史料。何孟春所作《郴州九仙二佛考记》,是全国仅存的孤本。

自从何孟春之后,何氏族人由鲁塘村头村迁至郴州近郊、永兴、耒阳等地。2000年6月,何孟春后裔何国庭筹资数万元,整理燕泉先生遗著,促使《馀冬序录》、《燕泉集》、《孔子家语》点校出版。燕泉先生被乡民尊称为何侍郎。何侍郎去世后,又被追谥礼部尚书。作为明朝重臣,他病逝后的墓葬规模自然不可小觑。大约是怕人盗墓,他的墓地有八九处,真墓在郴州城南的石榴湾,规模宏大,断碑残迹,墓碑上何孟春的“何”字被人改凿成了“陈”字,让人心生凄凉。燕泉先生的墓在修建城南公路时被掘开。古墓葬坚实无比,动用四台挖掘机将之翻转。棺木开启时芬芳扑鼻,燕泉先生容颜如旧,肌肤仍具弹性,手下压着两块金砖,颈系佩印,头枕圣旨、胸前放着他的著作。

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鲁迅先生看不起隐士,唯独佩服陶渊明,认为陶渊明是“大隐”。其实,隐士有难言之隐,大都先仕而后隐,普通老百姓一个,何须去隐?有什么资本去隐?李永敷、曾绍芳、何孟春中途辞官不做,归隐故里,著书立说,这一“隐”反而创造出的灿烂丰富的文化,他们的社会贡献和人生价值不容否定。还有张良、折彦质、罗洪先、何绍基,哪个不是看破了官场的大隐之士?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和谐的社会,自然不存在做隐士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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